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了林彪-第1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在外交上柳暗花明。
　　周在外交方面的经验、知识和风度，是中国领导人中少有的。他总是那样风度雍容，机智风趣。周恩来信心十足而又谦虚有礼地进行着与毛泽东协商好的那些步骤。他好象不是从艰苦的长征、上海地下斗争和延安出来的，这样的风度，在别的中共领导人那里几乎看不到。周在谈话中常常扮演不同的人物，这使人觉得别人都是角色，而他是作者。别人是演员，他是导演。即使在他仰视什么人时，他的内心也仍然在那人之上。他是真正的贵族，一位全天候人物。
　　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说：“别看周恩来风度翩翩，那是假象。他杀过了人，会若无其事地抽根烟就走开了…他是那种看起来不说假话的人，但实际上他从来也没说过真话。他总是在演戏，而且叫你跟着他哭笑…他既能对人热情周到，又能做到无情残酷。周出身于官僚书香之家，具有贵族的血统。在文化上，他抛弃了传统的表面，但保存了传统的实质。”
　　任何一个强硬派得到毛的认可，周都会与之合作，但绝不是合流；任何一个温和保守派得到毛的支持，周都会将之纳入自己的圈子。但如果危险来了，需要抛弃这个或那个力量，他也会不眨眼地扔掉。如果还有价值，事后他会再想法拣回来。周会顺水推舟，但不添油加醋。他知道怎么把各方面关系都弄得都很光滑。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当他难受时，能尽量保持冷静。可是当他手中有了好牌时，就会更加温文尔雅。
　　一个时期过去了，中国的困境得到缓解。
　　周给毛泽东打电话说：“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我想去看看你。”
　　“没有大事，我不会找你。你呢？”毛说：“你现在找我干什么？”
　　周恩来说：“人家都有假期，就是我们没假期。要是年轻，老婆肯定得吹。”
　　毛泽东说：“懂哲学的人，都没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康德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性交，萨特不结婚，孔子的夫妻关系也一般。我也一样。有假期也不行。”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随后，他们在电话中还谈到了性。毛泽东说到李商隐的无题诗。他说李的很多诗歌被人看作淫诗，如雏凤胜于老凤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还说，有人将他的庐山仙人洞一诗也看成淫诗，周恩来大笑起来。他和毛泽东，出身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对待异性上也很不同。周的性情是知识分子式的，不论外表多么刚毅，温情是始终存在，而且力图找到美好的表达。毛泽东不同，他渴望美好的平等的爱情和热烈的性，但是他的无于伦比的权威威胁了女人，即使真正有个女人要和他维持平等的感情，毛也不会容许。他陷于传统政治与人类感情的矛盾中，最后只好走向性的消遣甚至性的虐待。他一定想过：“既然你们都无法达到我的要求，我就只好把你们当做玩具了。”周恩来则不然，他小心地保护自己心中一块美好的东西，身在地狱心在天堂，向往纯情的女子和远离尘世的爱情。这个不同，两个人都互相理解。周恩来从不嘲笑毛在性方面的放纵，因为他知道他的孤独；毛泽东也深知周恩来向往的小姐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即使周有什么花花事，毛泽东也不会忌妒。他们在不同的山坡上寻找不同的花朵。
　　他们谈得很多，很开心，彼此距离很近很近。
　　那是毛和周关系最融洽的时期，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
　　访问中国的法国人曾写道：“毛和周的关系那时非同寻常。我们和毛谈话的时候，周居然在那边随便翻阅报纸，显然没有注意谈话的经过。不能想象，有什么人可以在戴高乐面前这样做。”
　　在一次随便的聊天中，周恩来很动情地向毛叙述了自己的思想经历。他曾经在游击战争问题上和毛泽东有相反的意见，但后来他知道那种路线不行。周认定毛具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作领袖的独一无二的品质，因为他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具有献身精神、创造性、中国式的个性和超人的魄力。
　　周的这些主动的内心暴露，获得毛极大的好感。毛坦白告诉周，他认定周聪明过人、宽宏大量、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在一蹶不振的情况下挽救局面的能力。他尤其看中周的是那种忠诚和牺牲精神。毛说了一句叫周恩来胆战心惊的话：“你好象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这个判断大概不会错吧。”
