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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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教授费巩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遇害
　　从1937年到1945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311种书刊遭查禁。从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记载，被禁书刊达2000种以上。这些都只是不完全的统计，并不包括各地自行查禁者。
　　8月7日，重庆《国讯》社未经国民党当局检查、自行出版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接着，继上一年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多人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之后，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三人起草了一份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宪政》月刊、《国讯》周刊、《中华论坛》（章伯钧主编）、《民主世界》（孙科等主办）、《民宪》半月刊（左舜生主编）、《民主与科学》（张西曼主编）、《中学生》（叶圣陶主编）、《中苏文化》（侯外庐主编）、《现代妇女》（曹孟君主编）、《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等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都在声明上签了字。8月17日，就在《延安归来》一书被当局搜禁后，拒检声明也公开发表，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所有参与签名的杂志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由此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
　　当时整个战时首都重庆的杂志也不过是三四十家而已，这么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的刊物联合拒绝恶劣的检查制度确乎是一次空前的壮举。其中《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中学生》、《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等十大杂志同时决定出版一份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全部稿件都不送检的《联合增刊》。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也立即宣布坚决支持这一拒检声明。8月27日，重庆杂志社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8月31日，《国讯》、《宪政》等8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第二天起不再送审。
　　9月1日是记者节，《新华日报》发表激情四溢的评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抨击了国民党臭名昭着的原稿审查制度，热切地呼喊“八年来紧紧束缚着新闻记者的手，从今天开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开始可以透出一点气来了！”
　　《华西晚报》也在9月初发表社论《我们对于抗战结束时期新闻事业的六项建议》，提出包括立即取消党政机关出版特权、立即取消新闻检查、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解除对抗战时期被封闭的报刊禁令等在内的六点建议。远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迅速转载了这篇社论。
　　经历八年苦战之后，日本终于投降了，重庆杂志界率先发起的“拒检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回应，在百年言论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9月8日，成都《新中国日报》、《华西晚报》、《成都快报》、《大学月刊》、《天风周刊》《开明少年》、《现代周刊》、《大义周刊》及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国讯社等16家报刊、通讯社隆重集会，联名发表由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声援拒检运动，指出“八年来以战时为借口的检查制度，严重践踏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损害了中国新闻文化界的尊严和信誉。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切钳制言论自由的战时法令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政府既无意及时采取措施，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当然有理由自动宣布检查制度的死亡，”郑重表示“共同高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9月10日，在这一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
　　9月15日，重庆10家杂志的《联合增刊》第一期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重庆20家杂志以及响应它们的成都同行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即日起稿件不再送审。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北门出版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11个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响应重庆、成都的“拒检运动”，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
　　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当场成立永久性组织“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选叶圣陶、黎澍、沈志远等7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争取《发表的自由》宣言，提出了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实行备案办法，取消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等七项主张，把这场联署运动正式命名为“拒检运动”。
　　桂林、西安等地新闻出版界相继成立联谊会，响应“拒检运动”。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响应拒检。形形色色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单位，甚至学校的黑板报和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都纷纷通知国民党中宣部，不再接受战时检查制度的束缚。在国民党政府正式废除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之前，各种非政府报刊和出版社已纷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
　　10月4日，叶圣陶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第二期发表《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在论证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之后，他指出：“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早在这年3月29日、30日，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接见、宴请“美国报纸主笔协会”代表时，就一再告诉他们：“中国新闻检查制度并非永久性，在战后大概将完全取消或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取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更是“希望中国成为远东言论自由的堡垒”。
