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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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一个永远让人记忆的年头，一个激动人心的年头。1月的北大校园，虽然寒气逼人，却涌动着新思潮的暖流。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的大力支持下，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创办了《新潮》（The　Renaissance，意即“文艺复兴”）月刊，“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曾琦、段锡朋等创办了《国民》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新潮》更像是《新青年》的翻版，影响在《国民》之上，对全国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到这年3月，即“五四”前夕，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新潮》等为代表的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激烈的论战。“《新青年》时代”走上了它的顶峰，同时这也是《新青年》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新青年》同人即将分道扬镳，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的理解踏上改造社会之路。
　　5月1日，北京各报广泛报道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的消息，牵动了千万人心，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4日，北京学生首先走上街头，聚集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30多名学生被捕，一场学生运动改写了中国历史。包括邵飘萍的《京报》及《益世报》、《国民公报》在内都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第二天，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等在报道有关消息时，还刊出了“北京学生全体通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誓掷地有声。5月6日的《晨报》社论就是《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同时发表了各界人士保释被捕学生的函电，为学生请命，一时发行量大增，从近万份上升到两万份左右。从这一天起，远在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刊出了支持学生的新闻和评论。从5月11日起，《每周评论》连续5期对五四运动进行全方位的连篇累牍的报道。5月12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出了“讨贼通电”。5月15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等7家报纸刊出联合决议，拒绝刊登日商广告。没想到这一决定一直维持了十六七年。
　　北洋军阀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舆论的压迫。5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办的《五七报》创刊不到三天就发行四五千份，却被京师警察厅一纸通令“禁止发行”。《平民周刊》、《救国周刊》、《进化》、《民声丛刊》、《工人宝鉴》、《太平洋》等书刊也遭到相同的命运。5月23日，北京《益世报》
　　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期的陈独秀
　　因“登载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以“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等罪名遭查封，总编辑潘蕴巢被捕下狱。25日《晨报》、《大公报》都报道了这一消息。29日，《益世报》恢复出版，发行量因此大增。
　　从5月23日到7月7日，北京警察厅每晚派人到《晨报》、《国民公报》检查所有稿件，未经审核的稿件，一律不准登载。《晨报》为此刊出“特别广告”、“特别启事”，一再向读者说明真相，“凡读者诸君所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敢保其不受限制”。
　　即便是在租界，言论自由也时常受到威胁。6月20日，上海法租界颁布“发行印刷品定章”。7月10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纳税西人特别会议通过的《印刷附律》议案，目的就是为了钳制言论。上海书业报界联合会、上海日报公会等团体及各报刊纷纷发表声明、评论，抨击这一违背新闻自由原则的议案。北京公使团因为美国、西班牙等的反对而未能批准。但工部局没有声明撤销，《新青年》、《民国日报》等仍随意被查抄、没收、封禁。7月2日，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如果不能把英租界的提议打消了，恐怕舆论中心的上海，要化成文字狱的监牢啊！”
　　6月11日晚，陈独秀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由他起草、由胡适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拘捕。6月13日，《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举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同日，《时报》刊出《陈独秀被捕》时评。17日，《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批评北京当局“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7月14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
　　直到9月16日，在舆论的呼声下，陈独秀被关押了93天之后终于获释。期间，连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也曾站出来为他说话。多年以后，胡适仍记得那感人的一幕，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67。
　　8月22日，《京报》因为抨击当权的安福系政府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而遭查封，邵飘萍再度亡命日本，编辑潘公弼被捕，监禁了两个月。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过：“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
