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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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通报》，对清廷加以抨击。不幸《神州日报》创刊未久即遭火灾，一切化为灰烬，同时遭殃的还有《时报》和《新民丛报》上海分销处。主持该报仅80天的于右任，随即离开了他手创的“神州”。
　　《大公报》因为不断与袁世凯较劲，被誉为“北方清议之望”。1月8日，两广总督周馥颁布自订报律三条，第一条就是“禁毁谤国家”，即“不准毁谤皇太后、皇上及亲王等”。第三条是“凡激变生乱之语”，“妄加是非毁誉者，皆在所必禁”。1月26日，《大公报》发表《粤督周玉帅所颁报律书后》，批评这一“报律”的缺点是笼统、含混，只是“官场殃民”的“不二法门”罢了。
　　8月26日，汪康年的《京报》因发表文章议论慈禧忌讳的立储一事，加上多次揭穿庆王受贿等丑闻，终于被勒令停刊，停刊令前一天就下达了。8月28日，《大公报》以《纪停刊京报》为题作了报道，并加按语。29日又发表“闲评”，发出“悠悠苍天，茫茫前路，吾不能无兔死之悲”的浩叹。直到9月18日，还发表了《论京师封禁报馆》的评论。
　　北京《公益报》刊载梁鼎芬参劾庆亲王、袁世凯狼狈为奸把持朝政的密折，一时洛阳纸贵，增印两万份仍不够，清廷以“私刊封奏”的罪名勒令停刊。10月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报馆与预备立宪时代之关系》，对政府钳制报馆大表不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曾说过，“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大公报》7月29日自称“本报销行京津第一”。
　　上海《时报》因为抓住了知识界的心，发行至“万六千份”。作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对狄平子把持报馆、“不倡言一党之宗旨”耿耿于怀，在9月5日写给恩师康有为的信中指责他，“彼日言在上海最可忌者《时报》之名，知为党人之机关，则言论只成为一党之言，非一国之公论，且人人皆怕其名，故必大为减色”，对确定办报方向的梁启超也颇有怨言。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近百年后来看，狄平子的选择都值得肯定，《时报》的成功固然有多种因素，没有办成报皇党的喉舌就是其中之一。
　　9月5日，民政部拟订十条报馆暂行规定，呈请朝廷批准，作为《报律》正式出台前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诋毁宫廷”、“妄议朝廷”等。包括《大公报》、《时报》在内的京、津、沪、粤、汉等地报纸纷纷表示反对。
　　秋瑾自号“鉴湖女侠”
　　当月，北京各报联合向民政部提出五项要求：官报与商报视同一律；核减邮电等费；准各报馆访员缮录阁抄等件；公堂审判准访员旁听记录；如令报馆停止出报，须宣布理由，并准其控诉，以昭曲直。民政部被迫同意一、五两项，大理院不久批准了第四项，但邮传部和内阁最终没有同意二、三两项。
　　这一年，我们不能忘记彭翼仲因言获罪、被发配新疆，4月17日，在他离京之日，数千读者聚集在拘押他的大佛寺附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长期充当《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的读者郭瑞自愿随他去新疆，新闻史家方汉奇说：“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近百年前一个报人被流放之日，竟有数千读者为他送行，甚至有人不避艰难，愿万里相随。这真实的一幕必将永久地感动着百年言论史。有了这一幕，彭翼仲已不虚此生。
　　不能忘记7月14日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捕第二天，“证供两无”，就遭杀害，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上海、天津等地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申报》、《时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不仅发表秋瑾案的报道，还发表了大量评论以及诗词、漫画等。《神州日报》在7月22日发表的《秋瑾有死法乎》的评论，批评清廷兴大狱，妄拿妄杀，是“恶魔政治”。上海的《女子世界》、《小说林》等连续发表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了《六月霜》传奇的单行本，竞存书局出版了黄民编的《秋雨秋风》，大兴书局出版了《鉴湖女侠》，广州的《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时事画报》旬刊刊出了秋瑾等新闻人物画，广东还出现了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12月20日，继承秋瑾之志的《神州女报》在上海问世。远在重庆的《广益丛报》旬刊也发表了大量悼念秋瑾的文章、诗词及秋瑾遗诗等。
　　1907年，秋瑾之死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创痛之深，百年后依然让我们感到秋意森森。然而有了包天笑等在《时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出的声音，这个民族还不致于绝望。
　　［记事］
　　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
　　1月11日在汉口英租界创刊的《鄂报》虽无显赫名声，但在其生存的五六年中，以“不阿谀当道”、“独树一帜”的品质而受到社会的欢迎。
　　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共出2期。
　　2月5日，两广总督在广州《二十世纪报》捕获革命党4人，报纸停刊。
