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三野的战役兼评粟裕的战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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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7月1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各部都要设法拖住敌军，我们能得到弹药补充，才能连续作战，这是我们的要求。方才了解到情况：敌在继续向我后侧攻击荷泽，并有配合行动。个人的主见：我们应当向东北转移。目前我们的疲劳现象的确严重，要另行整理，不然我们没办法搞好。干部伤亡数目的确很大，要是如此的话，不能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敌人到韩集子附近，敌在我后跟进中。今天我们发现敌人25师、72师、快速纵队、交警2总队都在向我们靠拢……”皮定钧说国军在“跟进”、“靠拢”只是为了好听一些罢了，但已经充分证明了粟裕在回忆录中撒了一个大谎，为了证明自已得胜而归，撤得从容不迫，说什么休整了一星期。实际上“遭到重创”“动也不敢动”的整25师、72师、快速纵队甚至交警2总队都在追击华野。

　　　　就连大话连篇的战史还要加上这么一段：“在撤离战场时，由于通讯联络困难，少数部队显得行动仓促，特别是战勤、卫生部门准备不及，使少数伤员和一部分缴获的物资未能随军运走。野战军指挥部二梯队从龙王店东南一小村庄撤出时，在前面带路的参谋陈连庆、周志清被潜伏在青纱帐里的土顽抓去杀害。这个意外事故，教训是沉痛的。”遗弃伤员，是最可耻的逃跑行为。

　　　　战后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被俘仅几百人，但据实际统计，仅伤员就被俘3598人（《全国解放战争史卷3》409页）。与粟裕的报告相比，国民党方面称邱兵团俘虏华野几千伤员的说法反而较为可信。（《中央日报》1948年7月9日中原会战检讨，国防部发）“迄七日匪全面败退为止，匪伤亡、逃散总数连同民兵共已逾八万以上。目下睢、杞通许一带，死尸遍野，匪军军用品与尸体纷杂遗弃，纵横五十华里”。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亲自为黄百韬佩带最高级别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在谈到豫东战役时，皮定钧在7月11日（定陶东北30里四大王庙村镇）的日记中写道：“此次战役，我们杀伤敌军很大，要谈起来，我们就是杀伤敌军一个整师（75师），但是我们“叁弟兄”（华野1、4、6纵）都残废了。敌军有进步，我们的进步的确不大，而且我们不了解缺点在哪里。指挥上落后，不善于研究敌军，我们都要发现我们的缺点，在火力组织上，我们是常失去我们的火力时机。缺点表现在我们只有一线的火力，我们向敌实行纵深的摧毁射击，敌人全部都在荫蔽中。我攻击时敌展开了他全部的各种火器，结果我们的火力时机只有一个先发制人，而没有最后坚决的手段，此问题要能使我们的干部领会很重要，我们要研究。……经过此次恶战锻炼，提高了一些人，也可能吓坏了少数人。”

　　　　7月13日（钜野翟楼村）：“当前的情况，都不准许我们在某地多休整，我们在思想上要作准备。此次的伤兵都搞得很成问题，主要是情况的限制。

　　　　甲：组织整编：

　　　　一、要很快地组织力量，缩编组织，整理组织，如保留营时，营编连。（团）要有600战斗兵时，编三营制，四至三百时可编两营制；

　　　　二、机关要缩小，要把机关干部拿到后方去动员伤兵，并要把教导团学员拿一部分回来补充到部队中去；

　　　　三、要注意发展党员，此次我们党员的伤亡数目很大。

　　　　……一般地都了解我们是败仗，只是看到我们的减员，是否要过黄河去。全都在布置补充，补充后才能作战。部队的疲劳现象很严重，机关部队都是如此。群众对我们目前的胜利是很怀疑的，特别是看到我们部队的问题。……要教导团到各渡口去接新兵，凡是要向北去的都要接回来。”

　　　　7月16日（郓城东南60里前集前集北后孔庄村）：“敌分3个兵团由南、西南向北推进，迫我北渡，在行进中想歼我军。三个兵团的排列为：右为孙元良，中为邱清泉，左为黄百韬。我们的情况很紧张，自我收兵以来，确未得到休息。弹药得不到补充，现在运输工具是很困难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补充的时间很困难。……目前要立即查运河两岸各方面的情况，若有应急时，我们可以东渡。”

