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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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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志的体裁和一般志书差不多，大多也是横分为若干门类，方方面面的资料很齐全。例如《（康熙）趵突泉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沿革、古迹、灾异、人物、仙迹、幽怪、传闻等类；下卷为艺文、碑版、额联等类。《（雍正）西湖志》48卷，分为水利、名胜、山水、堤塘、桥梁、园亭、寺观、古迹、名贤、物产、冢墓、碑碣、书画、艺文等30门。专志是全国总志或地区志取材的重要来源。有的时候，专志就是地区志中某个分志的单行本或增补本。例如，朱一新负责编《（光绪）顺天府志》（北京）中的“坊巷志”；他白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访问居民，晚上翻检古书，辑录明清两代北京街巷胡同的名称演变、掌故传说，材料非常充实。编完《顺天府志》后，他把这部分材料再加整理，作为专志单行出版，名为《京师坊巷志稿》。又如1944年出版的《黄帝陵庙志》（黎锦熙纂），就是《（民国）中部县志》（陕西黄陵县）第21卷的单行本。可见，尽管专志不是一个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综合记述，它仍是地方志家族中不可分离的成员。
整个地方志家族犹如一棵大树，全国总志和地区志是它的主干，其中总志、省志记事简明扼要，便于统观全局；越是基层的方志，记事愈加详细，它们互相配合，疏密有致，而千姿百态的专志是它的绿叶柔枝，把这棵大树衬托得更加婆娑多姿。地方志一类著作并非中国独有，但是说到历史之久，卷帙之多，内容之全面详尽，描述地域之广阔，品类之齐全，应该说中国地方志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第三章 从两千年前说起
如果你溯长江而上，去探寻它的源头，你将会看到：滚滚长江，最初不过是从青藏高原万里冰川的冰凌上一颗颗滴下的小水珠。它们聚集成许多条细细的水流，再汇成溪，汇成河，一路上接纳着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终于汇成大江，浩荡东去。你想过吗？这正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积累和发展过程的缩影。
中国地方志起源于何时？怎样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这样从两千年前说起。
第一节 周代的“四方之志”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上古的“史”本是一种官职，除记录君王的言行和国家的大事外，还负责起草文书，发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图书档案。《史记·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会见。当时秦国强，赵国弱。宴会之中，秦王要求赵王奏瑟（一种弹拨乐器。赵惠文王善鼓瑟），然后让秦国的史官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立即上前请秦王表演击缶〔fou否，一种瓦质打击乐器〕，并威胁说：“现在我离大王只有五步远，如果您不肯击缶，恐怕不免要流血了。”秦王没有办法，很不高兴地敲了一下缶。蔺相如马上让赵国的史官也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件事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设置史官，将重大事件随时记录在案，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制度。在实行分封制的古代中国，一个世袭的诸侯国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国史官记录和保存的资料，就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文献了。
当时统治天下的周王室，它所设立的史官和其他官职，出于职务的需要，各自掌握着一批有关诸侯国的文献。“方志”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专门记述周朝官制的著作《周礼》中。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有“外史”，他的任务是“掌四方之志”，并起草周王室下达给四方（各诸侯国）的命令。又有“小史”，掌管“邦国之志”，为的是辨明天子和诸侯的世系，以便执行各种礼法。还有一种官职叫“诵训”，职务是“掌道方志”（图3）；“道”，就是说、讲；他负责给天子讲解四方记录上报的史实。据考证，《周礼》这部书，虽然假托是周公姬旦所作，其实成书于战国时候。它所记的并不全是周朝真正实行过的制度，而是以周朝的官制，参照战国各国的政治制度，将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来反映一种儒家的政治理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至晚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方志”这个名词。
实际上，在另外一些先秦古籍中，也有不止一处提到“志”、“前志”、“故志”，或者引用其中的文句。如《左传·昭公三年》，鲁国的叔孙豹劝说季孙宿（都是鲁国大夫）要好好接待小邾国的穆公，以免对方怀有异心。他引了“志”作论据，说：“‘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迎来者，天所福也。’”《国语·楚语上》记楚国大夫申叔时给楚庄王开了一个书目，供教育太子之用，其中也有“故志”。申叔时还对楚庄王解释说：“用‘故志’来教太子，可以使他了解前代的兴亡，从而有所戒惧。”可见“志”在当时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文献的名称。
图3 “方志”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
这些“志”、“前志”、“故志”，以及《周礼》的“方志”、“四方之志”、“邦国之志”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实物流传下来，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了。根据《周礼》的叙述大体可以断定，它们是各地的基本情况及往事的记录，其内容无疑属于后世地方志的记述范围，体例上却远远还没有形成后世地方志的样子，甚至很可能还没有什么统一的体例，或许是既有经过整理的史书，也有调查报告，也包含未经编辑的原始记录和档案。当时的“方志”，只是用文字记录的地方文献的通称，并不等于现在的地方志。
