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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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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就在这一天，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８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委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递补为中央委员；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随后，林彪作了简短的讲话，宣布大会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同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一部分逐渐为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所掌握。
8月13日至17日，接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3日，林彪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化革命问题，二是军队的干部问题。他说：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社会上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毛泽东将林彪架到“文革”战车上，当然有他的深度考量。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乱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略见一斑吧：
红小鬼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很赏识信任的邱会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作为“当权派”，屡遭批斗。1966年10月，造反派在总后礼堂使用“车轮战”，邱会作支撑不住，当场昏厥。幸亏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才躲过一劫。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抽耳光、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更为残酷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生残废。邱为人很机灵，他乘看管人员一时疏忽，在一张小纸片上向毛、林写了呼救信，并设法捎出。也算是他运气好，这封信送到了林彪手上。林是非常爱护部下的，何况是他的得力干将的邱会作。但在当时，林虽已贵为“副统帅”，造反派也不肯轻易从命，非要中央“文革”小组说了才算数。林彪当即让叶群去找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讨了一纸手令，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这便是被邱将军视为恩同再造的“午夜获救”。
这样下去当然不成名堂，不是个事。乱可以乱，但要乱而有序。
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周恩来，以维持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运转；借重林彪，以稳定、运用军方力量，进而凭借林的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首都北京军内的局势。其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军的局势；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国的局势。所谓“稳定”，是指乱而不致失控，以达到全面清除刘邓路线在各种阶层、各个部门的代理人，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由此，军队大举介入地方事务，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实行了军管。
在当时，不能不认为这个决策十分必要。它果然也很有效：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先后砸烂旧的政权机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作为国防部长，林彪费尽心力，在国家空前混乱时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凝聚力。这一点，当时和后来的领导者是承受了他的福荫的。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一文一武两股基本力量，亦即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也就是林彪“直接指挥”的军队和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毛泽东曾作出很大努力，进行平衡、协调，想将它们拧成一股绳。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最终未能如愿。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吴法宪又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广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遭到残酷迫害，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等人甚至死于非命。喜怒不形于色的林彪对此十分不满，极为罕见地大发雷霆，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矛盾的尖锐、激化，坚不可解，终至势不两立，直到引发灾难性的9。13事件。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在某种意义上，则可视为其余绪。难怪黄永胜等人在狱中获知江青、张春桥翻船后欣喜若狂，以为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只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博弈却使他们白白欢喜了一场。这是后话。1980年“超级审判”时，江青在法庭上公然宣称：“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或许是狗，但林彪肯定不是。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军方势力的崛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居然有林彪、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等多达11名职业军人！这还没有算上有军职的叶群和已无军职的前职业军人李先念。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当然还是主席，林彪依然是唯一的副主席。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全面肯定“文革”，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普通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高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明确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全然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尤有甚者：江青和叶群，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居然联袂进入政治局，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起草人是“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但林作报告前，居然对这份几经周折来之不易的报告看都没看一眼。他心里有火。
本来，根据毛的意见，起草工作由林彪负责，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大“秀才”具体执笔，确定由陈先动笔拿出草稿。不料陈写出一部分初稿后，江、张、姚等认为陈稿忽视抓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促生产和发展经济，是鼓吹“唯生产力论”，表示反对。陈则坚持己见，不愿另起炉灶，双方发生争执，迟迟不能定稿。九大召开在即，等米下锅，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执笔，张、姚很快拿出初稿。向有中共第一秀才之称的陈伯达心有不甘，同时拿出了草稿。陈反唇相讥，嘲笑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陈将稿件封好送毛裁定。没想到毛看都不看，批字原样奉还：毛选中了张、姚稿。据已在毛身边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陈伯达说，他感到十分伤心。林彪则同情和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对江、张、姚所作所为非常反感。
