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军事文选-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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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承认失败，而把希望寄托在　
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　
仗，敌人就会撤走，中央苏区就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当然，　
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　
“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　
的“围剿”，保持并发展了苏区。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五次反“围　
剿”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结果，　

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坛坛罐罐　
什么都带上，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　
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的。　
　　　　由于不肯承认失败，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　
形势的转变，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悲观失望”。当时，还留下了一个主力　
二十四师，另有八个独立团［2］。按正确的做法，这部分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　
零，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　
可观的力量。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准备打大仗。他们　
说：“我们主力一个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搞正规军团……总之，还是迷恋着旧的　
形式，企图用旧的一套再搞起大苏区，来“旧梦重温”。但他们忘记了，正　
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才把一个大苏区搞垮了的。当红军主力在的时候尚不　
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不得不撤出，这十几个团又怎能拼得过？而且，　
部队在苏区失败之后，战斗力、战斗意志已不比从前了。记得主力撤出后不　
久，广东军阀部队一个营把雩都南部的一个口子占领了，我们要去夺回来。　
去了八个团近一万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下来。　
　　　　这时，实行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主力撤出之后，在　
历次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敢贸然进入苏区，他们对红　
军的转移作了种种的判断，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只好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　
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苏区才完全沦于敌手。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　
五年二月，这五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形势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如果当时不　
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不是追求旧形势的再现，而是立即实行转　
变，是可以转过来的。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七年的苏区人民，是十分顽强的，　
还有各县区的党政机关和一万六千人的军队，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这几十　
个县，每个县都有二三百人，那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就可以保存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的革命武装；这几十支游击队的活动，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击根　
据地，牵制更多的敌人，给局势以更有力的影响。但是，由于“左”倾机会　
主义的影响，却转变得迟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苏区都转变迟了。像闽西苏区，那里早已是敌后，　
有了一些游击斗争的经验，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3］　等同志的领导下，　
及早地转入了游击战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4］、鄂豫皖等苏区，虽然也　
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也大都先后完成了这个转变。　
　　　　到了十一月底，敌人已经探明了主力红军的动向，开始向苏区的中心推　
进。我们在错误指导下，几个战斗都没有得手，再坚持下去是不行了，受错　
误路线影响的同志这时才同意实行这个转变。当时，曾拟制了一个指示，在　
这个指示里，说明了从正规到游击、从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要求各地改变　
旧有的大摊子作风，分散成小组，打埋伏；这样避敌锐气，渡过这个大的风　
暴、保存力量。在政治上要击破敌人初入苏区时所搞的政治阴谋，夺取敌人　
搞的“自首大队”的领导权，保护群众，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已经来不　
及了，许多地方已经垮了，电台也叫不通，这个精神没有传达下去。最后只　
有距离较近的瑞金县委接到了这个指示，钟得胜等同志按照这个精神作了应　
变的准备，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　
　　　　这时我们便着手收拾中央苏区的摊子。要隐蔽苏区的资财，要动员群众　
疏散，要安排伤员，分散部队……。中央苏区是一个国家，物资很多，长征　

部队去的时候尽量带了一些，但留下的还是不少。如书籍、机器、医药器材，　
还有苏区最宝贵的财产钨砂，都要掩埋起来。　
　　　　尤其难以处理的是伤员。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　
伤员，一些轻伤的随队去了，重伤的还有两干多人。看来不改变办法是埋伏　
不下去了。当时因为我也是伤员，便指定我去动员他们疏散。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　
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　
志们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　
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牺牲只能牺牲　
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　
报仇的！”讲这番话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伤员们都静静的听着。有的喊：“只　
要告诉我们就行！”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至今，　
每当忆及这一情景，还仿佛听到这种喊声。只有最坚强的战士，在面临如此　
严重危险的时候，才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我们和地方党的同志，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当地的群众。对他们说：“你　
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　
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关的。于是又是一个动　
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你驮一个，我抬一个，半天的功夫，两三千伤　
员全被抬走了。　
　　　　这些疏散工作就绪之后，敌人已经深入到了苏区的腹部，我们被迫撤到　
了山上。这时候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老百姓满　
坑满谷，东边枪响往西跑，西边枪响往东拥，一片国破家亡的景象。到了这　
时，才更深刻地体验到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特别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便决定突围。部　
队十几个团，分成五路向外突，但是，因为行动迟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　
的包围圈，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结　
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大都失败项英、贺昌同志和我是最后突围的。　
往哪里突呢？曾经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　
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但高山大岭，又逢雨季，　
敌人封锁太严。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那里距离较近，两天两夜可以赶到，　
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交通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　
都很强，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站不住脚。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这里　
地跨两省，地形很好，过去毛主席就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红色根据地，估计　
还有游击队，但要过赣江，敌人控制得很严，过不去。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　
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我群众基础也强，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　
这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　
斗争。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　
　　　　突围的日期是二月十日［5］。动身之前，我们和中央通了一次电报。我们　
向中央报告了中央苏区的情况和突围的决定。接到了中央的回电，谈到了遵　
义会议的情况，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关于中央苏区的斗　
争，中央指示：要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这是最后一次与中央通　
报，此后电报机破坏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便与中央断了联系。　
　　　　中央的来电，遵义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的确立，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之害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　