　　周诚惶诚恐地说：“如果我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承认，这是第一条。”
　　“你比我聪明。”毛泽东说：“谁当第一把手，谁最可怜。如果叫我再生一次，我当哲学家，当诗人，不当领袖，坚决不当。”周恩来问道：“让蒋介石当？”毛泽东说：“咳，谁想当谁当。”毛泽东以那种对政治和人类的弃绝口气说：“谁当都弄不好。这个世界，操他的娘！无论谁管，都管不好。那时我因为年轻，不服气，以为自己很行，上了主观主义的当。后悔晚了。”
　　两个人一齐哈哈大笑。
　　周恩来用那个融洽的气氛，忧虑地说到当时的四大危机：接班人问题，军队内部的宗派问题，左派右派对国际国内政策认识的倾向性问题，以及战争危机。毛、周都认为：形势发展比估计要快。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很多人跟不上。要迎接新形势，把思想的混乱降低到最低限度。
　　毛说：“账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不管怎样，中国不会在地球上消失。”
　　木已成舟，中美关系迅速发展。
　　三月十五日，美国取消了去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
　　四月六日从东京传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
　　四月十四日，就在周招待乒乓球队时，美国宣布结束对华贸易的禁令。
　　五月十三日，美国住巴基斯坦大使转来叶海亚。汗的口信，中国反映积极。高级会晤将在中国境内进行。尼克松读完这封信，马上对基辛格说：“这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们那天晚上破例喝了陈年白兰地，为庆祝一个和平现实的新秩序的到来。
　　在这巨大的政治运作中，周恩来得了满分。
　　相反地，林彪却被中美合作这个突如其来的浪潮甩到历史的浅滩上。
　　当中国的马车向右拐弯时，林彪仍然一直前行，自个尔冲向危险的悬崖。
　　失败的政客往往后悔没能激流勇退，而得意的名士往往自诩先见之明。其实，在所有行业中，政治的马车是最不容易刹住的。商人因为金钱的得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中止合同甚至不再做生意，如范蠡。文人学士可以凭一时的血气弃笔投戎或弃文经商，如班固。其他劳动行业间的互相转换也比较容易。唯独政治，没有那么简单。
　　别的行业象是爱好，政治却象赌博。封建或类封建社会里，权力的涵盖一切的功能对人的诱惑太大了，权力不仅是调动物质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是一切价值的参照。这个无处不在的东西成为唯一的硬通货，它换算一切，动摇一切，建设一切。它甚至能影响人的思维，影响概念和逻辑。政治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集团行为。即使你想退却，你身边的人，你所在的那个集团不容许你那样做。此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政治上没有撕杀到最后一口气而中途退场的，连敌人也不会理解。如果你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他们倒会承认你。这种社会的政治机制的无层次性，不仅是终身制的土壤，而且也是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根源。谁上了封建政治的贼船，谁就要拼杀到底，就象穿上了红舞鞋。到头来，胜利的精疲力尽，失败者血肉模糊。
　　尽管林彪已经意识到危险，尽管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甚至开始向往平静的平民生活与天伦之乐，但他不可能停止。一号通令被毛泽东愤然废弃，已经告诉林彪毛怀疑他的权力了。但林彪还是想：那不过是偶然的判断问题。一个国家面临敌人极有可能的突然袭击，没有战备号令，让敌人长驱直入，将构成历史上的笑话。谁指挥军队，谁都逃脱不了人民的指责。有准备总比没准备好哇。谁都没有资格嘲笑一场作了准备但最终没有发生的战争。
　　正确的逻辑没产生正确的结果，因为林彪使用的概念错了。这里的头人是毛泽东，他的最高权力不容分散。这里的一切首先要保证第一把手的利益，这不准分辨。这里没有任何谁都可以一样使用的词语，每个人都用不同的字典。这里的比赛规则瞬息万变，谁输谁赢不是根据能力而是根据裁判的好恶。在这里，你的敌人常常就是你的老板。凡是认真的人都会输得一败涂地，只有痞子才吃得开。
　　林彪恰恰不是痞子，而是一个认真的人。
