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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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逐渐荟萃了其他地方文献的长处，成为方志类图书的主流。

　　隋朝的图经都散失了，现在能知道书名的不过五六种。唐至五代的图经绝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国大西北的干旱风沙，才保存下来一点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残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学术界重视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它们现存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所记的事物往往不见于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沙州图经》现存的有三件，一件纸卷长不到三丈，首尾残缺（图4），看不出书名；另一件只剩下79行，但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一行字，才使我们知道了它的原名。所记的内容有河渠、古城、堤堰、盐池、驿站、学校、祥瑞、歌谣等。这两件均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据学者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还有一件是写在一个经卷的背面，只有六行，约90字，现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它的第一行题：“沙州图经卷一”。第三行写明沙州“属凉州都督府管”。记的内容是：“右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卤。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其木无椅、桐、梓、漆、松、柏。”学者们一直认为这就是《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另一个抄本。但有的研究者提出，凉州都督府建立于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沙州是它属下的8个州之一。到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沙州才升为都督府。既然图经上写着当时沙州还是属于凉州都督府管辖，这部图经的纂修时间必定在公元624至651年之间，必定比《沙州都督府图经》要早，所以，这应该是我国现存图经中最早的一部。

　　图4　敦煌文献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部分）

　　《西州图经》大约成书于唐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只剩寥寥40几行，目前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容是记道路、寺院、古塔等。

　　这几种图经，现存的都没有图，但是从行文的格式看，很像是图的说明，很可能原来另有图卷。《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还列有许多没有下文的空白类目，如“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铁”、“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帝王游幸”等等，后面注着“右当县并无前件色”（本县没有以上开列的这些内容）。照此看来，唐朝对于编报图经，一定颁发过

　　统一的类目和格式。这种类目和格式是根据全国的情况拟定的，当地既然没有这项内容，就只好不填了。

　　唐代的沙州在现在的甘肃敦煌一带，西州在现在的新疆吐鲁番一带。另外，唐朝末年在中国做官的高丽人崔致远在他的《补安南录异图记》一文中曾说：“交趾四封，图经详矣”（《桂苑笔耕集》卷一六）。交趾，指唐代安南都护府管辖的地区，大约相当现在的越南北部。可见唐代编修图经已经普及到极边远的地区，繁华的中原更可想而知了。

　　当时还有不少图经由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携带到日本，藤原佐世在公元891年左右（相当我国唐昭宗在位时期）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土地家”一类，就列有《扬州图经》、《濮阳县图经》、《唐州图经》、《越州都督府图经》、《海州图经》、《州县图经》等。《州县图经》后面附注：“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道、淮南道、岭南道各一卷”，可能是各地图经的摘录吧。公元875年，日本宫内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室藏书荡然无存，这个目录，是在大火后重新收集的图书的记录（所谓“见在书”，就是“现在还在的书”的意思），失火以前的收藏想必还要更多。

　　唐朝的官吏十分熟悉图经，唐朝文人的诗文也常常写到图经。中唐诗人张籍有一首《送郑尚书赴广州》诗，广州是唐时岭南道的首府，诗人想象郑尚书作为节度使出镇岭南的威仪，以及到达广州后将受到的隆重接待：

　　“圣朝选将持符节，内制宣时百辟听。

　　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

　　郑尚书带着朝廷的符节到达那里，百官（“百辟”）静听他开读皇帝的诏旨（“内制”），不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来舞蹈拜见，而且岭南道所管辖的地方都要向他呈送图经。诗人的想象必定有所依据，显见呈送图经是当时各地接待新到任重要官员的一项通行的仪式，也是汇报地方情况的一种重要方式。

　　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被贬官到潮州（广东潮安），路过韶州（广东韶关），想要游览一番，就预先向韶州太守借看图经，并且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

　　《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

　　“曲江山水由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

　　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将入界”就是“带入界”。带着图经作为旅游向导，韩愈或许是中国的第一人。

　　盛极一时的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藩镇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这时，一些关心时政的大臣和学者热心于修志，希望帮助皇帝认识国家的现状，找到巩固中央政权，恢复国家统一的办法。如著名的地图学家贾耽，每献上一幅地图，都附一部《别录》，作为地图的说明。他配合《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编写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配合《海内华夷图》，编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较为简明的《贞元十道录》。这些别录，记载风俗、山川、道路、物产、历代兴废沿革的原因、贡赋的数量等，和地图相互补充，当是属于图经一类。现在只有《贞元十道录》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部分手抄本残卷。

