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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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4月30日，租界工部局发布公告，“禁止报纸言论过激”。8月4日，淞沪警察厅发布《禁绝乱党机关报纸》告示，禁止售卖《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等报纸。8月23日，《中华民报》总编辑邓家彦以“捏造新闻”、支持“二次革命”等罪名，被租界当局拘捕，经审讯，判处徒刑半年并罚款。9月4日，曾创造过一个时代的《民立报》终因禁售、经济不支而停刊。9月17日，《中华民报》因总编辑被押，经济困难，被迫停刊。11月6日，国民党主办的英文《民国西报》被租界当局迫令停刊。《民权报》勉力坚持到第二年1月也被迫停刊。
　　在广东，3月13日，广州《新醒报》因发表《陈景华外交之一斑》，警察厅长陈景华恼怒，勒令停刊。14日，广东报界公会致函广东警察厅，表示抗议，并提出质问。5月6日，《国华报》因报道李烈钧整军备战消息被勒令停刊两周，《国华报》在广州市内散发传单，进行抗辩。5月下旬，警察厅发布命令，取缔“造谣煽惑之新闻电报论说”。6月上旬，《粤声报》转载《武汉游客谈》，语涉李烈钧、胡汉民等“骑虎难下”等，胡汉民下令永远停版，后改为停版两周。7月19日，陈炯明宣布反袁独立，颁布戒严令、邮电取缔法、出版取缔法。独立党办的《华国报》因反对“二次革命”被封。同月，路透社驻广州记者黄宪昭，因发表“胡汉民、陈炯明联同反对袁世凯”的新闻，被当地警厅以“造谣惑众”罪名逮捕。8月18日，粤督龙济光迫令广州《平民报》“永远停版”，同月，广州《中国日报》、《民生报》、《中原报》等有国民党背景的报纸统统遭查封，刘师复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晦鸣录》周刊出了2期就被禁。9月12日，香山《纯报》被勒令停版。9月16日，汕头《大风报》被勒令停刊。9月21日，广州《震旦报》主笔康仲荦被龙济光扣押，随后惨遭杀害。同月，汕头《掞华报》被勒令“永远停版”，海口《琼岛日报》、梅县《培风日报》被勒令“停售”和“取缔”。仅10月13日这一天，龙济光就查封了广东各地《东莞日报》、《香山实报》、《民治报》、《公论报》、《粤声报》等报纸。11月6日，广州又有《中国日报》、《震旦报》、《国民报》、《粤东公报》、《民国报》、《民生报》等六家国民党报纸遭到封禁，《民国报》主笔被捕，其余主笔遭通缉。
　　《长沙日报》7月6日发表短评，批评袁世凯摧残言论自由。然而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虽然天下成了袁氏掌中之物，但他也有不能称心如意之时。当年春天，他给汉口《大汉报》经理胡石庵颁发四等嘉禾章，竟遭到这位“书生本色”的报人拒绝，胡石庵在复电中断然表示不愿与袁所加赏的——“马贼”、“流寇”、“奸商”、“贪吏”、“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为伍。
　　11月30日，黄远生成为《申报》驻京记者，发表了第一篇北京通讯《岁暮遗闻》，经历了“癸丑报灾”的言论界处在一片暗淡、萧索之中。
　　［记事］
　　1月29日，开封《自由报》被河南都督张镇芳查封，记者被拘。8月，主编贾飞侠被杀。
　　3月6日，西安《国民新闻》因连续报道“指斥军人”的消息，被军方捣毁，10日在《民立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进行抗议。
　　5月3日，天津《新春秋报》因指斥袁为“杀人卖国贼”，经理被传讯、卖报的多人被拘。5月11日，《新春秋报》以“妨碍治安”被封。《赤县新闻》因批评袁政府，创刊不久即遭当局查封。
　　5月8日，济南《齐鲁民报》发表《为宋案敬告北方军界同胞》，5月14日遭罚款500元、停刊一周等处分，不久被强行查封。
　　7月1日，开封《民立报》遭查封，主笔罗飞声、编辑敖瘦蝉、刘寿青及访员章培余等被捕，敖瘦蝉、章培余很快被杀，罗飞声8月中旬被杀。
　　7月8日，《四川民报》、《人权报》、《四川正报》、《宪演报》等联名散发传单，指责川督胡景伊“蹂躏议会”、“贿买报馆”、“卖官殃民”等。8月6日，胡景伊以四报“造谣”、“煽乱”等罪名下令“立即封闭”。《四川民报》总编辑谭创之被捕，创办人之一李俊侠被杀。同日，重庆《新中华报》成都分销处被关闭。8月11日，成都《国民公报》、《四川日报》以“妄评政事”遭查封。
