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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军事文选-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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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党我军自己的正确分析，在于承认敌人军事力量强大和其政治上的
孤立和寡助，及其战争之野蛮性、退步性，在于承认自己的数量弱小和质量
坚强，战争之进步性和政治上的多助。我党我军数量弱小到全国党员不超过
三万，军队数量八路军四万，新四军四千，仅剩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和南方
十几个游击支点。拿这样的力量与敌寇相比，强弱不侔十分显然，拿来与国
民党比亦极其悬殊。然而我党我军的政治方向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正确的政治
方向，逐处吸引广大人民的同情。我党我军的质量都是坚持中国革命传统久
经磨练的革命战士，和经过二十年培养出来的一批革命领导人才，本身具有
几次大革命的治党治军建立根据地的宝贵经验。特别我党我军所处的倡导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抗日战争所处的政治领导地位，造成我党我军不可遏阻
的发展优势。诸如我党所处的地下党的劣势，苏区的偏僻的不利地位，以及
我军装备和数量之低劣等弱点，一经我党所准备的抗战之爆发，这些弱点便
在发展中溶解，以极大的飞跃取得伟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后以及初期对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分
析。这些分析驳斥了亡国论，驳斥了速胜论，驳斥了民族失败主义，严重打
击了民族投降主义，阻止了尔后的投降潮流，对敌取得了坚持抗战的胜利。
这些分析鼓励了和争取了国民党转到抗战方面，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不得不
举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转变；而另一方面严格批评了国民党政策的动摇及其反
动方面，坚持了抗战民主的革命大纛，使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企图遭受
着抵抗和粉碎，对内取得坚持抗战团结的胜利。这些分析在对巩固和发展自
己上，顺利执行了由结束内战到发动抗战新政策的转变；即是说在转变关头
对敌对友都是以清醒的头脑、稳定的脚步领导广大人民奔向光明的抗战前
途，因而领导了伟大的抗战，取得了伟大的发展，驳斥了抗战以前党内的“左”
倾的关门主义，驳斥了抗战以后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左”的关门主义在
于以“左”倾的革命高傲的宗派主义，拒绝抗日合作，不敢以民族领袖的姿
态放胆去迎接和领导抗日战争。这是以“左”的“纯洁”的姿态，脱离全国
人民，让日本帝国主义放手侵略，必致葬送人民利益并葬送自己的机会主义
的表现。右的投降主义在于当着抗战后国共合作确立，在新兴的抗战合作局
势之中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甘心放弃人民利益去迁就和适应同盟者的反
动企图，不敢实行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不敢大胆发展自己，而是随声附和、
追随同盟者的尾巴，自居附庸地位。这样必致放任同盟者厉行反动政策，葬
送抗战利益、人民利益，造成整个抗战的失败。
党内“左”的偏向在抗战前并不严重，故克服容易；而抗战后党内右倾
的阶级投降主义即新陈独秀主义［5］则十分露骨，引起了政治上对党的危害，
其克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党内的“左”右偏
向，保护了党的正确的抗战的人民路线，这样使我党我军能以坚强姿态站在
抗日战场，领导抗日战争的迈进。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形。
（二）论敌后进军（略）
（三）敌后抗战的三个阶段
综合八年敌后进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四
○年底结束百团大战为止。此时期重要事件是平型关初战大捷改变敌后形
势，影响全国战局，粉碎晋东南九路围攻，回答了敌后能否站足的问题。晋
察冀军区的成立回答了敌后可以发展可以坚持可以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冀鲁
豫、冀东、冀中的进军，回答了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武装自卫制止
河北磨擦，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破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
三次整军，和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的民主建设，各地初步实现了敌后根据地
的宏伟计划。举行百团大战［6］坚强的击破了敌寇紧缩我根据地的计划。此时
期全国抗战重要事件是，敌寇继续战略进攻，南京、武汉之沦陷，华北、华
中均被敌控制，国民党继续向西退却，汪逆精卫投敌，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
共高潮，我党在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失守前，敌寇战略重点放在向西进攻，
对敌后我军之活动未十分重视。其进攻方式是利用伪军土匪捣乱农村，组织