　　更有名的，是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稍晚于贾耽，是唐宪宗时的宰相，很有政绩，曾几次参与策划平息藩镇之乱。他善于读书，特别注意研究地理。《元和郡县图志》完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原有40卷，现存34卷。它以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规划的十道为纲，按照当时的47个方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军事兼行政区域），依次叙述各州县的境界、人数、乡数、地理、贡赋。原来每镇前都有图，到宋代图失传了，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它在魏晋到隋唐的地理总志中，是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一部，也是编得最好的一部。

　　负有盛名的诗人元稹，也是图经的热心编纂者，他写过一篇《进西北图经状》。这篇奏状说，他曾进呈过一幅《京西京北图》，十分详细。只是图太大，在墙上挂起来，皇上看它要忽俯忽仰，末免过于劳累，所以又根据古今的图籍编成《京西京北图经》四卷，希望能便于皇帝随时阅览。有了它，靠着枕头就可以巡视各个郡邑；游幸的时候，倚在马旁，各处山川便尽在眼前。当时正值太和公主要下嫁回鹘〔hu胡〕（唐朝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他恐怕皇上担忧路途遥远，还特意将去回鹘一路上食宿休息的地点，都附在图经内一起进呈。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却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和图经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即使在五代十国战乱时期，各地编写修订图经也没有完全停止。据史书记载，唐朝开始的关于闰年编报图经的规定，到后唐仍然很正规地在执行。在敦煌石室中还曾发现后晋的图经《寿昌县地境》一卷（寿昌在今甘肃敦煌西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宋朝派卢多逊出使南唐。当时南唐割据江南，还没有归入宋朝版图，不过实际上已是宋朝的附庸，甚至自愿取消了帝号和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只求宋朝能容它在江南苟延残喘。卢多逊完成使命离开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走了不远又停下来，派人回去对南唐的国主李煜说：“朝廷正在编修图经，只缺江东各州，希望各求取一本带回去。”李煜奉命唯谨，连忙找人通夜缮写校对送去。于是卢多逊对江南十九州的地理形势、兵力布置、户口多少了如指掌，回去便向朝廷建议，说南唐软弱可攻。这段记载说明，五代十国之一的南唐，对所属州县的图经收集保存得相当齐全，随时可以查阅索取。

　　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地志、地记来，隋唐的图经更多地注意到记载社会现象，如官署、学校、歌谣等。不过它们基本上还是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即使像《元和郡县图志》这样的名作，也是只记地理不记人物。我国古代各种目录都很少记录隋唐图经，说明当时的图经多半还不是成型著作，可能只是一些地方给中央的呈报材料，属于半档案性质，内容比较单调，也缺少文采，所以不能传之久远。图经的遍地开花，是向正式地方志过渡的前奏。

　　第三节　瓜熟蒂落——地方志的成熟和定型

　　图经到北宋进入了它最繁荣的时期。现知北宋图经的数量大大超过隋唐。宋代将天下分为一府（首都开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学家郑樵所著的《通志》，在《艺文略》“图经”条下，载有北宋图经的目录，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图经都是齐全的。

　　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活泼的时期，私人不得编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时，经过隋唐五代几百年的编图经用图经，社会上下对图经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负的地方官，开始将修志作为一项地方文化事业来对待，而且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志书是一种很好的著作形式，通过它，可以向政府、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见解，既能影响当代，又可以传之后世，所以愿意将他们的学识和才能贡献给地方志事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北宋的图经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质量上有了重大突破，从内容到体例都在从早期图经的旧框框中摆脱出来。

　　图经在质量上的突破，突出地表现在它开始挣脱古地理书传统范围的束缚，大量增加了历史和社会的内容，逐渐向兼记史地、统合古今的正式地方志过渡。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体现这一转变的名著。

