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军事文选-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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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准则。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充分的发扬民主。游击队严格地　
保持着红军的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打土豪得来的钱大家分　
着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定期公布账目，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　
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人人都对集体负责。　
　　　　还有重要的一条，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　
着特殊的意义。那时钱很少，但大家一样忍受艰苦，吃草根，打赤脚，上上　
下下谁也不特殊。这样，保持党的作风，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不让党的政治　
面目受到损害，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自然，最重要的还是正确地阐明局势，　
进行正面积极的政治教育。有人说打游击没法做政治工作，三年游击战争的　
实践否定了这种谬论。要做，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只要条件许可，我　
们就搞起各种学习，讲游击战术，讲军事，讲苏维埃运动的总结，学文化。　
那时从外面搞到一些书报和小册子，便拚命地学，这也是为将来局面开展进　
行的必要的准备。分析形势更是随时地进行，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　
矛盾，讲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讲我们坚持斗争的意义和前途，使全体人员　
的意志在对客观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牢固地统一起来。这里必须注意的是，　
由于处境的艰苦、险恶，在指明前途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目前的困难。只有　
对目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　
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这些　
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五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　
统一的意志，还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鲜明准确的政治口号和灵活的游击　
战术。　
　　　　敌人对各游击区的进攻是疯狂的，但敌人内部的矛盾却暴露得更清楚　
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占了华北，抗日战争势在必发。一九三六年　
夏，又爆发了“两广事变”［10］，这个事变虽然以两广军阀投靠蒋介石而结　
束，但蒋桂、蒋粤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此外当地土豪与军阀之间、土豪与　
土豪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领导上就要正确地分析掌握这些矛盾，利用这些　
矛盾，根据这些矛盾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　
　　　　当时的主张是：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游击队一定要以党的名义，表示　
态度，发表宣言，及时提出斗争口号。像“两广事变”，即发表了《为两广　
事变告群众书》，华北自治事件［11］就发表《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　
《告士兵书》等。并派队伍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展开宣传活动。　
　　　　在那样的条件下，发传单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印刷条件，只能用笔抄　
写十几份，还要派交通员冒很大的危险跑到公路口、桥梁、乡镇去张贴。影　
响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敌人引进山来了。这种活动当即遭到了右倾主义　
者的非难。他们借口避免暴露、反对提任何政治口号。他们说：“有什么影　

响？自找麻烦！”　
　　　　我们回答这种讥笑说：“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　
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　
　　　　事实如此，鲜明而又及时的政治口号，震惊了敌人，在广大群众中发生　
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传单，印在了人民的心里，指导和鼓　
舞了他们的斗争。群众说：“国民党天天说游击队垮了，其实人家还在，共　
产党还在。”　
　　　　游击斗争必须和群众斗争和地下党的活动结合，把公开、半公开和隐蔽　
斗争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游击队与群众秘密联系，组织群　
众的合法斗争，在城镇建立白区工作，进行国民党士兵的工作，甚至在南雄、　
大厦城里也建立起秘密工作机关。在实际斗争中，游击队摸索到了一种进行　
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便是搞“黄色村庄”。　
　　　　在游击斗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赤白尖锐对立的局面——山上和靠近　
山区的村庄，凡游击队力量所及之处，搞起赤色区域，和反动派控制的白色　
区域对立。对白区的国民党政权人员和土豪劣绅，不加区别，一律镇压，并　
且不断扩大赤色区域。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错误的。因为游击斗争是长期的，　
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搞一次赤色村庄，群众就受一次摧残。结果游击队成　
了祸害之源，成了“火神”（游击队一来，敌人就烧房子、杀人），这是不　
能长期巩固与人民的团结的。于是便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结合军　
事压力，搞革命的两面派，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应付敌人，　
搞“白皮红心”。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保证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并　
且可以通过黄色村庄与比较进步的地主、开明士绅及其知识分子建立抗日的　
统一战线，推动抗日工作。　
　　　　这个策略很重要。但是在搞这种两面派时，除了警惕争取对象可能“反　
水”之外，在内部还必须同另一种倾向作斗争，那便是单纯做地下工作，下　
山去到“黄色村庄”搞半公开斗争，而忽视坚持武装的重要性。因为斗争实　
在是太艰苦了，以我为例，在三年中我只两次进了房子，四次看到了老百姓。　
这长期的山林生活，餐风饮露，忍饥耐寒，有的人厌倦了，现在有了“黄色　
村庄”的条件，便插枪到村镇里去。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就削弱以至取消　
了武装力量。经验证明，游击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政治旗帜必须坚持。　
党的武装，这是敌后游击斗争的主要方面，是我们的本钱。抗日高潮毕竟是　
要到来的。共产党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取决于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弱、　
武装的多少；只有有了枪杆子，我们才有发言权。　
　　　　打游击，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游击战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系统的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三　
年游击战争中继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叫化子打狗靠面墙”，进行游击战争，　
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粤赣边的游击斗争，一开始便是以油山地区为根据地，　
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前提下，还要有一套灵活的战术。　
首先，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　
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　
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　
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　
　　　　既然是打这样的仗，就有这种仗的打法。游击队人少，枪弹少，打硬仗　

