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军事文选-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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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占区的点线工作可举上海党为一个例子。上海党是一九四三年春中央　
命令撤退才归华中局管。刘晓、潘汉年［44］到根据地后，他们的工作尚未作　
具体总结。上海党抗战以来，在恢复上海党的组织上，在宣传扩大影响上，　
在情报工作上，在输送工人和干部、文化人到新四军上（约二千人），在农　
村组织游击队上（亦有几个游击部队加入叶飞部），均有些成绩，但严格检　
查起来，实际上的可能甚大，他们努力所达到的限度仍是很小的。一面由于　
他们在东南分局指导之下一贯是坚持上海大城市的暴动主义，这里与项英的　
伟大江南战略联系着的，而对农村工作的帮助是很小的。据省委同志谈，抗　
战初上海难民十几万，如动员加入新四军，至少可达五万工人，但他们要保　
留所谓“党在上海的无产阶级基础”，不愿送其人新四军而说服他们到日厂　
去服务，这是一。第二，他们虽然提出生产化职业化的口号，而实际做投机　

生意，省委一面累资数百万，一面又向华中局要钱，怪不资助他，大概他们　
要留着作为大暴动的基　
　　　　金。同时几年来的安全最后依靠潘汉年与李士群的统战关系，才不致陷　
落敌手。一般说他们并未能将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提高一步乃是实在的。　
　　　　自然我们一面不能抹煞上海党重建以来曾做过一些工作，一面我们尚未　
彻底检讨。但上面的说法是与刘长胜、刘宁一［45］诸同志谈话中一致的意见，　
可供中央参考。　


　　　　　　　　　　　　　　　　　　四、华中工作现状和今后任务　


　　　　（一）华中地区面积、人口（略）　
　　　　（二）华中党的数量（略）　
　　　　（三）华中部队人员、武器的统计（略）　
　　　　（四）一九四二年华中全军的财政收支　
　　　　……十四万武装部队，十万以上半脱离生产和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十八　
万党员，四万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统治着三千万人口，控制了三十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每年费用四十万万元（法币）左右，这就是我党在华中　
六年来血战的收获。　
　　　　（五）华中人民对我党的认识和反映　
　　　　……我党在各阶层，皆拥有坚强的政治影响。这是我党政策的极大成功。　
　　　　（六）华中今后的工作任务（略）　


　　　　　　　　　　　　　　　　　　　　　　　　　　　　五、结束语　


　　　　（一）在华中六年的工作结果，使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农村中确立了普　
遍的巩固的军政优势。由零星分散的小块地区逐渐衔接几个大片，由零星的　
武装建立大的集团部队，经过了反顽、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锻炼，　
一般维持着向前发展的形势，对华中的　
　　　　具体环境我党是有了适应的和推动的能力，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具体　
领导和政策正确的结果。敌方在华中全局掌握军事优势，仍处处立于主动地　
位。但其优势几年来是逐渐削弱的，也是一个确切的事实，配合国内外条件，　
这一削弱更是日益增长，我们不可因此忽视敌人，但不能不从这一方面把握　
敌人的脉搏。顽方具有全国的合法中央正统的优势，但在敌后由于他们的反　
动政策自取溃灭，这样也使我在华中敌后，由不合法地位而逐渐取得各阶层　
人民的公认，合法地位业已在事实上形成了。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党的己有优　
势去削弱敌顽的力量，纠正和避免我们的弱点，这是坚持抗战、过渡新时期、　
迎接胜利的保证。　
　　　　（二）华中广大敌后阵地计有三种地区。　
　　　　第一种基本地区。特点为群众运动深入，群众有相当能战斗的武装，培　
养出一批地方群众小领袖，经过战斗锻炼，封建势力保垒业已攻破等。这种　
地区是我党的暖床，一般估计在华中地区全面积上的比例至少占十分之六。　
　　　　第二种为相持地区。群众运动尚未深入，封建堡垒未攻破，多半是大地　
主统治的巢穴或者靠敌伪不远，这一边缘地区的工作尚待深入，约占全面积　
的百分之三四。　

