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帝王陵墓-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平地起坟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如文帝建霸陵“因其山，不起坟”。这种形制在当时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都有发现。此后南朝一些陵墓也在山腰建造墓室。这种形式使陵墓气魄更加宏伟，远胜于积土为坟，因而唐代陵墓普遍采用。关中18座陵中就有14座采用这种形式。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建造大型墓室。商王陵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室有的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亚字形。有的南北两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中字形。两周时期以及西汉前期诸侯王陵墓的墓室仍然保持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汉代陵墓的墓室称为明中、方下或玄宫，整体结构宏大坚固。四面居中各有一条墓道，称为羡道，通墓室处有羡门。相对的地面道路称神道。明中内用木材构筑椁室，椁室正中为木棺。据记载，自周代起棺椁制度已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诸侯的葬具为多重棺椁。椁室四周用一端向内的黄柏木堆叠，称为“黄肠题凑”，内部间隔出回廊等。

　　西汉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凿山为陵的墓室多为横穴式，并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部分。竖穴式墓则改用砖和石料构筑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院落。这种墓室结构起到了椁的作用，因而墓室内的葬具只有棺而无椁。随之周代以来关于棺椁的礼制也逐渐废弃。已发掘的汉代规格较高的砖结构墓葬，墓室内多绘有彩色壁画，或有模印的画像砖。石结构的墓室则大多雕刻画像。画的题材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以外，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各种场面。据此推测，帝陵的玄宫一定更加宏伟华丽。汉代以后砖石发券或叠砌的墓继续应用，形式、结构不断发展变化。唐代“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其墓室结构和平面布局是模仿帝王宫殿设计的。明清时期帝王陵的玄宫规模更加宏大，用材更加考究。明定陵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甬道等部分组成，完全仿照宫殿的前朝、后寝、配殿和宫门建造，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下宫殿。

　　夫妻合葬墓在西周已经存在。陕西宝鸡西周中期的〔yu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汉代帝后仍然采取异穴合葬方式。《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载：“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除了高祖与吕后在同一陵园，此后各陵全部是帝后各筑陵园，改变了前代两墓并列的作法。唐代皇后合葬于帝陵，不再单独建陵。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建陵园于帝陵的背后一侧，形制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多无陵号。明代采用唐制，皇后合葬于帝陵。到了清代，帝后合葬制已经不很严格，有的帝后同陵，有的帝后不同陵。后陵规模较小，唯独慈禧的定东陵例外，其建筑规模与豪华远超过咸丰皇帝的陵寝。帝陵的附近附有妃嫔的园寝，但规模低于帝后一等。

　　第四节　奢华的随葬、残酷的杀殉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中。这些随葬品包括礼仪性质的礼器、明器和各种日常用品、艺术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尤其是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和丰富。经过历代的破坏和盗掘，这些随葬品多已散失或被破坏，仅存的一小部分，大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商王墓中的随葬品以青铜器最为突出，其形体之大，制作之精，为后代所不及。其中的司母戊鼎是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两周时期诸侯王墓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饮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成套配备，品类齐全。其中鼎和簋＇gui鬼＇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比重显著增加。汉代厚葬之风空前严重，墓内随葬品种类、数量剧增。其中青铜器减少，并已失去“礼器”性质，改以珠玉珍宝和生前各种实用器物为主。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玉衣入葬，玉衣按地位高低有金镂、银镂、铜镂之分，皇帝用金镂。

　　我国丝织业发达很早，古代号称丝国，随葬品中丝织品数量甚多，可惜因难以保存，所以留传下来的不多。考古发掘中，商周时期即有丝麻织品出土，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丝织品已有许多种类。汉代墓葬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更为齐全，有平纹组织的绢、纱，单色起花的绮、罗，彩色起花的锦，以及刺绣、印绘等。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量不足50克，充分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明代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物，包括大量的织锦，是研究纺织史的珍贵实物。

　　我国是瓷器的故乡，古代瓷器产量之大、工艺之精在世界上均居于首位。历代陵墓随葬品中瓷器数量巨大。从商代的原始瓷、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唐代的三彩，直到宋元明清的各种精美瓷器，在陵墓中都有出土，充分反映了我国陶瓷工艺源远流长，技艺高超。

　　历代许多陵墓中还随葬有金、银、玉、石、竹、木、纸等质地的简册、文书等。五代时温韬盗掘唐代帝陵时，看到太宗昭陵墓内“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也随葬在墓内。可惜这些宝贵文献都已毁失不存。明代定陵出土的皇冠，全部用纤细的金丝编织而成，是一件极为出色的工艺品。清代慈禧皇后随葬各种稀世珍宝，但惨遭盗掘，已大部散失。

