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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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成通济渠和山阳渎后的第六年，隋炀帝又下令拓展江南河。

　　春秋末年，太湖流域已有运河。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国家以后，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控制，也为了东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辖地有今苏南及浙江中北部）的需要，在春秋古运河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沟通了北起丹徒（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丹徒镇），中经会稽郡治，南到钱塘（浙江杭州市）的水道。这应是后来江南河的雏形。据说丹徒的得名，就是因为当时有3000赭衣囚徒在此参加治河的缘故。丹徒、曲阿（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市）位于太湖流域西北部，这里的地势比附近其他地方稍高，因而从此经过的这段运道，河床偏高，河水不足，行船不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三国、东晋时期，曾一再在此施工，如吴国疏浚丹徒——曲阿间的河床，以改善这里的航道；东晋于京口（镇江市）筑丁卯埭〔dai带〕①，以控制河水泄入长江等。

　　在上述基础上，隋炀帝扩建了江南河。《资治通鉴·隋纪四》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②，敕穿江南河，自京口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这里的会稽，当指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的会稽山，相传大禹曾会诸侯于此，千古

　　一帝的秦始皇也曾登此山“望于南海”（实指今东海），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大概也要效法大禹、秦皇的故事。不过隋炀帝登会稽的目的并未达到，因为下令穿凿不久，就被高丽战争和农民起义所困，再也无暇南渡长江了。但江南河的拓展，大大地推进了太湖流域航运的发展，也加强了与江、淮等地的联系。江南河至今仍是太湖流域的黄金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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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埭是横截河渠上的建筑，用以防止河水流失，调整水面比降，提高航道水深等。三国始有关于埭的记载。

　　②　大业六年十二月，已是公元611年初春。因此，江南河的穿凿应系于公元611年，而不能系于公元610年。

　　第四节　北通涿郡的永济渠

　　在隋朝，今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是又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个区域当时有户200多万，在全国900多万户中，几乎占了1/4。隋朝推行租庸调制，按户、丁征收粟帛，征发劳力，户多丁多，上调的粟帛等也多。这就需要有一条粮帛南运进京的水道。隋炀帝着意开拓边疆，积极准备用兵辽东，他以涿郡（今北京市）作为征辽基地，要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北运，也需要有一条从东都到涿郡的军需供应线。自东汉末年，曹操穿凿河北五渠后，那里虽然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道，但它以自然河道为主，深浅不一，航路不畅，难以适应隋朝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于是，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和山阳渎之后，决定在黄河以北，在曹氏旧有水道的基础上，拓展一条航运能力较大的运河，这就是穿永济渠。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当初曹操发展河北水运时，白沟的渠首工程是“遏淇水入白沟”。隋炀帝的新渠与曹操旧渠相比，有两个重大改进。一是沁水源远流长，淇水无法与之相比，因此，新渠的水源远比旧渠丰沛。这是新渠航道远比旧渠通畅的基本因素。二是旧渠在白沟、黄河之间筑有枋堰，由沟入河或由河入沟，舟船都必须盘坝或换船，这就大大降低了通航能力。新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表明渠口建有分水工程，舟楫可以直接出入河渠，无须换船或盘坝，这就大大提高了通航能力。

　　永济渠也可分成三段。南段起于沁水入河处，北到卫县（治所在今河南浚县西）。这是当时新凿的渠道。卫县以下经馆陶、东光等地，至今天津市境与沽河会合。这是中段，它以曹操时的故道为基础，扩展成为大渠。由今天津市到古涿郡（今北京市）为北段，系改造两条自然河道而成。一条是古潞河下游，它位于今天津市和武清县间。另一条是桑干水（今永定河）下游，当时它位于今武清县到古涿郡南郊。南、中、北三段运河共长1900里左右，大体说与通济渠相当。这也是一条历时很短、不到一年便完工的运河。它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很强，并且也可航行庞大的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伐辽东，当时他就是乘龙舟到达涿郡的。伐辽东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输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永济渠，虽然是五条运河，但由于它们的规格大体一致，组成了一个由长安—洛阳两都为中轴、成扇形、东南通余杭、东北到涿郡的完整的运河网，实为一条运河的五个组成部分。这个运河网把我国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紧密地联在一起，对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繁荣，都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隋炀帝兴建这些工程，虽然多从他本人需要出发，并给当时广大群众造成严重灾难，但后人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便是这样认为的，在《汴河怀古》中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龙舟水殿事，与禹论功不较多。”

　　第五节　唐朝的运河工程

　　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渠成当年（开元二年），即“漕山东（崤山以东）粟四百万石”。

　　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这段河道水势湍急，溯河西进，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而且暗礁四伏，过往船只，触礁失事几近一半。为了避开这段艰险的航道，差不多与重开长安、渭口间的漕渠同时，陕郡（治所在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太守李齐物组织力量，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准备凿出一条新的航道，以取代旧航道。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虽然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但因当地石质坚硬，河床的深度没有凿够，只能在黄河大水时可以通航，平时不起作用。三门险道问题远未解决。

