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年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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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初奉中革军委电令由闽北进入浙西，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9月中旬，先后取得清湖镇、大陈战斗胜利，准备继续北上。9月17日，中革军委电令“禁止继续北进”，要求他们创建以遂安为中心的苏区。此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几个方向围追堵截。为避免全军覆没，第七军团决定向皖赣边界行动。

　　9月30日进入皖赣边界地区，先后进行查湾、道口、鸦桥、黎痕等战斗，打退围追堵截之敌。在战斗中右臂负伤，弹头到1950年才取出。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直属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22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红二十四师、红十军。

　　10月15日中革军委电令第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第七军团认为皖赣边界有发展条件，建议以主力向皖南游击区行动。18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21日，又电令仍要进入闽浙赣边苏区。第七军团遵令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与新的红十军会师。

　　11月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电令，红军第七军团与新的第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同时成立闽浙赣军区。粟裕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下旬，中央军区电令第十军团全军转向外线，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同时决定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随第十军团行动。粟裕再次调任第十军团参谋长。粟裕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2月中旬红十军团在安徽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战斗中失利，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牺牲。12月下旬至1935年1月上旬，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转战于皖浙赣边界地区，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大都是消耗战，处境日趋险恶。

　　1935年28岁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取消了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

　　1月12日与方志敏随红十军团先头部队转移至浙赣交界的化婺德小苏区。

　　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遭遇敌军堵截，迟至15日才大部到达化婺德小苏区。16日，鉴于敌情紧急，与方志敏商定，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立即行动，同时通知刘畴西率领的主力部队迅速跟上，当天夜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下午6时，刘畴西派人通知，因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决定随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粟裕率领先头部队立即前进。当天夜晚，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敌人封锁线，安全到达靠近闽浙赣苏区的港头。红十军团主力被国民党军围困于怀玉山区，激战七天七夜，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

　　2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指示，以红十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粟裕任挺进师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

　　2月底完成挺进师的组建、整训，誓师出征。当时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苏区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再去浙西南地区，创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根据地。与刘英率领挺进师以一夜70公里的急行军，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28日胜利到达赣闽边境。在一次遭遇战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从此失去与中共中央和上级组织的电讯联系。

　　3月上旬与闽北红军会师，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抗日先遣队留在闽北的两个连归建挺进师；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统一领导挺进师活动区域的党政军工作。

　　3月20日与刘英率领挺进师向浙西南挺进。3月25日在龙泉县宝溪乡歼敌一个排，26日巧取查田村公所，27日攻占小梅镇，三仗旗开得胜。3、4月间，转战浙闽边境，打了大小几十仗，消灭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

　　4月20日、21日在泰顺县台边村和里光村歼灭了国民党泰顺基干连。接着攻占了泰顺县第二重镇百丈口。

　　4月28日在庆元县斋郎地区歼敌500余人，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5月上旬与刘英率领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交界地区，决定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基本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5月9日，在松阳县安岱后村和斗潭村，会见了当地农民领袖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等人，在他们支持下，很快打开局面，所到之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报纸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急忙调集八九个团的兵力“进剿”，企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6月至8月与刘英指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挺进师的第一次“进剿”，歼灭被黄绍视为“怀中利剑”的士官教导团两个连。浙西南第一块根据地扩大到5个县，纵横百余公里。挺进师由500余人发展到近千人，另有地方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不下两千人。

　　7月至8月蒋介石决定调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实行“清剿”，成立“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以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总指挥，确定第一期“清剿”集中号称40个团的兵力，“以各边区大部对粟（裕）、刘（英）”，围歼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武装，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7月底至8月初察觉敌人将发动新的“围剿”，但判断为浙江省的保安部队，决定举行“八一大示威”，共袭击大小城镇19个，缴获长短枪200多支、轻机枪2挺，虽然给予敌人相当打击，但是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自己的力量。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来，粟裕从上海等地报刊看到这些文件，立即对内组织指战员学习，对外发表宣言宣传党的主张。

　　9月中旬查明蒋介石直接部署、罗卓英指挥的以正规军为主体的国民党军，从9月19日开始“血洗浙西南”，决定实行由正规军到游击队的战略转变，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留下两个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和调动敌人，并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9月下旬，与刘英率领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南渡龙泉河，进入浙闽边境，开始延续八个月的反“围剿”作战。

