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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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温州《瓯江报》、《飞霞报》、《醒报》因揭露官场腐败遭查封，三报主笔被捕，印刷局也接到了不许代印的通知。
　　3月3日，昆明《滇声报》因批评当权者裁减教育经费而遭强行搜查，被迫停刊，编辑李石公被捕。5日，《滇声报》发布紧急号外，要求云南各界给予声援。
　　3月15日起，青岛警察厅开始实行稿件预检制度。
　　4月，《湖南公报》因反对21条，被迫改组。
　　5月7日，邹永成等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报》，出版3个月就因言论激烈而被法租界当局封禁。
　　5月，《甲寅》改在上海出版，没多久即遭查禁。
　　6月5日，内政部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查禁蓝公武等办的《正谊》杂志。
　　6月16日，上海《五七报》、《救亡报》、《爱国晚报》三报负责人因“发表激烈反日文字”而遭拘捕，《五七报》被勒令停刊。
　　6月，汉口中华大学主办的《光华学报》因抨击21条，被地方当局封禁。
　　7月，长沙《湖南公报》因刊载郴州兵变消息，被湖南当局罚停2个月。
　　7月，重庆《危言报》编辑姚天笑因所发新闻触怒当地宪兵司令，被私行拘捕。
　　11月22日，《苏州日报》主笔吴生花因为刊出时评《西区巡警见死不救》，即以“破坏巡警名誉”的罪名被捕。
　　这一年，武汉《正心报》创刊不久即被封禁。成都《警华报》创刊不久即遭查封，主笔叶树声、记者辛丹书等4人被捕，拘留了12天。福州《求是报》遭查封。
　　1916年：“呜呼袁世凯”
　　在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中，袁世凯的皇帝梦做得并不安稳。1月1日，袁氏将他曾宣誓效忠的“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强迫各报改用洪宪年号纪年。新闻界虽然也出现了康士铎、乌泽声、汪健斋这样的“三小人”，但上海多数报纸拒不受命，继续沿用民国纪年。1月12日，内务部命令地方当局：所有使用民国纪年的报纸一律停止邮递。上海各报从这一天开始改用公元纪年。1月26日，袁世凯进一步通过淞沪警察厅发出警告：如再不用洪宪纪年，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包括《申报》在内的不少报纸才勉强应付，以6号小字将“洪宪纪元”排在公元年月日之下，字迹模糊，几乎难辨。同一天，各报还将淞沪警察厅致上海日报公会的来函全文刊出，借此向读者表明心迹。
　　2月24日，内务部以“罔顾舆论，任意造谣，……实属罪大恶极”等罪名，通令查禁上海《民信日报》。同月，汉口警察厅向《汉口新闻报》、《汉口中西报》、《国民新报》发出禁令，严禁转载上海各报及译载外文报纸有关护国运动、护国军的消息。3月中旬，内务部通令各地“一体从严查禁”天津《公民日报》和上海《民意报》。同月，创办未久的上海《民国日报》也遭封禁。
　　从1913年11月到这年3月，袁世凯政府查禁的中外出版物至少有90多种，其中报刊有66种。
　　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叫骂声中宣布撤销帝制。第二天，他宣布取消洪宪年号。从3月24日起，全国报纸都恢复民国纪年。
　　早就因为揭穿“筹安会”阴谋而遭禁邮的《时事新报》，邀请远在日本的邵飘萍回国主持笔政。从1月4日的《顺逆辨》到6月7日的《呜呼袁世凯》，邵飘萍仅在《时事新报》就发表了《呜呼袁世凯》等134篇时评、36篇社论，他同时还为《申报》、《时报》执笔撰文，以犀利的笔锋写下了《预吊登极》等脍炙人口的评论，“阿平”之名从此誉满全国。
　　4月，上海《中华新报》馆出版了《护国军纪事》，支持蔡锷的义举，到年底终刊共出了5期。
　　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一命呜呼。6月20日，内务部电令撤回禁止《时事新报》行销的命令。上海日报公会致电交通部，要求对那些被洪宪王朝停邮的报纸解禁。同月，因反对帝制被关押了两个月的北京《益世报》主编潘云巢获释。7月6日，内务部咨文各地，宣布对上海《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时事新报》、《五七报》、《中国白话报》、《民意报》、《共和新报》等报及《甲寅》、《正谊》等杂志予以解禁。
　　7月16日，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废止袁世凯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9月，因反对帝制被查禁的重庆《新中华》、《国民报》、《正论日报》等复刊。下半年，河南仅开封一地就有6家报纸创刊。12月，曾被誉为“民国首功”的汉口《大汉报》复刊。到年底，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总数上升到289种。
　　《申报》发行量已达到1。4万份，《新闻报》发行量突破了3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诚如曹聚仁所说，“我们知道望平街上也曾产生过风行一时的报纸，却不曾产生一种足以代表舆论的报纸。”这年2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出了1卷6期后暂时停刊。到9月1日，更名为《新青年》继续出版。陈独秀提出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决心在思想、文化上下工夫，百年言论史上激荡人心的“《新青年》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记事］
　　1月4日，北京《新中国报》因披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消息，被京师警察厅查封，编辑何宇澄等被捕，发行人何斐被判处5年徒刑。
