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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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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以不能分身为由，派张自忠率代表团前往。行前，田代司令官，日驻天津总 领事堀内干城、海军大佐久保田等，设宴为张自忠饯行。出发时，田代与堀内又特派代 表到车站送行。代表团分两路访日，访日期间，日顾问笠井半藏，樱井德太郎亲自引路， 形影不离，表示了高度友好。
除此之外，华北驻屯军还拨给二十九军1个营的三十八式野山炮。这也是件空前绝后 的事。
在这同时，日本也极力改善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
人们对这个宁静的春天感到惊异，许多人相信，中日两国已经共同度过了严重的危 机，所有悬而未决的纠葛与矛盾将会一一获得解决。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张自忠率军事代表团能够理解吗？
张自忠率代表团访日消息发出，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一时间成了国内舆论关注的 中心。许多人不理解宋哲元为何在全国抗日气氛｛炫｝高｛书｝涨｛网｝之时，出此亲日之举，而中央政府 对此缄口不言，使人们疑心重重。全国上下质问宋哲元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宋的故旧， 甚至亲自乘火车北上，当面对宋诘责。
不久，斥责之声骤起，指斥宋在拥护中央同时，又背离中央。《中央周报》在一篇 题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 冀察一部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 北计划。”
“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显然是指宋哲元一伙。
人们还猜测宋等有政治企图，张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 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宋哲元有通过张自忠访日，绕过日本关东军和华北 驻屯军，与日本政界商谈冀东、察北收回问题。”
另一方面，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对张自忠访日也非常警惕，在两军联席会议上，决 议反对张利用访日之机，和日外务当局商谈冀东和察北问题。
宋、张在日驻军的强烈反对下，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饰。在回答英国驻天 津总领事阿弗荣克的询问时，张自忠解释说：“这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在启行前 对新闻记者也强调：“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 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对新闻界表示：“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 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 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诸位看到宋将军以上讲话也许会感到惊讶，话虽未讲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 话中实际内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讲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对 付英国和美国。
令人似乎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日本人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东北又进一步蚕食华北， 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们，尤其如宋哲元这样的爱国将领， 也不断地提出“对远东共同负责，否则他人（他人显然主要指英美）获益，而中日两国 俱蒙不利。”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敌人靠拢，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边的民族？
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习俗、政治传统、面孔文 字、繁文缛礼、心胸狭隘、思维方式、说话兜圈子、生活恶习、官本位、窝里斗、告密、 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还属次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 国的社会情况几乎没有差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强盛。日本貌似学习了英国的君 主立宪制，而实际上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专制制度，天皇还是“现人神”， 更加强了专制的内容。其根本不同点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基于人权与民主思想，而日本 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西方式的强盛是基于民主的强盛，日本的强 盛是基于专制独裁式的强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 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来蒋介石解释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仁政。” “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权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为顺序是统治者向小民恩赐，并不是 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时希望民主，做了领袖就开始惧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国人 都想国家强盛，是欧美民主式的强盛还是日本独裁式的强盛？