　　10月5日、11月7日先后在福建寿宁县境和浙江省泰顺县白柯湾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等举行了两次联席会议。鉴于双方都已与中共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失掉联系，敌人已统一指挥闽浙赣皖四省力量对付红军，红军必须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才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共同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以刘英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为省委组织部长兼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为省委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粟裕仍任挺进师师长。

　　10月17日率挺进师主力200余人，袭击泰顺县百丈警察所，歼灭国民党警察一个分队。

　　11月与刘英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浙南地区，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向东南和东北发展。局面打开以后，决定由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短枪队留在瑞平泰地区进行根据地建设，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转战闽浙边境，掩护和保障省委机关开展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1936年29岁

　　1月得知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当即发表宣言表示支持。

　　2月2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临时省委与挺进师领导机关分开行动，以挺进师第三纵队第七支队和第五纵队第十三支队为基础组成浙西南独立师，粟裕任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并以省委代表兼浙西南独立师师长。

　　2月9日率部在泰顺县前坪仔村伏击敌人，毙敌27名，俘80名，缴轻机枪1挺、长枪80支。

　　3月与刘英在政策策略和党内关系等问题上开始发生分歧。粟裕认为，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浙西南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强对敌斗争力量。刘英认为，这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获悉“围剿”浙西南的国民党军正将主力集中于城市和交通干线后，刘英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要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返回浙西南去恢复工作。粟裕认为，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第3章


　　在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挺进师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人接替粟裕的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职务。在处理浙西南与闽东两区的矛盾上，刘英从“统”掉闽东的意图出发，几次提出把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粟裕不赞成，认为这对坚持闽东根据地与协调两区关系不利，也不符合组成临时省委的初衷。刘英不采纳粟裕的意见，自行决定叶飞兼任原由粟裕担任的组织部长，离开闽东到临时省委工作。是年秋，刘英写信给粟裕，要他乘与叶飞会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临时省委。粟裕未能坚决抵制，执行了这种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的错误做法。在押送叶飞至省委途中，遇到敌人袭击，叶飞乘机脱险。此事导致闽浙边临时省委解体，史称“南阳事件”。8月，刘英主持召开临时省委会议，指责粟裕参与叶飞等人“分裂省委”活动，“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对粟裕进行无情斗争，并剥夺他的行动自由。此后，粟裕即与刘英分开活动，但在总的方面是统一的，互相有配合、有联系，粟裕主要活动于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4月6日率主力一部于缙云县南乡越王山击溃地方反动民团，活捉国民党驻赣预备军司令部秘书长兼参谋长陈素子。

　　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军阀陈济棠与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救国的名义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被迫撤走“围剿”浙西南的主力部队。

　　粟裕以挺进师政治部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反共，团结抗日。

　　6月至11月率领以突击师主力组成的“牵制队”，转战浙闽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恢复根据地。根据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新形势和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较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改变打土豪政策，确定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陈诚的家乡青田，汤恩伯的家乡武义，逼近蒋介石的家乡奉化。至1936年11月，在浙南和浙东建立了纵横250余公里的根据地，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根据地得到恢复，挺进师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发展到数千人。夏季，在云和县以南的一次战斗中脚踝负伤。这是他第六次负伤。

　　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宣告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但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紧进行已经部署的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1937年30岁

　　1月国民党调集43个团的兵力，采取“大拉网”战术，开始对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粟裕确定的指导思想是：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结合起来。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同敌人进行了历时八个月的艰苦卓绝、机智巧妙的斗争，尽管浙南游击区中心区遭到严重摧残，但几块根据地坚持下来了，保存了较多的干部。粟裕后来回忆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我们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我们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以“十六字诀”为基础的游击战法。

　　2月5日至7日同刘英一起在泰顺县峰文指挥挺进师与敌浙保第二、第三团及八十师的一个团，进行了一次挺进师入浙以来规模最大的战斗，最后巧妙导致两股敌军相互开火，挺进师撤出战斗。苏联《红星报》曾报道峰文大战的消息。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对卢沟桥地区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袭击，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主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权进行谈判，取得合法地位，争取共同抗日。

　　8月24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代表达成协议，闽浙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以平阳山门为中心的北港地区集中。