　　乐史是抚州宜黄（江西宜黄）人，一生志在研究历史地理。他曾长期担任史馆编修，得以阅读皇家档案和藏书，又做过多年地方官，获得很多亲身感受。《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全国总志，原有200卷，现存192卷。它的书名一语双关，既说明这部书编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又表示对宋朝大一统“太平盛世”的赞颂。乐史在这部书中，除保留传统的地理类目外，增设了姓氏、人物、风俗等类；由人物又扩充到官爵、诗词、杂事；不仅参考了过去的地志、图经，对于正史、杂史以至小说笔记中的材料，只要靠得住，也都尽量采取，从而大大扩充了志书的容量。过去也有个别志书记载过人物或歌谣，那只是偶尔的昙花一现，不能形成普遍的气候。《太平寰宇记》却能将多方面的内容融会贯通，合理地综合组织起来，从此确立了历史、人物、艺文在志书中的地位，为以后修志树立了史、地、人、文并重的范例。《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它说：“后来方志必列入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显然认为它是方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北宋另外两部著名的全国性志书，一是官修的《元丰九域志》，已如前述，基本上仍是传统的地理志；一是欧阳忞〔min民〕的《舆地广记》，着重记述政区的沿革和地名的变迁，只能算一部记载地理沿革的专志。而南宋流传到今天的两部总志，一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是祝穆的《方舆胜览》，都承袭了《太平寰宇记》有史有地有文的体裁。它们尤其重视记载古迹名胜，收进了大量咏赞地方风土的诗文。不过，这两部“总志”都只限于记述南宋的疆域，没有包括北方金国治理下的大片土地。

　　北宋的地区性图经有刻本传下来的，只有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朱长文是苏州人，因为有足疾，早年不肯出来谋官做，在家里筑了一所“乐圃坊”，读书著书，学问“名动京师”，以致经过苏州的士大夫都以不曾到过乐圃坊为耻。他非常熟悉当地掌故，地方官到任总要先登门拜访他，将政务上的疑难向他请教，他都能提出切实的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吴郡图经续记》是一部苏州志，完成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是续旧的《吴郡图经》而作的。在它的28个门类中，包含有学校、人物、事志、杂录等，当时人就很称赞它记事之全备。此外，还有一部《明州图经》（浙江宁波），成书于北宋末的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问世不久即毁于兵火。但据看见过它的人说，它也有人物、古迹、释氏（佛教人物）、道流（道教人物）等类目，和《吴郡图经续记》很相似。由此可见，北宋的地区性图经，同样在悄悄地越过单纯地理书的边界，迈进了更为宽阔的社会和历史学的领域。

　　图经本来是以图为主，以文字说明为辅的。后来图经中需要说明的事情越来越多，文字部分就越来越详细，图则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图又很容易丢失。无论什么时候，处理图画总是比处理文字要困难些，在传抄或翻刻图经的过程中，常有人只抄刻文字，而将图画舍弃。而且，古代的图轴幅很大，展开和折叠都麻烦，人们往往把“图”和“经”（文字说明）分开缮写，分别保存，所以，有些“图经”本身并没有图，一旦另行出版的图幅损坏或丢失，它却仍称为“图经”，就名不符实了。

　　于是，从北宋开始，“图经”这个名称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被“志”所代替。北宋元丰年间官修的《九域图》，因为没有图而改称《九域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严州（浙江建德）几种志书的名称，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的脉络。严州在宋代一共修志五次，前三次都称为图经，都失传了。第四次修于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起初仍题名《严州图经》，后来被改称《新定志》，两个名称并存，说明这时候“图经”和“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区别。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第五次再修，就径直称为《新定续志》了。

　　还可以举两个例子：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罗鉴为新完成的《罗山志》（江西崇仁）写序，序中说，这次修志是“以祥符图经为祖”，而修成后却“名曰《罗山志》”。又，南宋人笔记《宾退录》卷四有这样的记载：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胥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都可以证明，在南宋人看来，“图经”和“志”是同一种东西。而且，以“志”的名称取代“图经”，显然是大势所趋。

　　北宋以“志”命名的志书，现在知道的只有20多种，比“图经”少得多。其中宋敏求的《长安志》（陕西西安）最受后人推崇。宋敏求做过宋朝的编修官，参与过《新唐书》等多部重要著作的编撰，自己家里藏书30000卷，本人的著述也很多。他还纂修过《河南志》（河南洛阳）20卷，可惜散失了。同时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曾为《河南志》写过一篇序，只有这篇序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称叹《长安志》和《河南志》内容的充实：“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市、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志书和《吴郡图经续记》都是学者的个人著作。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见闻，对于丰富志书的内容（特别是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南宋，称为“图经”的志书数量锐减，“志”的数量猛增。现有名称可考的“志”有200多种，大大超过了“图经”。这200多种志书遍及南方各省，有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还有镇志。我国现存最早一部镇志《澉〔gan敢〕水志》（澉水是浙江海盐的一个镇），就是南宋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纂修的。

