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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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3日，国民党改组派将《硬报》改名《上海小报》，不久即遭查封。2月25日，又再办《狂风》，发行7期，发行量从7000份上升到1。5万份，不到一个月再度遭查封。
　　1月，国民党中执委发出查禁《喇叭》、《未明》、《思想》、《流荧》、《创造月刊》等10种“共产党刊物”和查封创造社的通令。
　　2月7日，以出版文艺图书为主的创造社出版部被封闭，出版了18期的文学期刊《创造月刊》遭查禁。
　　4月17日，中共在上海出版半公开的《白话日报》，5月19日起改名《上海报》，两周后即遭查禁。之后转入地下秘密发行，多次遭查抄、禁售，编辑遭通缉，承印人、报贩被捕、罚款乃至监禁、判刑。
　　4月18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制定了《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刊物。
　　5月3日，北平燕京通讯社被国民党中央指为“反动宣传”，明令查禁。
　　同一天，上海租界的英文《字林西报》因为辱骂蒋介石而遭封杀，邮局禁止寄递，海关禁止运送，政府机关停止订阅。
　　5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引擎》月刊只出了一期就遭查禁。
　　5月22日，国民党中宣部通令查禁《先声周刊》、《快乐之神》（《红旗》伪装封面的化名）、《中国工人》、《觉悟青年》等书刊。
　　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查禁反动刊物令》，称各地“反动刊物”屡禁不止，危害极大，要求各地军警机关迅即严查。
　　6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取缔销售共产党书籍令》，附有取缔办法二条，除了取缔书店，还要取缔印刷场所和工人。10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布“取缔上海文化团体规则十二条。”6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北平“反动刊物”《民意》、《急转》。
　　7月29日，当局授意暴徒捣毁了左倾的现代书局、光华书局、创造社等书店。同月，由叶灵凤、潘汉年等主编、以杂文为主的《小物件》半月刊，希望成为“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仅出了2期，国民党中央即指控其“捏造是非，混乱视听”密令查禁。
　　8月1日，中国济难会编的《牺牲》遭查禁。
　　同月，朱镜我等在上海创办《新兴文化》，出了一期就被禁。由泰东图书局出版、钱杏邨主编的《海风》周报以倡导无产阶级文艺而被禁，共出了17期。
　　9月20日，蒋光慈等编辑、春野书店出版的《世界周刊》遭查禁。
　　10月3日，再度复活的《京报》因刊载汪精卫等的联合宣言，遭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查封，汤修慧被传询。
　　10月7日，北平《新报》因报道“不慎”被勒令停刊，经理部长凌启佑、编辑朱大枬被监视。北平新闻界曾就《京报》被封、《新报》被停发出呼吁，并要求当局撤销对凌、朱等的监视。
　　10月26日，蒋介石命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即日起检查各报馆各通讯社稿件，以后军事消息，一律由卫戍司令部发。
　　10月27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会宣传部发布《日报登记办法》，“凡登记不合格或不履行登记之日报”，将禁止出版。“登记合格”的日报，“如发现反动之言论”，将“撤销其登记资格，禁止出版”。
　　10月28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通令，要求北平各日、晚报和通讯社在10天内履行登记。
　　11月6日，《上海晚报》遭当局查封。
　　11月15日，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刊物《思想》月刊改名《新思想》继续出版，也遭查禁。
　　11月22日，广州觉悟社因发表中央将派军队到广东的消息，7名记者被捕。
　　这一年，国民党还颁布了《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各县市邮电检查办法》等，在全国各地到处设邮电检查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并密令禁止邮递发行“反动”书刊。
　　1930年：《大公报》重申“四不”
　　蒋介石开放言禁的通电发出没多久，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了《人权论集》，收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在《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论人权》、《论思想统一》等文。胡适在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民间舆论一片叫好，有人称“自梁任公以后胡先生首屈一指。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
　　尽管与胡适他们相呼应，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也提出了遭中央政治会议否决的《人权法原则草案提议书》，但更多的是一片“呈请缉办胡适”的
　　胡适等人的《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
　　声音。2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5月3日，《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当月15日，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面对国民党的打压，《新月》没有退缩，罗隆基、梁实秋仍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文。
