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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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概念。这篇文章对传统方志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论证并确立了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从此，方志学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跻身于学术之林。

　　随后，出现了一批探讨方志理论的专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学》，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伦的系统阐述方志理论的《方志学通论》。此后，有甘鹏云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参与及指导修志的文稿和书信的汇编；有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它是以作者撰写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以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标题曰《修志今议》”（见作者自序）。还有寿鹏飞的《方志通议》、吴宗慈的论文集《修志丛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这些论著，标志着用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志的开始。

　　民国方志学者非常推崇章学诚，多数以章学诚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并不拘泥于章氏的学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李泰棻试图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地方志，他认为方志的本质是“记载与研究一方人类的进化现象”；所以，他主张方志应该增加人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进化史。有些学者对“方志属史”提出了异议，傅振伦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方志之书，自有其特质，虽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记，皆不相同。”黎锦熙也说，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所以修志应努力做到“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

　　民国方志学者批评旧志的种种弊病，认为修志不应处处受旧体裁的束缚，要体现当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要增加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尤其是要大大增加经济方面的内容。如甘鹏云提出：志书“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寿鹏飞说：“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为体……务在有裨地方风俗民生。”李泰棻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他说，旧志对于社会经济如何，全不顾及，如果现在修志还是这个样子，还不如不修的好。李泰棻还主张当代修志的人，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的基础知识，“始能以科学名词解释产物，更以科学方法分析详明。”这些看法，突破了传统方志学的桎梏，表明方志学界的认识在随着时代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规模修志的展开，向方志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迫切的理论问题，例如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评价旧方志和旧方志学？必须批判什么，应该继承什么？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新方志？新方志怎样体现地区特点和时代特点？以及新志的性质、功用、体例、类目设计、编纂方法、质量标准等等。围绕着这些课题，方志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已经发表了几千篇文章，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将他的旧著《中国方志学通论》改写成《中国方志学》、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纲要》、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八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文科教材）、彭静中的《中国方志简史》、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王德恒等的《中国方志学》等。还出版了傅振伦、朱士嘉等多位当代方志学家的论文结集。

　　此外，仅80年代以来，方志学界已经举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开创了方志评议活动。一部或一批同类志书完稿以后，由当地领导、方志编纂人员和学者专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见，共同评议它的长处和短处。既有为一两部志稿召集的小型评议会，也有像“全国省志稿评议会”、“十城市市志稿评议会”这样大型的、指导性的评议会。这是推广修志经验，研讨修志理论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

　　同时，新中国的方志学伴随着新方志一起走出了学者们的书斋。方志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它拥有全国性的专业杂志《中国地方志》，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到两种专业期刊。编辑出版了专门的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1987年我国方志学界各方面成果的《中国地方志综览》。全国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北京图书馆建立了地方志文献中心，并开设地方志专科阅览室，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和各省区都举办研究班、培训班、讲习班，传授方志学知识，轮训修志人员。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地方志课程，或设立大专班、进修班，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培养修志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

　　随着社会各界披阅参考地方志的人越来越多，推动着旧志的整理也必须加速步伐。这就赋予方志学一个新的使命，即从研究如何修志，进而扩大到研究如何使方志更加便于利用。1935年，傅振伦在他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中，特辟出《方志之收藏与整理》上、下两个专篇，首先将整理旧志的意义与方法，作为方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系统的论述。与此同时，旧志整理领域也呈现出一片日益繁荣昌盛的景象。

　　民国以来的旧志整理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就是对全国现存地方志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国的地方志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它长期只是地学或史学的附庸，不是一个独立学科，所以方志的专门目录产生得很迟。在方志这个大宝库中究竟有多少库藏，一直到清末民初还不清楚。现存的最早一部记载方志收藏的专目是缪荃孙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1913年刊于《古学汇刊》第二集。缪荃孙是清末民初的知名学者，又是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的创办人。这部方志目，就是清点清内阁大库的藏志并向京师图书馆移交的目录，共计1676部。此后的几十年中，比较重要的藏书单位，如故宫、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应社会之需，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地方志编出目录公之于世。地区性的方志目录也逐渐多起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省、市、县为了编新志，都尽可能彻底地调查了本地区历代志书的存佚。绝大部分省区都新编或重编了本省历代方志的目录，其中包含了不少此次调查中的新发现。