　　南宋偏安于富庶的江南，100多年中环境相对安定，经济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加上修志制度日益完善，大多数志书由才学之士主纂，一些文人学士痛心于中原失陷，常将故国之思，兴亡之慨寓于修志之中；所以南宋的志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现存的20多种南宋志书中，不少是历来公认的名志。

　　南宋首都临安（浙江杭州），曾在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三次修志，后人合称《临安三志》，都是宋志中的佼佼者。《（乾道）临安志》在现存南宋志书中是最古的一部。它也是现存最早的杭州地方志，后面的两部《临安志》都是以它为蓝本的。它的纂修者周淙曾两度任临安知府，关心农事，兴修水利，多有善政。原书有15卷，现存只有第一至三卷。《（淳祐）临安志》早年亡佚。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意外地在书市上发现了它的残抄本六卷，学者和藏书家们如获至宝，甚至赋诗相庆，欣吟“宋室江山存梗概，乡邦风物见繁华”；“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涯。近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永乐大典》残卷中，找到一篇陈仁玉写的《淳祐临安志序》，才确知这部官修方志原有52卷，分为12门99类，全文有“数十万言”。也才确知它的主纂者是陈仁玉。在现存的第五至十卷中，保存着它前、后两志中都没有的一些重要材料，所以不能因为篇帙不全就轻视它。《（咸淳）临安志》原有100卷，现存95卷，是三部志书中保存得最全的。它的纂修者潜说友，曾兼任过临安知府，很有能力，但因趋附奸相，后来作平江府（今苏州市）知府，元兵临城时又弃城先逃，被认为人品微不足道。但他编的这部志书，在现存宋志中是内容最详实的，而且体例完善，对于疑难问题或史料记载说法不一的，都加以考证，说明依据，对乾道、淳祐二志的记事多所订正，它的史料价值一直为学术界所公认。

　　此外，如高似孙的《剡录》（浙江嵊县），在卷首立“县纪年”，这是县志设立编年大事记的开始；又在第五卷中收进晋人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14人的著作目录和阮、王、谢的家谱目录，开地方志收本地人著作的先例；都很有新意。南宋的几种《四明志》（浙江宁波）、罗愿的《（淳熙）新安志》（安徽歙县）、杨潜的《（绍熙）云间志》（江苏松江）、范成大的《（绍定）吴郡志》（江苏苏州）、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等，也都有盛名。

　　两宋时期，图经、方志显然早已是地方官的得力助手。北宋政治家寇准晚年被贬官到雷州（广东海康），刚到达州界，雷州的官吏已经在道旁拜迎，并且首先送上图经。南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胡太初被调到汀州（福建长汀）做官，亲朋都说这个地方“僻远而难治”，他就在赴任之先，辗转找到曾在汀州做过官的人，要求借地方志看看。可见南宋地方官离任时，往往还要带走一部当地方志，留作以后参考。

　　我国方志学家张国淦在考察了早期方志的发展过程后总结说，隋唐以前，方志的门类“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而且是“分别单行，各自为书”。他认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现代方志学家普遍认为，我国地方志到南宋基本定型。从此，中国地方志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第六章　攀向古代方志的峰巅

　　元明清三朝，我国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动下稳步前进，走向它的鼎盛时代。

　　第一节　走在稳步发展的路上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辖着中国历史上最辽阔的疆土。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以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继承了前朝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编纂地方志。

　　据统计，现在可以考见名称的元代方志有200种左右。这个数字虽然少于南宋，但考虑到元朝历史不到100年，可以说它的成绩比前朝毫不逊色。而且南宋的志书局限在长江以南，到了元朝，随着国家的统一，志书的分布才重新扩展到北方。

　　随着“省”的设立，元代出现了我国的第一批省志。见于记载的，有《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元辽阳行省统辖东北地区）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奉中央政府之命编修的。完成后马上呈报，没有刊刻，结果都没有逃出佚亡的命运。

　　现在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