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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年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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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梯队转移到海上，自己率领“前指”在三仓河地区坚持斗争。此后，进行持续八个月的要点争夺战，“七保三仓”，“五保丰利”，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基本区。同时，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发动“十团大战”，向苏中各地日伪军薄弱据点广泛出击，直接配合了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
9月先后派出由第一旅第二团组成的高宝挺进支队和由第三旅一部组成的南下支队，深入敌后开辟新根据地，分别建立了高（邮）宝（应）同情区和（南）通海（门）同情区。
10月5日率领第一师部分直属单位，分乘11艘木帆船到海上，进行持续三天的海上作战演习，研究海上活动问题，并作出海上斗争部署。此后，多次率领第一师机关人员到海上和沿海地区，调查研究沿海滩涂港汊情况和气象、潮汐活动以及海上作战中的船只编队、火力组织、战术手段、通信联络规律。1942年初，以第一师后勤机关和山炮连、警卫分队组成海防大队，控制港口工作，并伸入外海开展斗争。同年秋，抽调三个警卫连，连同山炮连，组建海防团，以第三旅旅长陶勇兼团长，赋予海防团三项任务：第一，打通苏中到浙东、山东的南北交通；第二，发动沿海渔民、盐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苏中海防；第三，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1944年春，海防团扩建为包括三个团的海防纵队。1949年，海防纵队调归新组建的华东海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的组成部分。
10月7日在日伪军残酷的“清乡”中，从苏南撤出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到达苏中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11月，第六师第十六旅突出日伪军包围。新四军军部决定，第十八旅划归第一师建制，第十六旅划归第一师指挥。
12月上旬，新四军第六师师部率第五十二团、警卫第一团撤出苏南“清乡”区，到达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10月10日新四军军部指令第三师移防皖东北地区，由第一师接替该师在苏北盐城地区的防务。
11月率第一师师部转移到丰利地区，指挥反“扫荡”作战，利用战斗间隙组织部队休整，同时指导根据地建设工作。从11月到12月，领导和指挥苏中军民作战500余次，毙伤日伪军6800余人，俘虏日伪官兵5300余人。
12月8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12月26日与楚青在丰利东北的石家庄（今如东县石庄）结婚。楚青，原名詹永珠，1923年出生于扬州一个职员家庭。1938年参加新四军。
12月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苏中反“扫荡”和基点争夺战的情况和经验。报告说：“日寇为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侵略战争，近期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大举‘扫荡’，以期巩固其后方地带。此种计划，经我全区发动十个团反‘扫荡’大战已被完全粉碎”。“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南京、上海仅一水之隔，东临黄海，是重要的战略地域。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对于日寇新的侵略行为是当头一棒”。
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调整各师各战略区活动范围，第一师和苏中区活动范围向北扩大到盐城，向南扩大到江南京沪铁路以北的镇江、丹阳、武进地区。后来又决定将苏南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12月主持讨论写作《第一师1941年年终工作报告》，报新四军军部。从1941年到1944年，每年年底都召集司令部有关人员总结当年军事斗争情况，研究对敌斗争方针和战略战术，由参谋按他的讲述整理成文，作为向新四军军部年终报告的一部分。
年底到1942年初与苏中军政党委员会诸同志一起，总结在平原水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利用农闲和水位降低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展开改造地形的运动，在河道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使当地的木船通行无阻，而敌人的尖底汽艇寸步难行。又改大桥为小桥，改大路为小路，使新四军行军作战来去自如，日伪军行动困难重重。同时加强部队适应性作战训练，掌握在水网地带打游击战的规律。为在平原水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和坚持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粟裕说：“实践证明，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看。
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
1942年35岁