　　相当一部分目录是附有提要的。它们比起只介绍作者、卷数、纂修和刊印年月的题录式目录，更多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也更受到使用者的青睐。近代最早一部方志提要目录是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甲集。它对天津“天春园”主人任凤苞私家收藏的八省600多种方志一一叙述源流、介绍类目、分析体例、评论得失，尤其难得的是还指出志书中的特殊史料。此后，有张鸿汀的《陇右方志录》（一名《甘宁青方志考》，1932年初次发表，1934年增订再版）、洪焕椿的多年力作《浙江地方志考录》（1984年再版改名为《浙江方志考》）。近年陆续问世的，还有骆兆平的《天一阁地方志考录》、来新夏主编的《河北地方志提要》、王桂云的《山东方志汇要》、赵明奇的《徐州地方志通考》、河南地方志编委会的《河南地方志提要》、广西通志馆的《广西方志提要》、李默的《广东方志要录》等，都是辅助阅读志书的有用的工具书。

　　这一大批方志目录，省却了人们许多翻检的辛劳，但它们毕竟是分散的、局部的。要查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志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的是方志学家朱士嘉。他首先以个人力量调查了国内外几十个藏书单位，弄清了5800多种地方志的编纂者、编纂时间、版本和收藏地点，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地方志的普查。1958年，朱士嘉在重新调查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综录》的增补本。此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由于整理天文资料的需要，将调查范围扩大到190个单位，主编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于1985年出版。几乎是同时，台湾于1960年出版了《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又出版了它的增订本《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现在，根据海峡两岸这两个联合目录，我们便可以大致了解国内现存地方志的数量，以及它们保存在什么地方。

　　古人研究地方志，由于见闻不广，只能限于对个别志书作些考订或评论。有了这许多目录，特别是有了联合目录，我们才有可能对地方志作宏观的整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旧志作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整理。当然，平时要查找利用地方志也方便多了。

　　辛亥革命以后，仍有不少学者钟情于旧志辑佚。据统计，仅民国时期即辑有古方志达100多种。此后，又有赵万里辑的《元一统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还有1984年出版的李裕民的《山西古方志辑佚》，辑有山西省236种旧志的佚文，都是比较重要的辑佚新作。

　　而本世纪旧志辑佚的最重要的收获，是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这部书最早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禹贡》杂志上连载，后来经作者不断修改补充，直到1962年才定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以40年的功力，将在古籍中见到的所有元以前方志类图书的书名、佚文、序跋和有关的评论等都辑录下来，一共2000多种。这是第一次对我国古代佚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作全面清理。同时，它也是一部以辑佚为基础编成的古方志书目。将它和记录现存志书的《联合目录》合起来看，就可以对我国地方志两千年来的成就有一个清晰全面的印象。

　　校勘重印旧志也是整理旧志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在近半个世纪中，比较重要的志书大部分都出了新的影印本。例如，中华书局的《宋元方志汇刊》，将海内外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60年代上海古籍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90年代上海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两次共影印了天一阁现藏271种明志中的216种；书目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编印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择它的珍藏编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由中国书店出版；北京图书馆也将自己收藏的数十种善本方志编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台湾成文出版社的《方志丛书》，选印了历代方志2000多种；上海书店、巴蜀书店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印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将选印历代方志3000余种，目前已陆续同读者见面。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其他许多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和修志机构，也整理重印了不少旧志。从1911年到现在，包括海峡两岸，用石印、影印、排印等各种方式重印的旧志已有数千种。影印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旧志的原貌，而许多排印本经过认真的校勘、分段、标点，更便于现代人阅读。重印旧志不但保护了古籍，使旧志免于继续毁损散亡，也使许多珍本秘籍走出了藏书楼，和普通人朝夕相处，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当年由顾炎武开创的整理旧志的道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康庄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生产和研究部门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将地方志中的天文、地理、物产、水利等各种专门资料汇编起来，使方志资料在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专题资料汇编已经成为开发旧志资料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方面的成果，以及这些资料汇编如何在各行各业、各种学科中发挥作用的实例，那是说不胜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整理旧志和编修新志一起纳入了国家规划，使它从个别学者、个别单位分散的工作，转向有计划的分工协作。新中国的地方志工作者，无论在方志学理论上，还是在编纂新志和整理旧志的实践中，都正努力开拓着新的天地。

