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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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坎坷和探索的38年

　　辛亥革命的风暴卷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并没有结束中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公元1911年以后的中国，依然内外交困，政局动荡不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同以前的历届政府一样，即使自身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并没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各地修志的通令。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这个“办法”，并制订了《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措施，在全国起了一定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但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有哪个角落可以让人们安下心来修志呢？

　　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财政拮据等等许多问题。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间两次改组，花了15年时间才编成一部通志稿，由于日寇侵略，没来得及印刷，稿子被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再运回来，已经损失大半，终于未能成书。上海通志馆为编上海志已经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因日军进攻上海，通志馆关闭，修志半途而废。贵州通志馆成立于1919年，四年后因滇军军阀唐继尧入侵贵州而停顿。1930年恢复，不到一年，又因军阀内讧而中断。1935年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再次组织修志，其中数经人事变迁，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贵州，再次中断。《贵州通志》虽然侥幸没有夭折，但断断续续直到1948年才成书印出，前后竟然花费了30年。各省通志馆的命运大致差不多。

　　省志如此，基层地方志的境遇当然不会更优越。曾与蔡锷将军有八拜之交的修承浩老先生，以花甲之年受聘修湖南沅陵县志。由于兵荒马乱，书院和各种公共场所全成了屯兵之处，为了寻找一块可以安身修志的地方，几次“挟策抱牍，狼狈迁居”。最后总算在寺庙中借得一席之地，花费一年零八个月，于1931年8月将志书编成，却又无钱刻印，只好长期将志稿藏在家里。安徽阜阳县从1935年动手修县志，收集采访两年多，将要成稿时，抗日战争爆发，阜阳虽然没有沦陷，但是敌骑逼境，无有宁日，1938年又遭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县城陷入一片火海，幸而志馆工作人员从大火中抢出了部分志稿。到1944年才能重新坐下来根据旧稿续编，于1947年得以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以后的38年中，方志事业的处境何等艰难。

　　不过，即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的编纂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浙江省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便设立了通志馆并开始工作。黑龙江通志局、广东通志馆、福建修志总局，也都是建立或恢复在北洋政府正式下达修志通令之前。如果按现存的志书计算（不考虑亡佚的），方志全盛时期的清朝，每年平均有志书18种，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的民国方志有1500多种，每年平均达到31种。有些边远省份，修志的绝对数量甚至超过享国近300年的清代。像西藏在清末以前可以说没有一部像样的县志，民国时期却修了13种县志。

　　这一时期，一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继承了清代学者修志的传统，积极参与编写地方志。他们既有我国传统学术的深厚功底，又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痛心于山河破碎，国运衰微，往往通过地方志表达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他们对地方志从内容到体例作了一系列改革的尝试，编出了一批很有新意的志书。这些志书着意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视科学，重视民生，重视能够振兴中国的实业，给方志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主修的《（民国）川沙县志》（上海川沙）、史学名家柳诒徵、黄焕镳编纂的《（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历史学家兼方志学家李泰棻编纂的《（民国）阳原县志》（河北阳原），都是民国前期方志的代表作。它们都以大量篇幅反映了近代文明的进展。《（民国）首都志》中，新创设的类目如气候、警政、司法、外交等占总篇幅的4/10；交通、礼俗、方言、宗教等，在旧志里只是其他类目的附庸，在这部志书中都大大扩充，蔚为大观。《（民国）阳原县志》的“农业”一项，分为富农、自耕农、半租农、全租农、全佃农五种，分别记述他们的生产状况，确实是以实际的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绝非照搬旧志格式者可比。又独创“生活”一门，从衣服、首饰、饮食、娱乐几个方面记录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具体的吃、穿反映贫民与富人生活质量的差别。并在卷首配发照片，将富人与贫民的服饰、住居作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八年抗战时期，许多文化教育机构迁到大后方，一些学者在颠沛的流亡生活中仍然修志不辍。教育家、语言学家黎锦熙随北京师范大学西迁陕西。他提出，文化界人士要对抗日救国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给所有的地方修县志”（《洛川县志自序》）。因为地方志可以作为探索救国之路的依据。他自己身体力行，先后主纂了陕西的城固、洛川、宜川、同官（今铜川市）、黄陵诸县县志，都是当时的名志。