鼓舞。但是，我们的突围却是很不顺利的。在过会昌河时，政治部主任贺昌　
同志牺牲了。继续突围中，我们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最后只剩我和　
项英同志等几个人，几经辗转，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　
　　　　　至此，我们总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转入了游击战争。但是，这个转变　
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像翟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　
柱［6］　等很多党的优秀的干部，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上万人的部队垮了，　
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于敌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是沉痛的教训。　
　　　　　油山，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大山。粤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就　
是以这个山为中心进行的。这里原有党的粤赣特委，由李乐天、杨尚奎、刘　
建华［7］　等同志带领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部队在这里坚持。此外，在上犹、　
崇义地区，蔡会文、陈丕显［8］同志带领三百余人在活动，钟得胜同志带有二　
百余人在汀（州）瑞（金）一带活动。至此，整个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就剩　
下了这几块山头，上万的军队，就剩下了这一千多人。　
　　　　　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了。　
　　　　　这时，敌人已经完全占领了苏区，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但是，就连　
敌人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懂得红军的主力向西走了，革命之　
火会随着长征部队的行动而蔓延开来；他们也懂得，留在苏区的游击队虽然　
人数不多，但火种不灭，终必燎原。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消灭长征　
的部队；又指令一部分正规部队会同各省的军阀、地主武装，全力消灭战斗　
在南方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　
　　　　　敌人对付游击队的手段是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　
　　　　　他们知道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是依靠群众，因此，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切　
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具体的办法，除了疯狂地屠杀镇压群众之外，对游　
击队便是封山、封坑。他们把山区和邻近山区的村子里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　
到山外去，实行井村，用密集的碉堡把山封锁起来。然后在群众中实行保甲　
制［9］，搞连坐法，并利用地主民团加强乡村的统治，经常点名、检查。检查　
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天天查，一天查几次，有时几天不查，突然袭　
击一下。在经济上，对于主要的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等，实行定量分配，　
以断绝游击队的物质供应。　
　　　　　这样还怕控制不住，对挨近山区的村子，便派人化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　
的伤兵，半夜拍门“我是分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给吃吧！”　
老百姓答了话，立即抓起来，以此挑拔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　
　　　　　此外，还搞种种欺骗宣传，在我们内部组织叛变等政治手段。　
　　　　　这样，在遮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之后，在军事上便是大规模清剿，频繁　
的搜山。几路队伍，带上猎犬，围攻山区，到处打枪，到处喊叫，后来甚至　
连探照灯也搬到山里来了。　
　　　　　搜山搜不到我们，便将山林倒上洋油，纵火烧山，烧得野猪、山牛满山　
吼叫，长蛇到处乱窜。这样还找不到我们，便化装成老百姓，找个地主婆娘　
弄个饭篮子带着走前头，满山喊：“游击队同志，反动派去了，给你们送饭　
来了。”或者装成砍柴的、打猎的、种香菇的、烧炭的来欺骗我们。要不就　
派人到高山上去了望，看哪里有我们烧饭的烟；或是派人躲在山林草丛里，　
听有没有我们的动静；派人到小道上，看草，看山石，有没有我们的足迹……　
一发现痕迹，立即就追。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队几乎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条件。　
　　　　房子是没有的，开始还能搭茅棚子，很简单，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　
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用竹子搭，把竹子破成两半、在棚顶上排起来，像琉璃　
瓦。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不能住了，就用雨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　
支，背靠背便睡起来。天晴，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卧看星星月亮，与天　
地同归了。大庾岭上的雨季十分讨厌，于是又想出了新办法：弄几块雨布，　
四只角上钉上绊子，往树上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把雨布一　
解，地上扫扫，每班都有构子，泼上点水，把痕迹灭掉。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　
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　
山鸡，或是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　
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大树棵里，马蜂多得很。搞个竹蔑背斗护着　
头脸，把蜂窝一烧，马蜂飞去了，然后将幼虫搞下，把来一炒，跟蚕蛹一样　
香脆。做汤吃，白的像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明，一照　
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有群众送来米粮，也可以煮点　
饭吃。不过部队流动性大，煮饭的家具就要事先筹备，有机会搞些小锅子来，　
在野草丛中东丢一只，西丢一只，用时就去找。或者干脆将米和水装到鲜竹　
筒子里，丢到火里烧。此外，山上也不会完全断人，春天有造纸的来，冬天　
有烧炭的来，他们是反动派特许进山的，带得有配给的粮食，请他们匀出一　
点来，可以略作补助。所以，完全挨饿的时候也并不多。三年的时间，我真　
正吃不上一点东西的时候只有三天，那是与敌人猝然遭遇，被打散了，带的　
一小包盐，一天吃完了，只能爬到水沟里喝点水，嚼点野草，第三天便遇到　
了自己的同志。走路也不能不非常诡秘。不能走路，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　
不能讲话，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脚印。为了消灭形迹，走过之后要把踩倒　
的草扶起来。落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来，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而且不　
能失落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　
　　　　四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正确的方针和　
统一的意志、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正确的方针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　
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　
这是一个大失败，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却。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　
在哪里？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主力红军会派队伍回来。”这是不切　
实际的想法。主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无暇顾及我们；即使站住了脚，也　
要发展新的根据地。这种情势下，我们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胜利和　
成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队伍回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　
“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个大苏区？”这也不可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已　
经不是一九二七年了。　
　　　　我们所说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　
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　
攻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　
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　
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　
　　　　基于这种政治估计，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就不可能是进攻的，而　
是退却的。退下来，转变过来，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在革命受到挫折　
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牵制一部分敌人，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给时局以若　