　　第八章　献身于地方志事业的人们

　　当我们为祖国地方志事业的累累硕果而自豪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古往今来那无数为栽培这些硕果付出了心血的人们。他们之中，包含了像章学诚这样杰出的方志学家，而更多的是遍布于中国大地的默默耕耘的修志人。

　　编好一部志书是不容易的，做一个优秀的方志编纂者同样不容易。地方志的性质和特点，对修志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人范嵩说过：“修史要有三长，修志同样缺一不可。”（《重修建宁府志序》）“三长”指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学人才提出的要求。“才”是收集、鉴别、运用史料的能力；“学”是渊博的知识；“识”是卓越的见识，要能够不屈从于权势，不受利禄的引诱，不为偏见所左右，公正无私地把应该记录的事情记录下来。清初的李绂〔fu浮〕更指出，修志者不但要有修志之才，还要有修志之“志”，没有坚韧不拔的志向，同样会一事无成。当然，在封建时代，才、学、识、志兼备，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确实有许多人在修志的实践中追求着这样的理想，甚至倾毕生精力而不悔。

　　编好一部志书，不仅要掌握大量历史文献，还要作大量实地调查。修志人员往往要深入到穷乡僻壤，去考察山川，寻访古迹，了解风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更非有不怕劳苦，不畏艰险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不可。

　　南宋的祝穆，立志编一部全国总志。他来往于闽浙江淮湖广之间，每到一处，必定登山涉水，寻踪探源，弄清地理形势，逢人便请教各地的风土人情。同时广泛搜集文献，到处借阅图经，发现有用的资料就昼夜抄录，毫无倦色。这样准备了十几年，几易其稿，才完成了南宋著名的总志《方舆胜览》。

　　元代山东志书《齐乘》的作者于钦，是山东人，在山东做官。他看到故乡经过多年战乱，古志已经荡然无存，决心自己动手修志。他常常说：“我生长在齐，怎能不把齐的山川、位置、城邑、物产、灵秀的人物和各处的疆界都记录下来呢？”他踏遍了故乡的田野，到处访问乡老，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于钦去世的时候，家境萧条，这部志书是他留给后人的唯一重要的遗产。由于它所依据的不仅是文献资料，而且有许多亲见亲闻，一直很受后世的推崇。

　　四川的大足石窟，开凿于晚唐至两宋。它分布在大足县境内20多处地点，一共有五万多尊石刻造像。这个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曾经湮没于荒草衰烟之中几百年，早期的志书从来没有记载。清朝嘉庆年间，四川屏山知县张澍一度代理大足的政事，同时，代为主修大足县志。张澍是个博览经史的学者，不满足于照抄旧志，更不因自己是临时代理而马虎敷衍。他不顾坡陡路滑，奔波在大足的山山岭岭之中，对各处的石刻作了多次考察，写了十几篇考察文章，并将考察结果记入大足县志的“山川”、“古迹”篇，从而引起了后人的注意。现在，大足石窟已经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人称张澍是大足的第一个研究者，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有些编纂志书者自己身处逆境，或者面对着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他们视方志事业重于一切，坚持修志不倦。

　　黑龙江的最早一部志书《龙沙纪略》，是它的著者方式济在流放生涯中完成的。方式济在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中进士，两年后就发生了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戴名世《南山集》案。由于戴名世称赞并引用过方式济的祖父方孝标的著作，早已去世的方孝标被开棺戮尸，方氏全族受到株连。方式济随同他的父亲被流放到卜魁城（今齐齐哈尔）。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方式济留心收集当地历史文献，加上实地调查，写成了《龙沙纪略》。由于它的记载详实，而且中国古籍中对边疆地区的记载比较少，这部书成为后人研究黑龙江的重要典籍。

　　《（光绪）山西通志》的实际主纂者杨笃，一生和地方志结了不解之缘，也和紧张而清苦的生活结了不解之缘。他在36岁那年受聘纂修了《（同治）西宁县志》（河北阳原），由于编得好，一下子出了名，聘请他修志的纷至沓来，竟在24年中主编了13部志书，平均不到两年一部。在编《（光绪）蔚州志》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蔚州的城隍庙里，常常工作到鸡鸣天亮。除夕之夜，他在城隍庙里写了一付对联，这是他修志生活的生动写照：