所以，当时中国人被日本 人打得焦头烂额，中国的领袖们和日本的关系，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话说回来，虽然当局感到两国大战难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开始缄口，《中央周 报》一发文章，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给了宋哲元、张自忠。宋、张有口难言。
当时，华北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提携”的谈判桌上，还是在“烧饼夹肉”式的军 事演习上，都是处于僵局。可是同时，日本政府却派经济考察团来华，受到蒋介石等头 面人物多次接见和热情款待。华北驻屯军力图打开与二十九军的僵局，所以策划宋哲元、 张自忠等访日。
华北驻屯军为什么单单看中宋、张？将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分成两派，即：亲日派 和南京派，宋、张属亲日派，冯治安、秦德纯，佟麟阁属南京派。邀请宋、张访日，既 是反间活动，又是拉拢他们，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军事实力。鉴于华北的“抗日空 气骎骎乎弥漫京津一带”而有必要采取新对策。1937年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遂主动 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拨支。
宋哲元接到邀请后，真有点左右为难。鉴于到日本兵营吃饭而被迫签订“经济协定” 的教训，现在再深入敌国，再遇要挟，如何转圜？难道自己去做现代的苏武？还没有苏 武那样光采照人，恐怕更不会留名青史。但若拒绝，又担心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甚至有 与日方立即决裂之险。宋与张自忠、秦德纯等再三商议，宋决定以自己身体不适，改派 张自忠代替自己访日，以李代桃僵之计敷衍日方。
4月中旬，组成了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的“冀察赴日考察团”。主要成员 有：三十七师的何基沣旅长，三十八师的黄维纲旅长，一四三师的田温其，一三二师参 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 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原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妥等，加上随行家属共 20余人。赴日考察团启程前，宋哲元特别约集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为张自忠饯行，嘱咐 要事。外人不知，还以为像诸葛亮送刘备去江东相亲，亲授锦囊妙计，或是燕太子丹送 荆轲去刺秦王，击筑而歌。结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对张自忠一再叮嘱：“要为中国人 争气，要住最好的旅馆，钱该花的不要小气，别叫小鬼子看不起我们。”
张自忠率团于4月28日抵东京，后分“内地组”和“青岛组”分别访问东京、京都、 奈良、大阪等地。宋哲元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电催代表团回国，代表团提前于5月2 3日离日。
日方就此大造舆论，说他们在日“受到各方面的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 满脸喜气，亲日气氛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
张自忠回到天津，在全国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向国人交待情况。不得不在报纸上 发表书面讲话，称“此行走马观花，没有什么心得。”张的讲话使国人不满，不得不调 查其在日言行。
材料证明，他们在日确没有同日本谈判政治军事问题。仅有一次涉及经济提携，张 的表态和中央精神一致，即：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灭冀东伪组织。
张等还有一次与日本少壮军人吃饭，日方挑衅，言称中国联合其他国家反对日本。 何基沣致答词否定。
此外，张自忠还拒绝为名古屋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剪彩，迫使日方将展览会对面的伪 满洲国国旗撤除。
张自忠访日之事，风波略略平息，华北又回到往日的纠缠、对峙之中。
因宋哲元被迫在《华北经济提携》文书上签了字，日方加紧催逼兑现，变本加厉不 断提出层出不穷的要求。如：开发龙烟铁矿，必许以日人投资，而以矿产为抵押；沧石 铁路必须垄断井径煤产。凡此问题，宋哲元均不敢专擅表态，而必须请示南京政府。在 此期间，日人的胁迫又无所不至，不分昏夜清晓都来拜访宋哲元，或到绥靖公署胶着纷 扰，使得宋等要员没有片刻休息洗浴时间。
当年宋哲元已经五十有二岁，长年征战已患高血压和胃病。宋本来话少，现在更加 沉默，有时脾气非常暴躁，无法忍受日方尽日骚扰。人在病中，难以避免一种软弱者的 心理：“眼不见，心不烦。”1937年2月，宋哲元就向秦德纯表示：日本种种无理要求， 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 痛苦万分。日方以我为交涉对象，我暂离开平津，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 胁迫之势。“并告诉自己的想法：”准备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
秦德纯和佟麟阁都不很同意，事情搁下。3月宋又提出：“本人原拟在春节内返籍扫 墓，惟以天寒不便，未成行，俟春暖后或仍将一行。”
5月，宋哲元决意返鲁，经中央批准，成行。
宋哲元偕秘书长邓哲熙一行，从天津接了老母和全家老小，浩浩荡档地返回山东乐 陵县后颜家村老家。自从投笔从戎以后，几十年间他很少回家居住。此次宋已是国家上 将军和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衣锦还乡言之不过。
