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军事文选-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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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只剩下二三千人。这些走散了的，其后有个别到了井冈山。　
　　　　我是著名的红色分子，埋伏在特务连连部里面。特务连的环境较易隐蔽，　
连长肖劲同志是党员，一二三排长都是同情分子。那些同情分子说：“你是　
CP　分子［5］，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　
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　
的官也护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这是当时中下层干部的普遍心理。对于　
汪张残杀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中下层干部是普遍愤慨的。但我和肖　
劲同志因为太暴露，所以还是决定去找叶贺。　
　　　　我们连夜出发，从九江往东走，一夜走了三四十里。一路上，老百姓很　

恐慌，都说兵变了，家家关门闭户，不敢收留外乡人。农民协会的牌子都打　
烂了，土豪劣绅又横行霸道起来。本地的团练在路上武装盘查，遇到形迹可　
疑的人就抓。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当兵的，问我们到哪儿去，我们说回　
家，不干了。快天亮了，既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地方睡。住家不用说，旅店　
伙铺都大门关的紧紧的，打门不开。说是当兵的更不敢收留，只好到山上树　
林子里休息一下。天亮以后，又走，走出了六十里，慌乱的情况才没有了，　
也可以买到东西吃，田里也有人耕种了。我们赶紧买了几件老百姓的衣服，　
换了便衣，在一个面摊子上打听到南昌可以在姑塘赶船，姑塘有船开南昌。　
　　　　就我看，一路上可疑的人很多，都各人埋头赶各人的路，谁也不招呼谁。　
我有意和一个人攀谈了一下，那个人是安徽人。他说，你老百姓不懂，现在　
汪张也杀自己人了，背叛革命，背叛工农，骂苏联如何不好，他说汪张是假　
革命，我们青年人受了他的骗，决定不干了。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我　
不够资格，我这样的，共产党不收。我现在回家去，反正不干反革命。这是　
当时一般人的普遍情绪。　
　　　　我们到姑塘赶上船，飘鄱阳湖赴南昌。船上有几个广东人，我一看，一　
定也是部队里的。船上的人纷纷议论，有的说张发奎的兵开到了九江，有的　
说贺龙在南昌暴动了。　
　　　　我们六号晚上到南昌。一到南昌，才知道张发奎已经进了南昌，贺叶已　
经退走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骂共产党，又开始捉共产党，杀共产　
党了。从九江动身的时候，本来规定了几个接头的地方，但在这种紧张的情　
况下，根本不敢去问。贺叶究竟那儿去了，也不敢探听。好容易听人说，往　
临川抚州去了。我们当时很奇怪，没有估计到是走这条路往潮汕，以为这消　
息一定不确实。这时城里很紧张，我们没住处，不敢投店，也没熟人，非常　
危险，还是决定出城去追部队。　
　　　　出南昌十多里，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都　
不肯渡人到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　
条西服裤，不像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那儿去了，他说经临　
川方向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去吉安。我们问你怎么知道，他　
说他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跟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我们问　
他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学生联合会的人，他躲在这　
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说：不是，　
不是！　
　　　　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目后，就让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　
满口应承。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岸边，我们这天夜里　
就睡在船上。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　
　　　　过去李家渡以后，沿路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　
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　
　　　　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的十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　
打探，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原来八一起义时，叶挺扣留了蔡廷锴，想争取　
他的十师一齐起义。蔡被扣以后，队伍也带过来了，十师的营连干部，有一　
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师的领导，但叶挺因为和　
蔡廷锴是老朋友，很犹豫。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　
条路，到进贤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来送走了。这几　
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　