　　林彪承认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是最直接的威胁。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将军相信两点：一，苏联毕竟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二，修正主义迟早要失败。在那片公有制的国土上，共产主义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冬眠的社会主义要比活蹦乱跳的资本主义好。虽然上上下下所表示的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痛恨达到咬牙切齿的程度，但这个帝国主义毕竟还有“社会”这两个字啊。从根本上说，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从政治的血缘上说，还是中国的兄弟－－尽管是不和睦的兄弟。而美国，却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只家兔子尽可以不和野兔子来往，但是绝不应当与老鹰做朋友。
　　毛泽东不是这想。
　　一九六五年，当苏联总理柯西金路径北京回国时，毛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苏联会不会帮助我们。柯西金只是哼了一声。毛泽东记得很深刻。他坚信苏联绝对不会是中国的患难朋友。毛泽东呢，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然我成不了你的朋友，那就让我就你的敌人的朋友吧。你以为我非靠你苏联不行？不见得！
　　毛泽东当时曾向罗瑞卿等人征求意见。罗瑞卿等人认为：和苏联的携手不过是军事共和，而和美国合作则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罗瑞卿甚至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认为应当和苏联在越南联合行动。六九年九月，苏联总理来北京，周在首都机场接见了他。毛泽东说他不愿再见到苏联的任何领导人。当时很多将领劝说毛，希望毛能在有生之年将中苏关系解冻，即使不象蜜那样甜，至少可以象糖。
　　到年底，林彪接受军方的意见，正式对毛建议：对美国、苏联应当一视同仁。
　　在中国的高级将领中，大都有这种对苏联的亲善感情。他们和苏联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很多人是在苏联接受的教育（不仅军事的，而且还有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很多部队使用的都是苏联制造的武器和苏联使用的作战技术。这些被称之为留俄亲俄系的将领包括：刘伯承、林彪、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肖克、王震、王首道、韦国清、李天佑、彭德怀、黄克诚、滕代远、刘志坚、傅秋涛、李聚奎、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秦基伟、李德生、谢富治、郑维山、陈再道、周纯全、陈锡联、尤太忠、向守志、贺龙、黄新庭、顿星云、李先念、皮定均、张才千、张震、滕代远、李涛、李达、王尚荣、王秉璋、常乾坤、吴克华、解方、苏静。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核心。
　　中美建交与合作，将苏联作为唯一的敌人，使这些人大为惊讶。
　　林彪对中美合作不以为然，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美国人曾经惊讶中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上要求大书特书中美双方的不同点，其实这正是写给那些反美亲苏的人看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和美国合作了，但是没有出卖原则。对内，官方则努力使得中国人明白：那个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只能隔靴搔痒，而苏联鬼子却会闯进卧室强奸我们。他们都是大鼻子，但是性器的长度不一样。
　　没能积极认同毛泽东的做法，使林彪在毛泽东的天平上越来越没有分量。在毛泽东眼里，林彪成为一个不懂经济、不懂外交、贪恋军权、只会喊口号的人。一个病态的，对国内外方针大计持抵触情绪的将领。一个不可能对苏联积极作战的指挥官。毛泽东甚至怀疑：这个林彪难道就是当年那只曾经在黑土地上勇猛追扑猎物的雪地之狐吗？
　　无论如何，毛泽东是不喜欢他了。有时简直是讨厌他！毛恨不得他马上走开，走得越远越好，或者被什么人杀掉，或在灾难中死去，都行。而林彪还自以为是毛的最好伙伴呢！
　　仅仅这些成见，就足以使毛除掉林彪了。
　　不久出现的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使多疑的毛对林彪更加猜忌，从而导致毛最后决定干掉这个刚刚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助手。　

第十五章　天才和诱饵