　　10月24日，因为报道北京学界活动、刊载《克鲁泡特金自传》及评论，北京《国民公报》第三次遭查封。第二天，主办人孙几伊被捕，判处1年2个月徒刑（经上诉，1920年5月14日才改判5个月，已超期羁押）。案发之后，舆论哗然，司法界、新闻界尤为关注，《晨报》等京、沪各地报纸纷纷报道、评论，声援《国民公报》和孙几伊，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公报案”。《晨报》连续报道，不遗余力，发表了被告律师的辩护书、一检查官论被告无罪的理由、判决书全文等，时评栏目还发表了李大钊的《国民公报判决感言》等。
　　从1918年到1919年底，全国被查封的报刊有100多家。尽管军阀压制言论的手段没有变，但在那个年头什么样的铁腕强权也显出了它脆弱的一面，“五四”浪潮汹涌澎湃，浪花四溅，天应海鸣，仅“五四”之后的一年间，全国就出现了400种以《新青年》为榜样的报刊，大多数是学生办的。这些激动过一个时代、浸透了许多莘莘学子理想的报刊掀起了一个新文化的巨大浪潮，将陈独秀、胡适他们所倡导的新思想迅速推向了全国。朝气蓬勃的新青年们有幸赶上了那样一个大时代，仿佛他们天生就有发言权，办报办刊、结社集会，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1919年的天空，才会如此星斗灿烂，令人眼花缭乱。
　　［记事］
　　6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推出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
　　7月1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湘江评论》，毛泽东主编，他在发刊词中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从7月21日到8月4日，分三期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出至第5期，还没来得及发行即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7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月刊。
　　7月21日，周恩来等参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9月22日曾被迫停刊，经抗争才于10月7日复刊，“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发行量6000多份，最高达2万份。
　　8月31日，《每周评论》出至37号遭查封。从26号起任主编的胡适多年后回忆，他当时在一个朋友陪同下，去见了警察总监吴炳湘，吴劝他“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完了。”
　　9月2日，北京政府内务部电令各省查禁《工人宝鉴》、《官场揭隐》、《政府秘密大观》、《新知识》、《民国正义》、《治世要诀》、《下士衣食》等书籍。
　　9月上旬，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会刊《新湖南》周刊从第7期起由毛泽东接编，出到第10期遭查封。
　　10月10日，杭州青年学生创办《双十》半月刊，11月1日改为《浙江新潮》周刊，“提倡人道真理”，“和黑暗、伪道、兽性的势力奋斗”。第二期发表的施存统的《非孝》一文，震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视之为“雷霆风雨”，有人视之为“大逆不道”。勉强出了第3期即遭查禁。
　　秋天，方志敏在江西弋阳创办《村铁》旬刊，不久即遭查封。
　　10月25日，北京政府公布了管理印刷营业规则。
　　11月1日，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等青年学生在北京办了《新社会》旬刊，王统照等参与创办了《曙光》月刊。
　　12月6日，一批欧美留学归国和国内有志言论事业的学生在上海创办《民心周报》。
　　年底，创刊不久的福州《福建时报》因为披露一则军队索饷哗变消息，被当局查封。
　　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
　　“五四”余波荡漾，这一年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新办的报刊令人应接不暇。南京的《少年世界》、上海的《新妇女》、温州的《新学报》、北京的《青年旬刊》、《奋斗周刊》、《醒农》、成都的《四川学生潮》、杭州的《钱江评论》、《浙人》，以及外地在京学生办的《秦钟》、《新浦江》、《新四川》、《教育声》、《四川教育新潮》、《新陇》等，遍地开花，万紫千红。老牌的《东方杂志》也宣布改版，要成为“发表言论商量学术之公共机关”。《时报》、《京报》、《晨报》纷纷推动《儿童周刊》、《儿童世界》，一个“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似乎呼之欲出。
　　另一面，北洋军阀政府对言论的钳制也从来就没有放松过。2月12日，《晨报》刊载了国务院通令全国实现邮电检查的通电：“现在过激潮流深延滋蔓，妨碍地方秩序，影响于国家安宁……为防范过激意见，对于往来邮电各地应施以检查。”7月11日，京师警察厅向新闻界下达了第九十一号《布告》，警告新闻界要“格外审慎，以持平之论调记载真确之事实”，不得“妨碍时局，摇动人心”。
　　8月1日，胡适和蒋梦麟、李大钊、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东方杂志》第17卷16号予以转载。他们开篇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他们所以要郑重提出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就是希望全国同胞起来力争。在关乎“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的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然后是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
　　胡适（后排左一）与杜威（前排右一）、杜威夫人（前排右二）、史量才（前排左一）、蒋梦麟（后排左二）、陶行知（后排左二）摄于上海
　　他们呼吁立即废止1914年12月4日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1914年4月2日公布的《报纸条例》和1919年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
　　袁氏的《出版法》把人民着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章、图书的自由都交给了警察和行政官吏，“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
　　《报纸条例》将所有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言论自由放在了警察官署手里，“结果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约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什么效力！”
　　“《管理印刷业条例》把印刷局的营业自由完全剥夺，使约法上营业自由全归无效。”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页207—209。