　　11月4日，罗隆基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等罪名被捕。尽管在胡适、蔡元培等奔走下，他当天就回到了家中。但他还是愤然写下了《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现身说法谴责“党治”之下无人权，指斥“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
　　国民党岂能善罢甘休，教育部一纸命令，就要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砸他的饭碗。这是当权者对付知识分子惯用的伎俩。
　　在北方，4月23日，阎锡山控制的北平当局警告《大公报》接受蒋介石的贿赂，在言论上袒蒋。第二天，“两姑之间难为妇”的《大公报》刊出《本报特别启事》，“本报近在南方全被扣留，又于北平将遭干涉。国乱政纷，自由扫地，言之可叹。兹愿向全国读者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4月25日又发表《诉之公众》社评，重申“四不”方针。4月26日，再度发表《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社评，呼吁批评自由。
　　7月15日，《大公报》发表《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社评，批评国民党执政以来摧残言论、压迫报界甚于北洋军阀时代。7月24日，在《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社评中，再次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政治上最大的失策，表示“一方面应为言论之自由奋斗，一方面亦应为言论之价值努力。”9月1日，《大公报》在《本报续刊四周年纪念感言》社评中表示，“作一忠实之报告者评论者”，“对于政治上，始终不逾越新闻记者地位之范围……虽力争自由之言论，但政治斗争则不参与”，也就是以言报国，论政而不从政。
　　在国民党一党治下，民间报纸试图保持独立发言的地位的确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与新闻检查之间是不相容的。《大公报》的努力也因此才值得尊敬。胡适称“中国新闻纸以天津为第一”，这是他最早给予《大公报》至高的评价。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一、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二、报纸新闻，应不加限制，只对法律负责；作者负责任的言论，也应允许尽量发表。党部宣传部如认为某项新闻或言论不合适，可提出纠正或辩论，而不以其他方式干涉。
　　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停止检查新闻，《大公报》在第二天发表的短评中称“这是新闻界的一道福音”。实际上，国民党并未放弃新闻检查。从1927年到这一年底，有案可查的至少有700多种书刊被查禁。但由于文化界、新闻出版界持续不断的抗争，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企图一再受挫，实际效果有限。
　　3月，郁达夫、鲁迅、田汉、赵南公等51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针对“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的现状，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4月7日，上海市商会向国民政府转呈了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的申诉，对军警机关动辄查封书刊深表不满。5月17日，太原《民话报》因刊出《黑幕重重之山西高等法院》一文，编辑张荫轩被非法拘捕。5月23日，太原市新闻记者联合会集会声援《民话报》。
　　7月，四川军阀刘湘一度查封重庆《西蜀晚报》，报界联合会发表抗议声明。8月1日，《西蜀晚报》因一篇小品文触怒当地军方，报馆被捣毁，多人受伤。重庆报界协会、重庆新闻记者协会、重庆通讯社协会立即发动全市新闻界从8月5日起罢工，成立了“重庆新闻界八一事件罢工委员会”。市民、各界人士也成立了“重庆市新闻界罢工民众后援会”。成都报界联合会奋起声援、抗议。重庆新闻界向刘湘提出三条要求：惩办凶手、保障将来、赔偿《西蜀晚报》损失，并由肇事者向新闻界道歉等。不可一世的枪杆子被迫低头，接受全部条件。18日起，重庆各报恢复出版。这是百年言论史上值得记载的胜利，是笔杆子对枪杆子的一次胜利。这样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8月12日，上海平凡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之后，上海书业公会集会发表宣言，抗议摧残文化事业。
　　12月，郁达夫的《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书前本来有一篇《题辞》：
　　三四年来，不晓得为了什么，总觉得不得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啊啊，财聚关中，百姓是官家的鱼肉，威加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
　　最终北新书局怕以文字贾祸，抽去了这篇虽短小却足以让全书生色的题辞。柳亚子为此诗赠郁达夫：
　　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
　　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捕。
　　［记事］
　　1月18和19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接连搜查华通、乐群、北新、群众四家书店。
　　2月1日，经报界公会呼吁，曾一度被停止发稿的国闻通讯社北平分社恢复。
