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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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法宪曾坦言：“这里我想说两句：‘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
　　我对周恩来的观感，十分复杂，几经变化。现在看来，还是应该设身处地，略迹原情，对其苦衷，当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4。朱德（1886——1976），字玉阶，四川仪陇人。
　　中国革命和军队的教父级象征性人物，德高望重。但基本没有实权，备位而已。
　　毛泽东一生有负于许多人，尤其是杨开慧和林彪；但他完全对得起朱总司令。
　　5。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
　　从小父母双亡，由做裁缝的舅舅抚养成人，商务印书馆学徒出身，以勤俭务实著称。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负责经济工作。陈云一贯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这是一个类似1994年美国世界杯最终捧杯的巴西队队长邓加式的人物：工兵型，干的都是卖力气的实活；不怎么出彩，但不可或缺。
　　6。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人。
　　此处从略。
　　7。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
　　又一个罕见的军政双全的出色领导人。
　　邓小平短小精悍，精明强干，作风泼辣，外圆内方，不专权，举重若轻，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20世纪80年代，邓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跟其他历史人物一样，邓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他的学问和见识都存在明显不足。小平成为领袖，既在群龙无首之后，亦属应运而生之中。
　　名列中共七大领袖之后，1949年后一直功成身退闲居疗养的林彪，生活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事情。
　　八、八大前后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向来被专家学者们充分肯定，多所揄扬，我对此颇有保留。受拨乱反正的苏共二十大影响，八大似乎颇有新意；但循名责实，它其实又什么问题都没能真正解决——指导思想、经济政策、文化方针、组织措施……各方面，皆然。八大存在诸如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偏离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对经济管理和体制改革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定位不当等不容忽视的错误，对反对个人崇拜也只是一般性提提而已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更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层面确保各项既定路线方针的贯彻实施，使之流为一纸空文，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毫无意义。窃以为对八大整体评价不宜估计过高。否则，此后接二连三出现的重大挫折和灾难就无法解释。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大事，有些与林彪基本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有些则与他关系密切，并对他以后成为第二号神又变为第一号鬼的吊诡命运发生了重要影响。
　　前者主要有：
　　整风、整党与“三反”、“五反”。
　　胡风事件与潘（汉年）杨（帆）事件。
　　反右运动。
　　军队反教条主义。
　　大跃进运动。
　　中苏决裂。
　　这些就不细说了。
　　后者主要有　：
　　高饶事件。
　　八大。
　　八届五中全会。
　　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
　　下面尝试对此依次作一点粗浅分析。
　　1。高饶事件
　　1952年，土改、镇反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告一段落，经济恢复进展顺利。毛泽东审时度势，准备撤销各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将其主要领导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同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集权和统一领导，并妥善安置各路诸侯。这其实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削藩”举措。于是，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等封疆大吏先后来到北京，担任党务和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又被安排兼任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炙手可热，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则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组织人事、劳动工资。
　　毛泽东一向非常欣赏倚重高岗，对主持中央日常党政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则有所不满，屡加批评。高岗与刘少奇积不相能；而资历较浅的饶漱石之所以能在新四军和华东地区扶摇直上，除他本人的才能和努力外，亦得力于刘少奇的器重和提拔。这番，高、饶两人戏剧性地联起手来，兴风作浪。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因为新税制等问题受到严厉批评。高岗“批薄射刘”，矛头直指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一时间，弄得刘灰头灰脸，狼狈不堪，相当被动，地位几乎不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子文（长期在中央组织部门工作，时任中组部第一副部长）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拿去向高岗征求意见。这份名单，不仅未经中央授权，而且据说居然“有薄（一波）无林（彪）”！高岗趁机发难，激起轩然大波，军队高干与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之间的矛盾趋于公开化、白热化。饶漱石对“胆大妄为”的安子文极为不满，并认为刘少奇偏袒安，与他为难。饶与刘关系急剧恶化，客观上对高岗起了策应作用。
　　高岗喜出望外，认为“吾道不孤”，见猎心喜食指大动，猛批刘少奇之余，矛锋又兼及名为总理实际当时仅分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刘、周忍无可忍，联手反击。浓烟滚滚难解难分之际，斜刺里忽然杀出陈云、邓小平两员大将，表态坚决拥刘，维护党内安定团结。形势突然逆转，扑朔迷离。
　　身在杭州休养的仲裁者毛泽东担心造成党的分裂，想保持某种平衡，于是致信给在北京主持准备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刘少奇，一再强调指出：“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同时要求高岗、刘少奇各自作一份自我批评。毛各打五十大板，似乎想一碗水端平，可谓煞费苦心。