宋家老屋只是几间土坯房和一个小四合院，岂能容下全家20几口和勤务、秘书、幕 僚及一个警卫连的居住。在来之前，宋已在后颜家村选购了宅院地基，新建了前后两座 二层楼的宋家大院，留给随员居住。
宋到家后，来访乡绅耆宿络绎不绝，宋与风水先生堪舆墓地。变得精神松弛，露出 了很久少见的笑容。
宋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非常重视家乡。
回乡几天，即在宋的主持下，成立了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县志局，并聘请编撰 人员数十人编写县志。组织修缮文庙，建设了图书馆等。此外，他还选送家乡13—16岁 子弟兵500名，到二十九军当兵，编成学兵营，送往南苑军事训练团训练。
宋返家乡，亦非完全休假，他随时通过携带的短波电台与平津保持联系，并以幕僚 戈定远、王式九等往返于南京、天津与乐陵之间，磋商各类要事。
在这期间，各种迹象表明，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作为一个统帅此时离开确实不妥， 但无他策。
由于对敌人内情一无所知，长期胶着相处，摩擦——冲突——解决，已使麻痹意识 渐渐滋生，而且二十九军上下普遍有一种轻敌思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 们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 以把日本军队打垮。”宋将军在鼓励士兵时，经常这样讲：“真打起来，我们这个军毫 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手榴弹。在喜峰口和他们较量过，两军杀到 一块，飞机、坦克不如大刀顶用…”
大战临头，不光宋将军轻敌，6月22日蒋介石派人给宋送来的亲笔信中，也只是说宋 含垢忍辱、苦撑精神，“久而弥笃”。未及一语，提醒警惕。当事者迷，大将亦然，当 局亦然。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 第十三章
卢沟桥枪声兵戎相见这个成语，是指两军发生武装冲突。语意内含丰富，词意文雅，充分表现 中国文字的特点。可是，若看华北军事形势，你会对兵戎相见这个成语做更切实更准确 的解释。
前面已经多处提到，日军不断在平津市区及近郊军事演习。例如：在北平长安街举行的坦克步兵巷战演习。
在演习的街道两旁，中国军人的岗哨如同路边行树，一直伸延下去。这些哨兵身着 英式军服，手持上好枪刺的步枪。因二十九军非常重视士兵身体素质的训练，所以，每 个士兵身体精壮，站立如桩，瞪着眼睛，看着日军的步兵和坦克从他们的眼前过去。将 军们还经常表彰他们：“没给中国人丢面子！”
反之，中国军队的演习，日方的监视也是如此，甚至过之。不仅监视，还对中国军 队的战术、技能、特点等进行研究，很想发现有如大清国海军士兵把军服挂在大炮上凉 晒的信息。二十九军官兵这一点还够面子——没有这样的信息。
如此敌我两军见面的特殊规定情景，实属历史上鲜有，可否称之“兵戎相见”！
单说那卢沟桥，1937年6月以后，丰台日军到卢沟桥附近演习频繁起来。
一般的说，日方演习的目的性比较强，如：以某街某巷为目标的巷战演习，以某地 某军为假想敌的进攻演习等。而中国军队的演习目的朦胧，大都属“示威”性的演习， 就是“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对于敌方的特点，可能发生的情况，敌方战斗力，将 领用兵方法等很少考虑。
1937年6月份以后，丰台日军以卢沟桥守军为假想敌的演习日渐升级，先是日出而来， 日入而回，后来变成日暮而来，日出而回，再后不分昼夜，甚至连日连夜持久演习。先 是一般空弹训练式的演习，后是实弹实战式的演习。
这次，金振中的部队负有夺城夺桥任务，不能“烧饼夹肉”，只能摩拳擦掌，站在 宛平城墙上作壁上观。
一日，日方提出，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石桥到长辛店进行演习。守军拒绝。 日军兵围城下，僵持10余小时。
两方士兵无论谁一走火，可能中日大战就开始了。
日军已经摸透了华北当局的特点，于是找当局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折衷方案，日 军可以通过宛平县城，但不能通过卢沟桥石桥。日方同意。也许日方本来的目的就是进 宛平城。宛平城是一个长640米宽320米，长方形微型城——全国最小的县城。从东门到 西门一条中轴路整整640米。没有南门北门，中轴路两旁各160米即是南北城墙。从宛平 中轴路通过顾望两边，城中一切一览无余。日军通过城池再出西门，即到卢沟桥石桥桥 头，桥距西门仅50多米。走这一趟，可以讲，把一切建筑设施，军事部署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天，日军丰台一木清直大队所部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带领下，神神气气威威 风风地进了东城门，向西门缓缓前进。这位军官轻轻策马，左顾右盼，只见持枪携大刀 的中国士兵密密排列在路的两旁，有点像仪仗队。这更加显露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 日军的战马虽然也训练有素，可是它究竟不是天皇宝驹“初雪”，经常见到这样阵仗， 这马感到眼生，恰恰此时站在路旁的中国士兵的大刀在阳光下一闪，刺眼的闪光射向马 头，这军官的坐骑一惊，向路旁躲去，一脚踩到了一棵小树，小树在马蹄下倒下去。小 树边站着一个中国的持枪岗哨。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见树倒，伸手抓住马头的辔头：“罚款两角！”
这次日军军官开始很横，要兵戎相见。中国官兵围了过来，说他损坏中国树木，必 须赔偿。他回顾左右，见所率中队已经走到城池正中，四面城墙上枪口向内架着机枪， 也许四周建筑之中还有伏兵。一旦动手，中国人岂不是在瓮中捉鳖。他虽然很想挑起中 日冲突，但在现在，首先是自己受皮肉之苦。衡量利弊，还是红着脸掏出了两角钱。
日军出了西门，已经到了卢沟桥桥头，根据双方协议，不再通过石桥，而向北行约 一公里，再越过铁路，到了大瓦窑村附近，准备开始演习。
这日军行动路线，实际上等于拐了一个90度的直角，按正常行路，是舍近求远，根 本无须通过宛平县城，从丰台可直达大瓦窑。那意思，有点像天津青皮式的挑衅，但也 不尽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从宛平城东大枣山上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即击中宛平城 中营指挥部，据说，日本人进宛平城时已经量好了步子，算好了距离。幸亏指挥部早有 准备，转移它处。