　　2月27日，《北洋官报》刊出了直隶总督袁世凯销毁、严禁“悖逆书报”令，他认为海外的反清书刊“较洪水猛兽尤为惨酷”。
　　3月19日，香港《中国日报》发表社论《清廷之示禁书报》，指责清廷禁锢言论的蠢举。
　　3月28日，汪康年在北京创办《京报》。
　　3月30日，《复报》第9期发表评论《禁民报》，对传闻中江苏巡抚陈夔龙查禁《民报》一事冷嘲热讽，称《民报》虽风行海外，“独内地书坛，惧触禁网，不敢代售，故见者不多。……今得陈氏为此特别之广告，报纸流传，人人知《民报》之名”。
　　4月2日，于右任等在上海租界创办《神州日报》。
　　4月17日，清廷批准了御史赵炳麟的建议，23日设立官报局，着手筹办官报。试图通过官报重构舆论平台。
　　5月30日，主编《万国公报》近39年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谢世。
　　5月31日，华人席子佩以7。5万巨款，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已创刊35年、日出对开3张、发行5000份的老《申报》。
　　9月4日，清廷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复报》、《大江》、《汉帜》、《鹃声》、《洞庭波》、《天义报》、《无政府主义》等7种在日本出版的“悖逆”报刊。
　　11月13日，卢谔生在广州创办《二十世纪军国民》周刊，公开宣传三民主义，出版7期终以言论激烈遭查封，卢因事先走避，得以幸免。
　　11月20日，曾风行一时、陶醉过千万青年学子的《新民丛报》出版了96期后黯然停刊。此前不久，梁启超等在东京创办了《政论》月刊，第3期开始迁往上海出版，不过一共只出了9期，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
　　11月，广西留日学生创办了一份不出名的《粤西》，却流传很广，在日本就有8处代派所，新加坡、河内也有，国内遍及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郑州及广西各地，在清廷派人四处搜查、禁止阅读的情况下竟出了37期。
　　12月，出版达39年之久的《万国公报》在出完237期之后停刊。
　　12月，四川留日学生创办的《四川》月刊，仅出了3期就遭日本政府封禁。
　　陈去病等在汕头创办《新中华报》，出版不久即遭当局封闭。
　　1908年：千夫所指批“报律”
　　1908年11月14日，垂帘听政、主宰一个王朝长达47年之久的慈禧太后一命归西，在她驾崩前20个小时，年仅38岁、在中南海瀛台被幽禁了10年的光绪帝先她而去。广东汕头《双日画报》在刊载光绪去世这则消息时，有提及“为西太后毒毙”一句而被封，发行人曾杏村下狱，经省港舆论界极力声援，一年后才得以获释。74岁的慈禧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死死地抓住权力不放，这个垂而未死的帝国却将随着她的离去而落下帷幕。这一年，发生在言论史上可圈可点的事并不多。
　　1月16日，民政部、法部将拟定的《大清报律》草案42条联合报请朝廷审批，其中包括：办报须事先呈报备案，否则罚款10—100元；出报前须经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查核，否则罚款3—30元；未经公判的预审事件，外交、军事部门禁止登载的事件，未经阁抄、官报、公报发表的谕旨奏章，以及“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等文字，违者处20日以上2年以下监禁，附加20—100元罚款，永远禁止发行等。
　　3月14日，清廷批准公布了由宪政编查馆修改审定的《大清报律》，共计45条，加重了对“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三类文字的刑罚，改为“处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报律公布前，载沣、张之洞、袁世凯等六个王公大臣曾“详加修补，悉心改正”。可见清廷之重视。
　　报律一公布，全国报界纷纷发表评论。3月23日，创刊仅一周的汉口《江汉日报》发表《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时评，指出“政府诸公仇视舆论之隐衷，今日已大昭而表示天下”。直斥制定报律的衮衮诸公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4月19日，发行量超过万份的《神州日报》发表论说《监谤政策之争议》，尖锐指出清廷颁布报律，“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猖狂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指责报律45条几乎抄袭日本新闻条例全文，“不审国情，不究现势，文不对题，药不对症”。《申报》直斥报律为“剥夺言论自由的官符”，“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而不可议政耶”。
　　无论在报律公布前，还是报律公布后，朝廷钳制言论的手段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有了报律这个新工具，禁报、捕人之类更加“合法化”，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因为连载长篇《清国之革命党》（后改《革命党史》），以及从7月29日起刊出《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倡言“归政”、“迁都”、“开国会”等，《江汉日报》被清廷视之为眼中钉。8月13日，军机处致电湖广总督，指控《江汉日报》“词意狂悖，殊足以扰乱大局，妨害公安”，要求按新公布的报律惩处。第二天，《江汉日报》以“鼓吹革命”的罪名被封禁，共出149期，前后还不足5个月。8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出《江汉日报》被封的消息。8月17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汉口报界之悲观》，对《江汉日报》被封表示抗议。