1月10日第一师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苏中当前工作总方针的指示。
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至3月5日结束。会议制定的总方针、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去延安参加即将准备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代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刘少奇在《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的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而华中几次反磨擦的主要决战，又是一师部队担负的（如郭村与黄桥两次战斗）或有一师部队担负的（如皖东及曹甸战斗）。在李长江叛变后，又进行了极大胜利的讨逆战役。在无数次的反‘扫荡’战斗中，一般都获得最大的战果与胜利。一师与苏中地方的党，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建立了根据地（去年收入公粮306万余石，税收1587万元，人口约510余万），并初步的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农会会员50万人），进行减租减息，建立了不小的人民武装（138万人），发展了地方军（现有6700余人），开始了敌伪工作。在财政上帮助了其他根据地（约470万元）。部队与人民的关系，一般是好的，并且经常保持着高度的战斗情绪。”
1月下旬获悉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遣“忠义救国军”两千余人自江南进入苏中靖江、泰兴地区，企图打通与韩德勤、张星炳两部的联系，并与日伪军勾结，在苏中建立反共基点，立即作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的部署，指挥第三、第四分区部队予以打击，迫使“忠救军”在日伪军掩护下逃回江南。
2月中旬率领第一师“前指”转移到三仓地区休整，恰逢农历春节（14日除夕，15日正月初一），即通知隐蔽在海船上的师部机关人员上岸一起过节。
这时得到敌人在周围几处增兵的情报，判断敌人将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向敌人来路方向行动。经过一天两夜与敌人周旋，反复行程100余公里，终于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2月下旬为适应敌我争夺重点由第二分区转向第四分区的形势，率领第一师指挥机关转移到第四分区的启东、海门地区，具体指导第四分区的反“扫荡”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指挥第一师部队进行反“扫荡”作战，进击并收复三阳镇，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击二厂、久隆，先后粉碎日伪军两次“扫荡”。在三阳镇战斗中，缴获日军八八式掷弹筒一门。听到这个消息，下令把它调到师部，同军工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作为设计小型迫击炮的参考。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有小炮，将来会有大炮，有炮群。”
3月15日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离开华中赴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代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
第7章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六师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师政委，第六师部队统一由第一师指挥，第六师番号不变。谭震林未到任。刘炎已因病长期休养，他的职务（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政委，兼苏中军区政委）由粟裕兼任。7月29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电令：
“一、六两师政委，谭未到前即由粟师长兼代，一、六两师统一归粟指挥，以便利事权统一”。10月23日，陈毅、饶漱石、曾山致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建议谭震林改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并说：“现经我们再度考虑，认为一、六两师部队暂由粟一人负军政主要责任，已能胜任”，“建议谭震林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10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复电：“同意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谭震林同志调任军政治部主任”。11月1日和10日，正式公布上述命令，并重申“原来番号不变”。
春天以苏中教导大队为基础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粟裕兼任校长。
4月15日在苏中第四分区海复镇（今属启东县）主持召开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并于4月29日作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府工作、夏收运动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议。在总结报告中，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新形势和苏中的特殊战略地位，指出：“苏中是各方面争夺的重要地区，今后的斗争形势将更尖锐与复杂，战争也更加残酷、艰苦。今后的斗争形式虽有可能由反‘扫荡’为主转变到三角斗争，但这一斗争形式不能长久存在，仍然要归并到日我两方的尖锐斗争。胜利的取得主要决定于我们主观实力和政策的正确运用”。提出“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要求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