　　2月7日，《时事新报》记者陈荇荪以“宣传国家主义”罪名被判刑6个月。
　　2月15日，鲁迅编辑的《文艺研究》季刊只出1期即遭查禁。
　　2月19日，国民党行政院通令禁售《清史稿》。
　　2月，中原大战在即，南北军阀将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厮杀，阎锡山查封了南京背景的《华北日报》、中央社北平分社及天津《民国日报》等。
　　3月16日创刊的《艺术月刊》（夏衍主编）仅出1期就遭查禁。
　　4月10日，汤修慧将《京报》与《成报》合并再度复刊，直到1937年7月28日日寇铁蹄踏进北平才停刊。
　　5月，鲁迅等编的《萌芽》月刊出到第5期遭查封，第6期改名《新地》，只出1期，即遭查禁。蒋光慈等编的《拓荒者》月刊出至第4、5期合刊遭查禁，第6期将部分封面改为《海燕》，也是一期即终。
　　5月21日，李一氓主编的《巴尔底山》旬刊出到第5期遭查禁。
　　6月16日创刊的戏剧电影期刊《沙仑》（夏衍主编）出了一期即遭查禁。
　　6月，郁达夫等创办的《大众文艺》月刊，在出了12期之后遭查禁。
　　7月1日，北平创刊的《现社会》杂志出了1期就遭查禁。
　　7月，乐群书店创刊不久的《洛甫》月刊遭查禁。
　　9月8日，厦门国民党以过激言论的借口，勾结租界工部局，勒令陈嘉庚资助的《民钟日报》（1921年7月1日创刊）禁止再刊。
　　9月10日，“左联”出版《世界文化》月刊，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出了一期即遭查禁。
　　9月21日，中共地下党在哈尔滨创办《北满红旗》，创刊号一出版即遭查禁。
　　9月，杭州《之江日报》因介绍被禁的左翼书刊惹恼国民党当局，受到停刊两周的处分，副刊编者遭拘捕。
　　从7月到9月，就有18种社会科学书刊、89种文艺书刊遭通令查禁，罪名不外是“诋毁本党”、“诋毁国民政府”、“提倡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等。
　　10月，当局以“言论谬误，且备列反动书目介绍销售”的罪名查禁一共只出了8期的上海《出版月刊》。
　　从2月至10月，《申报》9次“开天窗”。
　　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8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函重申查封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罗诗社、中国革命互济会、无产阶级文化俱乐部、革命学生会、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组织并将“主谋分子”缉拿归案。
　　1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共6章44条，推行出版登记许可制度，对出版内容更有种种限制，所谓“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风俗者”等，无非是以一党之私，钳制天下悠悠之口。
　　12月28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开列了40种查禁报刊的清单，包括《苏维埃画报》、《赤色海员》、《红旗日报》、《列宁青年》、《革命工人》、《上海工人》、《东方日报》等。
　　12月，楚图南主编的文艺期刊《灿星》月刊以“煽动青年”、“危害治安”等罪名遭哈尔滨当局查禁，楚图南被

　　第三部分
　　1931年：“确实的消息”和“负责任的评论”
　　任凭胡适几次给陈布雷写信，任凭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给蒋介石上书，他们的努力终归无效，这年1月，罗隆基还是以“言论谬妄”而丢掉了光华大学的教职。他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初，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三个思想鼎足而立：共产、《新月》派和三民主义。罗隆基给胡适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
　　7月30日一早，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第2卷第8期）被扣，店员二人被拘（当天下午放回）。在一弯《新月》即将划落之前，又一位饱吸西方政治学乳汁的洋博士登上了书生论政的舞台。8月，王造时在《新月》发表酣畅淋漓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此文一出，差一点使新月书店关门大吉。
　　年底，罗隆基束装北上，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开始书写他在言论史上的另一页。《新月》论政的时代也就此结束。
　　5月22日，天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发行量已达5万份，《大公报》举行盛大的庆祝。在众多政要、名流的祝词中，胡适的《后生可畏》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不但从一个地方报变成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大公报》之所以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它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实际上，在《大公报》身上也寄托着胡适的理想。
　　从6月起，《生活》周刊连续报道交通部长王伯群营私舞弊的丑闻，并断然拒绝了王的巨款收买。邹韬奋在《信箱》发表言论说：“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9月1日，历经世变沧桑的《申报》在《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12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
　　《大公报》、《申报》和《生活》周刊的价值取向容或有别，但“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一致的。