出来了”。这个十师后来虽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　
吃掉了。十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队伍，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　
对军校学生的布置。　
　　　　赣东有一股绿林武装［6］，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　
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庆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他　
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边，　
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　
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绿林部队去领导，我本不愿去，但肖劲同志觉得搞　
个绿林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庆，由他介绍了去。　
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带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　
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没等到什么邓司令，连傅大庆也没等到，却把朱　
培德的反动部队等来了。朱部杨如轩的兵开进了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　
产党。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出城，就被步哨抓住了，说我们是　
共产党。朱部大部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同　
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一听　
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　
　　　　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庆。这位先生也正是惶惶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　
“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　
他说：“找不到了，要找，你们自己到山里找去。”我们没办法便跟着他，　
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　
一关，不见了。原来这家不知是他的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　
了半天门，在外面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没有办法，只好再赶队伍。连夜赶了五十里，赶到宜黄，赶上了队伍。　
这次到了队伍，就把我分在七十三团做党代表。　
　　　　七十三团是共产党领导最早的武装，从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这个团的　
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最出色　
最有功绩的部队。一九二五年，叶挺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就是这个团的团长，　
我党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都在这个团工作过，党对这个团的领导是坚强的。　
这个团成立以后，从没打过败仗。第一仗是在衡山以南的攸县，就把北洋军　
阀打的落花流水，打垮了北洋军阀六个团。蒋介石当时以叶挺为先锋，命这　
个团孤军深入，本来是阴谋使这个团覆灭在北洋军阀手里的。只是因为这个　
团的英勇善战，蒋的借刀杀人阴谋才没有成功。第二次打汀泗桥的胜利，第　
三次攻克武昌的胜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以后在河南　
打郑州，打开封，威名远著。这个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扩编为师。　
抗日战争时，改编为一一五师的教导一旅。皖南事变后，开入苏北地区成为　
新四军第七旅。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传统的部队之一。　
　　　　我到这个团工作后，下到连队看看，觉得战士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　
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都知道他们是反革命，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抛弃了，　
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众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他　
们对共产党很信任，都说共产党好，并且也很自豪，夸称他们是共产党的党　
军。因为有为民众谋利益的朴素观念，所以纪律很好，那时候虽没有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但不扰民的观念是有的，普遍的作战信心很高，对国民党的追　
兵是瞧不起的。我们到宁都以后，国民党已有准备。桂系军阀集中了很大力　

量，广东军阀也以钱大钧所率的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和另两个团到瑞金、会　
昌一线来堵，而朱培德就紧紧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我们的力量是贺龙部二十　
军六个团，叶挺部第十一军六个团，朱德第九军只有一个教育团。朱德同志　
当时是先遣司令，但却是没有部队的司令。部队推进至王田市，贺龙就和钱　
大钧相遇了。在壬田市一个遭遇战，把钱大钧打垮了，钱退至会昌。我们当　
即决定叶贺分兵两路合击会昌，在会昌城外的岚山岭，战斗打响了。从头天　
晚上打到第二天上午，解决战斗，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计全歼钱大钧四个团，　
钱大钧溃不成军，退到广东梅县一带去了。第二天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桂系　
黄绍竑的部队就从我们的侧背赶到了。他从赣州赶到会昌，恰巧跟我们翻了　
一个个，即从我们的攻击原路，攻击已在我手的岚山岭。打了一天，我们消　
灭他们的两个营，他才晓得钱已垮，便狼狈逃跑了。　
　　　　这时候我们如果乘胜追击钱大钧，是很好的机会。因为钱大钧垮了以后，　
广东仅仅剩下陈济棠，只有很少的部队。桂系虽实力雄厚，但又不能不防张　
发奎，因张发奎和桂系有矛盾，他也正扬言要下广东。假若当时采用这个决　
定，虽未必能拿下广州，但把钱大钧全部歼灭，是极有可能的，局面会是不　
同的。　
　　　　但当时我们经验少：追钱，又怕朱培德迫我之后，且岚山岭一仗有大约　
上千的伤员，这些伤员也没法处理，客观环境很艰苦的，这个地区没有革命　
基础，几十里路群众都跑的精光了。军中缺粮，饭吃不上，找不到人抬担架，　
困难是很多的。于是便决定返回瑞金，至长汀，在长汀下船到汕头。以为到　
了汕头有了海口，国际就可接济，一切就会好转，可以下广州，进行第二次　
北伐了。这个决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路很偏僻，山多林密，群众基　
础很差，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　
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　
于是得以从容的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而我们到了大埔，又作了第二个错误　
的决定，决定分兵，把周士第和朱德的部队留在三河坝。这个三河坝分兵是　
个悲惨的决定。因叶挺十一军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　
把力量拆散了。　
　　　　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十三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　
不过十七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　
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　
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　
军覆灭了。　
　　　　汤坑战败以后，贺部余二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　
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　
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除少数在饶平和我们　
会合外，大部由团长董朗率领，会合了海陆丰农民暴动的队伍，和广州暴动　
撤出来的武装三千多人，就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但因政策和军事的错　
误，死打硬拼，后来也在东江被打垮了，传播下了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东江游　
击队的革命种子。　
　　　　我们和反革命打了一仗后，也有些损失，由朱德同志率领，由三河坝退　
至饶平。为什么退至饶平呢？是还想接应贺叶，和贺叶会合。一直到和叶部　
少数残兵败将在饶平会合后，才知道贺叶已经垮了。　
　　　　这时候我们约有两千多人，以七十三团作基础，编为第一营，算是个大　