　　满屋图书横古墨，

　　虚堂鬼神伴孤灯。

　　杨笃45岁时受聘纂修《（光绪）山西通志》，此后，几部志书齐头并进。后来《山西通志》主纂者王轩去世，他又毅然担当起主纂的重任，更是不顾劳累和疾病，惟恐志书不能完成。冬天，寒风霜雪伴着冷砚孤灯，手指冻肿冻裂了，血流到指甲上，仍然不肯停笔。亲人在故乡病危，也顾不得回家探望。他说：“一身寿命的长短，就听天由命吧。如果三晋（山西）的文献记载到我手里断绝了，罪过不是更大了吗？”他60岁的时候，《（光绪）山西通志》终于脱稿。同一年，他本人也因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

　　高照是《（光绪）直隶和州志》（河北邢台附近）的主纂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靠经商为生，但很有文才，平时就热心搜集和州文献，写了上百篇当地人的传记，又为和州旧志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和补订，为重修和州志做了许多准备。他说：“和州是我的家乡，是我生活憩息的地方。半生中耳闻目睹的事情，如果竟让它们漫漶湮灭了，那是要被先贤们讥笑的。”他向州官建议修志，州里说没有钱，他就捐出家财开设志局。志书修成后，他坚持不肯按州官的意志删改，情愿自己出资刊刻，虽然倾家荡产，到底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高质量的志书。高照修志的时候，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列强在叫嚣瓜分中国，清朝皇室仓皇逃出北京，和州也“一夕数惊”，他却始终坚持不懈。几任地方官以官方力量没能办成的事，高照却凭着他的不屈不挠的坚毅之志办到了。

　　也有一些修志者，辛劳一生，却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开花结果，但他们的志向和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纪念。

　　嘉庆年间天津人蒋玉虹，为修天津志辛勤采访几十年。他不但尽力搜求前人的著述，而且遍行荒郊古庙中，遇到断碑残碣，都要剔去尘土，细细辨认它的字迹。一生积累的资料，分门别类有几十本。后来的《（同治）续修天津县志》，就是以他的资料为基础增补而成。他的心愿，总算由后人实现了。

　　河北束鹿（今辛集市）人谢迈度，生于清末，从青年时代就有志于撰写束鹿县志。他朝求暮索20年，作了大量资料准备，并且费许多周折找齐了清代编纂的五种束鹿旧志以备参考。1937年春，他被聘担任束鹿县志总纂，在北平（北京）开馆修志。正当他打算一展抱负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河北沦陷，束鹿县政府溃散，支持他修志的县长南逃，修志的经费来源也断绝了。这时他自己在北平办着一个小小的文化书社，便靠着这点微薄收入，继续整理旧志和编写新志。尽管家庭生活日益拮据，妻儿责备抱怨，他仍然不改初衷。他对友人说：“我正在专心于著述，哪有工夫屑屑计较柴米油盐。文人死于贫困的比比皆是，我久处于困苦孤独之中得以不死，全是因为牵挂着修志啊。”他终于将束鹿旧志全部校勘完毕出版，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束鹿县志稿》，但由于生活贫窘，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力量支持刊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谢迈度在北京仍然念念不忘家乡修志的事，临终时嘱咐女儿将他的全部手稿和资料送回家乡，交给政府。他以自己的一生积累，身后还在继续为束鹿的修志事业作贡献。

　　浩如烟海的志书，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放眼四望，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的后继者正踏着前人的足迹走来，其中就有山西省交城县的燕居谦。

　　燕居谦是山西交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交城已经有100年没有修志了。正当他和大家一起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时候，发现患了胃癌。手术后，医嘱休养一年，他却一年没有停笔。1990年，他的胃癌已发展为晚期食道癌。这正是志稿进入总纂的关键时刻，作为总纂的主笔，燕居谦面临着严峻的抉择：立即住院手术，可能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但至少要有一两年辗转于床榻；或是立即回去工作，争取在有生之年将志稿完成。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他说：“让我把生命留给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献给事业吧。”“大家不要为我悲伤，人迟早有一死，一个人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献身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他想的是，在他的笔记中和记忆里，还保存着许多来之不易的资料，有的是在被采访人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抢救下来的。这些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