　　　　中美建交后，战争危机得到缓和，中共开始集中处理国内问题。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进行，青年学生基本退出政治舞台。
　　七零年初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将文革积极分子收拾了。造反派不吃香了。
　　老干部纷纷参加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瘫痪的国家机器又开始运转。生产得到恢复。
　　为了健全政治生活，一九七零年三月九日，开始按照毛的意思修改宪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应由人民广泛讨论。如果有一套良好的民主程序，修宪并不难进行。可惜中共上层人物，认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任何观点的争论就会成为冲突。除了党的权力，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平衡、缓解和裁判那些冲突。可那是中国，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一个走向极端化了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治。
　　设不设国家主席，实质在于怎样处理林彪和周恩来位置。
　　“九大”以后，林彪势力的膨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安。一号战备通令以后，毛泽东决心让林彪下去，他不能容忍一个靠军队成长起来的人对战争问题发号施令。毛泽东一直想找将林彪的麻烦，可是苦于找不到。说到底，林彪也有发布战备通令的权力，说他完全不对是没有说服了的。其他问题又找不到，连个借口都找不到。这一方面是因为林彪小心，更重要的是，林彪这一生确实是紧跟毛泽东的，很难找到他冒犯毛泽东或策划阴谋集团之类的反党活动。就象老虎吃乌龟似的，毛泽东下不了口，想搞搞不下去，心里很着急。
　　毛泽东为此费尽心机。
　　他想起了诱敌深入的办法。
　　……只有一个诱饵可能具有迷惑性，就是设立国家主席。设了国家主席，总理在国家事务中就不再是第一。即使周恩来继任，他的上面也加了一条紧箍。如果我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林彪就以为他会顺理成章地当副主席。林彪会以为自己影响我要比影响周更容易些，至少现在是这样。如果我说当国家主席，林彪也可能会预测我管事少，国家事务就会落在他身上。如果我不当那个国家主席，只要宪法上说设立，这个职务则可能完全落到他林彪身上。无论谁当国家主席，都能削弱周的权力。
　　……打这样的狼，必须使用很象样的诱饵才行。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考虑，待成熟后再抛出去。
　　他要求中央委员们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周是何等聪明！他知道设国家主席一说是对着他来的。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总理有可能是另外两个人。文革派得逞，张春桥可能当总理。林彪胜利，陈伯达可能会入主国务院。
　　内政和外交上的两个银牌（金牌当然永远是毛泽东的），已经使周恩来在毛那里站稳了脚跟。就在让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了周恩来：你这个总理，还是总理。
　　周恩来得到这个金口玉言后，就不再做声，努力做事，谁想闹就尽情地让他们闹吧。如果他们把毛闹烦，那才好呢。周恩来那时进退有方：静可以坐山观虎，动可以火中取栗。
　　周很清楚，打击林彪必须用毛的力量。有利条件是，当时毛泽东已对林彪的权力膨胀极其敏感，而林彪还不十分清楚毛对他的猜忌。毛泽东立意要扶持周的势力，以对抗林彪压制林彪。比较林彪，周没有多少军权，毛泽东不担心。
　　那年八月，毛泽东给林彪投放了一个诱饵。
　　他亲切地对林彪说：“文革收尾了。形势不错。以后我想只管管行政上的事，到世界上跑跑，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林彪当时好象颇为高兴。也许他以为这是毛泽东示意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也许他以为毛泽东要把党内职务让给他，履行关于接班人的诺言。也许林彪这样想，即使不让出党的主席，至少也能作政府副首脑。那样周的地位就相形见绌了。
　　林彪同意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说：“国家要有一个头，不然很多事情不好办。”