　　7月25日，《湖南公报》、湖南通讯社被当地政府查封。
　　8月4日，桂林《通俗报》被迫停止发行。
　　8月13日，吉林《新吉林报》被封禁。
　　8月20日，福建当局接国务院密电，查封《群报》、《福建民报》、《共和报》等“乱党报纸”，逮捕主笔陈群、黄展云等三人。
　　8月30日，无锡《锡报》被封禁。
　　8月，南宁《民风报》因同情“二次革命”遭查封。
　　9月10日，常州《公言报》被迫停刊。
　　10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长沙日报》、《国民日报》等相继被封。
　　11月13日，南宁《指南日报》总编辑何永福因其评论触怒当局，遭到逮捕，初判死刑，后改监禁。12月5日《申报》曾发表《广西之文字狱》。
　　11月15日，湘督汤芗铭罚令长沙《湖南公报》停刊15天。
　　11月27日，袁政府下令禁止汪精卫在巴黎办的《社会杂志》入境。
　　12月7日，袁政府通令禁止仰光《觉民日报》在国内公开发行。中旬，严禁发售旧金山华侨在上海发行的《中华民国公报》。
　　12月22日，《天民报》、《大同日报》被封。
　　12月26日，张勋查封常州《兰陵报》，并缉拿主笔。
　　同年，南昌《晨钟报》、《豫章报》被江西护军使李纯查封。
　　在新疆办报的革命党人冯特民被军阀杨增新杀害。
　　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
　　远在云南边陲的蔡锷进京，不过是袁世凯“槛虎于柙”的伎俩，偌大的中国仿佛成了袁氏一人的囊中之物。在经过“癸丑报灾”、无数报人人头落地之后，言论界已一蹶不振，舆论的压抑比晚清还甚，名记者黄远生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浩叹。
　　袁世凯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舆论一律，举国俯首。1月7日，他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切实查禁国民党印刷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各种印刷文件”者，“从严查办”。3月2日出台的《治安警察法》规定，警察对包括报刊在内的印写物品，有“扰乱秩序之安宁”之嫌的，有权予以禁止、扣留。4月2日，袁世凯签署了《报纸条例》，共35条，包括：发行报纸须经警察官署认可，并交纳保证金100至300元；禁止报纸刊载“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攻讦个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等内容。总之，不准登载一切政府不喜欢的消息。即使国外报纸违反这些规定，也要没收报纸、处分发卖人。目的无非就是将所有言论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
　　《报纸条例》一经公布，即遭报界强烈反对。当天，北京英文《京报》发表评论，批评这一“专职苛酷”的报律等于“以监督报馆之权，完全委之警察”。一旦实行，“将中国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之权剥夺殆尽也”。汉口《国民新报》在评论中指出，《报纸条例》多数照抄日本新闻纸条例，“而去其宽平，加以苛重”。4月13日，袁政府就新报律处分过严问题发表谈话。4月14日，北京报界同志会推出三代表，向内务部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解释。内务部长派警政司长作了三点答复。4月18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评论，称“律中多有可笑可怪之处”，“自革命之后，北京宣布之法令多矣，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约报律之结果，亦不外乎此也。”史量才掌握的《申报》也发表时评，明确指出：“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新闻界反对《报纸条例》的消息，“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7日，《北京日报》等报馆联名呈文给国务总理，要求详加解释，明定范围，以资遵守。