　　1月4日、27日，曾向上海《亚细亚日报》扔炸弹的杨玉桥、萧梅成先后被处死。但这张以鼓吹帝制为使命的报纸3月3日就停刊了。
　　4月4日，重庆《正论日报》因非议帝制而遭封禁，发行人张楠、经理陈锡之被捕，张甚至被判处9年徒刑。
　　5月18日，创刊才十来天的汉口《民报》主办人黎宗岳被炸身亡。汉口警察厅禁止汉口《民报》、《天声报》、《武汉民报》在租界外发行。
　　7月底，邵飘萍北上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员，从8月23日起，他在《申报》发表的《北京特别通讯》广受读者欢迎，迅速成为黄远生之后中国最负盛名的新闻记者。因痛感中国时事新闻被外国通讯社左右，他还自办了新闻编译社，从8月起开始发稿。
　　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只当了22天总编辑的李大钊撰写了发刊词《〈晨钟〉之使命》。
　　9月，隐退多年的英敛之将《大公报》盘给大股东王郅隆，《大公报》的“英敛之时代”正式结束。10月，年轻的胡政之应聘出任《大公报》主笔兼经理，着手对版式、内容等进行改革。
　　因长沙《大公报》批评省议员，湖南省议会取消该报记者旁听的权利，还咨请警察厅取缔这张报纸，经过有关方面调停才解禁。
　　成都《四川新闻》创刊不久即遭川督罗佩金查封。
　　11月22日，林白水等创办的北京《公言报》因披露当局向美国秘密借款消息，发行人黄希文、编辑王德如被捕。
　　这年，龙济光在广东设立新闻检查员，扣发所有反袁、拥护共和的新闻、评论。广州《华国报》主笔林灿予因一篇《大盗移国论》遭到通缉。
　　北京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因发表反日言论，一度被拘。
　　1917年：“《新青年》时代”
　　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3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领导下，暮气沉沉的北大迅速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民主与科学的摇篮。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已呼之欲出。
　　虽然“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新青年》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新思想，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子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以《新青
　　《新青年》的出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年》撰稿人群体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的巨大意义早已超越政治层面。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胡适等曾经一度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致力于思想、教育、文化的实践，也就是在实际政治之外用力。但是他们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言论，确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一代知识分子，第一次向孔教、礼法、贞节等国粹，向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等发起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由自尊的人格、独立自主的人格，不是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进新的文化、价值。也是第一次激烈地、大张旗鼓、毫无妥协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其中的主角无疑是陈独秀。1940年3月2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不无自豪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其实不仅在思想言论上，他是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的人，所以他这个北大教授会在五四运动中亲自去散发传单。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之无愧。胡适说过“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连鲁迅也承认，他那时候的小说创作是奉了陈独秀的思想“将令”。
　　3月1日，李剑农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月刊，初由泰东书局出版，旨在“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既“不为何种政团张其党势”，也“不自立门户”，另成一个新的政团。他们对武人拥兵黩武深恶痛绝，提出了解决时局问题的各种方案。内容涵盖政治、经济、财政、法律等各方面，撰稿人包括杨端六、高一涵、李大钊、周鲠生、丁燮林等，其中的一些人同时也是《新青年》的骨干。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其时，离袁世凯皇帝梦破灭不过一年，张勋带辫子军进京，拥废帝宣统复辟，重演了一出昙花一现的丑剧，将五色旗又换成了黄龙旗。从7月1日到13日，虽不足两星期，却扰动了整个中国。言论界也曾受到影响。7月，在哈尔滨，创刊不过一个月的《白话画报》因反对张勋复辟而遭查禁。在浙江海门，创刊不到4个月的《椒江日报》以“乱党机关”罪名遭查封。