　　黎锦熙的《（民国）洛川县志》，淘汰了旧志中的“宦绩”、“封爵”一类过时的篇目，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像“农业”类加上了“地政”，成为“地政农业志”，中有“全县地价之估定”、“城市地籍之整理”、“土地分配”、“土地利用”等细目；“财政志”中有“人民负担”一目；“卫生志”以翔实的数据记载洛川人民的饮食、营养和体质状况；他还结合自己的专长，调查洛川的方言俗谚歌谣，设立“方言谣谚志”，都是既新鲜又实用的。凡是和抗战有关的事，《洛川县志》都不厌其详地记载，“务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借以振衰起懦，敌忾同仇，共赴国难”（韩赓丞《洛川县志跋言》）。同官县、黄陵县诸志，体例都和《洛川县志》大体相同。

　　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努力将科学知识带进地方志。记人口，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多少户、多少“口”，有了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率、年龄构成，既有动态的调查，也有静态的分析；记气候，不再仅仅是记录“灾异”，描述灾变，有了雨量统计、雨量分布、气象变化的历年比较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迁到贵州遵义以后，研究人员张其昀带领研究生，用科学方法详细考察了当地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生产、交通、民族、史事等，编了一部体裁全新的《遵义新志》。1945年，顾颉刚、傅振伦等曾组织当时云集于四川北碚的各种学术机关的科学工作者，各人发挥专长，合作编纂《北碚志》。预计全书分为八编：大事编、地理考、政治略、经济略、文献略、社会略、列传、聚落记。书后有别录，包括文征、机关社团名录、索引等。这不仅是对传统修志方法的一种改革，其内容之新颖在民国方志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可惜这部志书没有最后完成，只写成了大约60万字的稿子。

　　祖国因经济落后而饱受欺凌的切肤之痛，使国人深切认识到发展经济乃是民族自强之本。方志家们也更多地将眼光投向经济领域。据统计，清代的一些志书名作，如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洪亮吉的《（嘉庆）泾县志》等，其经济门类只占全书的3—5％。而民国方志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如川沙、洛川等志，经济门类一般占到全书的20％以上。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为修浙江省志拟订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设计，经济门类要占全书的1/3。

　　民国方志更普遍注意记载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实。例如，《（民国）瑷珲县志》特详于17世纪以来的中俄关系。小小一县，却在县志中特设了“外交志”一卷，记载《中俄瑷珲条约》和历年中俄交涉事件及其他条约。它的“艺文志”不是收录诗文，而是收录有关中俄交涉的文献公牍。它的“武事志”，历数沙俄对瑷珲的侵略及中国军民的抵抗，其中周继功的《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瑷珲不守，人民流离原委记》，十分细致地描述了瑷珲失守的经过和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是研究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沙俄侵略黑龙江的第一手资料。《（民国）胶澳志》，引用德、日占据青岛时的原始档案和其他文献，记述了德、日帝国主义侵占我国胶东半岛的始末。安徽的《（民国）阜阳县志续编》专设类目汇辑抗日战争史料。《（民国）察哈尔省通志》设有《长城抗战纪略》一章，记载二十九军官兵英勇抗战的事迹，都能使人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民国方志用于记录事实的手段更加丰富多样。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就强调要尽量采用新技术。如“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专册，以裨实用”。“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古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影片编入，以存真迹。”“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等等。民国志书广泛采用测绘、照片及新式统计图表。有的用铅字排印，新式装订，使志书面目焕然一新。如《（民国）首都志》中，列有62张表、75帧照片、52幅地图，加上硬皮精装，其准确、生动、美观、实用，自是旧式志书无法望其项背的。民国方志多数采用浅近文言，加上新式标点，有的将方言用国际音标注音，以便于一般人阅读。这些编制技术上的进步，也是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生动反映。