除外史、小史、诵训以外，《周礼》所记的官职，还有一些同各国文献有关。他们除了要掌握必要的文字记录，还要掌握有关的地图。辅佐周天子安邦定国的大司徒，掌管各诸侯国的“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各种政策法令；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他要了解各地的民力、财力、谷物和牲畜的种类和数量，以便管理四方的朝贡；“司险”要掌握“九州之图”，以了解山林川泽的阻隔，根据地形开通道路，在险要的地方设置树林、沟洫作为屏障，一旦国家有变故，可以马上封锁要道，禁止行人通过，并派人防守；还有“土训”，专门给天子讲解地图，让天子了解各地的山川形势，什么地方适宜种稻，什么地方适宜种麻，等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地方文献已经十分丰富，而当时的中央王朝已很懂得充分利用地方文献来帮助治理天下。
正是从《周礼》的记载中，透出了中国地方志萌芽的最初消息。
第二节 先秦的国别史和地理书
尽管《周礼》所说的“方志”还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但是在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已经可以觅到后世地方志的一些踪迹。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根据史官的记录编成的史书，如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taowu逃物〕，鲁国的史书叫“春秋”。《墨子·明鬼篇》还提到过“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孔子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的《春秋》了。《春秋》是一部简略的编年史，从它可以推想各诸侯国史书的大概模样。这些国别史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地方史，它们是后来地方志中历史门类的远祖。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对自己所居住的这片土地已经作了不少观察和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地区之间交流的增加，逐渐产生了一些试图反映全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如《山海经》、《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它们已经包含了后世地方志中地理门类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
《山海经》一共18卷，分为《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这部书是许多年中由许多人集体创作的结果，大约最初是口头传说，其中的主要部分在春秋末战国初形成文字，直到秦汉时还在增补。四个部分中，《山经》最重要，成书也最早。它以周的都城洛邑为中心，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山系，按照方向、距离依次讲述。每处地方详细介绍地理形势，如山的高度、形状和陡峭程度，水的发源和流向，有什么动植物和矿产，还记载了100多个古国和部族。由于它的记述夹杂许多神巫灵怪的传说，神话色彩很浓，过去有人把它归入小说。实际上它的大部分还是比较真实的地理记录，不少山川、物产是可以从现代地理中考求印证的。清代学者毕沅在《新校正山海经序》中，就列举了考实的具体山川100多处。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它所记载的金银铜铁锡等各种矿藏，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证实。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只有1100多字，经后人考证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它先以自然山水作为界线，将全国分为九州，假托是大禹治水以后划分的行政区域。每一州中，简明地叙述境内山川的方位和脉络、土壤的性质、居民的种族、物产和贡品的种类、田赋的等级和运送贡品到中央的交通路线。然后是“导山”、“导水”部分，假托大禹治水时顺着山势疏浚河道，系统地叙述全国的山系水系。最后叙述“五服”（诸侯分封地区）。全文结构严密，基本上抛弃了神话迷信成分。它的记载比《山海经》更科学、更准确。例如《山海经》认为中国四面都是海，《禹贡》已经确认只有东方是大海。所以，作为一部地理著作，《禹贡》更加受到后人的重视。
《周礼》在记载掌管四方朝贡的“职方氏”的职责时，也以不足700字的篇幅叙述了九州的位置，各州境内的名山、大泽、河川、特产、人丁、牲畜和谷物的种类、“五服”的分布；虽然比《禹贡》更简单，却也初步有了地理总志的格局。
《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篇幅都很短，但是气魄都很大。笔下千里万里，山重水复，全都有条不紊。绝国异域，描摹得历历如见。试想在那交通极其不便，传递信息的手段极其落后的年月，它们的作者从哪里得到如此广泛的知识？一定是更早就有专人在搜集、整理这一类资料，包括留心采访来自远方的各种传闻。当时的各个政治文化中心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记录，一定也拥有丰富的地理记录。这些早期的地理著作，正是我国先民长期集体积累的地理知识的总结。
《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还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共同点：它们在诸侯割据、邦国林立的局面下，却能够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描述的“九州”、“五服”，只是一种理想的区划，并不是当时真正实行的制度，却是当时正在萌发跃动的大一统思想的反映。后世的地方志，特别是全国总志（“一统志”），往往参考它们的内容、范围和结构，决非偶然。