　　10月19日，日本内务部指控《民报》每期刊登在封底的《本社简章》及《革命之心理》等文，“败坏风俗，扰乱秩序”，“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下令将10月10日刚出版的《民报》第24期全部扣押，并禁止今后刊出类似文字。当日，日本警视总监转达的禁令送到《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太炎手中。
　　此举遭到不少留日学生的抗议，有14人联名以“中华国民”名义向日本内务部递交抗议书。21日，章太炎封还禁令，并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表示抗议。23日，章太炎再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予以抗议。26日，章太炎第三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言辞越来越激烈。对此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之间有分歧。黄、宋认为日本政府对《民报》的禁令，并非永远禁止，如交涉得当，尚可争取日方撤回对《本社简章》的禁令，他们对章太炎图一时之快、不留余地的做法不满。章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11月24日，远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发表章太炎《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文，声援《民报》。
　　11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民报》案开庭对章太炎进行公开审理，日语流畅的宋教仁出庭担任被告翻译。因“苏报案”而名动天下的章太炎再次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家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他的辩护让裁判长无言以对。第二天继续开庭，章太炎的日本律师花井皂藏等为他作了无罪辩护。12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以《民报》违反《新闻纸案例》作出这样的判决：所刊《革命之心理》文，判罚50元；所刊《本社简章》，判罚50元；编辑及发行人、发行所未作呈报，判罚15元。此案虽以判罚115元而告终，但导致了《民报》的休刊。
　　［记事］
　　2月20日，汉口《汉报》被强行查封。
　　2月，清廷电令驻法公使，要求法国外交部封禁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报（张继、吴稚晖等主编，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遭到法国的拒绝。10月25日，清廷下令严禁“语多悖逆，昌言革命”的《新世纪》在国内发行。
　　3月，《申报》创始人美查在他的英国故土去世。3月29日《申报》在刊出这一消息时称他为“报馆开幕伟人”。
　　6月12日，《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在成都狱中被残杀，身中数十刀，成为继沈荩之后晚清中国第二个言论自由的殉道者。
　　6月17日，汉口《中西日报》因为报道当地整顿官务有关消息，被罚令停刊7天。
　　8月10日，上海《中外日报》已日薄西山，汪康年将全部产权转让给苏松太兵备道蔡乃煌。《中外日报》从私人创办的民报变成官办报纸。
　　8月25日，迫于清廷的压力，以倡导宪政为宗旨、温和的政闻社自行解散，在上海出版的《政论》月刊自动停刊。
　　10月23日，清廷军机处电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加搜禁，毋任传播”在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罪名是“昌言革命”、“犯上作乱”。
　　这一年，广州10家报纸联合组成了广州报界公会。
　　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
　　这几乎是于右任在言论史上独领风骚的年头。5月15日，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手创《民呼日报》，日出对开两张，两面印刷，“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报纸还未出版，订数就有几千份，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发行量。《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夫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生活在晚清中国的于右任们眼里，报纸天然就具有监督政府的责任。
　　于右任墨迹：“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从校对做起的范鸿仙、徐血儿，“是民呼以后各报的社评写作家，他们的文章，都有激昂高亢之音”，“崇论宏议，渐受世人欢迎”。鉴于《苏报》、《国民日日报》等仓促被封的教训，《民呼日报》“对于汉满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至于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以故渐为各省当局所嫉视”。
　　《民呼日报》致力于揭发各省的吏治腐败，对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状况和大小官吏匿灾不报、横征暴敛的恶行，尤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抨击。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等则恨得咬牙切齿，7月30日，向公共租界当局控告《民呼日报》借甘肃旱灾筹赈、有侵吞赈款嫌疑。8月2日，于右任和陈非卿被拘留，《民呼日报》“外埠邮寄之执照”同时被停止。对《民呼日报》怀恨在心的已故上海道蔡钧家属、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新军协统陈德龙等也纷纷指控他“毁坏名誉”。