　　直到9月22日，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时，国民党中常会才通过决议，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除收复区和戒严区，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出版业审查制度都将于10月1日废止。
　　同一天，昆明《大路》周刊等11个新闻出版机构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免影响出版时间。
　　9月28日，国防委员会公布《废止出版检查制度办法》。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
　　10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声言“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十多家文化新闻团体联合发表《昆明文化界争取出版自由宣言》，明确提出“人民有经营通讯社和创办报纸杂志、印行书籍的绝对自由，除呈报政府备案外，不受任何党派的限制”、取消邮电书报检查、“保证人民有批评以至反对政府的权利”等六条要求。
　　10月10日，国共签署的《会谈纪要》中双方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言论、出版等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在国民党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后，《华西晚报》的黎澍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就是我们从此再也不用同新闻或图书杂志检查官打交道了。我们深感快意，因为这个万恶的制度是我们亲手把它埋葬的”。可惜他高兴得还是早了些，即使检查制度消失了，对新闻舆论的迫害并没有结束——
　　11月11日、16日，成都《华西晚报》接连接到恐吓信，以“捣毁”、“枪杀”等相威胁；11月30日、12月1日，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处两次被“奉命而来”的特务捣毁；12月23日，重庆《自由导报》遭查封……这些决不是孤立的，考虑到“收复区”和“戒严区”的检查制度尚未废除，查禁报刊更是家常便饭。
　　以立言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呼号。11月22日，马叙伦、郑振铎等91名上海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言论自由，呼吁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多名新闻记者还联名发表声明，反对上海市政府统制新闻的措施。傅雷在《新语》半月刊发表了《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一文。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建议新闻文化界开展拒绝登记运动。直到12月26日，重庆33家杂志还联合发表了《重庆杂志界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宣言》，提出立即废止“毫无民主气息，不合时宜”的《出版法》、《非常时期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管制办法》等五大主张。
　　［记事］
　　1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言论出版自由等主张，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出售这一天的《新华日报》，甚至派军警四处搜查。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给博古的信中说，“当《新华》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
　　2月1日，重庆妇女界胡子婴、史良等104人发表《时局的主张》。
　　3月12日，昆明文化界潘光旦、闻一多、沈从文等342人联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4月18日，重庆《新蜀报》被武装特务抢占。
　　4月29日，成都文化界周太玄、叶圣陶等126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献言》，要求“切实保障人民应享的一切自由”。
　　5月19日，剧作家李健吾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拘捕。6月，柯灵第二次被捕。期间，他们都曾饱受严刑。
　　5月29日，成都《华西日报》、《华西晚报》被捣毁后复刊没几天，又遭查封。
　　6月14日、7月12日，上海杂志公司、大时代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等29家出版单位先后联名发出《出版业紧急呼吁》、《出版业为文化危机向参政会紧急呼吁》。
　　7月12日，国民党当局在永安和福建全境逮捕了31位文化人，包括着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及《民主报》副刊主编董秋斯等11名新闻工作者，史称“羊枣事件”或“永安大狱”。即使在国民党宣布废除新闻出版检查之后，羊枣也未获得自由，甚至美国的压力、救援也都告无效。
　　8月10日，汪伪“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值班人员及时转播了重庆电台有关日本请降的消息。
　　9月29日，成都文化界方然、陈白尘、叶圣陶等248人联名呼吁，反对内战。与此同时，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尽快成立立宪政府。
　　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又拟定了《广播事业接收三原则》，目的都是加强控制。
　　10月10日，有中共背景《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10月22日就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只出版了12天。
　　10月13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在上海创刊后，不断遭到当局没收刊物、逮捕报贩等阻挠。
　　10月19日，吕平创办的《平津晚报》在鲁迅去世9周年时遭查封。不几天，他在北京创办《老百姓日报》，油印散发，不久又被迫停刊。
　　10月24日，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华日报》不可在上海出版。新华社报道，上海《建国日报》、《正义报》、《民族日报》、《前进日报》等11种报纸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奉命停刊”。
　　11月18日，北平《国民日报》、《平津晚报》、《国光日报》等遭查封。
　　11月30日，国民党当局以重新登记为借口，强令刘尊棋以美国新闻处名义于9月21日在上海创办的《联合日报》停刊（实际上有中共背景）。
　　11月，成舍我在北平复活他的“世界”报系，发表感慨万千的长文《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12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异哉所谓“戡乱”！》社论，“国民党的政权本是由于篡夺而来”，直斥其“抗战无功，建国无能，残民有勇，毁国有余”。
　　12月28日，《新华日报》报道：广州共有24家报纸，其中《晨报》、《民众日报》、《先粤报》等13家已被查封。
　　日本投降后，《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等纷纷在上海等地复刊，《申报》、《新闻报》在抗战后期曾沦为日本人的喉舌，国民党以此借口接管望平街上的这两家老报。
　　1946年：《观察》绝响
　　1月10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郑重承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然而话音未落，1月11日就传出了羊枣（杨潮）猝死杭州狱中的不幸消息。1月28日，国民党方面宣布废除《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及《邮电检查施行细则》等。但《大公报》2月9日指出“邮电检查制度迄未废除”。