是蚀本的。因此伏击、袭击便是作战的主要形式。游击队三五个人、十来个　
人，分散活动，和人民结合，把情报、时间、地点搞清楚、弄准确，出其不　
意，隐蔽接敌，枪一响，几分钟就解决战斗，解决了就走。或者远途奔袭，　
一夜急行几十里、百把里，插到敌后去，来一个“摸冬瓜”，一下子把敌人　
的区公所、乡公所搞掉，土豪抓来。这样的战斗，再加上发传单，写标语，　
地下党的策应，代价小，收获多，影响大，造成对敌人的威胁。　
　　　　当然，也不可能每次战斗都能取得主动，在奔袭战斗或者在敌人“围剿”　
中跳圈子的时候，也有时和敌人遭遇，或者遭到敌人的袭击。这是最讨厌的　
情况。因为不成对手，一打就只好分散隐蔽。这时，最要紧的是沉着。好在　
山深林密，你躲起来，只要敌人看不见你就别动。敌人是很狡猾的，看看搜　
不到，骂一声：“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故意弄得人　
马杂乱，其实一个连走了不过一个排，三分之二留下来了。但我们是打埋伏　
的老祖宗，懂得他这一套，就给他个不出来。两个钟头以后，倒是敌人沉不　
住气了，当官的一跳出来，又是一阵咒骂：“嗬，土匪真沉着。告诉你这次　
真走了。”又是吹哨子，集合，喊口令，叮叮当当，看样子真走了，但走过　
不一会，一个回马枪，又包围上来了。我们还是一样，树不摇，草不动。当　
官的这次更火了，跳着脚骂：“好，有你的！你有本事出来干！”于是机关　
枪、迫击炮往山里胡打一气，一边打一边乱叫：“看，那里一个，大石头底　
下。出来，出来，看见你了。”再不弄个人假充游击队员：“别打了，我讲：　
那边还有几个同志……”有时我们的人也会在这乱枪中受伤，但不管伤多重，　
都忍住不哼。敌人胡搞一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就凭着这套办法，游击队才能做到打得对，打得巧，杀伤了敌人，保存　
了自己。　
　　　　八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　
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　
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粤赣边的人民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还在北伐战争中，这里就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槁起过农民暴动，大革命失败，又暴动，搞起苏区，苏区又失败。　
在这长期斗争中，人民不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这一带差不多　
每个庄于都被烧过，反动派的恐怖手段、改良主义……什么阴谋他们都懂得。　
他们和反动统治，和地主阶级结下了很深的冤仇；和共产党结成了生死的同　
盟。他们坚信革命只是暂时的失败，将来一定能够胜利，因此，不管条件如　
何，总是舍死忘生地支持我们。　
　　　　群众对敌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时便衣游击队员或地下党员被捕了，群众便千方百计地去营救，组织　
起来去请求释放，打官司，告状，用钱赎，动员和尚、道上、老太婆去哭……　
样样都来。群众的积极分子被捕了，他明知一切情况，但受尽各种酷刑，就　
是不讲。他们从切身的体验知道，讲了，敌人还要追查；要死就死一个，决　
不害共产党。这是全体群众的共同信念。儿子被捕了，母亲就给反动连长送　
老母鸡，又哭又叫，哭得敌人不耐烦了，骂一句：“去劝劝你儿子！”儿子　
被打得半死了，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说：“连长大人　
要我劝劝你，你要知好歹，千万别乱说，要讲实话，连长大人会开恩的。”　
儿子听了这样的嘱咐，心里明白了，更坚定。　
　　　　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封山封坑，群众与游击队联系不上了，老百姓就到　

