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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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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既是大半生“以言报国”的梁启超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曾是《时事新报》长期恪守的原则。
［记事］
1月，内务部批准京师警察厅进行邮电检查和印刷品检查，以防止过激主义的传播。
2月11日，上海新青年社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洋50元，限3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8卷6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洋100元。
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4月18日，在哈尔滨创刊不久的俄文《前进报》主编海特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被捕，6月5日《前进报》停刊。
5月，安徽军阀一次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新安徽》等6种书刊。
6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撤销《湖南通俗报》主持人所兼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一职，6月15日，该报被迫停刊。
7月15日，少年巴金参与编撰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因发表文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女子剪发的禁令而遭查封。
7月，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了吉林《东省特别区暂行取缔报纸规则》，比《出版法》、《报纸条例》更为严酷。
9月1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开始在上海发稿，其实是孙中山、段祺瑞、卢永祥三方合作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机构。
10月4日，上海租界巡捕房查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等5人被捕，拘押了2天，后以“陈独秀罚洋一百元充公，抄案书籍，一并销毁”结案。
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
从文化界到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依然是这一年的主题。2月14日，北京《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同时刊出三位教授的演说词。徐宝璜称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惟一武器。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穷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呼吁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赢余价值，或者捧捧契诃夫、莫伯三，对于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等）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
1922年的胡适
幅”。他之所以要创办《努力周报》，就是身体力行，从关注“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入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以言论影响社会，改造社会。
10月14日，蔡元培、林长民、邓中夏、毛一鸣等作为北京72个团体推出的代表，向北洋政府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政府“顺从民意”，废止剥夺言论自由的《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
10月27日，北京成立了“言论自由期成会”。11月10日，140多位作家、记者出席成立大会，公推大同通讯社的林天木为主席，胡适、李大钊、梁启超等60人为评议员，确定宗旨为：“向国会请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经费由会员负担，一旦达到目的即自行解散。
武汉新闻界也发出了要求废止《出版法》的声音，10月30日，武汉日报公会召开紧急大会，强烈抗议湖北军阀萧耀南取缔报馆的命令，并决定联合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一致要求废止《出版法》。
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一打好人”主义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推动下，5月7日，胡适、高一涵、丁文江、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等知识分子创办的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周报》在北京问世。胡适最终破墙而出，告别了“不谈政治”的自我承诺，开始踏上书生论政的不归路。
5月14日，16位知识分子联名在《努力周报》、《晨报》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发表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包括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他们中有大学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图书馆主任、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地质调查所长，都是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学人。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尽相同，比如李大钊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与胡适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有很多分歧，但这并妨碍他们在政治改革的有限目标方面达成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
16位知识分子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在他们看来，一个“好政府”至少能够：“（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
他们表示，中国之所以败坏到当时的这步田地，原因虽然很多，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呼吁“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第一步也就是呼吁“好人”来建造“好政府”。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页210—214。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们最后提出“南北早日正式开和平会议”、裁兵、裁官（实行“考试任官”制度）、改良选举制度、“公开的、有计划的财政”等具体主张。