4月20日发出关于3、4月份以来敌我战术特点的分析及我之对策的指示。指出敌之战术特点是：昼伏夜行，突击奔袭；寻找我军一点，取得搜剿；佯攻撤退，待机再行突袭；寻我主力等。我军战术对策是：强调侦察工作之重要性和多样性；对敌之佯攻撤退切忌上当；对敌之紧缩圈应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予以打破；对敌人的车子队要内外夹击，用爆炸物、铁尖子破坏敌车子等。
4月22日在抗大九分校作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及目前苏中任务的报告。连讲三天，到24日结束。
4月30日、5月1日连发两电给陈毅、饶漱石、赖传珠，报告：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千余人再次北窜至泰兴地区，判断“似图经过李长江地区，相机进到兴化以南地区”，打通苏南、苏北两地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并控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刻已部署第一师部队和鲁苏战区抗日联军（即“联抗”）“监视忠救，待机行动”。5月2日，电示“联抗”司令员黄逸峰：“目前苏中反顽中心，首在歼灭忠救。因此举不仅可以打断顽方与苏南之联系及形成韩（德勤）、张（星炳）之孤立，且可更有力争取李（明扬）、陈（泰运）”。“在反磨擦斗争中，争取政治上之主动，比争取军事上主动更为重要”。5月10日，再次向新四军军部报告对付“忠救军”的方针：“为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必须首先以全力歼灭忠救以至张（星炳）顽，以孤立韩（德勤）顽，达到更有利于中立李（长江）、陈（泰运）部队”。“目前我们作战的主要目标，应集中打击某些最顽固之伪军，不宜到处乱打，而应尽量争取安定的时间，以便在两个‘扫荡’之间加强我各项工作”。5月25日，第一师主力部队一部攻歼泰兴宣家堡伪军，“忠救军”公然增援伪军，使它与伪军勾结的面目暴露无遗。日军担心“忠救军”拉拢伪军而对其发动进攻。“忠救军”被迫再次回窜江南。
5月12日中共苏中区委发出《关于成立苏中农抗系统的决定》。指出：苏中已有50万农民抗日协会会员，决定成立苏中农抗总会。此后各地先后建立各级农抗会组织，在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农民自卫军、执行政府政策法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报告苏中敌情和我反“扫荡”部署。5月24日，致电第一师各旅、苏中军区各分区，作出反“扫荡”斗争的具体部署。根据南通、如皋等地日伪军增兵等动向，判断“敌人之‘扫荡’会突然到来”，企图“在苏中摧毁我主力，缩小我根据地”。为此要求“在部队中及地方武装、广大群众中作深入动员与解释工作。注意防止因去年之反‘扫荡’胜利及近期环境比较安定而产生太平与轻敌观念；同时，也要反对去年某些地区之躲‘扫荡’现象”，“应有计划地分配干部加强基层，领导群众及地方武装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在反‘扫荡’初期，我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接触，各旅之间加强联系，以便于适时集结主力予敌以有力打击”。决定将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后方机关、学校转移到东台以北地区，自己率领五十余人的指挥班子在南通水网地区坚持指挥。
5月13日中共苏中区委发出《关于夏收运动中的策略指示》，指出：在夏收运动中，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土地政策，一般应采取以团结为主、斗争为辅的方针，在保证实现群众要求的前提下，以民主的合法的方式方法进行。
5月15日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一部伏击由悦来镇出动的日伪军160余人，毙伤日军80余人、伪军40余人。5月19日，第七团两个营进攻三阳镇据点，歼灭日军30余人、伪军40余人。粉碎了敌人下乡抢粮和打通启（东）海（门）公路的企图。
5月15日、17日连发两电给新四军军部，报告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11月7日《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和中共中央1941年12月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以及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结合苏中的实际情况，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与精兵简政的情况。
5月17日中共苏中区委作出《关于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室，以周林为主任。
5月中旬日军调集12万余兵力发动浙赣战役，江南国民党30万军队纷纷撤退，50余天连续丢失诸暨、义乌、金华、衢县、江山、上饶等20多座县城。
5月26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电，报告苏中半年来反“扫荡”和基点争夺战情况和经验。报告中说：“自去冬以来，针对敌增筑据点，修筑公路，逐步分割、紧缩我根据地的行动，我们曾进行对敌据点进攻战和重要基点争夺战三十余次，计摧毁敌据点二十余处。我们认为在目前我们整个力量尚未占优势的情况下，对某些军事要点虽无决死必争之必要，但亦不应轻易放弃，如敌人系局部性的‘扫荡’或乘虚侵占时，应予以有力打击，并求得尽可能多控制一段时间，以便更有力地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这是我们从去年八月以来之作战方针，至今尚无大的变更。”