　　林彪想了很多。该怎样提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而不让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得逞呢？当时的老将领们大都担心江青张春桥那些人会在四届人大上夺取很多政府职位，一致呼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那些人就是直说，没有个名义。林彪叫叶群谈谈看法，叶群说可以请老夫子参谋参谋。她说的老夫子就是陈伯达。陈伯达说，可以以讨论天才切入，大家容易接受，没人能对抗。林彪沉吟不语。他觉得绕了个大弯子，还不如直接说更好。
　　林办后来以天才为话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建议设立国家主席。又说，只有象毛主席那样的天才领袖人物才能胜任。这个报告完全没出毛泽东所料，他们上钩了。
　　这时，毛泽东突然撤销了他的成命，说：我不宜任此职。此议不妥。
　　“主席不让再提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林彪问叶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主席可能是谦虚。”叶群想当然地分析道：“他怎么会自己说兼任国家主席呢？”
　　“一会儿说设，一会儿说不设。叫人不好办。”林彪自忖着原因，象进了迷魂阵。
　　林彪特意嘱咐叶群：“既然主席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算了吧。”
　　林彪重新提起并力主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江青。
　　那天，林彪接见江青，讨论军队文革问题，因为江青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中共“九大”以后，都当上政治局委员的叶群与江青，关系开始淡漠。除了毛泽东怀疑林彪戒备接班人权力膨胀以外，江青、张春桥（即后来的四人帮）也开始得寸进尺，利用和毛泽东的关系向林彪瓜分权力。林彪面临毛泽东、四人帮、周恩来及其官僚机构和军队内部不走红的将领的四种力量的敌视，而林彪在民众中的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主变量是毛泽东。只有在毛泽东信任他时，他的地位才存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政治上没有及时地调整好，他与几个重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搞得都很糟。
　　叶群和江青的蜜月时期过去了。中央文革对林彪开始冷淡，而叶群除了对陈伯达保持良好关系外，对别人报之一不理不睬态度。这可以从一本《基督山伯爵》上看得出来。一九七零年春天，这本书被叶群借走，但是没有按时还书。后来姚文元要看，图书馆来电话催叶群还书。叶群知道是姚文元要看的，不仅不积极还书，还故意拖延。图书资料管理员得罪不起姚－－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就托人催叶群还书。毫无政治头脑的叶群对陈伯达说了，更加没有政治常识的陈伯达，居然要撤那个管理员的工作，还说“叶群难道没有姚文元重要”那样的话！
　　中央文革内部有了矛盾，而且中央文革和林办这边也有了矛盾。
　　林彪骂江青，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受中央文革操纵的红卫兵组织要冲击南京军区，绑架许世友。林彪凭着天然的军队领导人的护家心理，简单地对付了那个事件。林彪对江青说：“如果让许世友下跪，就是叫我林彪下跪！”
　　江青很不高兴，但是不敢对毛泽东说，因为许也是毛泽东的爱将，于是就去找张春桥。张春桥恶毒地说：“当年那个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解放军快成为林家军了。这个问题比当年的北京市委要严重，弄不好，我们就得成为他的阶下囚。”当时江青浑身哆嗦了一下。
　　江青很清楚，林彪看不起她。一九六五年的那次合作，林彪是硬着头皮同意的。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上报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说江青“他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林彪是不愉快的。江青后来多次找林彪支持样板戏，他宁肯躲避。连林办的秘书都说：“一个副统帅，叫一个女人追得到处跑。”
　　江青寻找机会打击林彪。林彪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之后，江青抓住讲话的一些问题，不仅作了批示，并且交给林彪，想让林彪写上几句谦虚的话，再转毛泽东。林彪当时气坏了，骂江青是臭婊子。江青来催，就和林彪吵起来。林彪当着秘书的面说：“你给我滚！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江青和他吵，骂他是大男子主义。林彪当时要“毙了她”。
　　他看不起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