　　1月31日政协闭幕，会上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确保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修正和废止之”，并具体规定，废除战时实现的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
　　着名记者羊枣
　　在蒋介石信誓旦旦作出承诺之后，一年当中至少有263家言论机关被封。从1月12日到8月8日，北平、上海、广州、西安、昆明、重庆等地，有195家报刊、通讯社、印刷所、民营广播电台被查封，两家报纸被勒令停刊，两家报纸被停止邮递，9家报纸被特务捣毁，仅广州一地就有10多万册刊物被没收，20多名记者、教授被特务殴打，47名记者被捕，3位记者和1位读者遭杀害。
　　其中，5月29日一次就在北平查封了《解放》报等77家报刊、通讯社；6月5日和29日，两次在广州封闭报纸、杂志、出版社近50家（6月29日一天，国民党当局就一口气查封了广州文化出版社、广州书报杂志供应社、现代出版社等13家文化机构，以及香港《华商报》广州分社、《正报》广州营业处、《人民报》和抗日名将蔡廷锴发起的《现代日报》筹备处等）；6月18日一次在天津封闭杂志21家；8月3日，离李公朴、闻一多连遭暗杀不到一个月，昆明46种刊物（包括闻一多他们生前主持的《民主周刊》及《人民周报》、《时代评论》等）一天之内被封闭；8月8日一次在上海封闭了54家民营广播电台；据8月31日《大公报》报道，仅8月份上海就查禁了109种杂志，既有党派背景的《再生》、《群众》等，也有无党派的《民主》、《人民世纪》等。
　　羊枣弥留之际与夫人沈强合影
　　尽管黑云压城，这一年的编年史上，依然涌动着文化界和新闻出版界争自由的潮流——
　　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出大学印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作家书屋等35家出版社联名发出《重庆出版业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检审办法、明令取消一切检扣、取消寄递限制等五项要求。茅盾、巴金等21位作家也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提出废除文化统制政策等九点主张。1月中旬，羊枣死后，上海60多位新闻记者联名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抗议书。31日，罗忠信等30多位新闻记者在《新华日报》发表《成都新闻记者呼吁言论出版自由书》，一口气提出了18条意见。
　　2月初，上海37家杂志社、出版社联名发表“致全国政协会议意见书”，提出十点意见。15日，北平市出版业联合会成立，通电全国，提出了贯彻政协决议，制止北平当局对出版业的迫害，切实废止出版物登记制度，制止各地邮局限制和检扣书刊，彻底取消特务机关等五点要求。
　　同月，广州4家杂志被禁后，他们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能否民主的试金石”。
　　3月18日，北平29家出版社、杂志社联名发出《北平出版业为抗议摧残出版发行自由紧急呼吁》，提出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六项要求。23日，上海书业公会260家会员联合向参政会提出“免征营业税”和“改进邮寄办法”等四项要求。25日，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发表《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宣言》，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等地遭迫害的同业，全力支持北平出版业联合会的要求，署名的有《新文化》、《国讯》、《文萃》、《民主》、《文艺复兴》、《世界知识》等25家杂志社。
　　3月28日，南通《国民日报》记者孙正平被特务残杀，割鼻挖眼，抛尸河中。南通文艺协会等五团体临时代表会发表“告各界人士书”，郑振铎在《民主》周刊连写二文，严正抗议。
　　同月，上海书业公会260家出版社和书店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免征营业税、改进邮寄办法等四项要求。
　　4月6日，上海《周报》发表《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被压迫同业宣言》，要求政府保证言论自由。
　　4月10日，由27家杂志组成的广州杂志联谊会发表《为维护言论出版自由紧急呼吁》。5月6日，又发表《抗议五四特务暴行宣言》，谴责官方组织游行捣毁《华商报》、《正报》分社、兄弟图书公司和大公报广州营业处的暴行。
　　5月18日，重庆82位记者为同业屡遭迫害向全社会发出呼吁，表示“我们不能沉默，也不应该再沉默了。”26日，北平出版业联合会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纵容特务的暴行，发表宣言，提出四项要求。28日，北京周鲸文、张东荪、张申府等42位知识分子联名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同月，上海徐铸成等102位新闻记者联名发出致记者公会的公开信，呼吁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
　　站着走完全程——《民主》休刊号
　　6月10日，沈钧儒、赵超构、徐铸成、巴金、叶圣陶等39人联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宣言》。16日，罗隆基、史良等89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反对内战。接着，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表呼吁和平的公开信。上海各界4271人联名通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全面停战。22日，昆明《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13家期刊联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言论自由的法西斯政策。23日，马叙伦、雷洁琼等请愿代表和《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殴打受伤。第二天，张友鸾、郑拾风主持的《南京人报》不仅发表了《暴行目击记》，而且发表字字千钧的六字短评：“今日无话可说！”26日，重庆244位新闻从业人员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在南京下关殴打新闻记者的暴行。
　　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
　　7月12日，成都各报记者推出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采访自由。
　　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遭暗杀后，各地报刊纷纷报道，上海、重庆等地文化界奋起谴责当局的卑鄙暴行，许德珩、史良等80人还在重庆成立陪都李闻血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
　　《观察》周刊创刊号
　　8月23日，广州新闻记者一致拒绝出席市长记者招待会，抗议其封锁新闻。24日唐彛�、柯灵主编的上海《周报》出了第49、50期合刊后宣告休刊。休刊号上刊出了《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周报〉被迫停刊宣言》，一份发行量上万份的周刊就这样消失了。
　　10月7日，上海各报、各通讯社记者20多人联名提出采访自由的要求。
　　10月31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因不断遭受国民党当局没收报刊、逮捕报贩等迫害，出了第34期后被迫停刊，郑振铎、叶圣陶、罗稷南等17位知识分子在休刊号上发出了“我们的抗议”。同一期还发表了《上海杂志联谊会致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方面代表备忘录》，谴责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界的压迫，提出法律问题和三条“我们的要求”。《民主》周刊站着走完了全程。
　　也正是这一年9月1日，储安平经过半年的筹备，在上海创办了《观察》周刊，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坦言：“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