各路“讨伐队”进行短促的“扫荡”，实行突贯进攻、分进合击的战术，以
达到巩固其交通城镇的目的。其政治口号是“反共灭党”。进行治安肃正计
划，是对国共两党两方都打的。在各个“扫荡”中烧杀极惨，企图以野蛮手
段压服反抗。在政治上着重建立维持会，招抚流亡、实施小恩小惠，组织“爱
护村”并开始征集壮丁。武汉沦陷，敌寇停止向西的战略进攻，转而回援华
北，敌之战略重点放在“扫荡”华北敌后，这个时候敌后情况便严重起来了。
敌寇视华北为其“大陆政策的重点”，谓我军在华北为其“心腹之患，等于
盲肠炎”。曾有一个时期把晋察冀边区与武汉并重，足见其重视了。敌寇发
现早出晚归的“讨伐队”不仅不足制止我军，且亦不能保护其交通城镇，乃
转而实行大举“扫荡”政策。其具体战法是囚笼政策，即所谓“铁路为柱，
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整套封锁分割战术。例如完成自晋铁路，德石铁路
［7］的建筑，大量修公路，密如蛛网，将我根据地割成“井”字“田”字形状，
并于铁路公路两侧挖护路沟，建封锁墙，这样以便其“分区扫荡，分散配置”。
另外加上大军的“扫荡”即所谓“长驱直入的牛刀子战术”。这是堡垒主义
与进攻军配合的攻守并用战术，是根据其第一期“讨伐队”战术的经验加以
修改而重新订定的。这个战术改变的发起人是山下奉文（当时华北派遣军参
谋长，即现在敌寇在菲律宾的败将）和桑木师团长［8］。他们认为“讨伐队”
的迫奔逐北式的战术，对于国民党军队是有用的，对于善于灵活机动的八路
军是无用的。敌高级将官曾谓“皇军讨共实如蛮牛捕鼠，捕鼠无效而已力已
竭”，这个譬比是很恰当的。山下奉文与桑木主张放弃日本的旧套战术，改
订进攻与封锁并用的新战术，这是有见地的。这里可看出日本军人在学习国
民党的内战“围剿”中采用堡垒战的经验。他们还提出“与剿共团作比赛忍
耐之斗争”，“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敌寇决心对我敌后根据地进
行长期进攻的准备，因而战局更严重了。这个时期国民党方面利用我军在敌
后坚持所获得的胜利，以友军姿态分批遣军楔入敌后，利用敌我相持的困境
对敌后战局进行破坏，于是特工横行、磨擦迭起。如果抗战初一九三八年国
民党要我军进入敌后意在令我为他火中取栗的话，而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见
我军强大了，便不惜到处楔入进行横插破坏，一句话说完，国民党的反共进
军企图置我军于敌顽的南北夹击之中，这个局势是异常危险的。此时我军的
政策是，从平型关初战胜利后，我军进军敌后，牵制敌军配合正面作战。对
敌人之“扫荡”，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
军深入；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这
种积极作战的原则在各种战斗中取得无数次歼敌的胜利，这样就打开了敌后
的局面，站稳了自己的脚跟。这里我党实行了自己的口号，即“坚持华北抗
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当一九三八年末到一九三九年开春，敌寇与国民党对我军的夹击形势到
来时，我军一面坚强的迎接敌寇对敌后的战略“扫荡”，一面对国民党军队
的进攻采取审慎的自卫态度。在反对敌寇攻守并用的战略上的经验是：在反
“扫荡”初期敌来势凶猛，我军避开其锋芒，让他挺进深入，而以游击部队
削弱和分散其优势，错乱其部署。我之主力则隐蔽集结，避免陷入敌之合击
点。中期敌一再扑空，其势渐减，由进攻转为比较分散筑碉修路驻守等，我
军仍以强有力的游击动作予以疲困袭扰，更使敌趋向疲困，我军主力则持满
待发。末期则乘敌疲困或撤退之际，予以猛力围攻，做到歼灭其一部和收复
沦陷的地区。加上我军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全体人民的坚壁清野，我军灵
活机动的移动，敌占区人民的同情拥护，人民武装的战斗配合，这样便粉碎
了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的新战术。其堡垒主义与公路封锁与牛刀子“扫
荡”，在我军面前宣告了无用。在对国民党举行武装自卫方面，我军实施有
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集中兵力，对顽军的磨擦进攻实施了退避三舍［9］、
促使对方觉悟的委曲求全的古训；对方势焰喧天非消灭我军不可，我军才忍
痛还击；击溃之后不加追击扩大。这个方针制止了武装磨擦，继续维持了国
共合作。
总之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底这是我军在抗战中的第一阶段，是我
军向敌后的战略进攻阶段，充分发展自己巩固自己的阶段，联合友军共同抗
日井制止武装磨擦巩固民族团结的阶段。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团结一切抗日
力量，反对日寇，创造敌后根据地。我们的战略是，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
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
战。我们的伟大成就是，粉碎了敌寇无数次的“扫荡”，打破第一次反共高
潮，创造了遍于华北七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我军由四万发展到五十四
万，解放人口六千万。加上华中根据地伟大的创造和华南的初期游击，调动
敌人，应援华北，使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我党我军对抗战的伟大功
绩。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年冬百团大战结束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反治安强化
运动。此时期国内外的重要大事件是，德苏战争爆发，日寇南进爆发太平洋
战争。国内投降潮流高涨，爆发皖南事变。敌寇在华北的几年“扫荡”屡变
战术、屡易统帅，无法阻止我军之活动和发展。而我新四军也继八路军之后