　　毛泽东没有出席七届四中全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并没严格遵照毛的指示行事，而是抓住这个空隙，借机发力，将高饶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批倒斗臭，让毛面对一个未必符合其本心的既成事实。毛心里肯定相当恼火，但一时却也有苦难言，高饶只得成为牺牲品。高岗愤而自杀，饶漱石则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成为阶下囚。向来对刘少奇有意见、以敢作敢为著称的陶铸，文革初期一度骤升至中央第四号人物的高位，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教训，看到“曹营之事，真是难办”，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势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担心打虎不死，反被虎伤。
　　高饶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开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一个灾难性的先河，也为后来陆续发生的许多事件埋下了前因。
　　毛泽东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伸手岂止高饶！
　　高饶事件最大的赢家并非刘少奇，而是邓小平。刘只是保住了既有权位，而本来只是在政务院分管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的邓则几乎接任了高、饶二人在党内所有重要职务，一鸣惊人。邓小平就此与本来渊源甚浅的刘少奇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高饶事件的定性报告，亦为小平所作。在八大，邓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进入核心领导层。
　　军方两大巨头彭德怀、林彪，都与高岗有过成功而愉快的合作经历，对高麻子的才能和魄力非常欣赏。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高岗，除了在毛泽东面前心悦诚服外，唯独对林彪敬服有加。高岗曾对邓小平说：“我在林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林总是个天才的统帅，无论政治水平、军事水平，还是思想水平、领导水平，都是第一流的，绝对非凡。三大战役，林总有两个，率领四野从中国的最北边打到最南边，了不起啊！哦，当然，你小平同志也有个淮海战役嘛。”邓小平当时回答：“我哪能跟林总比。淮海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陈毅他们。”
　　林、邓两人，本来就有瑜亮情结。以林彪的性格和为人，他肯定同情高岗，而不会对高饶事件前后邓的做法有好感。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的。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范斯莱克说：“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像是站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是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分。”
　　2。八大
　　八大确立了中共权力新格局。毛泽东下了几手闲子。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日中天的毛泽东未得全票：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这绝对非同寻常。中共高层还有谁蒙受过最高领袖如此不世荣宠？
　　毛泽东的用意，林彪和局外人各自的感受，不难推想
　　。
　　3。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之一。这是林彪在党内地位第一次超迈实际上的军队领袖彭德怀，也是他被后起之秀邓小平一度超越后再度反超领先。
　　在此前后，林彪还是以休养为主，没做多少实际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枉驾屈尊，多次亲自到苏州等林彪的休养地前往看望，并亲书条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相赠——这是曹操杰作《龟虽寿》中的名句。主席对元帅惟一的批评是说他“有暮气”，要求他振作起来，多做工作。诚可谓关怀备至，期望殷切。毛泽东一再说，希望林彪能多活20年，因为他有马列主义。
　　1。庐山会议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庐山，中国首屈一指的风景文化名山，却是中共党和军队的不祥之地：彭德怀和林彪，先后两任国防部长，排名第二、第三的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代表，时隔十余年，先后在庐山遭遇不测。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翻船。作为救兵中途被毛泽东急召上山的林彪一定很矛盾：一边是功勋卓著、刚直敢言、多年并肩作战、相处甚得、感情深厚的老战友，一边是亦师亦友、对自己有着深厚知遇之恩的共和国缔造者。最终，他选择了支持毛，但决不对彭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有人说林批彭调门儿怎么怎么高，是不符合事实的。谓予不信，不妨参看贺龙、罗瑞卿、肖华、苏振华等将帅的发言，比较一下即可。林曾这样暗自发泄对毛整倒彭的不满：“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一向是现实主义者，很少大脑发热，对人对事极有主见，清醒冷静，从不盲信盲从，即便对待毛泽东也是如此——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与氛围下，哪怕你众醉独醒，又能如何呢？邓小平后来也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那么，养帅超过千日，又是为了什么？
　　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913之后，这居然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在当时，这难道不是众望所归吗？舍林其谁？到底是林彪自己念念在兹还是主席对他亟需倚重，一步步将他推上前台的呢？
　　5。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军队有关负责干部，重要企业干部，共7118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以来，“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三年多的连续失误，导致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群众怨声载道，党内也议论纷纷。中共领导集体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务实派抬头，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主导下，开始调整政策，总结教训，纠正错误。截至1961年底，农业形势开始好转，工业也停止滑坡，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正常发展。刘少奇声誉鹊起，在党内外的威望空前高涨。
　　1月27日，刘少奇作了书面主题报告。这份报告由刘少奇专门组织了一个多达21人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层次很高”。刘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这四个方面，作了更深入、更具体的临场发挥和补充说明。刘少奇冲破了毛泽东把缺点错误与成绩总是说成“三七开”的框框，强调大跃进以来面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暗示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大会气氛热烈，会期一再延长。