　　除了随葬大量物品外，帝王陵墓还用活人殉葬和祭祀，称为“人殉”和“人祭”。这种残酷的杀殉制度开始于商代。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商代晚期帝王墓中杀殉的人仅一个陵墓就多达160多人。杀殉的人中有墓主人的侍从、卫兵、各种勤杂人员，以及其他奴隶。

　　西周前期杀人殉葬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种残酷的杀殉遭到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绝迹。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曾下令杀后宫无子女者及诸公子殉葬。人殉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到汉代已经终止，但直到封建社会晚期，其残迹仍然可在一些帝王贵族的大墓中反映出来。如明代英宗以前，妃嫔大都殉葬从死，据记载，明太祖孝陵殉葬的妃嫔竟多达40余人。

　　殉葬中除用人殉外，还使用牲畜，其中以马和狗最多。大多埋在陵墓附近，另设坑穴。这种制度自西周以后，几乎成为定制，战国时代更为流行。每个陵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其规模依墓主身份而定。临淄齐故城内齐公墓殉马估计全部可达60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中最大的一个埋车12辆、马72匹。西汉前期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不再单设车马坑，数量也大为减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一般改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据文献记载：汉代帝陵中还将供游乐的禽、兽殉葬。薄太后陪葬坑中即曾出土犀牛和大熊猫骨骼。

　　第五节　精美的石刻、众多的陪葬

　　陵前设置石刻群，大约从汉代开始。其作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表示战功和成就，一种是象征警卫与仪仗。现存汉代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共16件。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唐太宗昭陵北门内，陈列14件少数民族首领石像，门内东西两庑〔wu五〕陈列六匹骏马，也是为了显示太宗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与战绩。

　　南北朝时期，陵墓前模仿宫廷设置警卫的形式，普遍设置大型石人和石兽，有象征吉祥、驱除鬼怪和警戒保卫的作用。所设石刻的种类、数量、大小有等级区别。北魏孝庄帝静陵的前面，曾出土一件石人和一个石人头，石人双手握剑，显然属侍卫武士。南朝陵墓前面神道两旁所立石刻为石兽（麒麟）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自唐代高宗武则天的乾陵开始，由文武大臣和珍禽异兽组成的大型石刻仪仗队基本形成定制。南门神道两侧设置石柱、飞马、驼鸟各一对，石马及拉马人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另有用以显示文治武功的少数民族首领石像。宋代以后，历代帝陵石刻基本沿用唐代制度，但在品种和数量上有所变化。如石人分为文臣、武将两种，增加了独角兽、象、骆驼等大型动物和神兽。

　　陵前石刻多为一块巨石雕刻而成。手法有线刻、浮雕和圆雕，大部分造型浑厚，手法细腻，形态逼真，显示了我国雕刻艺术的悠久传统。其中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骏石刻堪称我国石刻艺术的杰作。

　　陵前立碑大约始于东汉。当时不仅达官贵人如此，一般庶民也立墓碑。已知帝王陵墓前立石碑最早是在南北朝时期。陵前神道左右立碑一对，碑身正中刻文字。唐代帝陵和许多陪葬墓前都有石碑。现存最重要的是乾陵神道北部两侧的“无字碑”和“述圣记碑”。“述圣记碑”为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内容颂扬高宗的文治武功。北宋时期陵前不立碑。明代恢复唐代陵前立碑的制度，不同的是把碑立在神道南端，并建宏伟的碑亭。碑文由嗣皇帝撰写，历书先帝一生功绩。清代陵前立碑基本沿用明代制度。

　　帝陵附近附葬配偶和人殉以外的人，其坟墓可统称为陪葬墓。汉代以前的陪葬墓性质比较复杂。据《唐大诏令集》记载：“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但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代已有陪葬墓。西周以后陪葬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安阳殷墟商王陵附近发现少数中型和小型墓。卫侯墓、赵王陵、魏王陵、秦王陵以及秦始皇陵的附近也都分布有中小型墓。这些墓位于王陵近旁，数量不多，身份地位较高，当属陪葬墓。陪葬者的身份大抵是国君的侍从或公族。其中有的可能属于从死殉葬，有的可能是同族埋葬。

　　西汉时期自高祖长陵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有很多陪葬墓，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墓地位于帝陵的前方，排列整齐。数量最多的是长陵，现存坟丘60多座。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皇亲国戚。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为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有的还将子孙附葬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从西汉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分析，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多为朝廷的重臣、名相。而西汉晚期，元、成、哀诸陵的陪葬者则或为外戚，或为佞幸，或为妃嫔、宫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政治上的兴衰和变化。