敌人那里去闹：没有饭吃，没有柴烧，要进山去种地、打柴。敌人是不会掏　
腰包养活老百姓的，只好派出队伍押着进山去，于是，种田的带上干粮，打　
柴的把竹杠子打通，装满粮食、盐、报纸、咸鱼、腊肉，和敌人活动的情报，　
到深山里，四处一丢。我们得到消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给。这个办　
法后来被敌人晓得了，敌人便利用这个机会，到老百姓活动过的地方去伏击　
我们。但我们也很警觉，一定要看准了才去拿，或者乘机调动部队打他一下。　
有时，敌人也用丢东西的办法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但我们早已从群众那里得　
到了情报，根本不动他的。过几天，敌人看看东西还在，误以为游击队不在　
这山，倒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这时只是怕便宜了老虎，老虎把东西吃掉，　
游击队倒跟着倒霉了。　
　　　　对于靠近山区的村子，敌人知道游击队常常出没，便来个突然袭击，把　
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的来人。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群众有的是　
办法，这时候，庄前庄后，庄里庄外，树梢、墙头，场坝边、窗户旁，到处　
是暗号。比方一位老太太在村头放牛或打猪草，反动派喊一声：“土匪在哪　
里？”“不知道！”“回去！”“回去就回去”。她随手把鞭子往草堆上一　
插，或是把草帽挂到竹头上，我们的交通员一见，就不进去了。　
　　　　总之，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支援游击队的动人故事是数不完说不　
尽的。　
　　　　他们这种忠心不贰地支持游击队的行为，直接教育了我们。“人家那样　
对我们，我们要好好地干，不要辜负人家。”这成了全体游击队员的决心。　
有时，我们带些同志到老百姓家看看，谈谈，见到他们被敌人打断手、打断　
脚，房子被烧了，东西被抢光了，但毫无怨言，这等于给我们上一堂生动深　
刻的阶级教育的课。同样的，我们在山上吃草、吃树根，冒着大风大雪打赤　
脚、睡树林，牺牲一个又一个，这也使老百姓很受感动。再加我们对群众无　
微不至的照顾，反动派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我们拿打土豪得来的钱给修，　
反动派打死了老百姓，我们派人送钱去慰问。这样就巩固了我们与群众的生　
死同盟。就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证了我们得以生存，走向胜利。　
　　　　七“西安事变”，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在南方各省，和平却是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才实现的。　
　　　　蒋介石被释放不久，表面上答应谈判，但实际上却集中了大量部队向各　
游击区疯狂地进攻。敌人的阴谋十分明显，是要消灭我们这些武装力量，把　
你搞完了，还谈什么？因此，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始了三年来最紧张的时期，　
天天打，日日夜夜打。我们看出了敌人的意图，决心熬过这艰苦的日子。终　
于，这一天来到了，七七事变爆发了。七月十一日，十二日，日子一天比一　
天平静，国民党军队撤走了，接着大庾、南康、信丰、南雄各县统统派出代　
表和我们联络，说什么“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呀，什么“爱国志士，无　
任钦佩”呀，腔调大变。　
　　　　于是，又一个新的大转变开始了。　
　　　　游击队一面趁机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大发展的局面，一面派人到　
大庾、赣州去探听虚实。派下山的人一路被国民党大拍马屁，他们希望游击　
区能派一个负责同志去谈判。　
　　　　我们和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对中央的政策不了解。　
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不行的，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　
发展的机会。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能联合起来，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　