此外，据汉代文献记载，古时候有采集民间诗歌的制度。政府设有“采诗之官”，王者通过采得的诗歌，可以考察民间的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这个说法看来是可信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传说原来有诗3000篇，后来经过孔子删选，选出305篇，编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中的《国风》，分国编集了15国的民歌。15国覆盖的地域很广阔，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的全部或一部。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如果不是有计划地派人采集，要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收集这样多的民歌，恐怕是不可能的。政府派专人采集，孔子又将它们整理出来给弟子们做教材，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文学欣赏，而是将它们看作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也是执政的或准备执政的人必须掌握的政治知识和社会知识。有人认为，《诗经·国风》是按地区收集记载文艺作品的开端，后来的地方志往往记录保存本地的诗文作品，就是受了《诗经·国风》的启迪。
第三节 先秦的地图
与地方志的产生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古地图。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有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能够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个地区的地理特点。
中国的地图起源很早。传说神农氏、黄帝的时代，已经有了《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当大禹走遍全国治水的时候，也该是有地图作参考的吧。据说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铜），铸成九个大鼎，分别代表九州。鼎上绘着九州的山川、草木、物产、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庙里，作为传国的宝器。后来商灭夏，九鼎被迁到商的都城；周灭商，又将鼎迁到周的东都洛邑。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都曾兴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夺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见“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图，是当时国家统治权力的象征。
周初分封诸侯，都明确规定封地东南西北所达到的位置，显然是根据地图来分封的。诸侯国也以图为据来管理它的土地和人民，并向周天子交纳贡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战争非常频繁，地图的使用更加普遍，不但天下国家有图，各国管辖下的比较小的地区也有地图。著名的“荆轲（借献地图）刺秦王”的故事，就相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地图相当多和受重视的程度。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国逐渐兼并诸侯，燕国君臣非常恐慌，又无力与秦国抗衡，燕太子丹就派遣荆轲去谋刺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为了能够接近秦王，荆轲的借口之一，就是要向秦王献“督亢之图”。督亢是燕国最肥沃的一片土地，献地图就是献地，秦王很高兴，果然接见了他，并且让荆轲拿图来看。荆轲将淬了毒药的匕首卷在地图里呈献上去，图展到最后，匕首显露出来了。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就向秦王刺去。这次行刺没有成功，但直到现在，讲到一件事的阴谋最终显露出来，还在用“图穷匕首见”这个典故。
地图不仅对于治理国家十分有用，在军事用兵方面更是不可缺少。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看，先秦两部著名的兵书，原来都是有图的。《孙子兵法》有附图九卷、《孙膑兵法》有附图四卷，图的分量都不少。《管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齐的相国管仲所著，但据后人考证，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专设有《地图篇》。《地图篇》中说：“凡是领兵打仗的人，在作战之先，必定要先熟悉地图，知道什么地方地势险要，什么地方是名山、通谷、河流、陵陆、丘阜，什么地方有丰茂的树林和牧草，还有道路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哪些是有名的城邑，哪些城邑已经废弃，哪些是荒地，哪些是已经垦殖的土地，都必须了解清楚，才可以制定作战计划，采取军事行动而不失地利。”这段话告诉我们，不仅当时运筹于帷幄、决胜于疆场的将帅人人离不开地图，而且地图的内容已经相当复杂。在一幅图上要说清楚这样多的问题，不仅要用多种多样的符号，很有可能还要附加若干的文字注释。
正是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使历代统治者始终关注地图，不断收集、更新地图以使之更完善。后来，古地图加上说明文字，渐渐演变成为图经，最终同地方志融为一体。直到现在，地图仍是地方志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我国地方志的起源，历代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主要的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地方志起源于古代的国别史，断言先秦的国别史就是最古的地方志；另一种认为方志起源于《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一类地理书。甚至有人说夏禹的九鼎是“志之始也”（尹涟《（民国）定番州志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不够完整。无论国别史、地理书、古地图或是《诗经·国风》，都只包含了后来地方志的一部分内容。地方志的源头不止一个，正如长江的浩淼，是汇合了无数条涓涓细流的结果。