　　不过，必须指出，大多数民国方志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志的体例，只是或多或少地插入一些诸如民政、教育、交通、实业之类的新类目，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民国方志中也包含着一些清朝遗老的作品，不用说它们是处处遵守封建旧志的规范。更有极个别汉奸傀儡政府编的地方志，如汉奸黄希文的《增修磁县县志》（河北磁县）之类，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甚至露骨地宣扬侵略者的“理论”，这只能给他的卖国求荣永远打上耻辱的印记。

　　总的看来，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就像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少数有识之士已经冲出封建旧志的藩篱，正在山重水复之间探索，寻找着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第二节　方兴未艾的新中国修志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国一起，重新焕发出青春。

　　当年，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颁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决定》将地方志列为调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不过，尽管对地方志的价值早已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在戎马倥偬之中，不可能大规模地组织编写新方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编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写新方志列为《二十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的20个重点项目之一，随即组成国家地方志小组领导这项工作，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次修志高潮。到1960年为止，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50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这第一批新方志多数是未定稿，正式出版的只有湖北的浠水、咸宁、孝感、汉川、广济、应城等县的简志和河北的《怀来新志》、贵州的《水城县志》、《镇宁新志》等少数几种。省志则只出版了《湖南省志》的《大事记》两卷、《地理志》一卷。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国家和人民再次痛切地体验了一个真理：建设中国，先要认识中国。1977年，山西省寿阳县率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1978年，湖南省决定恢复省志的编纂工作。从80年代开始，全面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二次修志高潮。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1983年恢复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规定“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时也规定了新方志的体例和有关组织领导的事宜。一时间如同风起云涌，各省、市、县普遍建立起修志机构。计划到本世纪末，除完成各省及直辖市的志书外，还要完成3782部县、市志。经过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目前已进入新方志的丰收期，每年都有数百部新志问世。

　　新方志的编纂人员，力求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修志。他们既继承历代修志的优秀传统，又坚持改革，努力创新，完全根据现代自然和社会的实际状况来安排内容，设置类目，以求真实地反映时代特点。为历代旧志所忽略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在新方志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帝王官宦不再是方志中的主要角色，代替他们的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历史功绩。人们的努力获得了可喜的成果。新中国的地方志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例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全新的风格。

　　现代地方志事业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修志已经走出了少数文人学士的圈子，正在迈开大步走向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各级修志机构集合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专业修志队伍。据1994年的统计，仅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就有专职和兼职人员11万名以上。以这支队伍为中心，带动起全社会的协作，来深入调查国情和收集整理地方文献。

　　各地方在修志过程中，采取很多办法吸引方方面面的专家参与讨论本地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例如上海市的地方志机构和复旦大学合作建立“上海研究中心”，邀集国内外的学者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上海宏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海租界研讨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海派文化研讨会”、“太平天国在上海研讨会”、“鸦片战争在上海研讨会”等等。并出版《上海研究论丛》，发表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人参加研讨提供一片园地。这样的集思广益，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又提供了文献信息，对于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准极有帮助。浙江的平湖、海盐和上海的金山，也曾召开三县县志编纂者和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古海盐历史沿革研讨会”，经过研讨，清理了三县建置沿革上一些长期混淆不清的问题，纠正了旧志中几个重大的错误。

　　为了配合编修省、市、县志，许多乡镇、街道、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纷纷着手编写本单位的志书。四川温江专区一共12个县，修方志就是先从县属各乡镇、各部门普遍修“小志”开始。例如，由灌县修《都江堰志》，由地区水利局修《人民渠志》等。一段时间里，全地区到处可见征集资料的布告，到处有广播、墙报在宣传修志。各基层单位都设有资料员或联络员负责收集和传递信息。每个县都有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修志协进会”提供情况，出谋划策。修“小志”既推动基层单位回顾和思考自己成长的历程，又为修县志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在这些基层志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志。如果说乡镇修志最初还主要是为县志作资料准备，后来情况就有所不同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乡镇经济已经成了地方经济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其中一批历史悠久、开放早、发展快的明星乡镇，它们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经验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乡镇志是了解我国乡镇发展的一个窗口，自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尤其南方沿海经济增长较快，又素有修乡镇志传统的江、浙等省，已经正式出版了一批名乡名镇志，更计划在县以上志书完成以后，在编修乡镇志上投入更多的力量。