　　临时省委派人到浙南和浙东寻找已经失掉联系的粟裕率领的挺进师部队。

　　8月27日与刘英联名发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指示所属部队“迅速向军区集中以期早日对日直接作战”，并与国民党驻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团结御侮。

　　9月中旬在浙西南遂昌地区活动期间，得知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消息，并派人调查证实后，发出致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函，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书》，要求他们派代表谈判。10月14日，在驻地门阵村与遂昌县代表谈判，提出共同抗日的三个条件：第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红军已经停止打土豪，须由对方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双方达成协议。同日，以苏群（粟裕化名）、刘清扬名义发出致遂昌县县长林树艺函，声明“拟即往军区集中”，“至整编事宜，因组织关系，碍难从命”。

　　10月1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南方8个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0月19日率领部队离开遂昌门阵，赴浙南平阳闽浙军区驻地，沿途宣传团结抗日。同时留下遂（昌）宣（平）汤（溪）工委及其下属组织，在当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到达平阳县水办村，与刘英会合。在平阳县，红军挺进师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11月下旬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

　　11月至12月临时省委和游击总队先后举办干部训练班三期，培训军队连以上、地方县以上干部。粟裕亲自给学员讲课。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938年31岁

　　1月上旬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宣布成立，同时公布新四军编制体制和主要领导人的任命。粟裕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副支队长。

　　1月兼任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1月5日，温州《浙瓯日报》刊登了粟裕审定的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学校招生启事。之后浙江及外省爱国青年纷纷报名，最后录取学员150名。粟裕在该校亲自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写出《游击战术讲授提纲》，共讲26次、31小时12分。在总结浙南和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论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和战术原则，指出：“抗战以来的事实证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在正面进行的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赶出去。”

　　2月15日毛泽东电示新四军的行动原则，指出：“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

　　3月5日参加了在平阳县大屯村召开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上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传达了东南分局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抗战初期浙江党的工作和浙江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等工作。会后研究决定：

　　粟裕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行列，刘英留浙江主持工作。

　　3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浙闽抗日游击总队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分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从平阳县山门街出发，经瑞安、泰顺、云和、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战斗行列。部队途经丽水大港头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专程从金华赶到丽水会见粟裕，并检阅部队，发给了部分军服和子弹。4月18日，到达安徽省歙县岩寺地区，所部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3月26日率部途经遂昌县境时，在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团结一致，全民抗战，才能求得民族解放、主权独立”的演说。得知该县仍有“共产党政治犯”关押狱中，致信遂昌县县长，要求“即日开释所有政治犯，俾便参加救亡”。3月27日，所有政治犯被释放，其中五人随粟裕部奔赴抗日前线，其余留在当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4月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领军部机关由南昌转移到安徽歙县岩寺。新四军各部同时集结完毕。

　　4月24日毛泽东电复项英：“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4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决定，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挺进江南敌后作战略侦察。4月29日，项英电告中共中央军委：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已经出发，拟到溧水、溧阳、句容一带侦察；各支队主力不日即将陆续跟进。4月28日，粟裕率领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突破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于5月中旬进入南京附近敌占区。第一支队主力在陈毅率领下继先遣支队之后向苏南挺进。

　　5月4日毛泽东电复项英，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要求新四军在侦察部队出动之后，主力即可跟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史称“第一个五四指示”。

　　6月8日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在溧水县新桥会合，向陈毅作长达五小时的苏南敌后情况汇报。

　　6月11日奉命执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率领先遣支队，以三个雨夜急行军，挺进至南京附近的下蜀车站，破坏京沪铁路和电线，造成日军一列火车出轨，交通一度中断。

　　6月17日于镇（江）句（容）公路上的韦岗（今丹徒县境内）伏击日军运输车队，毙伤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20余名，击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1支和大量军需物资。粟裕为此题诗：“新编新四军，先遣出江南。卫（原文如此）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在给新四军军部的报告中说：“这是本军出动江南的处女战”，“不仅完成了破坏铁道的任务，而且更加倍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使本军提高了在抗战军队中的地位”。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此发出嘉奖电：

　　“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6月21日奉命撤销先遣支队，返回第二支队，后任第二支队代司令员。

　　6月23日项英给陈毅的信指示：“二支队主力于次日向目的地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担任南京与芜湖之间的活动。二支队主力到达指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