　　这次大会的主基调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为首的一班人搞出来的报告更让毛泽东如坐针毡。毛开始反击，表态说这份报告只看到现象，缺少分析，没看到本质，要求重新起草，当场给刘等人一个难堪。
　　关键时刻，林彪出场了。
　　1月29日下午，林彪讲了关于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问题。他的讲话与众不同，迥异于当时的大会主旋律。他说：
　　“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些。”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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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方向，帮助毛泽东脱危解困。毛泽东虽然作了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是极左思想的根子并未触动，当然更谈不上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制约、预防。刘少奇后来重新搞出来的报告，实际上已大大后退。
　　毛泽东喜不自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会后，又让田家英等人对这个讲话作了若干文字上的整理，并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还当面质问当时与少奇同志走得较近的罗瑞卿大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总的报告，罗长子你写得出来吗？罗如实回答：写不出来。毛一箭双雕、不无调侃地说：你当然写不出来了。
　　一些学者对林彪的发言颇致诟病，认为他言不由衷，进行政治投机，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正确作为。这样说有一定道理。那么，林彪讲话的背景和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呢？
　　军队代表与地方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看法不同，责任有别。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经济工作，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问题。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指示，在党政事务方面，军方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实，七千人大会前夕，军方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几个老帅，以及罗瑞卿、肖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给与会的军队高干们打过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毛泽东威信受损，则让军方感受复杂。军队的一些主要干部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让毛泽东好下台。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
　　吴法宪（时任空军政委）回忆说：
　　“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
　　这些情况，都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告诉吴的，而刘亚楼当时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讲话后，刘亚楼高兴地对吴法宪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共七大领袖之一陈云当时的考量和表现。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是中共第五号人物，主要负责经济工作。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尖锐批评反冒进，“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薄一波回忆说：这是毛泽东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党内民主生活变得不正常的开始。会后，毛泽东亲自出马，取代陈云，统揽了全国经济工作，“大跃进”成为弦上之箭。
　　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曾要求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曾亲自请陈讲一讲。陈云托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婉言谢绝，袖手旁观。
　　事隔26年后，陈云终于道出了当年保持沉默的因由：“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迄无资料披露，要求林彪出面讲话的是不是还有毛泽东本人。
　　毛、林两人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关系再度进入蜜月期。
　　《诗经》上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
　　谁又能够预想得到，此后不到十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九、九一三事件
　　1966年８月１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刘少奇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刘的讲话没有正式文字稿，同时说明，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８月４日，全会发生重大转折：原定当天开大会，５日闭幕；但在这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措词十分激烈的讲话，并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常委扩大会内容，临时改变了全会预定日程。８月５日，毛泽东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当天晚上，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回京参加会议。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6日，接林彪的专机刚飞回北京停稳，在机场专候的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林彪再次奉旨救驾。
　　８月７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８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负责干部杨成武、张爱萍、肖华、许光达、吴法宪、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吹风、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周将毛的“大字报”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