　　按行业编写的专志，在新中国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包罗万象的地方志涉及许多学科、许多行业的专门知识，方志的编修人员不可能是万能博士，样样都懂，怎样才能保证志书的科学性呢？各地在编修省、市、县志之前，往往先组织各行各业编写专志，如山水志、名胜志、工业志、农业志、商业志、金融志、教育志、医药卫生志、科学技术志等等，作为未来志书的基础。此外，还有由国家的专业部门主持编写的专志，如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发起分地区编《中国戏曲志》；教育系统设立“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组织编写教育史志；交通部组织各地编交通史志；由水利部组织分地区编《江河水利志》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这些大的水系都设有修志机构。《长江志》、《黄河志》、《珠江志》目前都已经分卷陆续问世。专志的编纂者都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他们给地方志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这是地方志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

　　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方志目录》统计，到1992年底，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基层志及专志已达8000种以上。基层志和专志自古便有，但是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不能不说是方志史上的一大新景观。它们和县以上各级地方志一起，纵横交错，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出我国社会历史的真实进程。这种征集资料的声势和深度，这种修志的规模，在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

　　现代修志机构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向多功能的地区信息中心发展。历史上的修志机构大多是临时拼凑的班子，只管修志，不管其他，志书修成便解散。现在，许多省、市、县的方志编纂委员会除了修新志以外，又是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机构，并凭借资料的优势大量编辑资料书，包括年鉴、地区概况、旅游指南、乡土教材，以及各种学术资料汇编。它们在当地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咨询机构甚至智囊机构的作用。例如，武汉市在讨论经济发展战略时，市志编委会为它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河北迁西县县志办公室根据物产普查的结果，建议利用本县丰富的酸枣资源，通过嫁接酸枣建立金丝小枣基地，被列为本县发展山区经济的一个重点项目；一大批渐趋衰落甚至濒于绝迹的传统名产，如福建平和县素有“柚王”之称的琯溪密柚、浙江萧山县有800年历史的“东南佳品”湘湖莼菜、四川什邡县的晒烟、山东威海市的锡镶工艺等，都是由于方志工作人员挖掘整理出有说服力的资料，引起政府和专业人员的重视，从而恢复了勃勃生机，重新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修志机构还协同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开辟本地“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举办以振兴中华、了解家乡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它们的这些新职能，既发挥了资料的社会效益，又扩大了地方志的社会影响，并吸引着更多的人来为搜集整理地方文献贡献力量。

　　新中国的地方志事业，可以说还处于开创时期，犹如东升的朝阳，烂漫的春花，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广大的地方志工作者还在不断地实践、总结、提高，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继续谱写着方志史的新篇章。

　　海峡对岸的台湾省，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归祖国后，就成立了台湾通志馆，后来改称台湾文献委员会。它整理出版了大量台湾文献，并从1948年开始编纂《台湾省通志》，到1973年完成出版。同一时期，台湾各市、县也都新编了志书。一些原籍大陆的旅台同胞，心系故土，自动组织起来收集整理家乡文献，尽其所能为故乡修志。如安徽绩溪旅台同乡编有《绩溪县志》、安徽舒城同乡会编有《舒城县志》、浙江青田同乡会编有《青田县志（续修本）》。当然，在两地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所依据的只能是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和片断的回忆，但是，这每一部志书都寄托着他们浓厚的思乡之情。随着海峡两岸的交往日益增多，两岸在修志中还往往互通信息，互寄资料，交流成果，表现出地方志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一旦人为的阻隔被消除，海峡两岸携起手来，修志事业必将另有一番景象。

　　第三节　方志学的发展

　　清代的章学诚虽然被尊为方志学的开山祖，但是对于他来说，地方志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此文为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章），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这篇文章对传统方志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论证并确立了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