　　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报》，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张勋复辟，“言论记事，翕合人心，有民初上海《民立报》之望”。在英敛之民国元年退隐之后已声光久不再的《大公报》，一时销量大增，发行量达到一万多份。
　　目睹张勋复辟的闹剧，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虽然暂时挫败了张勋的阴谋，但共和国家的隐患并未除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那些成为“伟人”、“英雄”的军阀，也未必信仰什么共和。他所以要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引入新思潮、提倡新观念入手，就是痛感中国只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一切走马灯般的变来变去都和大众无关。《新青年》就是要开创一条思想言论的新路子，一条政治之外的路。
　　［记事］
　　1月，济南《齐美报》因刊出一则有关聚赌包娼的新闻，发行人被判徒刑，山东报界联合会认为判刑过重，电请总统、司法部和两院减刑。
　　2月17日，北京《公言报》披露中美借款合同草案，及众议院讨论有关情况，编辑王德如、发行人黄希文以“泄漏国会秘密”罪，分别被判刑4个月、3个月。28日，成都《民宪报》发行人雷建侯、编辑人曾砚愚，因一则《刑杖悲声动衙署》的新闻触怒当局而被捕。
　　3月8日，北京《国风日报》编辑裴梓青、发行人彭冀臣，以“言论过激，事实不符”被拘禁3天，并罚款。14日，两人又因“抨击段祺瑞太过激烈”，被指控犯有“侮辱官吏”罪，各判处罚款20元。
　　4月3日，北京《醒华报》因所刊《外交投票记名》的新闻触怒当道，编辑被捕。
　　5月19日，英文《京报》的陈友仁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商议借款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4个月。22日，陆翰文、项士元在浙江临海创办《时事日刊》，因批评北洋军阀对浙江的统治，出版仅3期即遭查封。从这个月26日起，随着北京政坛上黎元洪与段祺瑞权力之争白热化，北京警察当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各报新闻电稿多被删改。
　　6月4日，北京《中华新报》以“时局濒危，纵言无益”，自动宣布停刊。杭州《之江日报》因避免言祸也一度主动停刊。在这前后，北京《民国新闻》、《共和新闻》等8家报纸相继停刊。5日，福州《心声报》也以“言论不自由”发表宣言，自动停刊。9日，成都《四川群报》发行人樊孔周因为在评论中反对驻军违章抽取盐税，遭暴徒狙击而遇害。
　　同月，广州《南越报》主笔李汇泉因为反对当局开赌禁，桂系军阀谭浩明不经审讯即将他枪杀。
　　10月初，《北京英文晚报》以“该报议论，妨碍时机”处以停止营业。
　　从11月10日起，北京《晨报》及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等报纸都在显着位置、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
　　11月19日，因湖南局势动荡，长沙《大公报》一天四次遭抢劫而被迫停刊。12月12日，才复刊6天的《大公报》又遭查封。
　　11月20日，北京英文《京报》因在社论中语涉日本干涉内政，以“该报议论，妨碍时机”处以停止营业，社长陈友仁再度被捕。
　　北京《中原日报》因刊出批评冯国璋的评论，编辑王元震被拘押。成都《警华报》副总编辑顾品珍等6人因在新闻中讽刺四川督军罗佩金而被捕，多次遭军棍等刑罚。
　　1918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新青年》从这年1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陈独秀的短文激越雄健，往往为青年所喜爱，胡适文章风格清新明畅，独步一时。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尖刻、犀利，犹如双锋利刃。周作人的文章则活泼轻松，使读者感觉犹如与家人聚谈。其他一些推动新文学、新思想运动的教授和学生领袖如钱玄同、刘复、罗家伦、傅斯年等，则大多是雄辩强劲的作家，更不用说运动中所涌现出的其他大批年轻的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
　　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
　　和诗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80。通过《新青年》这个小小的公共平台，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破土而出，将百花齐放的“《新青年》时代”一步步推向高潮。
　　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综合性副刊《学灯》，张东荪、俞颂华、宗白华等主编，一灯如炬，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为宗旨，“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它和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一起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邵飘萍手创《京报》，这是后来自建的报馆