第四章 “杂述”的时代
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了分封制，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从此，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对地方资料的需要更加迫切。全国性的地理总志，以及从各个侧面介绍地方情况的著作，就在这样的气候下蓬勃成长起来。它们的名目繁多，称为地记、地志、都邑簿、郡书、图经等等。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它们统称为“杂述”（见刘知几《史通》卷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的杂述，为综合性地方志的诞生准备了一片沃土。
第一节 千峰竞秀的史地杂著
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它在统一全国之后，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没有来得及留下什么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无疑要收集大量各国的图书文档，以备治理天下参考。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占领了秦国都城咸阳，其他将领争着分取金银财帛，只有丞相萧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图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积累的有关各地的材料。因此，刘邦得以详细地知道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少，兵力强弱和民众的疾苦，为他最后战胜项羽夺取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
待到国家稳定了，汉朝政府随即命令全国各地，将记载经济、贡赋等情况的“计书”和记载山川、风俗的“郡国地志”上报给太史。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到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太史那里的资料已经相当齐全。这是全国各地要统一向中央汇送本地资料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统一的局面，充足的资料，以及中央集权政府对全国加强行政管理的需要，为编写全国地理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汉成帝时，宰相张禹曾命令他的部下朱赣调查全国的风俗，编成《地理志》一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东汉末年，担任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兰台（汉代宫廷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的图籍，吸收朱赣等人的成果，写成《汉书·地理志》。这是班固所著的西汉史《汉书》中的一篇，是我国第一部以一朝一代的疆域和政区为纲编写的地理总志。它不再像以前的《山海经》、《禹贡》一类古地理书那样以自然的山河划分区域，而是在简述西汉以前疆域的沿革和九州的概况以后，以主要的笔墨，按照西汉的行政区划，分别叙述每一地区的户口、山脉、河流、关塞、祠庙、物产等。它条理清楚，材料翔实，是我国地理学著作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成为以后历代编写“正史”地理志的典范。 由于《汉书·地理志》只限于记述地理，不包含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还不等于地方志中的全国总志，但是它为以后编修全国总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此后，全国性的地理志还有一些，如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北魏阚〔kan看〕骃的《十三州志》、晋代的《太康地志》、陈朝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不过它们的影响都不及《汉书·地理志》，而且都失传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晋代挚虞编的《畿服经》，据《隋书·经籍志》介绍，此书有170卷。它除了和《汉书·地理志》一样地记载地理、风俗外，还记载了“先贤旧好”，开创了地志记述人物的先例，这就向兼记史地的地方志靠拢了一步。有人就根据这一点，认为《畿服经》已经是地方志的雏型了。
除了全国性的地理志以外，各种地区性的史地杂著应运而生。它们以一郡一县为记叙对象，内容多样，体裁各别。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大类：一类是地理书，一类是地方史，一类是人物志。
地理书基本上是先秦地理书的承续，数量最多的是地记，也称为地志。如东汉王褒的《云阳记》（陕西三原）、李尤的《蜀记》（四川）、陈术的《益州记》（四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种《荆州记》（湖北）等。它们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少数已注意到记录历史典故、古迹和传说。地记不是奉命编写的官方材料，它们的作者多出身于当地的世家大族，或者曾在当地做官，和地方豪族有密切的交往。这些作者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当地有感情，有细致的观察，为了给地方豪族增光，还往往借地记夸耀乡里的富盛，风光的幽美，因此写来文笔流畅，生动如见。如南朝宋人盛弘之的《荆州记》，记长江三峡的奇丽景色：
“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 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夏之时，则素湍绿潭，迥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莹峻茂，良多雅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九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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