史学家一再提及“两角钱”事，赞誉士兵爱国行为。当然一个士兵的爱国也只能作 到这些。
再看全国动向：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大公报》记者，对时局发表谈话，强调西安事 变已经解决，要求“抓经济和教育”等。
日方估计，国民政府在准备长期抗战。
6月12日，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移至庐山，以预防中日冲突突然发生。
6月21日，蒋在庐山官邸召集冯玉祥和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韩复榘的代表张招堂， 召开了华北对策会议，商讨在万一情况下，南京协助华北防卫问题。
6月24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电邀全国各界知名人士300余人，于7月15日到23日间 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国事谈话会。被邀请的人，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实业界及 新闻界人士。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民间盛会。
6月25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从7月20日起至24日，在庐山召开全国陆军 军事长官会议，已向全国各军长、师长、参谋长等200名军官发出通知；并决定7月27日 召开各省主席会议，还计划召开各省主席与军长、师长、参谋长联席会议。
5月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其做准备。张樾亭参谋长（二十九军参 谋长前是张维藩，后是张樾亭）的“布阵”方案和张克侠副参谋长的“兵出山海关”方 案又提到日程上来。
张樾亭方案即是在平津、张家口、保定这些华北北部地区，由北至南部署三道防线， 此种方案恰是蒋介石所崇尚的德国整军布阵方法。这种布阵方法，中方伤亡率极高，中 日两军对比，最高伤亡率达20∶1，平均已在5∶1以上。恐怕与这布阵方案有关。
张克侠方案，即共产党方案，张1935年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以攻为守方案即受共 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以副参谋长名义向二十九军提出。当时华北，中日两军驻军情况 形似围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日军之所以频繁调动，实是走子儿。二十九军自三十五军进 驻平津后，虽然也有调整，但在全棋宏观控制上缺乏见解，主要立足于驻守。
二十九军号称10万，实际上有很多弱点。关键是由内战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队伍， 从将军到士兵都缺乏现代战争的意识，缺乏对外来强敌作战的经验和对敌人的了解。华 北驻屯军，言称5700人，实际上可能比这多得多，另外还有伪军约日军人数5倍。也是因 为不了解敌情，所以敌人的数量，也成千古之谜。据华北驻屯军自我估计，一旦战起， 华北军的实力能够对付二十九军。
从客观估价，华北两军实力接近，在此情况下，再加两军均处分散驻兵态势，哪一 方突然袭击，得手可能极大。但突然袭击的前题是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才有后劲儿。
1936年初开始，日方军部政府曾多次商讨对中国“一击”。“一击”是日语，翻译 成中国话，应该是打击一下，语意分量很轻，但运用到中日两国态势，这“一击”就意 味着两国全面开战。假如这“一击”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日军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华 北驻屯军突击袭击二十九军。在措手不及情况之下，二十九军可能陷于灭顶之灾。
在这样形势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同意了以攻为守、 兵出山海关的方案。如何实施还面临着很多难题，这时候他已经在山东乐陵老家，在忙 着为先人修坟。
北京的气候，一般在每年的7月7日到8日，才开始进入雨季，才开始下第一场大雨。
1937年7月6日，好像为了令中国人纪念这一天似的，清晨就下过了每年的第一场大 雨。雨中，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大尉率领着他的中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宛平县城， 然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开始以卢沟桥为假想敌的攻击演习。
金振中营长为了侦察敌情，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 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 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 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金营长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 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金营长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 排长的时候，金营长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是桥头 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前面已经介绍，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目的是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 侧。而现在态势已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 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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