在长江两岸华中地带创立了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寇于一九四一年乃以
更大决心来“扫荡”华北，企图一劳永逸作根本摧毁。敌寇以冈村宁次［10］
为首的进攻方针，其政治口号是“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巩固大东亚战争华
北兵站基地，建立大东亚战争华北参战体制，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特务的总力战。政治上是改变“反共灭党”的口号为全力灭共。即是取消了
消灭国民党的口号，而是以全力灭共，向国民党招手，策动其投降，这正是
针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行动而来的。同时对我根据
地施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欺骗办法，厉行“自新”“自首”政策和特务政
策来分化我军民。在经济上厉行敌占区的配给制度，加强对我根据地物资的
封锁和掠夺。在文化工作和特务工作上加强“新民会”、会门等封建迷信宗
教团体，深入我区作为其进攻的内应。并特别着重以威胁利诱手段争取知识
青年堕入其圈套。例如组织赴日参观团、开运动会、征文竞赛、麻醉性文学
书报大量印发等。对伪军伪组织工作特别运用伪满洲“皇协军”经验以加强
伪“治安军”工作，此时期使华北伪军有空前扩大。又以强力进攻国民党部
队，使其转化为伪军，并作为进攻我八路军的前导。其军事方针是加强封锁
沟墙和公路建筑。此时期封锁沟墙和公路的全长等于我国万里长城的六倍，
工程之浩大亘古未有。其“扫荡”办法是由短期“扫荡”进到长期“扫荡”，
由分散“扫荡”进到集中“扫荡”，由线式“扫荡”进到纵深“扫荡”，由
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
壁合围”。其战术口号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
转抉剔”等等。特别残酷的是由过去乱烧乱杀进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烧杀，其
目的在于消灭我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建立无人区，从妇孺老幼一个不留，虐
杀净尽，在某些地区造成整个村坊整个地区的毁灭。这是古今中外任何野蛮
民族的侵略行为所不能企及的。除非华北军民亲眼看见和亲身遭遇，简直难
以相信其惨毒的程度。但是敌寇这种疯狂的无人性的进攻，乃更激起了华北
广大人民的更高度的决死反抗情绪，这种比赛，敌人也终遭了失败。
敌寇还依靠其特务内线潜伏我区作进攻内应，同时依靠其优越的科学技
术加上其精密的情报组织进行各种各色的侦察活动，专门奔袭我之指挥机关
和后方勤务部门，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指挥系统、后方据点及我军部队以及根
据地之人民，这是亘古无前的残酷战。
国民党这个时期尚有许多部队留在华北敌后地区边沿，经不起敌寇这样
空前严重的压力，采取了经过国民党层峰所批准的“曲线抗敌”政策，即是
毫不抵抗，整批率队投敌；投敌之后即作为敌寇“扫荡”我军的前导。国民
党的妙计是投敌反共，“变奸伪区为敌占区，再变敌占区为自卫区”。国民
党这个政策直接帮助了敌寇，使伪军扩大数倍以上。例如庞炳勋、孙殿英［11］
之流投敌将领就华北即在四十名以上，先后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这个力量
辅助敌寇，更增加了华北敌后的严重局势。从此，在华北七省敌后战场和华
中五省战场，均只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击敌寇的任务，这个时期全中
国的抗战担负和中心便转在敌后，转在华北，转在我党我军的肩上。这个时
期，敌后战场上地区破碎、死亡枕藉的惊心动魄的悲壮斗争场面，当事者在
当时并不觉得，那时只有向前不容后退，过后思之才令人心悸。我军将士和
人民到处鲜血横流，每日均有被敌寇包围“兜剿”的危险，亦即每个部队和
村庄每日都有被消灭摧残的危险，亦即每个地区都日在削小，都处在不被鲸
吞囊括即被零碎细割的危险状态中。尤其恰恰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遇着普
遍的灾荒，树皮草根人民食之殆尽，发现易子而食的悲惨情景。天灾的袭击
更加重了我们的困难。在事实上敌寇的毒辣计划收到了不少的暂时效果，例
如在此时期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边、清河区等地全部变质，变成游击区
或隐蔽游击区，主力和党政军机关不得不退回山地，只能留一批干部带小部
队在该地坚持，与当地人民共生死存亡、作最后奋斗。又如晋察冀、晋东南、
冀鲁豫、山东各大根据地亦大大缩小了，我军由第一阶段五十四万减到三十
万，人口由六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这种缩小是何等严重啊！
在这个兴灭继绝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和党的军委是以冷静
坚强高瞻远瞩的头脑，提出“咬紧牙关，渡过两年”，指出敌后艰难困苦只
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指示鼓励了敌后抗战军民。连年发布我党著名的
十大抗战政策［12］，另一方面下达了有名的军委第四号指示［13］，提出正确
的巧妙的应敌的军政新方针：以分散游击战争对付敌之空前“扫荡”，以主
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大量发展民兵作为
保乡自卫的骨干，造成主力、地方军、民兵三者的连环，逐处发动千百万人
民与敌寇周旋，这样去突破危局。
这个时期的经验是：
我党我军以党政军民领导一元化来对付敌之总力战，以更大的团结和统
一指挥来对付日军、伪军的协力，这就是领导上的比赛，精神上的角力，团
结与团结的比赛，结果我党领导的民族团结便击破了敌寇伪军的同床异梦。