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联名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不罕见。继胡适等七知识分子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和《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这一形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重要模式，也是知识分子争取和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途径。《我们的政治主张》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块石头，很快就在全国上下引起相当程度的反响。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公开在《努力周报》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这一主张。无论是否赞同“好政府主义”，来自各界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围绕着“主张”展开了讨论。邵力子接连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几篇评论、随感。李剑农也在《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对他们的“主张”作出回应。这些文章和讨论深化了16个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难怪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稍微像样的自由主义运动”。
［记事］
2月7日在成都创刊的《人声》报，只出到第三号，就被警察厅以“鼓吹社会主义”罪名勒令停刊。
2月，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报》披露炙手可热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北京警察厅勒令停刊。
4月30日，《申报》迎来了五十周年纪念，也是史量才接办《申报》十周年，发行量已从1920年的3万份增加到5万份。为此，《申报》历时一年特别编印了装帧精美的大型纪念册《最近之五十年》，邀请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名家撰写文章，详细回顾了五十年来的世界、中国以及《申报》的历史。
5月1日，林白水《社会日报》复刊辞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所以自刑也。”
同日，南昌《大江报》的“五一劳动节特号”尚未面世，就被军阀陈光远封杀。《大江报》、《正义报》、《中庸报》、《匡报》接着也遭查封。
6月3日，上海《劳动周刊》出至41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等罪名勒令停刊，李启汉被捕，6月9日被会审公堂判处监禁3个月，并驱逐出租界。
6月17日，《广州晨报》主办人夏重民因经常批评据有广东的陈炯明及其部下而遭逮捕，叶举下令将夏毒打后捆绑沉入珠江淹毙，报社被捣毁封禁。
7月初，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杭州观潮日记》一文，语涉浙江军阀卢永祥，卢电令扣留报纸。
8月9日，陈独秀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住所遭查抄。京、沪各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刊出各界营救通电。8月15日，《晨报》发表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斯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团体发出的《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宣言。18日，“陈独秀罚洋四百元充公”后获释，被抄去的《新青年》等“禁书及底稿等物”“一并销毁”。因为陈独秀手头拮据，9月24日，包括胡适、蔡元培等在内的14人联名在《晨报》发出《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
8月，复刊不久的《四川学生潮》被成都卫戍司令部以“着述思想过新”、“诚恐影响治安”为由查禁。
9月13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多次遭租界和军阀当局的没收、查禁，只能辗转各地或秘密、或公开发行，发行量有限。
秋天，租界当局查封了曾出版过《共产党宣言》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12月1日，高举“拥护正义，主持公道”旗帜的《晨报》，迎来四周年纪念日，蒋梦麟、余上沅等纷纷撰文祝贺。
1923年：“我是不跑的”
当北洋政府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时，胡适正在住院，外间却盛传他逃走了。为此他在1月7日的《努力周报》发表《“胡适先生到底怎样？”》的短文，直言：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努力周报》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10月9日，他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217。
然而当他“一觉醒来”，肥头大耳的曹锟已当选为“大总统”。《努力周报》在出版了75期之后终于停刊。10月15日，他写下《一年半的回顾》一文，“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决意把《努力》暂时停刊。但我们并不悲观。”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98。《努力周报》的落幕成为1923年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此后的一年，胡适和同伴们一直在为《努力周报》复刊而努力，但最终没有成功。
新闻史家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记载，1923年1月24日，北京《晨报》曾刊出一则北洋政府给各省的咨文：
查袁氏时代筹备帝制，恐人非议，先后颁布报纸条例及出版法，使不敢为反对之论调。现在报纸条例，虽已废止，而出版法依然存在，殊属非是。若出版物宣传之主张未合，自有社会评判，无庸国家干涉。且出版物关于败坏他人名誉，及社会风化，泄漏机密等，各项刑律均有明白规定，亦无须再有出版法之二重限制。现由本部准将出版法律废止。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968— 969。
我未能查阅这一年的《晨报》，不知可靠与否。据北洋政府档案，《出版法》是两年后才废止的。
无论如何，这一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对言论的控制和迫害并未有丝毫减弱，新闻界、文化界也在为言论自由而继续努力。
2月2日，因一则触怒国务院秘书长吕均的消息，北京亚洲通讯社社长林超然以侮辱罪被捕，引起舆论公愤。5日，众议员钱崇恺等提出《质问政府违法逮捕新闻记者书》，限政府3天内明确答复。6日，50多家通讯社代表到国务院质问总理张绍曾：（一）以国务院函令警察厅捕人，系根据何项法律？（二）如何能担保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违反行为？张置之不理，再度激起各界公愤，外国驻京记者也开会讨论声援办法。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国务院，声援林超然被非法逮捕案。
7月26日，北京警察厅查封京津晚报社、民治通讯社，《京津晚报》编辑曾青云、发行人吴凤鸣、民治通讯社社长刘子任等被拘押。北京报界纷起营救，终于在当月30日保释。8月1日，上海新闻界戈公振、叶楚伧、邵力子、张季鸾等20多人联名致电京津和全国各报馆、通讯社，呼吁保障人权，维护舆论。两个半月后（10月11日），民治通讯社复业。
9月25日，在湖北宜昌受到欢迎的《商报》突然被地方当局封闭，主笔被捕，未宣布任何罪名。宜昌报界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报界声援，并向法庭提出公诉。11月4日，《晨报》刊出了这一通电。
11月24日，旨在保障记者言论和人身自由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举行发起大会，有80多家报纸、通讯社的记者参加，《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2月6日，通过了《新闻记者公会简章草案》。7日，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一文，指出北京报纸、通讯社虽多，“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居少数”，新闻记者公会将有助于抵制来自政界的收买与压迫。
［记事］
1月15日，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南昌《新江西》杂志（不定期）在出版第3号后被迫停刊，主要编撰人袁玉冰被捕入狱。