　　　　7月17日，6纵转移到钜野，18日到嘉祥，19日渡过运河，到达济宁以北戴家庄村，才有了喘息之机，开始休整，直到济南战役。对战役的总结，持续进行了十几天，尤其是杨拐村的战斗总结，成为重点，皮定钧在日记中指出了15个问题，有些错误十分低级，例如“一、不了解情况，也不研究情况，打了三天还不知道敌人有多少；二、不看地形，不研究攻击点和突破口，打了两天的糊涂仗。……”而有些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例如“战场纪律不严格，有很多干部不应当带队伍到后面去睡觉。”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粟裕不顾自然规律，对部队的过分使用，如果不是极度疲劳，不应该在战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王必成和江渭清也指出了一大堆问题，“46团没起到作用，……上去不到一点半一个团被敌人打得不能动了。”亏了整75师16旅47团是重建的部队。

　　　　8月6日（戴家庄）“我们的后勤工作的做法是糟糕的，特别是各部自动丢伤兵。”

　　　　实际上华野岂止“叁弟兄”残废，整个外线兵团都伤亡惨重。以6纵为例，许多团只剩下“三、四百战斗兵”至“六百战斗兵”，即使干部与战士的比例为1：1，也就剩下千把号人。

　　　　直到两个月后的济南战役，华野1、4、6纵仍没有完全恢复，名曰打援，实为休整，几乎是一枪未放。到了4个月后的淮海战役围歼黄兵团时，作为头号主力、本来善于野战的华野一纵却被摆到南线打阻击和牵制。在徐东阻击战潘塘镇一役，华野1纵，苏北兵团2纵、12纵，鲁中南纵队以及中野11纵等共5个纵队11月16日与重建的74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激战一昼夜，结果却是华野5个纵队败下阵来。74军军长邱维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第74军第一线部队进行战场追击时，略有俘获。”要知道，他写这篇文章可是在七、八十年代的大陆，尽管日后国军据此夸大为徐东大捷成为笑柄，但此战的确给华野不小的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增援74军的第70军96师师长邓军林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自己的部队有所俘获，此战也成为国军在淮海战役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也是我军战史中不愿提及的战例之一，最多又以“我军撤出战斗”结束。苏北兵团中的12纵在解放战争中一直坚持敌后作战，和鲁中南纵队一样，野战能力并不强，但华野1纵、2纵却是主力部队，而对手74军又是孟良崮被歼后重建的部队，华野在潘塘镇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却打成这个样子，其结果着实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如果华野1纵已经从豫东战役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战力至少应该在当时的74军之上，到了淮海战役应该不会和苏北兵团一样是配角，潘塘镇之战也不会打成这个结果。粟裕对1纵自己老部队的情况非常清楚，在窑湾硬是让9纵去追黄兵团而把到嘴的肥肉——63军让给了1纵。63军虽说与62、64军同属粤军系统，但是垃圾多了。然而其1万多人（9纵已经吃掉四个营）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在1纵面前居然也撑了几天。豫东战役到底是“完胜”还是先胜后败，最后大败而逃，由此也可见一斑。国军虽然也爱吹牛，但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的检讨（57年）中，也不认为中原会战自己失败，既然是检讨，已经没有必要再吹牛了。

　　　　华野众将在回忆豫东战役时，都遵循“最终胜利原则”，只是“过程原因各表”。对于打开封和区兵团的决策，陈士榘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他和唐亮的作用，但对继续打黄兵团的决策，则含糊其词，用“野指当即决定”带过，并在《外线出击一年小结》中写道：“我们的行动是坚决的，收获是巨大的，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令兵员损失，装备消耗较大。消灭区寿年兵团后，再要消灭黄百韬兵团困难就较大了，消灭邱清泉兵团更是准备不足。”委婉地承认了打黄兵团的失策。

　　　　此役是粟裕独立指挥的一役，尽管他自己并不情愿这样。只是事实真相并不是什么空前大捷，全部歼灭的正规军只有整66师师部及13旅，整68师119旅355团，整75师师部、6旅、16旅和整88师新21旅，几乎都是重建的部队，其余均为勤杂单位，加起来不会超过4万人。所谓区寿年兵团只是临时编成，其“兵团部”也只是一个临时的指挥机构，而正规的兵团部包括大量直属部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至于“歼灭黄百韬兵团3个团，杀伤……各一部”，无非是双方相互消耗而已，到底有多少，是一本糊涂帐。《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全史》第5卷重要战役一览表24、25中根本没提邱兵团的损失，只说中野杀伤胡琏、吴绍周各一部。其余就是开封城内的保安部队、还乡团和警察了。代价却是华野外线兵团全部遭到重创，准备了几个月打5军的计划落空，重新撤回黄河以北、运河以东休整，在中原没有站住脚。粟裕不把战果说多一点，对毛泽东如何交待？

　　　　但毛泽东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祝捷归祝捷，打气归打气。7月13日，在华野外线兵团还在“逃难”的途中，“不近人情”的毛泽东又派下了任务：“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5军、18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5军、18军不走）。”一个5军已经让粟裕够头痛了，现在部队伤亡惨重，而老毛又加上了18军，估计当时粟裕的头都大了，在回忆录中他没有提到这封电报。