　　　　第三种为敌占区或同情区。我以半隐蔽形式出没其间，作各种待机发动　
的政治准备工作。　
　　　　这三种工作地区应采取三种不同工作方式，且必须联系起来，有基本地　
区才能造成边缘地区的相持，有敌占区工作才能保证相持地区的斗争胜利。　
我们依靠基本地区向边缘区敌伪区推广，用挤和楔入的方法；但在目前条件　
之下，要很精微的把握这种挤的限度，不挤不成，如企图把一切地区都挤过　
来，也会造成错误的。　
　　　　（三）华中几年来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并且在刘少奇同志带领之　
下，最好的是体验领导艺术的锻炼，每一时期均能把握着工作中心，集大力　
抓住中心环节。推动中心环节之后，而使其他次　
　　　　要环节也同时并进到一定程度，这一正确的领导使华中工作虽开辟甚　
迟，又遭项、袁的延迟，也终于在几个根据地基本建设问题上少走弯路而逐　
渐迎头赶上。因此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掌握工作关键，掌握全局与局部的衔接，　
掌握两个中心工作之间的连环，善于从第一、第二挨次过渡到其他方面。另　
外在敌后环境，领导艺术还须表现于能有力的去解决应付情况与努力建设之　
间的矛盾。不能应付情况即无法创造建设工作的时间和地盘，不能趁机作建　
设工作，也无法应付极端复杂的严重情况。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　
进行工作，但中间的间隙为日甚长。抗战之敌后地区是在两个反“扫荡”之　
间进行工作，但其中间的间隙甚短，领导者要善于照顾这两方面。善于利用　
时间，适时发出适合情况与建设任务的各项指令，善于抓住中心，善于转移　
中心，善于将应停止的一面即时停止而转向当务之急去突击，突击到适当的　
程度，又要知道掉头过来去完成尚未完成的任务。只有如此才能在瞬息万变、　
各种工作纷至沓来的环境中，领导机关不致失掉主动而迷失工作方向。说得　
出，做得到，抓得起，放得下，这样才能使工作程序不致走弯路，努力建设　
与应付情况都两无所缺而处置裕如。　
　　　　（四）最后华中工作仍有其极其不够的缺陷和弱点：　
　　　　第一、尚有许多未解决的任务，如练兵、财经、文教、青妇工作等，这　
些工作一般只维持现状，尚待深入。　
　　　　第二、对许多下层工作经验总结检查很不够。　
　　　　第三、各级领导机关的机构的配置尚不十分健全，许多尚待实践中去加　
以改善。　
　　　　第四、中央的领导方法，领导新作风，我们了解和掌握尚极其不熟练。　
　　　　第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钻研和执行的程度尚不够，如何根据　
中央指示去解决华中问题，去创造新经验，尚待我们极大努力虚心向下层向　
群众学习。　


　　　　第六、我们对下层情况的调查研究是不够的，时有挂一漏万不免沧荒之　
感。特别报告人我自己对华中情况了解不够深刻，只能把这篇报告写到此处　
为止。　
　　　　注释：　

　　　　　　　　　　［1］敌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指当时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和　

　　　　　　日军华北方面军。　

　　　　　　　　　　［2］汪伪，即汪精卫，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　

　　　　　　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逃离重庆，二　

十九日在越南河内发电报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年三月，自称“还都”，　

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后又兼伪中央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　

　　　　［3］王伪，即王克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就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4］　顽，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　

　　　　［5］　苏常，指苏州、常州地区。　

　　　　［6］　徐海，指苏北徐州、海州地区。　

　　　　［7］任援道、李长江、杨仲华、杨揆一、张岚峰，刘湘图、徐继泰，均是伪军头　

目。任援道是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李长江是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杨仲华，原为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投敌后被委为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　

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揆一，一九三九年投敌，一九四四年任汪伪武汉绥靖公署　

主任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张岚峰是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刘湘　

图为伪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徐继泰任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第三军军长。　

　　　　［8］三面派，指同时应付敌、顽、我三方面的人物。　

　　　　［9］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底投敌后潜入上海搞“和平运动”，一九四○年三月协　

同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　

　　　　长。　

　　　　［10］陈公博，为原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追随汪精卫投敌，　

一九四○年三月任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院长等职。　



　　　　［11］梁鸿志，一九二四年为段祺瑞政府秘书长，是北洋余孽。卢沟桥事变后即　

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组织维持会。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　

府，任伪行政院院长，成为维新派首脑人物。后又与汪精卫勾结，一九四○年三月　

汪伪政府成立后，任伪监察院院长。　

　　　　［12］渝方，渝是重庆的简称，当时国民党以重庆为“陪都”，渝方即指国民党　

方面。　

　　　　［13］中条山俘虏，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旬，日军大举向山西省南部的中等山区进　

攻，俘国民党军十万人，汪精卫即以俘虏一部组建两个警卫师。　

　　　　［14］李士群，一九三八年投敌，曾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调查统计部长和伪“清　

乡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担任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时，多方组建武装，于一　

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被日本上海宪兵特高科科长冈村毒死。　

　　　　［15］“支那事变”：即卢沟桥事变。　

　　　　［16］张星炳，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旅旅长。　

　　　　［17］睢杞太，河南东部睢县、杞县、大康县地区。　

　　　　［18］川王，指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总司令王瓒绪。　

　　　　［19］李默庵，当时为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20］唐式遵，当时为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21］“忠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的简称，受国民党第　