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自己中意的报告却被否决，在大会上念的东西根本就是自己不以为然的。这个“副统帅”实在是没滋没味，只是表面风光而已，甚至有点窝囊。堂堂林总，何尝受过这种肮脏气？这为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反常态，带头向张春桥发难，埋下了伏笔。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近乎无可挑剔。用政治家的标准衡量林彪，则相形逊色。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对张春桥作了不点名（这是事先交流时毛泽东的要求）的批评。紧接着，吴法宪代表军方开了头炮，以“再版前言”、“设立国家主席”、“称天才”等议题猛轰张春桥，与会代表群起响应，陈伯达、汪东兴、陈毅等人相继发难，炙手可热的张顿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眼看翻船在即。关键时刻，毛泽东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为张出头。他稳住林彪，反击陈伯达，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毛林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矛盾已经表面化。
毛林分道扬镳，主要是由于林主张设国家主席和批评张春桥。毛保张，则是因为张才是毛晚年思想的真正传人，毛担心林对张反感会导致进而否定“文革”路线，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据韩先楚等回忆，林讲话后，会场上欢声雷动，大家兴高采烈，情绪极为高涨。“文革”以来，张春桥气焰熏天，目空一切，树敌甚多。林彪说话，一向“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据汪东兴回忆，成了过街老鼠的张、姚由江青领着去见毛求救，张、姚双双跪下，一人抱住毛的一条腿，鼻涕眼泪都弄脏了毛的裤子，也打动了毛的心，导致了毛林分裂的不幸后果。林当时不光是功高震主，更是众望所归。这就犯了大忌。
国家主席之争，毛纯属极少数，完全无理。不过，林也未必没有一点私心。窃以为林彪的真实想法是：毛当国家主席，他当副主席，这样才与彼此的党内身份相称。要不，四届人大一开，周恩来还是总理，林还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名不正言不顺。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儿摆？”我看要这样理解，才能说通。林根本没想当主席，副主席可多可少，加上董老或者别人，也行。但他没有坦率地与毛等进行沟通。
毛泽东雄才大略，叱咤风云，而又一意孤行，唯我独尊。“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巨大的威望、超高的人气、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能量让他悄然心惊。毛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他将文革与建国并列，作为他平生做的两件大事，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此离心离德说三道四，更绝对不会容忍出现可能对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形成挑战的团体或是个人。其实在这时，林彪的政治命运就已经大致确定，可惜政治家林彪见不及此。
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组合拳攻势下，林彪似乎无所作为，又好像在以不变应万变，静候尘埃落定。他依旧不见人，不接电话，不活动，呆在北戴河休养
。
其子林立果则不然。小伙子雄心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得出结论：“这些老总们（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十分自负，目空一切。那么，他看不起的这些“老总们”是否包括他老爸林彪在内？
鲁珉（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说法，或可作为参考：“我一直认为他（林立果）野心大得很。他搞那些事，都是为了扩大影响，捞资本，树形象。不然将来谁听他的？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
林立果开始拼凑力量，组织“联合舰队”，主要斗争目标直指毛泽东、江青、张春桥。
柿子拣软的捏。毛泽东先拿陈伯达开刀，进行“批陈整风”。毛这样调侃曾任他首席秘书多年、号称党内第一枝笔的陈伯达：“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的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要说很好的配合”，并友情赠送给书生气十足的陈伯达一顶莫须有的高帽——“北京军区太上皇”。接着，毛向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频繁施压，逼迫他们不断检讨，使他们威信扫地，自顾不暇；又添加一些新成员进来，分其权势。毛泽东进而改组了最为重要、处于腹心之地的北京军区，被认为与林彪接近的司令员郑维山、第一政委李雪峰都被免职，换上毛信得过的李德生、谢富治和纪登奎。毛的一连串举措，外松内紧，环环相扣。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周游列国”。其实是向各地军政大员吹风，为在政治上扳倒林彪作准备。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种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
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是谓“甩石头”；军委办事组新增加进去一些人，是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是谓“挖墙角”。
9月6日，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探知被毛泽东严令不得外传的谈话内容，毛严苛无情的态度令李震惊。精明强干的李作鹏很快形成三点认识：
1。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
2。上纲比以前更高；
3。矛头指向林彪。
当天上午，李作鹏陪外宾回到北京。傍晚，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晚上，黄永胜电告叶群。差不多与此同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也将类似信息密报给北京的周宇驰，周随即转报林立果。
此后一周发生的事，离奇变幻，波诡云谲。除非有关史料解密、依然在世的主要当事人如汪东兴、李德生、李文普等消除顾虑打开金口讲真话，否则很难尽得其实。至于坠机本身，似乎不能排除是驻蒙苏军发射导弹的可能性。
可以确知的是：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注定要载入史册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
这是现场勘定后对林彪遗体的描述：
第5号尸体，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似乎都有些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看来缩得更厉害一些，像个大孩子。全身衣服烧光，但皮肤烧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侧。头部上昂，秃顶，头皮有绽裂，露出几道灰白色头骨。有额纹，眉烧光，眼睛烧凹深陷。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棱角明显。鼻子较大，鼻尖烧焦，露出两个朝天的黑洞。嘴张开，右门牙及犬牙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血迹沿额部流至右头顶。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弯，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脚心向下，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上，胫骨炸断，肌肉外翻，上胫骨刺露。两脚底及手心都烧起燎泡。
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如血，映红了沉沉夜幕。
十、十大关键性问题
我以为，有十个问题；对认识、分析、评价林彪其人甚为关键。下面按时间顺序，略加分析。
1。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如果稍微公道一点，就应该承认，起码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奉命救驾、置身政坛第一线之前，林彪的革命资历是不容置疑的。诗人郭小川说：“几十年来我从未听说他在历史上犯过什么错误，从未听过有人说他做过坏事。”并认为林彪分析问题很厉害，一针见血，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
913事件后，林彪由第二号神摇身一变成为第一号鬼，原先对他推崇备至的元勋宿将们也都做了一回事后诸葛亮，奉旨揭发批斗。
陈毅元帅爆料：“1929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于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
那么，“一年争取江西”成功了吗？
众所周知的是，几年之后，中央红军放弃赣南、闽西根据地，被迫长征。
其实，在此前后，曾大力反对毛泽东的，正是朱德、陈毅、刘安恭等人。毛一度被处分、免职，处境狼狈。而毛最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不是别人，乃是林彪。林给了困境中的毛极大的帮助和安慰，这也是毛长期对林特别信任、喜爱、重用的原因之一。毛搞党内斗争，多要砍树刨根。整人时，一向是“对事也对人”，老账新帐一齐算，不过对林却是个难得的例外：1971年南巡吹风布置倒林时，毛只揪住第二次庐山会议不放，而没提及任何陈芝麻烂谷子。
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通信，只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进行探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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