　三十一、济南战役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及地方武装。此役我军歼敌1个绥区司令部、2个整编军部、10个旅、1个团，据守在西城区的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1个整编军部、3个旅及非正规军4个师、4个团2万余人起义，总共10。0万人，缴获各种炮803门，轻重机枪3794挺，长短枪4。9万余支，火箭筒63具，各种炮弹22万余发，坦克、装备车20辆，铁甲车3列，汽车238辆。

　　　　攻克兖州后，山东的形势一派大好，国军因兵力空虚，除仍占领济南、临沂、荷泽及胶东半岛几座沿海城市外，其它地区都变成了红色。尤其是济南，十分孤立，东距青岛、南距徐州各300多公里，国军增援十分困难。守军名曰10万，但吴化文的部队占了一半，整73师又是重建的部队，战斗力都很虚弱，唯一依仗的只有城防工事。因此，山东兵团对于攻克济南是有把握的，最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7月14日，即攻克兖州的第二天，毛泽东在给粟、陈、唐、张并告许、谭的电报中称：“似以许、谭攻克济南最为有效，拟令许、谭攻克兖、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各个击破尔后大休整。”同日，在致中原、华东野战军、华东局的电报中也称：“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7、9、13纵、渤纵、鲁纵）可能于10月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很显然，攻克济南的任务交给了山东兵团，而粟兵团的任务仍然是消灭5军、18军，似乎又加上了黄兵团，而且要求粟兵团“尔后大休整”。

　　　　对于毛泽东所要求的歼灭5军、18军的任务，粟裕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再加一个黄兵团更是勉为其难，他十分清楚外线兵团的状况。于是，粟裕又动了一番心思，于当日又向毛泽东提起了建议：“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我们与许、谭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打援。”不得不佩服粟裕的高明，不仅巧妙地回避了歼灭5军、18军的任务，而且还要休整1个月后与许谭协力攻济南。届时，即使不能歼灭5军、18军，他又有了攻克济南的功劳。实际上，如果他的部队不去济南“协力”，国军又有谁会去增援呢？

　　　　7月17日，毛泽东回电华野：“许、谭所部暂在原地休整待命。”没有正面答复粟裕的“建议”。

　　　　过了一星期，也许毛泽东察觉到了华野外线兵团现在已经“残废”了，7月23日致电许、谭并告粟、陈、唐、张，同意他们在现地休整，“或在陇海路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毛泽东此时已经对粟的指挥能力有所怀疑，不再提什么“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而是要在宿北、鲁南战役中证明比粟裕更有远见的陈、唐以及张震一起来谋划指挥了。而且他对依靠华野来彻底打开局面已经失去了耐心，而把打破僵局的宝押在了东北。

　　　　但是毛泽东对歼灭5军这样的骨干始终心有不甘，26日又致电华东、中原野战军：“下一步作战任务，预定粟、陈、唐并统一指挥许、谭歼灭整5军，刘、陈、邓主力则以寻歼张轸一个师以为配合。”只是相比过去，给粟裕的条件可以说大大地放宽了，任务也减轻了。

　　　　但是粟裕仍然铁了心要与许、谭“协力攻克济南”。既然毛泽东要华野众将一起会商，7月底，他与陈士榘、唐亮、张震等率领华野机关和一部分干部由豫皖苏悄悄来到曲阜（第1、4、8纵队仍在豫皖苏休整），与山东兵团会合。

　　　　10天之后即8月10日，粟裕与陈、唐、张、钟（期光）等共同商量了三个方案上报军委：第一，集中华野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津浦铁路徐蚌段，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第5军。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北援之敌。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有重点地配合与使用兵力。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攻占机场，削弱其守备兵力，以主力11个纵队打援，歼敌一路或两路。第二阶段，在歼灭主要的一路援敌之后，集中主力攻济。并倾向于第三方案，将打援战场选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地区，而将阻援战场选在鲁西南的金乡、钜野、嘉祥地区。

　　　　第一个方案从侧面答复了毛泽东歼灭5军的要求，但条件是集中华野全力，反映了粟裕以现有兵力歼灭5军信心不足。这个方案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就是要华野全部转入外线，在山东则有被国军翻盘的危险，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又有可能丢掉，这当然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方案实际上就是专打济南，不打5军了，这等于是用机关枪去打蚊子，当然也是浪费资源。第三个方案实际上是前二个方案的结合，不过分开来说，说得好听一些。第一阶段要用11个纵队打援，很明显仍要把许谭大部绑在歼灭5军的战车上，第二个阶段集中主力攻济，与第二个方案又有何区别？只是满足了毛泽东重在打援的心理。