5月28日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组建海上游击部队情况。
5月鉴于日伪军对苏常太、澄锡虞两区的控制逐渐放松，决定派部队和干部前去进行恢复工作。
5月在苏中行政公署召开的研究改造政权、减轻人民负担的第一次县长会议上作形势问题报告。
6月3日指导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举行斜桥伏击战，歼灭由三阳出击的日军70多人、伪军140余人，缴获敌人全部武器装备，包括重武器平射炮1门，给正在准备“清剿”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旅团长南浦襄吉写信请求送还日军尸体及平射炮，说：“贵军三阳镇伏击，可谓英勇神速，殊堪钦佩。如蒙归还皇军前所丢失之平射炮，尔后贵我两军当和睦相处。”
同日电示第一师第十六旅：乘日本侵略军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军纷纷败退之机向南开展工作。
同日陈毅、曾山、赖传珠复粟裕、陈丕显并转谭启龙电：“一般同意粟来电关于开发浙江工作的意见，望即找启龙面商一切”。6月中旬，陈毅致粟裕并告谭启龙电：“谭速去浙东，军部拟派何克希去”。7月28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以谭启龙、何克希等组成中共浙东区委，谭启龙任书记。
6月5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认为日军发动浙赣路战役、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对我向南发展极为有利”，建议新四军主力乘机向苏浙皖边区发展，同时加强苏南、浙东、皖南力量。6月10日，张云逸、饶漱石、谭震林复粟裕电：“我军不公开宣布向南，以免影响团结，但要隐蔽布置向南发展的各种条件”。6月14日，陈毅、赖传珠致饶漱石、张云逸、谭震林电：“浙江方面目前只宜准备，尚未到大动时期”。6月21日，陈毅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现在浙江已大打，七师、一师即建议南进，我已去电制止。目前仅可准备，不宜轻动，要看清大局再动，否则不好打，收兵难。”毛泽东于6月24日复电：
“所见甚是。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7月2日，陈毅、赖传珠、曾山致邓子恢、江渭清、钟国楚电：“中央电示皖南、浙西只可发动游击，新四军主力不应南进”。“从大局着想，趁机改善国共关系，解决皖变悬案，此为目前第一要着”。7月6日，毛泽东复曾山、赖传珠电：“浙江战局不久将告一段落，日寇新的步骤尚难断定，但你们须准备应付敌之‘扫荡’。我们军队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前已于复陈毅同志电中说明了。”
6月6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报告与窜入江北的“忠救军”斗争情况。
6月12日苏中区党委发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基本原则和苏中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决定。
6月13日发出致新四军首长电，报告：为应付日军对苏中第四分区海门、启东、南通地区的“清剿”，已将机关、学校转移到第二分区，与钟期光、张震东率精干指挥机构在“清剿”区指挥作战。7月1日，再电新四军首长，报告反“清剿”斗争情况和第一师部队部署。
6月20日得知日军南浦旅团抽调精悍部队15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开始对苏中区第四分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清剿”和“机动性清乡”，同时调集日伪军1500余人对第二分区的东台、第三分区的泰州地区进行配合性的“清剿”和“扫荡”，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司令部、新四军第一师师部联合发出关于反“清剿”的指示，提出此次反“清剿”斗争的总方针是：立即全面动员，团结党政军民，开展反“清剿”的群众运动，以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坚持苏中斗争，争取反“清剿”的胜利。6月24日，电令新四军第一师各旅：对日伪军发动一次反“清剿”的总攻势。在统一部署下，第二旅第四团攻克深入第二分区中心的丁家垛据点；第一旅第二团、第三团和泰东警卫团进击唐洋区小灶据点，毙俘日伪军120余人；第三旅第九团一部奔袭海门县城，毙伤俘日伪军警120余人。
6月28日发出致第一师第十八旅电：韦永义团（即第十八旅第五十一团）不宜调江北作战，应尽量向南发展，“务必控制沿江一线，以便将来作战略转移”。
6月30日发出致电：组织游击小组杀伤敌人，延缓其修路筑堡计划。
6至7月间指示苏中军区军工部部长程望研制一种轻便的能够曲射的小迫击炮。他说：要摧毁敌人掩体后面的机枪火力点，手榴弹投不到，要有曲射火器，配合机枪在连排使用。所需器材，交由在上海的张渭清小组去办。从秋天到冬天，张渭清小组从上海秘密采购的机床、无缝钢管运到苏中。程望主持设计制造的迫击炮，具有曲射、平射两种功能，在对日军作战中大显神威，被日军误认为“俄国造的新式武器”。
夏天率部转移至南通县（现通州市）石港附近的十总店，住在陆成德家。
一坐下来就摊开地图研究，直至深夜，只吃几块饼干充饥。几天后，在张家沙初级小学教室对南通县各区干部、教师和士绅作形势报告，历时两天。
7月1日发出致新四军首长电，报告苏中第四分区反“扫荡”、反“清剿”斗争情况。
7月3日电示苏中各部继续配合第四分区的反“清剿”斗争。
同日发出致第三旅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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