干影响，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有几个　
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　
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主　
力红军夹击，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事后看来，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基于这种　
分析，当时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记得我们曾经对同志们讲过：“有　
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　
　　　　这是对形势的基本认识，是说明问题的出发点。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　
说服同志们忍耐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定了：长期坚持，保　
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当然，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政治分析和论点，也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了的，　
因此，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不充满着斗争。　
　　　　这时，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主张拚。他们认为：“苏区　
失败了，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形式　
上很“左”，实际是右的，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　
力量。他们不懂得，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　
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的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　
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　
炮筒子里轰掉呢？其实，这样做正符合了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们最希望　
你来拚，拚掉一个少一个。　
　　　　另一种人则是神经衰弱，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经受不住失败的考　
验而悲观失望，丧失了信心。他们借口怕暴露，而主张消极的打埋伏，找个　
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　
来。由于斗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义的道路，搞点吃的，搞点钱，　
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面目，变成了土匪。或者动摇逃跑，叛变革命。这是右　
倾机会主义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他们不了解，我们到这里来打埋伏，　
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　
就必须发展，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响亮的斗争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　
上，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给形势以　
影响，推进革命高潮；任何悲观消极，不但不能保存，而且会导致灭亡。　
　　　　为了使正确的方针得以贯彻，就要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盲　
动，反对悲观消极。正确地分析形势，不断地阐明我们的方针，天天讲，大　
会小会都讲，成了当时政治工作的中心的内容。　
　　　　经过这一番工作，绝大部分的同志接受了这个方针。他们相信党、相信　
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地投入了游击斗争，在这残酷的斗争中，我们茹苦含　
辛，流血牺牲，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是阶级的硬骨头。但是，也　
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是随着土地革命的高潮卷进来的，在残酷的斗争　
面前动摇了，随潮而退。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留帖告别了，有的干脆叛变　
了。　
　　　　当时，对于如何巩固部队内部的问题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制的，　
有的表现不好，讲些怪话，便开斗争会；对动摇逃跑的，采取极端的手段镇　
压。夜间放哨，怕一个人靠不住，便放两个三个。　
　　　　显然，这种方式是极端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　
破坏了团结。有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方式而垮了的。当然，对于那些危害革　
命的叛徒应当坚决予以镇压。但对队伍内部，主要是强调民主，强调自愿，　

强调说服。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对于那些思想动摇的人，应该用说服　
的办法，劝说他留下来坚持；能坚持当然好，经过这段考验和缎炼，将来在　
新的革命斗争中是骨干。但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甚至帮助他走，发　
给路费，帮他换好便衣，找好路线，让他安全地到达家中，甚至他路上被反　
动派抓住，还要组织黄色村庄的人去保他出来。这样公开的处理动摇问题，　
做到仁至义尽。这种政策很好，公开了之后，有的本来动摇得要命，也坦白　
出来不走了；有的走出去，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更重要的是，这　
样做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认识，巩固了团民主，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　
重要准则。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充分的发扬民主。游击队严格地　
保持着红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