营，共四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育团编为第三营，　
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个部队的领袖，朱德同　
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　
是个老同志罢了。　
　　　　但人民军队虽然有了自己的领袖，处境却是非常困难的。人心涣散，士　
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　
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像七十三团这　
样坚强，这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　
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肠打仗。到了大庾，两千多人只剩下九百多　
人，但这九百多人却是最纯洁的，最坚强的战士。到大庾以后就没人逃了。　
　　　　朱总司令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打仗，见人就谈革命前　
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一九二七年　
中国革命等于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一九○五年失败后是黑暗　
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　
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革命就能够成功。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　
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　
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迫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　
之间不可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会不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我们到了大庾，反革命不迫了，蒋桂混战打起来了。人们听了总　
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　
个部队肯定的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　
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　
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　
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到大庾以后，反革命自己打　
起来了，屁股后面没有追兵了，部队可以休整了。我们于是便开会，讲道理，　
传达朱总司令的道理。部队看到了光明，情绪稳定了。正在这时候，知道毛　
泽东在井冈山，便更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　
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　
很有影响。部队的湖南人最多，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　
去，便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希望。　
　　　　八一起义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　
自主的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在广大地区内宣传了革命的道理，特　
别是朴素的土地革命的道理，在于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积累了　
军事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运动战的经验，这是很宝贵的。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历史现实出发，就不能　
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　
败的。说明敌强我弱的时候，战略上的分兵是错误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　
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　
的。　
　　　　八一起义的结果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有坚强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必须　
依靠人民，由人民自己来建立。反动的旧军队不可能成为坚决的革命力量，　
因为他不是服务于人民的。旧军队在革命高潮时可以投机，但到了革命低潮　

一定反水。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强大。人民是　
力量的泉源，党是领导。离开党，长不大，离开人民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　
褓姆，力量一走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弱者必败。海陆丰的力量本　
来比朱德的力量大，但海陆丰失败了，就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弱。　
　　　　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　
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　
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当时的道理在和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理论化、　
提高到马列主义科学水准了。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必　
然的，不是偶然的，是由革命斗争中考验出来的。　
　　　　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武装　
斗争的问题。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是毛主席解决的。知道搞武装斗争，并不　
容易，知道怎样搞法，更不容易。有种种搞法，土匪山大王的搞法是一种，　
太平天国的槁法又是一种，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　
合，又是一种，只有这后一种成功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有根据地，　
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八一起义提出了　
问题，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　
　　　　注　　　　释［1］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中国　
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放弃对　
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　
的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向人民举起屠刀时，　
便束手无策，从而断送了革命力量，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2］　
东进讨蒋，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　
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了这个带有一定欺骗性的口　
号，并组成了东征军。陈毅所在的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而成的第二　
方面军教导团也在东征军序列。［3］　教导团，指的是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军教导团。［4］武汉军校，全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前身为广　
州黄埔军校。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北迁武汉，　
原黄埔军校学员也陆续随军北迁，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九　
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定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年五月，陈毅任　
该校秘密的中共党委书记。　
　　　　［5］　　CP　分子，“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P　分子指共产党员。　
　　　　［6］　绿林武装，指赣东一支五百余人的农民武装，司令邓克忠。因当时　
该部未能与叶贺军取得联系，势单力薄，终为国民党军所算，全部在江西崇　
仁县境内牺牲。　

　　　　　　　　　　　　　　　　　　　　　　　　　　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基本问题①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意义很大，会议的规模，是空前　
　　的。过去开过的军事会议，没有到这样多的人，也没到得这样全。高于会在　
　　党的历史上历来是解决重大问题的会议，其性质等于党的代表会议。这次高　
　　干会是当着抗美援朝胜利，国家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开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　
　　运动在各方面展开，我军现代化各项建设经过四年摸索，许多问题已渐臻成　
　　熟的时候召开的。如何总结全军四年来的工作和决定今后建军上的一些重大　
　　问题，在我军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毛主席指示：要开好大会，就要上下通气，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打破　
　　上下问的隔阂。朱总司令在开幕词中也宣布：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彭副主席［1］也几次提出要展开批评。我们要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副主　
　　席的号召，对四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提到一些具　
　　体问题时，事与人都可能联系着进行一些必要的批评，我们到会同志都是经　
　　过多年锻炼的高级干部，对此当然是能打破各种顾虑的。　
　　　　　　彭副主席的报告，详细说明建军方针、并进一步解决了建军步骤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文件，我拥护这个报告。彭副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建设我　
　　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2］，为保卫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