　　唐宋时的帝陵，沿袭了西汉的陪葬制度。在积＇、李靖、尉迟敬德等均属开国元勋，达官显贵。玄宗泰陵的陪葬者中，皇亲国戚所占比重大为增加。中宗定陵的陪葬者已经全部属于皇亲国戚。从昭陵陪葬墓的位置分析，是按照死葬时间的先后排列的。唐代陪葬墓受汉代的影响，均在陵前一侧。宋代的陪葬墓则多在帝陵的背后一侧，这显然和宋代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形势有关。西夏受唐宋的影响也实行陪葬制度，陵区内有不少陪葬墓。

　　宋代以后，陪葬制度被废除。明初一些功臣如徐达、常遇春虽葬于南京，但都在紫金山之阴，与孝陵隔山相背，不在一个陵区内，不属于陪葬性质。清代帝王陵区虽建有单独的妃嫔园寝，但属于帝后合葬制的一种形式，与陪葬制度不同。

　　历代帝王陵寝和陵寝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不仅反映意识形态上的礼制习俗，而且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保存至今的陵寝建筑以及大量的随葬品、石刻等文物更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今天它们已为广大人民所有，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也是旅游观赏的对象和场所。

　　第二章　黄帝陵

　　在我国古籍中，记载了许多原始社会末期为征服大自然、改善人民生活而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以及有关的传说。著名的有黄帝、伏羲、女娲、神农、尧、舜、禹等等。许多地方还建有他们的陵墓，同一个人的陵墓甚至有好几个，分布在不同省份。其实，这些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埋葬地点，在各种文献上记载不一，模糊不清，有的显然出于后人的附会，甚至属于神话传说。这些人物有的可能确有其人，而在传说过程中不断加以附会、夸大，有的可能只是某个部族的象征。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考古发现的情况，这些英雄人物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不可能建筑高大的坟冢，更不会有陵园祭祀性建筑物。现存的这些陵墓显然都是后人修建的纪念性陵墓。

　　相传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姓姬，号轩辕氏或有熊氏。他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各部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他鼓励农桑，创制车船，发明文字、音律、医术、算数，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后人为铭记黄帝的恩德，在陕西、河南、河北、甘肃等省都修建有纪念性的陵墓，其中以陕西省黄陵县北一公里桥山上的一处最为著名。

　　关于黄帝的死葬，史书上记载不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史记·封禅书》中还记载汉武帝于元封六年冬（公元前105年）北巡朔方（今河套地区）后，曾到桥山祭奠黄帝陵。可见，桥山的黄帝陵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传说历史。自汉武帝在陵前筑台祭奠以来，历代帝王在清明节期间，常派祭陵钦差前往祭扫。民国以后，国民政府多次派员祭奠。1937年清明节，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曾派林伯渠为代表到黄帝陵举行隆重的祭扫典礼，毛泽东亲自撰写了祭文。

　　黄帝陵在桥山之上，现高3。6米，周长48米，有砖墙围护。南面立明代“桥山龙驭”石碑一通，再南有四角攒尖顶祭亭，内立郭沫若书“黄帝陵”石碑。亭前有两座高约10米的土台，相传为汉武帝求仙所筑。桥山西南麓有黄帝庙，占地约8000平方米，始建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22年），历代多次重修。正门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前院过厅三间，里面保存了宋至明各代所立碑石70余通，大部分是明清帝王御制祝文和历代重修及保护陵庙的碑刻。厅后为大殿，面阔七间，单檐歇山顶，周有回廊，前有月台，正中悬挂中国现代史学家陈垣书“人文初祖”匾额，殿中供“轩辕黄帝之位”牌位。庙内古柏参天，最大一棵高达19米，下围约10米，传为黄帝亲手所植，故称“轩辕柏”。殿西一株稍小古柏，鳞斑点点，相传为汉武帝征朔方还祭黄陵时挂甲所致，故名为“挂甲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黄帝陵的保护工作。1955年成立了文物管理所，1961年国务院公布将黄帝陵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9年陕西人民政府拨款全面整修，1965年又拨款整修庙门，再现出黄帝陵庄严雄伟的风貌，以迎接海内外寻根访古的人们。