　　　　球再一次传到毛泽东那里，8月12日，毛泽东复电粟、陈、唐、张并告许、谭、王（建安）：“你们提出的三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之中，待你们与许、谭、王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后再答复你们。”但基本同意了攻济打援，并提出了最乐观的一个结果：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了5军等一部援军。要求“……在一个条件，即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很显然，仅攻克济南并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目的，他既“要真打济南”，以便吸引国军增援，又提到了“头痛的5军”。这个要求，对于粟裕进行攻济和打援的兵力分配实际上作了软性的安排：攻济仍然是许谭的主要任务，而打援则还是粟兵团的侧重点。

　　　　粟裕理解毛泽东的用意。又过了10天，8月23日与众人一起联名向军委提出要求：要求调苏北兵团主力北上参战。次日，军委批准11纵33旅、34旅留在苏北，其余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上参战。在总体上形成了对国军2：1的兵力优势，这样，粟裕手中有了苏北兵团来代替许谭，毛泽东也没有再提歼灭5军、18军了，而且华野外线兵团不动声色地在双方电报大战之中休整了1个多月，暗暗地圆了豫东大捷的神话。他达到了“战役”目的。

　　　　毛泽东在8月26日电示华野众将：“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应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应临机应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之后再攻城。……”毛泽东将此次作战称之为“攻济打援战役”仍然说明他对攻济和打援是并重的。即使是第一种情况，也并未说就不打援了。第三种情况甚至看成是歼灭援敌的一种机会。

　　　　但是粟裕却顺水推舟，于8月27日致电军委：“拥护军委26日电示作战原则，发动猛攻，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三种前途。……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以攻取济南为唯一目的。”他要彻底“避免第三种前途”，以“攻取济南为唯一目的。”了。

　　　　对于粟裕的“理解错误”，毛泽东于8月28日又给粟裕提了个醒：“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以一部分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显然，不管援敌进得快与慢，他都要打援！他担心粟裕又全力攻济，用攻克济南，消灭吴华文和重建的整73师等垃圾部队来搪塞其歼灭5军、18军、黄兵团的任务。谁欠的帐，谁来还。对于这些电报，粟裕在回忆录中是不会提的。

　　　　现在粟裕不好再说什么了。“华野前委一致拥护这一方针，……我决定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组成攻城集团，百分之五十六组成打援集团，攻城集团兵力为六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四万人。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以山东兵团的领导机关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打援集团的兵力为八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八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8月31日，华野上报了济南战役决心，计划于9月16日发起。在事先与宋时轮经过一番“密谈”后，粟裕在计划中还是坚持把原外线兵团的3纵和本来善于阻击的10纵“协力”到攻城集团中，并由宋指挥西线部队担任主攻任务，而把山东兵团东线聂凤智的9纵作为了助攻。聂接令后勃然大怒，命令其作战科长刘岩修改了作战命令，使自己的部队也成了主攻，此举得到许世友的默许，由此也可看出粟、许二人当时的微妙关系。而且粟裕把山东兵团7纵和苏北兵团都纳入了打援集团，他是一定不让许世友独占攻克济南之功的。对此，军委没有再具体干涉，9月2日，军委复电同意。

　　　　9月10日，许世友从后方养病回到兵团指挥部。9月11日，毛泽东致电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负责。”给了许世友相当大的独立性，实际上规定了粟裕侧重于指挥打援。

　　　　我军在磨刀霍霍，王耀武那边心里直发毛，他的部队实在太弱了。因此他多次飞到南京、徐州请求增援。蒋介石决定将徐州以西的整83师增防济南。但是当57旅和整83师19旅于8月至9月上旬空运济南后，刘峙以先向济南运送弹药、铁丝网等为借口，停止了整83师的空运行动。王耀武见整83师主力没有运到，于是再次飞到南京，请求将整74师从徐州空运济南。蒋介石9月15日同意了他的请求，但直到战役打响，我军炮火封锁机场后，整74师只运去了57旅7个连。

　　　　这样，济南的守军为：整编第96军整2师2个旅、整84师2个旅、独立旅，整编第73师2个旅，整83师19旅，整74师57旅7个连。此外就是机关直属单位和地方保安部队，共10万余人。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难处，小人物则有小人物的苦恼。当国共双方军政首脑都在加紧布局时，一些作为棋子的“小人物”也没闲着，吴化文就是其中的关健人物。

　　　　中共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由来已久，早在45年11月津浦路徐济段战役，陈毅、黎玉就有争取吴化文的计划，他们将被俘的吴部第1军军长于怀安等人释放回去作吴的工作。后来通过于怀安等人对吴的妻子林世英等人开展了“效果显著”的统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