1月22日，北京《晨报》特别发表“严重声明”，否认与宪法研究会的关系，表示“本报一切言论，绝对本于所信，完全自由。即经济上亦纯以营业所得为维持，绝对独立。无论何党何派，本报与之绝无丝毫关系。公是公非，断不稍受牵制。”
2月1日，江西人在北京创办的《赣事周刊》因发表批评军阀蔡成勋的言论，被禁止发行。
2月8日，“二七”惨案发生第2天，军阀吴佩孚等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附设的《实话报》（或《闲话报》）同时被封闭。《京汉路罢工日刊》创刊，办了一周。
2月26日，设在上海的《向导》周报发行处遭查封。
4月，时逢曹锟贿选总统，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议员受贿丑闻，被监禁3个多月，《社会日报》再次被封。
4月，当局根据《电信条例》拆除了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家电台于1月23日开播，第四天曾全文播送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
8月27日，天津租界的《京津泰晤士报》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8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以泄漏军事秘密罪名，被粤军勒令停刊3天。
10月，上海《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而遭禁邮。北京连日不见《时报》，当月18日《晨报》对此作了报道。
11月，毛泽东等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以“所倡学术不正，有害治安”的借口封闭，只出了4期的《新时代》月刊被迫停刊。
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时曾发表《吾报之使命》社论，表示“始终抱定不要使我们的晨报变成一个商品”，“相信报纸惟一存在的意义，在实行社会教育”，“思想革命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惟一工具，是《晨报》存在的惟一使命。”
1924年：《语丝》和《现代评论》问世
1924年的中国号称民国，实为军阀的王道乐土，大大小小的军阀裂土为王，分割山河，颐指气使，总统贿选，《约法》无存，泱泱大国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之战，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这是一个暴力连接着暴力的不幸年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卷头语中说：“我们对现时政局是绝望的，所以只有监视和批评，绝没有什么希冀。我们以为要使政治转机，除非改造社会不可。”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在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奋斗、摸索之后，着手在黄埔建立自己的军队，迈走另一条改造社会之路。
3月，《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报；8月，胡政之创办《国闻周报》；10月，“国家主义派”创办《醒狮周报》，共产党创办《中国工人》月刊……信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派别，竞相办起自己的喉舌，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多元化的报刊争奇斗妍，好不热闹。成仿吾在《创
《语丝》杂志书影
造周报》最后一期发表《一年的回顾》中说：“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5月30日，开书店卖书的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收禁之三部，并陈文存七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17日、23日，刘半农（署名“夏”）先后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胡适文存〉究被禁止否？》等文。7月6日，胡适在《晨报副刊》发表他3天前给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从中我们得知《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甚至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都曾成了禁书，虽然当局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宣布，禁书单却秘密存在。
9月3日，京师警察厅堂而皇之发出布告，“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一语道破玄机。也是在9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挥师长驱进入浙江，一口气关闭了《浙江晨报》、《三江日报》、《新浙江报》、《浙江日报》、《杭州报》、《浙江民报》等十几家报纸，连《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商报》等上海报纸设在杭州的分馆也未能幸免。
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
禁书单、封报馆，照样是1924年甩在言论史上的真实一幕，是一道道抹也抹不去的伤痕。好在刘半农、胡适他们还能在《晨报副刊》提出公开质疑，当局只能遮遮掩掩，不敢公开承认。
这一年，邵飘萍继续在他独立创办的《京报》纵横论政，激扬文字，批评时弊，指斥权贵，仅一年就发表了不下于百篇的时评、通讯。12月，名垂史册的《京报副刊》出世（孙伏园主编），他还在《京报》一连推出了戏剧、
妇女、儿童、图画、文学、电影、民众文艺等七个周刊，堪称史无前例。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年末，在“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先后出现了《语丝》、《现代评论》两个风格不同却同样不能忘记的周刊。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以刊登杂感、散文为主，其创刊人、主要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他们当时大多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在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辞》中说：“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78。“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是他们的追求。“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林语堂进一步说：“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张铁荣选编：《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325、327。
《现代评论》创刊号刊头
12月1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内容包涵“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等，最初是由郁达夫他们的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实际上主要撰稿人都是北大教授，如王世杰、陈源、高一涵、胡适等。创刊号简短的“启事”指出：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页89。
从《语丝》的发刊辞和《现代评论》的启事，我们似乎读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都带有“《新青年》时代”的流风余韵。但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了“五四”浪潮之后两条不同的精神路向、不同的价值选择。曹聚仁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综合性，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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