　　6月20日，陆军部公布了报纸不得登载的13条军事秘密条款。北京报界同志会深为不安，7月下旬向内政部上禀帖。陆军部拒绝考虑他们的意见，复文更为骄横，连转载外报、外电也予以禁止。8月，报界同志会联名向袁世凯上禀陈，指出陆军部禁载军事秘密条款的范围“束缚言论，辱蔑报界，碍难遵守”，吁请袁能维持舆论。尚未得到什么答复，12月5日，更加臭名昭着的《出版法》又正式出笼了。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文书图画有“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败坏风俗者”等八种情况的，一律“不准出版”。北京报界同志会率先上书反对《出版法》，逐条予以驳斥，黄远生指出袁政府对言论的钳制超过了清廷，上海《时报》、天津《民意报》等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但是，枪杆子在手的袁世凯又岂会理会他们的声音。
　　《出版法》与《报纸条例》一起，迅速成为袁世凯排除不同声音、钳制舆论得心应手的工具。从此，军队、警察随意干涉舆论成了常事。
　　7月23日，北京《大自由报》被陆军部勒令暂时停刊，两名编辑被捕。7月25日，陆军部以北京《醒华报》一则新闻涉及军事机密为由，罚令停刊3天，将负责人押送警厅。7月28日，陆军部致函京师警察厅转告各报，不得“随意登载”“军事政事”。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陆海军部、外交部通令各报，“无确切根据之词，一律不准登载”。
　　9月上旬，广东警察厅长下令各报馆，“慎重登载”外交、军事消息。10月7日，广东报界公会17家报纸联名要求对“禁载”令范围作出明确解释，确定执法机关，以免行政长官“自由处分”。
　　9月，烟台警厅通知各报，所有新闻必须先一天送审，经批准才能见报。
　　10月29日，北京《亚细亚报》被控违反《报纸条例》，黄远生以被告辩护律师身份两次出庭辩护，《申报》曾刊出他的辩词。最后以地方审判厅判决《亚细亚报》无罪而结案。
　　11月8日，杭州警察厅宣布对省城各报馆实行新闻检查，同时颁布了《检查报纸规则》6条。
　　这一年，至少有两个报人被杀，报纸被封、报人下狱的不计其数。3月14日，因披露鄂督段芝贵强买女伶王克琴进献给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一事，汉口《大汉报》以“泄漏秘密，鼓吹乱党，散布谣言，希图煽惑”等罪名遭查封，社长胡石庵、编辑记者朱钝根等13人被捕，胡石庵——一年前曾公开拒绝了勋位的书生转眼成了阶下囚，被判刑3年10个月，朱钝根被判1年1个月，另有两人被判3个月。其时，《大汉报》社还赫然挂着黎元洪辛亥年手书的“赤手回澜”匾额。
　　8月14日，鄂督段芝贵以反袁的罪名杀害了原《大汉报》编辑余慈舫。余“笔锋甚健，而性极刚烈，嫉恶如仇”，曾为《大汉报》、《大江报》撰文，“言论极为犀利，对任何人不稍顾忌”。他写过一篇《好恶的狗》，段芝贵乳名贵狗，因此怀恨在心。朱钝根在《新闻界之一页光荣史》中记载：“闻先后共斩八刀，始死。盖新闻记者死事之惨，慈舫实为第一人。”“断头台上凄凉月，多少朋侪唤我来。”这是胡石庵最伤心的诗句。
　　12月，香港《真报》主笔毛仲莹因有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言论，在回内地探亲期间，竟被龙济光诱捕杀害。
　　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月刊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那些封杀报纸、摧残舆论的丑恶事件，几乎都在老牌的《申报》版面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在舆论压制的沉闷空气中，长沙《湖南公报》2月21日的短评《质问湖南公报》如此自我解嘲：
　　汝一再宣言，谓当强固不挠，坚持到底……而岂知今日之汝，迥非前此之汝……于湖南用人行政，绝不加以批评，岂湖南自政变后，遂无一不当之人，不法之事乎？
　　当时举国报纸，扪心自问，不是同样的可悲吗？在这样黑暗的年头，办过《苏报》的章士钊，只能在日本东京办他的《甲寅》月刊。寅年属虎，封面上也画了一只虎，所以被称为“老虎报”，所发文字也确有几分虎气，可惜远在异土。
　　从11月15日起，北京《亚细亚报》连续四天刊出劳乃宣的《正续共和解》、《君主民主平议》等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鸣锣开道。
　　［记事］
　　1月10日，北京《新社会日报》时评中透露总理熊希龄窃取热河行宫古玩消息，以“关系个人名誉”、“挑动清宫恶感”等罪名被内务部查封。