　　8月4日，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后，于右任被继续收押。8月6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民呼日报》发表《筹赈公所与民呼报之命运》文，7日，刊出启事《正告读民呼日报者》，对清廷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拘本报
　　《民呼日报》发表社论《恐怖时代之余望》
　　主笔而禁锢之”，“竟夺本报之发行权，甚至就卖报者手中夺取本报，焚于上海县城门口”等暴行，表示愤慨。大声疾呼“今日世界，犹是一恶浊世界”，并“正告”读者，不要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8月14日，《民呼日报》在被迫停刊前夕发表了《民呼日报辞世之言》，与读者沉痛告别，“虽然长别者，民呼日报之名义耳。不死者，民呼日报之灵魂也”。“于君狱中书至，持论正直，至有宁死不停报馆以负阅报诸君之语……有于君而后有民呼报，则于君者，即民呼报之灵魂而已。于君不死，即民呼报之灵魂不死，他日必有千百民呼发生于世界……”
　　虽然出世92天就被封杀，《民呼日报》“销行已逾万纸”。8月24日，远在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发表评论《看看民呼日报辞世之哀声》，对此表示不平。
　　《民呼日报》停刊后，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
　　9月8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经过15次研讯，尽管查明既无侵吞赈款之事，赈款更与《民呼日报》无关，于右任在被关押了一个月零七天后还是被判决“逐出租界”，租界接受清廷请求，同时撤销《民呼日报》发行权，不许再行出版。
　　《时报》、《神州日报》、《东方杂志》及各西方报纸纷纷批评清吏非法压迫舆论，斥责会审公廨判决失当，言词激昂。9月9日，上海《时报》发表评论：“此实摧折言论萌芽之大刀阔斧耳。人心何在？天理何在？今后之言论权更何在？”其他各报的评论也大致相同。在舆论的密切关注下，于右任在各报登载了《民呼日报》的最后一次广告：“呜呼，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快事亦痛事也”。
　　离《民呼日报》停刊不到两个月，离会审公廨的宣判不过20来天，10月3日，《民吁日报》就诞生了。人还是《民呼日报》的人，机器设备也是《民呼日报》的，只是注册地点换在法租界，名称换了一个字，所谓“民不敢声，唯有吁耳”。一者“吁”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二者“吁”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三者清吏曾以挖双眼相威胁，“呼”挖去两眼不还可以“吁”吗？
　　《民吁日报》创办人还是于右任，因为他刚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所以由朱少屏为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于右任在该报创办不久，就到日本为报纸募集经费去了）。于右任在《发刊宣言书》中提出：“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言论报国之心溢于言表。此文和景耀月执笔的出世辞，“文辞典雅，大为士林传诵”。“民吁”与“民呼”一脉相承，没几天就风行一时。
　　《民吁日报》创刊不久，就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从创刊第18天（10月21日）发表《日工殴打学生之风潮》起，到11月19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民吁日报》就发表了62篇有关报道和评论。日本前首相伊藤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刺死后，《民吁日报》连续追踪报道。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向苏松太道蔡乃煌施加压力，指控“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11月19日，蔡会同租界当局野蛮地查封了该报，对范鸿仙实行拘讯，经多次非法会审，日本方面列举《民吁日报》发表的62则报道为“排日之证据”，以原告身份作裁判官，“开数十年未有之特别公堂”。
　　《民吁日报》仅仅48天就遭到被封杀的命运，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就有人贴出揭帖，表示抗议。此后，连续几天都有人在报馆门口贴出“吊词”，拈香燃烛，痛哭哀悼。11月22日《时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11月23日，《大公报》在闲评中说：“去《民呼》被封禁时，为时不过两月余。夫呼之为言，曰大声疾呼，其扰人清睡，封之犹可言也。至于吁，仅吁嘘喘息而已。哀哉，吾民吁亦不准吁耶！”
　　各界人士异常愤激，纷纷开会反对，要求清吏将该报启封，以重公道。江南四省学界刘仁航、李方漠等800人联名致电外务部、民政部及苏松太道，“上海民吁报因日领要挟，未讯先封，既失主权，复背报律，舆论哗然”，要求“先行启封，秉公核办。该报是否有罪？应按报律为出入”，以“保国权”、“伸舆论”。江北旅沪学界高骧等200人联名致电民政部，要求恢复出版《民吁日报》。
　　12月11日，蔡乃煌致电外务部、民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