　　第三章　商代王陵

　　商汤立国至盘庚，其间共历10世19王，这些帝王陵墓史无记》载，至今也没有发现。据《史记》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约当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再未迁都”，其间共经8世12王。殷地后世称为殷墟，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南岸是宫殿区、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北岸是王陵区，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陵区位于武官村和侯家庄以北的西北冈（图1）。这里地势稍高，隔河与小屯宫殿区相望，范围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现已发现大墓13座，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五座、西区八座。1934年至1935年及1950年以后共发掘了12座，其中一座是营造以后并未使用的空墓。由于文献不足尚不能考证其各自的墓主。这些大墓中仅有几座的墓道之间有互相打破现象，但绝无墓室相互打破者。可见这些大墓事先是按一定布局排列的。在陵墓区域内，发现有少数中型墓和大量小型墓，应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殉葬坑。东区还有大量的祭祀葬坑。

　　图1　安阳西北岗商代大墓及祭祀坑平面图（采自《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这些墓都属土坑竖穴墓，带有墓道，按照平面形状可分为：亚字形、中字型和甲字形三种。亚字型大墓发现八座，每座墓室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最长，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中字形大墓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共发现三座。甲字形大墓仅发现一座，南边有一条墓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传说司母戊鼎就出于此墓。墓道有斜坡状和台阶状二种，长11—60米。墓室和墓道的面积大部分为400—800平方米，深多在10米以上。其中规模最大的为M1217（即1217号墓），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墓室平面作亚字形，总面积达1803。54平方米，其规模为同期普通墓葬的千余倍。

　　墓室中放置棺椁葬具。椁室平面作方形或亚字形。M1001的椁室平面呈亚字形，高约三米。底部铺设木板，四壁用木板搭接，木板宽约0。4米，长2。6—3。9米，最长达六米，外面雕刻有花纹图案。武官村大墓椁室平面作长方形，四壁用九层原木交叠筑成“井”字形，底及顶也用原木铺盖，椁顶上铺土一层，再盖一层雕花涂朱的木板，椁内置棺。

　　商王陵地面上没有封土坟丘。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墓主是武丁的配偶。墓口上面有房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大小与墓口接近，面上排列有较规整的柱穴。推断它应是当时为祭祀墓主而建造的享堂或寝殿类建筑，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同类建筑。

　　商王陵经多次盗掘，随葬器物几乎被盗尽，仅墓道和殉葬坑内残存少量器物或残片。其中不少精品已流落海外各地。随葬品包括青铜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玉、石、骨、角、象牙、白陶等质地的生活用具和各种装饰品。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几乎包括了死者生前享用的所有贵重物品。其中许多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如M1104出土的鹿方鼎和牛方鼎，分别高60。9和73。3厘米，重60。4和110。4公斤，堪称王室重器。司母戊鼎是已发现的商代最重的青铜器，重约700公斤。妇好墓未被盗掘，出土随葬的青铜器460余件，玉器近750件，骨角器560余件，许多器物制作精湛，造型优美，令人惊叹。可以想象规格远比妇好墓高的王陵，随葬品自当更多、更精。

　　商代后期，使用人殉和人牲的现象相当普遍。人牲是把人当作牲畜杀死后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被杀的人为战俘和奴隶。人殉则是为王室贵族从死殉葬的人，其中有陪臣、媵妾、侍卫、亲信和仆役。商代除了建筑奠基及一些祭祀仪式使用人牲外，王陵中使用的人殉和人牲不但数量多，处置形式也最为残酷。这些人牲人殉分别埋葬在墓底、椁室外的夯土台（二层台）及墓道和填土中。M1001墓底、椁室周围共殉人23人，另外东、南墓道及东耳室有无头躯体61具，皆分组排列，四条墓道中还有人头骨73个，也分组排列。这些无头躯体和人头骨当是为墓主举行葬礼时被杀的人牲。墓东侧有陪葬坑31个，其中22个坑共埋殉68人。最大的陪葬坑内有棺椁葬具，二层台上也有殉葬人，可见当时等级之森严。总计M1001内的人殉和人牲达160多人。

　　殷王室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在王陵区东部，面积约数万平方米，已发现1400多座祭祀葬坑。坑与坑之间排列有序，可分为若干组，每组少则一坑，多则数十坑。坑多数为南北向，少量为东西向，坑内埋人不仅有成年男女，还有儿童。大多数死者被砍去头颅，有的再断肢、断腰或肢解后扔于坑中。少数女性和少年儿童作捆绑状态，似是活埋的。其中1976年发掘的200多个祭祀坑的人牲总数达1330人，可以想见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是多么地野蛮残酷。

　　商代方国国君的陵墓已发现的有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墓地一号墓。

　　苏埠屯墓地在村东的岭阜上，高出附近地面约五米，已发掘商代墓葬10座。墓圹形制类似殷墟王陵，为长方形竖穴，有的有墓道。墓道有一条、二条和四条三种。其中一号墓是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平面亚字形大墓。墓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