　　3月24日，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刊出讽刺袁世凯的漫画，北京警察厅试图扣押当天的《顺天时报》被拒绝。
　　5月8日，广东汕头的《竞正日报》、《公言日报》、《大东报》等因报道潮梅兵变消息，三报被迫停刊，经理分别被捕。汕头报界公会发出通电要求查处。之前，汕头也曾发生过《新华报》主笔蔡则康等50人被捕事件。
　　5月上旬，广州《觉魂日报》也因报道潮梅兵变，刊出“乱党檄文”，被杀人不眨眼的广东都督龙济光查封，主编欧阳寿石等4人被捕。
　　5月16日，广州《岭华日报》、《大公日报》报道一条抢劫消息时涉及军人，龙济光以“污蔑军士行劫”的罪名，罚令两报停刊3天，并下令各报“一律不准妄登”未经政府公布的“此类事项”。
　　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以反袁的罪名拘捕《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行人何劲（雨农），判刑6个月。
　　8月，重庆《正俗日报》因报道川督胡景伊“患肝病甚剧”消息，以“故意造谣，妨害治安”等罪名遭查封，发行人刘安国被捕。
　　夏天，成都《醒群报》因刊出吴虞批孔子的文章，被袁政府内务部电令封禁。
　　9月22日，广州《时敏报》因报道日军强取骡马并杀人的消息，日本领事干涉，当夜警察厅不说明理由即勒令停版。第二天，《时敏报》发布传单进行抗议。广东报界公会呼吁维护法令，尊重舆论。后以警察厅改罚《时敏报》停刊一周告终。
　　10月17日，江苏镇江《京江日报》主编仅因刊登卸任知县贩烟土被抓的消息而被捕。
　　10月23日，日本商人斋藤氏申请在重庆办《瀛华报》，袁世凯政府以“外国人不能在我国内地办报”为由，不批准。印刷局以“未奉警厅明文”为由，不代印。
　　11月14日，袁政府以“信口雌黄，极为悖谬”的罪名，禁止美国纽约出版的中文《民国公报》在国内发行。
　　12月15日，龙济光以“有意扰乱治安”、“淆乱观听”等罪名，禁止香港《共和报》、《大光报》、《人报》等进口广东。
　　1915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紧锣密鼓，准备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1月，他通令各地政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发现反袁报纸、书刊，立即没收。2月，汤芗铭在湖南颁布《检查报纸条例》。春天，别号“吴虎头”的北京《国风报》主笔吴鼐、原北京《民主日报》总编辑仇亮，因反袁先后被枪杀。6月8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公论报》等报刊小册子。7月10日，袁政府颁布修正后的《报纸条
　　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例》，仅从35条减为34条，内容并无什么变化。8月23日，“筹安会”出笼，帝制热甚嚣尘上。9月8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电。湖南、广东等地无不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严禁议论国体。反对帝制的报纸受到严重摧残，北京只剩下20家报纸、上海幸存5家，汉口只有2家，全国报纸销量从4200万份下降为3900万份。
　　但这并不表明言论界都已屈从于袁氏的淫威。8月10日，北京《亚细亚报》发表袁世凯政治顾问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的《共和与君主论》，传达出袁世凯试图称帝的信号。十天以后（8月20日），梁启超就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9月3日，《申报》在显着位置刊出《本馆启事》，“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拒绝袁世凯的收买，表明了反对帝制的立场。9月6日，仓皇离京的名记者黄远生在《申报》刊出启事，拒绝担任《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9月7日，《时报》发表评论《梁任公》，为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声叫好。