　　按照胡适的习惯，凡是他执笔起草而与别人共同发表的文章，都是列名最后的。41年后，他重读这篇宣言，“高一涵放在最后，李大钊居第六位，照这个次序看来，可能是高一涵起的稿。”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页3621。
　　其时，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思想上已经分途，《新青年》群体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主张“多谈些问题”的胡适与信仰“主义”的李大钊同在一份宣言上签名，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从9月1日起，《新青年》在陈独秀主导下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与编辑，迅速发生转变。1919年11月，陈独秀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了1920年，他就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他在“五四”之后的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的面貌。从11月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以《新青年》及《共产党》月刊为载体，梁启超、张东荪以《时事新报》为载体，就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战。一个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青年》时代”结束了，对此，胡适一直深感惋惜。1923年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217。
　　［记事］
　　1月20日，周恩来等南开学生组织的天津觉悟社出版《觉悟》，只出了一期，就因为周等被捕而停刊（后来复刊，出到第9期遭查禁）。
　　2月，国务院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83种。
　　5月，瞿秋白等办的《新社会》旬刊被京师警察厅查封。随即出版的《人道》月刊只出了一期，第二期未及出版即遭查封，接着出版的《批评》半月刊也未能持续多久。
　　6月13日，《四川学生潮》创刊，一再受到阻挠和查禁，多次停刊。
　　7月8日，江西《民报》以泄露军机罪遭查封。同一天，《江声日报》因报道“米谷涨价，民食恐慌”，拒绝交出投稿人而被迫停刊。
　　7月13日，天津《益世报》被禁止发行。
　　8月初，胡政之采访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归国不久，即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本报改造之旨趣》，准备革新《大公报》，不料直皖战起，8月12日，他发表启事，离开了《大公报》。
　　8月9日，北京《公言报》因披露政坛内幕遭直系军阀查封，编辑汪世澄被捕。
　　8月15日，陈独秀等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
　　9月15日，马千里等在天津创办的《新民意报》，曾连载周恩来在狱中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还发行了单行本。
　　9月20日，邵飘萍回国，复活《京报》，继续以“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相期许。
　　9月17日，湖南各报成立报界联合会，以争取新闻自由为中心目标。
　　9月，中美合资创办的济南《大民主报》因在评论中批评军阀“惧外仇内”，经理和主笔被捕，经美方交涉才保释出来。
　　10月，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共同派遣，踏上前往红色俄国的旅途，成为“十月革命”后到苏俄采访的第一批中国记者。
　　12月5日，北京《劳动音》周刊出了5期后遭查禁。
　　这一年在天津创刊的《劳报》日刊，仅出了20多天即遭查禁。
　　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忙于争权夺利，对言论的控制相对有所放松，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致函国务院：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然自此等诸法颁行以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方面居然受其制裁，且因此而罹祸灾者不知其凡几。此真吾国特有之例，无疆之羞，本会认此为切身之害。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不自由毋宁死》中也断然表明：“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526　—　527。
　　这是“20世纪中国罕有的说理透辟、掷地有声的争自由的重要文献”（袁伟时语），不应该尘封在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而应大力彰显，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一个章节。它上接胡适等《争自由的宣言》，下启新闻界、文化界持续不断、要求废止《出版法》之类恶法的运动。
　　10月12日，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脱离正张独立，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里连载的。12月1日《晨报》创刊三周年时，在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中提出，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晨报》和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谭熙鸿在《晨报的三周年的纪念》中指出，《晨报》“已渐渐的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
　　12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也是这一年，《时报》易主，结束了狄平子时代，但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份曾影响中国报业史至深、吸引过少年胡适的报纸。在老报林立的上海，一份新报纸《商报》在这年元旦诞生，曾在辛亥年《天铎报》论坛上小试锋芒的陈布雷主持笔政，他以“畏垒”的笔名评论时政，笔锋犀利，富有魅力，在言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一份面向商界的报纸也因此具有了知识分子的品格，受到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发行量达一万数千份。
　　12月10日，《时事新报》出满第五千号，发表梁启超执笔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这些话既是大半生“以言报国”的梁启超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曾是《时事新报》长期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