　　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独立创办了《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坚持以新闻为主，遵循“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的原则。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的势力集团为后盾的《京报》，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读者的喜爱，在报界异军突起。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章士钊说：“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其言论影响之大从中可见一斑。那时，邵飘萍也给《时报》、《申报》发电讯，但时上海各大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
　　《京报》创始人邵飘萍
　　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宣布：“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每周评论》标志着部分《新青年》同人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层面。深受《新青年》影响的更年轻的北大学子也已开始在酝酿出版自己的杂志：《国民》、《新潮》等。
　　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目中，这几乎是一个《新青年》独领风骚的年头。邵飘萍手创《京报》，则开启了一条知识分子白手起家、独立办报的道路，为文人办报树立起一个新的榜样。然而，对报纸、报人的迫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北到南，割据一方的军阀可以为争地盘、抢椅子打个你死我活，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摧残常常是如出一辙。6月23日，广东《民主报》在刊出《财政厅之更动》新闻当天，主笔陈耿夫就以“挑拨军心”的罪名被捕，第二天凌晨遭枪杀。第二天广州各报联合自动停刊一天，抗议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暴行。25日，广东报界全体在报界公会集会，抗议当局摧残舆论，妄杀无辜，作出四项决议：一、26日全部报纸停刊一天，以志哀悼；二、向国会、省议会请愿，要求伸张正义；三、此后一律不刊登有关督军署的文件；四，向中外报界发出通电。
　　9月23日，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为一篇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揭穿段祺瑞政府擅借外债的真相，触怒当局，负责人何某被拘捕。第二天，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查封。
　　同一天，曾刊用这篇通讯稿的8家北京报纸《中华新报》、《国民公报》、《晨钟报》、《大中华日报》、《民强报》、《大中日报》、《亚陆日报》、《经世报》等被强行查封，罪名是“故意造谣，泄漏秘密”，“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有关编辑人遭到传讯。时为《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第二次入狱。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有些报纸从此就消失了。
　　10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新的《报纸条例》。条例虽然承认报纸抒发民意、传播消息，是传达舆论的机关，“不可不予以自由”。但与袁世凯时代的《报纸条例》相比，只是取消了交纳保押费作为报纸发行要件的规定，禁载事项换汤不换药，无非改动了个别名词，比如将“妨害治安”改成了“妨害公安”等，而且增加了不准“侮慢元首”一项。更严重的是，“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危害时，得以警察处分，停止其发行”。这就意味着警察随时都可以依据《报纸条例》侵害新闻自由。
　　天津《益世报》因为着论反对军阀，曾被迫停刊40天。福州《心声报》干脆以发表宣言、宣布自动停刊的方式，控诉当局对报纸的迫害、抗议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记事］
　　1月30日，江西《九江日报》因报道消息失实被封闭，编辑主任罗常彬、经理万和悦遭通缉。
　　1月，广东军政府颁布《暂行报律条例》，禁止刊载“淆乱自主政体者”、“煽动、曲庇、赞赏、救护叛逆犯及陷人于叛逆者”等新闻。
　　4月28日，成都《民知日刊》在出了38期后遭地方军事当局查禁。
　　5月，北京《启商报》因批评总统冯国璋而遭京畿总司令部查封。成都《平报》创刊不久即因主笔被捕而停刊。
　　7月18日，长沙《大公报》因为刊登冯玉祥在常德宣布独立的消息，被湖南军阀罚停20天。同一天，长沙《正义报》因刊出同类消息被封，经理杜启荣被判刑3年6个月。
　　9月25日，广州《南越报》、《新中国报》遭查禁。
　　9月，长沙《湖南通俗教育报》负责人何雨农因《孔二老师发气》一文，被张敬尧撤职。
　　10月9日，张敬尧查封湖南《公言报》，并逮捕发行人和一名工人。
　　冬天，胡政之受天津《大公报》委派前往欧洲，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国际新闻的记者。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
　　陈独秀在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真是掷地有声，令人神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