　　这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也是蒋介石继续挥舞大棒、严加控制言论的一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无疑是一部严刑峻法，凡从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运动”的，处死刑；凡与此有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宣传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或告诉别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自由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自由思想的，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1、2月间，南京政府相继颁布《电影检查实施细则》、《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舆论控制延伸到了当时新兴的电影业。
　　从1929年到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书刊多达531种。仅据这年9月国民党长沙党务整理委员会编印的《工作报告书》统计，凡是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三党、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书刊都被冠以“言论反动”的帽子查禁、查封、查扣，共计228种。
　　10月7日，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更严厉钳制言论出版自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49家出版社联名发起请愿，要求废除与言论出版自由相背离的《出版法》及细则，“停止党政军机关对于书籍之检查搜索”。
　　面对无限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新闻检查、邮电机关遗失报刊的屡屡发生，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张季鸾们更是痛苦无比，8月3日，《大公报》发表《新闻界何敢有奢望！》社评，国民党向当局提出三点“卑微”的要求：“一、检查电报，勿过无理取闹。二、拍发电报，务予迅速痛快。三、邮递新闻杂志，当事者多为注意，勿令动辄遗失。”
　　10月到11月间，有国民党权贵作后台的上海《时事新报》，一次就解雇了记者、工人16人，编辑部同人集会抗议，报馆又将10多名参与集会的编辑记者一并解雇。未被解雇的同人愤然发表联合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支持。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上海报界工会等纷起声援，迫使《时事新报》收回成命。
　　如果说这一抗争面对的不是权力当局，那么上海日报公会12月11日公开发表的宣言针对的就是国民党政权。宣言抗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违检的借口，对《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实行“禁邮”的非法行径，并宣布拒检。宣言指出，60多年来，报界“备受横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更是“愈演愈烈”，“立言纪事，动辄牵制，黑白混淆，是非泯灭”。“言论出版之自由，乃民权之大纲，垂诸遗教，明见约法，固非命令所得变更，亦非暴力所得蹂躏”。为保护报纸的尊严，决定从即日起“绝对不受任何检查和干涉”。上海日报公会同时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责禁邮各报是“违背《约法》，闭遏言论，侵害营业”。
　　12月19日，当宋庆龄得知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消息后，悲愤欲绝，起草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大日报（除《民国日报》外）不顾新闻检查，几乎都在显着位置全文刊登了这一宣言。再次表演“下野”戏、在奉化溪口的山水间待机再起的蒋介石，读了指着他鼻子的檄文，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记事］
　　1月5日创刊的《书报评论》只出了6期就遭查禁。
　　1月29日，北平《华北日报》驻齐齐哈尔通讯员尉迟正荣因拒绝为当地警察局作宣传而被捕，罪名为“开设烟馆，窝藏匪人”。3月5日被判刑1年6个月。
　　1月，莫斯科回来的吴黎平主编的上海《环球》旬刊遭查封。上海闸北巡捕房查抄了承印《红旗日报》的大中印刷所，抄走4000多份报纸，捕去职工多人。
　　2月7日，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3月30日，创刊不久的《文艺新闻》（袁殊主编）刊出《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透露了这一消息。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发表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秘密发行两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震动。随即被国民党当局严加查禁。8月5日出版的第二期即改名《文学导报》，11月15日，出到第8期也遭查禁了。
　　3月4日，上海公共租界查封了北新、联合、江南、群众等4家书局，罪名是代售华兴书局出版的“反动”社会科学刊物。华兴书局经理被捕，判刑一年。
　　3月26日，武汉军事当局提出严厉取缔武汉市各报社、通讯社办法，武汉各报发起救报运动，结果各大报、大通讯社幸存下来，小报、小通讯社被取缔的至少有13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