敌寇以太平洋战争的新胜利和敌汪对华新政策来进行欺骗，瞎吹敌伪必胜，
我党我军以强大政治攻势说明苏必胜，德必败，同盟国必胜，轴心国必败和
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必败命运。这种宣传比赛用事实来揭破敌伪欺骗、
巩固军民的抗战信心。我们用精兵简政政策，缩小机关加强战斗单位来对付
敌之包围奔袭，任何机关均能干根据地变质时继续坚持斗争、指导斗争。我
们用精兵简政政策和节约生产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物力以支持长
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存储。我们用华北、
华中全区域党政军民的努力互相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
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我们用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发动群众的反特
斗争。来根绝敌特汉奸的内线破坏。我们用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投降敌人的
抗战教育，来稳定人心，坚定抗战，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我们用敌进我进
的办法到敌后之敌后去坚持游击战争，以回答敌之进攻。坚持平原游击战以
援助山地，坚持山地以支持平原。我们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新斗争方式，成
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到我之根据
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外，去动摇敌人之心脏。
我们创造了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办法，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
相结合的办法。承认在不利情况时的退却，而这种退却是为准备好能适时转
入反攻。承认在敌情严重、根据地变质时，能巧妙运用敌人能容许的范围去
达到掩护自己、保存自己以准备恢复工作，以掩护武装游击之随时进出。我
们用深入而坚强的敌伪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分化和中立伪军伪组织，
这一工作，日本反战同盟［14］和朝鲜独立同盟［15］他们工作得很好，对我们
帮助很大。我们用地下党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士绅和青年，
以上层工作来掩护下层工作，这样使敌寇之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我们用
整风审干政策改造了思想，团结了全党，提高领导能力，改变了工作作风。
我们用拥政、爱民、拥军的政策加强了军民的团结，粉碎敌寇的挑拨离间的
伎俩，巩固了共同奋斗的决心。在军事上，我军以反复穿插对付敌之辗转电
击，以间隙穿插、灵活转移对付敌之纵深合围，以分散隐蔽、反复转移对付
敌之集中包围和“清剿”。以我之集中对付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
集中。以军民大破坏对付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地雷战对付敌之梳刮搜索，
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地区之被合围“扫荡”。主力则灵活转移，
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与民兵们就地游击就地坚持，达到与敌人扭打
纠缠，使敌人“驻剿”也难以肃清，不得不自行松懈停止。这个阵势是主力
与地方军与民兵配合，几百万人民对付几万个分股入侵的敌伪军的联合作
战。当敌人集中前进时，其锋不可当，当其转入“驻剿”时，已自行分散，
意味着其势稍杀，其力初竭，当其分股下乡搜索时或换防转移时则其弱点已
暴露而到了战周转变关头了。军事组织上的成就是，扩大了内战时军区工作
的经验，将地方党政军民的力量，主力、地方、民兵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
正确使用，一面使用兵力，一面积蓄兵力，这样便坚持长期战争渡过了难关。
这就是在第二阶段上敌我政治对政治、军事对军事、经济对经济，文化
对文化各种斗争方式的总的比赛。斗争之持久性、复杂性、残酷性是古今中
外的新创局面。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十大政策是经过考验的、制胜敌人的
武器。我们与敌人的比赛，我们并未落伍。敌寇企图消灭我党我军的计划是
失败了。我党我军取得坚持抗战的伟大胜利。自然此时期我们根据地是缩小
了，军队数量是减少了，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是遭到空前未有的破坏，某些
地区业已接近枯竭的地步。然而我党政军民受着锻炼，锻炼得十分坚强，学
会了各种斗争经验，数量之削弱增强了质量。就是说我党我军经过第二阶段
的伟大斗争，人人敢说不再怕敌寇了。敌寇之伎俩已穷，而我军办法之多则
愈出愈奇。这里得“谢谢”日本帝国主义，“谢谢”他的“教育”，使我们
学会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打定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基础。
这就是第二阶段，数量缩小的后退阶段，锻炼增强质量的巩固阶段的基
本内容。
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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