三战区指挥。　

　　　　［22］顾祝同，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总司令官。　

　　　　［23］王敬久、上官云相、陶广，当时分别为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指挥、第三战　

区副司令长官（皖南事变前后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二集回军副总司　

令。　

　　　　［24］李仙洲，一九三八年二月起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　

一九四一年春率部由湖北到安徽阜阳地区，五月，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25］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皖南　

事变后，任苏皖豫边区第二路挺进军总指挥。　

　　　　［26］们于学忠，一九三九年一月起，任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一九四一年底　

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二年任鲁南游击总指挥。　

　　　　［27］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按新四军军部是一　



　　　　［43］　刘英同志被枪毙于永康省府附近，杭州失守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逐步迁　

移到水康县之方岩，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华中局特派员刘　

英在此被国民党杀害。　

　　　　［44］刘晓、潘汉年，刘晓一九三七年五月由延安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群众工　

作委员会书记，同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俗称上海党）书记；一九四二年三月到　

淮南，任新四军政治部调研组组长，六月，任中共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潘汉年　

在抗战初期先后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人路军办事处主任，在上海、香港等　

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从事统战工作，一九四二年春回到淮南参加华中局分配的工　

作。　

　　　　［45］　刘长胜、刘宁一，刘长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受中央委派到上海，先后任中　

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和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二年　

十月离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　

刘宁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狱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工委书记、保卫部　

（社会部）部长，一九四二年冬，奉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　

　　　　　　　　　　　　　　　　　　　　　　　　　　　　　　　五师今后应确定向河南发展①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1］出关，　
　　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盘战局重　
　　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2］亦将不守。敌由广韶［3］　向北进行夹击，　
　　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　
　　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4］　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　
　　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　
　　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五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五师方面只宜　
　　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四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　
　　阜、颍［5］　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总之，发展河南的斗争　
　　任务是必须完成的。目前从各种有利的准备入手。另一面敌寇在粤汉路大举　
　　攻蒋［6］，目前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均构成了极宽广的敌后地区，我五　
　　师宜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指示他们就当地敌后的实情向南推进，预先　
　　占领一、二线阵地也是必要的，宜调查通山、通城、阳新境内九宫山脉的情　
　　况，就可能作相机推进。鄂南发展是仅较河南为次的。　
　　　　　　注释：　

　　　　　　　　　　　　　　［1］　胡宗南，国民党原第十七军团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此时为国民党第八战区　

　　　　　　　　　　副司令长官，一九四四年冬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衡州，即湖南省衡阳市。　

　　　　　　　　　　　　　　［3］　广韶，即广州、韶关。　

　　　　　　　　　　　　　　［4］　绾毂，毂为车辐聚合处。比喻处于中枢地位，对各方起联络、扼制作用。　

　　　　　　　　　　　　　　［5］　涡、蒙、阜、颍，指皖北的涡阳、蒙城、阜阳、颍上等地区。　

　　　　　　　　　　　　　　［6］　蒋，指蒋介石军队。　




①　这是陈毅在延安起草的，由他和刘少奇联名发给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第五师领导人李先念、　

郑位三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　

　　　　　　　　　　　　　　　　　　　　　　　　　　　　　关于华中部队整训办法的指示①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　
　　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1］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　
　　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　
　　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　
　　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　
　　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　
　　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　
　　能在一年内解决的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　
　　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师旅负责干　
　　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　
　　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　
　　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　
　　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　
　　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判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　
　　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　
　　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　
　　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2］　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　
　　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　
　　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　
　　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才，　
　　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才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　
　　责去解决。　
　　　　　　（三）关于培训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关于使用　
　　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　
　　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　
　　得及的。　
　　　　　　注释　

　　　　　　　　　　　　　　［1］　张宗逊，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　

　　　　　　　　　　　　　　［2］　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　




①　这是陈毅在延安以毛泽东、刘少奇和他本人的名义起草的给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的电　

报。　

　　　　　　　　　　　　　　　　　　　　　　　　　　　　　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的指示①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　
　　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　
　　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　
　　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　
　　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　
　　用挺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向我进攻　
　　的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　
　　配一部份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1］　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　
　　山区与龙跃［2］会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　
　　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　
　　道［3］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　
　　　　　　　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阳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　
　　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　
　　必须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4］　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　
　　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会合十六旅［5］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六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六师军政入　
　　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六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　
　　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　
　　理，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注释：　

　　　　　　　　　　　　　　［1］　刘享云、张文碧，当时分别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参谋长和政治主任。［2］　龙　

　　　　　　　　　　跃，时任中共浙南特委书记，自从一九三五年进入浙南后，一直坚持武装斗争。［3］　

　　　　　　　　　　京杭国道，从南京到杭州的公路。［4］　叶飞、朱克靖，当时分别是新四军第一师副　

　　　　　　　　　　师长、苏中三分区行政专　

　　　　　　　　　　　　　　员。　

　　　　　　　　　　　　　　［5］　十六旅，当时由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