　　9月10日，“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的《亚细亚日报》上海版创刊当天，就收到读者勒令停刊的警告信。第二天，即遭炸弹袭击。
　　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华新报》“只求公理正义所在，不为金钱势力所倾”，张季鸾等执笔人无不以传达“真正民意”、“忠言报国”自期，反袁自在意中。11月3日，内务部禁止《中华新报》在租界以外“出卖散布”。10月19日，广州《觉魂报》因为批评帝制遭查封，四名编辑被传讯。处在上海租界的《时事新报》也因此被袁政府禁止邮递，从10月23日起不准销往外埠，并撤销访电执照。10月下旬，广东的龙济光下令组成检查所，对各报稿件进行预检。11月7日，袁记《着作权法》出台。这一年，还公布了中国第一部涉及无线电和广播的《电信条例》。11月12日，袁政府通令各省，严禁革命党人的报刊印刷品从海外进入内地。11月22日，何海鸣在上海《爱国报》发表社论《失态之政府》，指责袁政府为“叛国之万恶政府”。2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爱国报》日晚刊，主笔王血痕被押送会审公廨“讯办”，发行人简书等潜逃。同月，广州《通报》因为发表反对帝制的消息被封禁，主笔朱通儒遭通缉。
　　遭革命党人误杀的着名记者黄远生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第二天，各御用报纸纷纷出版“红报”，自称“臣记者”的不乏其人。12月17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再度被炸，总经理刘笠佛差一点被炸死。12月21日，内务部以“言论悖谬”的罪名通令各省，查禁上海《中华新报》、《爱国报》，各地邮局“一律停止邮递”。12月25日，张季鸾等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30日即遭禁止邮递。同月，长沙《大公报》因揭露“筹安会”丑闻，几乎被关门。在警察厅长张树勋维护下才得以幸存，销路猛增到四五千份。天津《大公报》自英敛之退隐后，对袁世凯虽“有扬有抑，亦疑亦惧”，但“冷嘲热讽，无日无之”，反对21条和袁世凯称帝也是不遗余力。年底，隐居已久的英敛之致函天津一位天主教教士，严厉谴责天津《益世报》支持袁世凯称帝。
　　12月27日晚，已远走美国旧金山的黄远生，被怀疑是袁世凯的吹鼓手，倒在了中华革命党人的枪口下，年仅32岁。他的死是个悲剧，也是百年言论史的一大损失。他留下的《远生遗着》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黄远生被杀与梁启超传诵一时的名文，以及《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构成了言论编年史上的斑驳色彩。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双十节”那天，《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这样的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长沙《大公报》12月4日发表的社论《报纸之责任与价值》中，对报纸不能履行“监督政府，改良社会”的理想深表遗憾，发出了“万能之政府，决不须报纸之监督，万恶之社会，又决非报纸之绵力所能改良”的慨叹。但在另一面，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率先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明复等），也在这一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科学》月刊。《科学》创刊之初即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开风气之先。一个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即将浮出水面。
　　中国第一份综合性月刊《科学》
　　记事
　　1月23日，成都《国民公报》因刊载袁世凯亲信陈宦即将入川任职的消息，遭查封。
　　2月1日，温州《瓯江报》、《飞霞报》、《醒报》因揭露官场腐败遭查封，三报主笔被捕，印刷局也接到了不许代印的通知。
　　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