要联合，就得充分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这个　
谈判的机会。谈判的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　
应尽量给以交通的方便，以便能迅速和各游击区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　
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央负责，游击队无权谈论。　
　　　　于是，我们便派出代表，到赣州、到南昌和敌人谈判，最后会合了党中　
央派来的同志，在中央的指示下，和国民党订了一个协定，又派出入到各个　
游击区去，传达中央指示，勾通联系。停战全面实现了。　
　　　　从坚持敌后斗争到国共合作，这又是一个大的转变。它像开始转入游击　
战争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地完成了这个转变的。　
　　　　这时，最主要的危险便是政治上的右倾，走向投降主义。由于形势来得　
突然，游击区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在新形势下便过分相信敌人，敌我不分，　
以为合作了便是一家人，从而丧失了政治警觉，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这　
种人认为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说什么“拥护蒋委员长”呀，“国　
家利益高于一切”呀，只走上层路线，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而在政治　
上陷于被动。而宣扬这一错误路线的结果，便使得本来就缺乏思想准备的某　
些人、某些地区，政治上更加松懈，在敌人的阴谋袭击面前，手足无措。像　
闽南何鸣［12］领导的游击队，就由于对敌人丧失警惕，而陷于失败。　
　　　　另一种便是对新形势缺乏认识，拒绝新事物，固执旧的一套。有的发牢　
骚说：“我们辛辛苦苦搞了这多年，现在却要与阶级敌人合作了，要编成国　
民革命军了。”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好的，表现了坚定的阶级立场，但这是机　
械的阶级斗争观念，不能适应新的高潮，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容易陷于孤　
立。　
　　　　因此，坚持正确路线，就必须向这两种倾向进行斗争，批评这种右的倾　
向，说服那些不愿合作的同志。特别是要在这个转变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发　
展游击武装。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了。我们真的在国民党欢迎的军乐声中走下了　
高山密林，告别了游击区的群众，走向了抗日的敌后战场。　
　　　　注释：　

　　　　　　　　　　［1］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　

　　　　　　队总队长、中共第三届至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　

　　　　　　记处书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代　

　　　　　　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等　

　　　　　　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主席、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陈毅等一起领导　

　　　　　　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2］　八个独立团，指江西军区独立第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团和原属江　

　　　　　　西军区后划归赣南军区的独立第十三、十四团。　

　　　　　　　　　　［3］　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　

　　　　　　人，历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张鼎丞（一八九八——一九八一），　

　　　　　　福建永定人，历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红四军纵队党代表、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土地人民委员等职；谭震　

　　　　　　林（一九○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历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茶　

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特委书记、红四军纵队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　

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四年十　

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张鼎丞和邓子恢、谭震林一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分别　

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共同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　

了革命武装力量。　

　　　　［4］赣东北，在一九三三年赣东北苏区改称闽浙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称皖　

浙赣边区，陈毅在文中是沿用早期的称谓。　

　　　　［5］突围的日期是二月十日，实际时间是三月四日下达突围命令，五日开始突围　

的。　

　　　　［6］　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瞿秋白（一八九九　

——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在上海同鲁迅合作　

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　

委员兼教育人民委员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　

月突围中在闽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军搜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何叔衡（一　

八七六——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历任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中共湘区委员　

会组织委员、湘江学校校长、上海互济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　

监察人民委员、中央临时法庭主席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围时，在闽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军包围，壮烈牺牲。贺昌（一九　

○六——一九三五），山西离石人，历任中共江浙区委委员、广东省委常委、南方　

局宣传部长、北方局书记兼顺直省委书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　

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三月三　

日在会昌河突围中壮烈牺牲。阮啸仙（一八九七——一九三五），广东河源人，历　

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书记、广州农讲所政治教员、主任、中　

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