　　通济渠和永济渠是隋朝兴建的两条最重要的航道。为了发挥这两条运河的作用，唐朝对它们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扩充。隋朝的通济渠，唐朝称汴河。唐在汴州（今开封市）东面凿了一条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马沟，而白马沟下通济水，这样，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使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也可循汴水西运。唐对永济渠的改造，主要有以下两个工程。一是扩展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将渠道加宽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为通畅。二是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对唐朝政府来说，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各地粮帛进京。为了发挥这一功能，唐后期对漕运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唐前期，南方租调由当地富户负责，沿江水、沿运河直送洛口，然后政府再由洛口转输入京。这种漕运制度，由于富户多方设法逃避，沿途无必要的保护，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难适应江、汴（泛指运河）河的不同水情，因此问题很多。如运期长，从扬州到洛口，历时长达九个月。又如事故多、损耗大，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没，粮食损失高达20％左右，等等。安史之乱后，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于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开始，刘晏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用分段运输代替直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江船之运积扬州；汴船不入河，汴船之运积河阴（郑州市西北）；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承运工作也雇专人承担，并组织起来，10船为一纲，沿途派兵护送等。分段运送，效率大大提高，自扬州至长安40天可达，损耗也大幅度下降。

　　除漕运租、调外，大运河还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如扬楚运河（即隋朝的山阳渎）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阳县，今为淮安市），汴河上的汴州（今开封市）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济渠上的涿郡等。扬州因为位于扬楚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公私舟船，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里，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货的集散处。它“十里长街井市连”，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过成都和广州，人称“扬一益二”。汴州位于汴河北段，经过济水，东通齐鲁；经永济渠，北联幽冀；经黄河，可达秦晋，迅速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的大都会。后来，梁、晋、汉、周、北宋五代都建都于此，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水运方便的繁华城市。

　　第六节　宋朝运河新体系

　　梁、晋、汉、周、北宋都定都汴州，称汴京。北宋历时较长，为进一步密切京师与全国各地经济、政治联系，修建了一批向四方辐射的运河，形成新的运河体系。它以汴河为骨干，包括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合称汴京四渠。并通过四渠，向南沟通了淮水、扬楚运河、长江、江南河等，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前身为永济渠，但南端已东移至卫州境内）。

　　五代时，北方政局动荡，频繁更换朝代，在短短的53年中，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南方政局比较稳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北宋时，政府对南粮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汴河是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汴京每年调入的粮食高达600万石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取道汴河的南粮①。因此，北宋政府特别重视这条水道的维修和治理。例如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汴河决口，宋太宗强调说：“东京（宋以汴京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养甲兵数十万，居民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②”他率领百官，一起参加堵口。

　　不过，为了这条运道的畅通，北宋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河水多沙，自隋经唐到宋，经几百年的沉积，河床已经高出地面，汴河极易溃堤成灾。北宋政府深知汴水无情，治汴工程丝毫不敢放松。它组建了一支维修专业队，负责平时汴河的维修和养护。汴河大汛，则立即出动禁军防汛。大修时，发动沿河百姓参加。为了巩固堤防和利用汴水冲刷河中积沙，它在汴河两岸下了600里木柱排桩，将汴河束窄到可以冲沙的地步，开了后来“束水攻沙”的先河。

　　惠民河是经北宋初年多次动工修建的一条运河，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以蔡河（已湮）支流潩〔yi异〕水（浍河）为水源，开渠将它引向京师。下段自汴京南下，改造蔡河干流而成。惠民河的重要性仅次于汴河，淮水流域的大部分税粮，可从此河调入京师。广济河因河宽五丈左右，又称五丈河。其前身是唐朝开的湛渠，下接白马沟和济水，可通齐鲁之运，也可分泄汴河的洪水。北宋对它进行多次治理，在漕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金水河是北宋初年新凿的一条河道，它以郑州、荥阳间的几条小水，如京水、索水、须水等为水源，凿渠向东到汴京。它除了给广济河补充水源外（从汴渠上架槽通过），还为京师提供较为清澈的生活用水。

　　除汴京四渠外，为了改善漕运，北宋又分别在江淮和江汉间，也进行运河建设。

　　扬楚运河是“汴渠之首”，它南接江南运河。这三条运河构成了北宋政府的主要粮道，即江南运河将主要产粮区太湖流域的税粮运出，然后经扬楚运河、汴渠入京。江南运河的航道基本上良好，无须大修。但扬楚运河及扬楚运河与汴渠之间的航道，都需要作较大的改进。原来汴渠与扬楚运河并不直接相通，由扬入汴，舟船还要走一段较长的淮河河道，而这段河道滩多水急，常常损坏漕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北宋前期，先后进行三次施工，傍这段淮河的南岸，从楚州北面的末口，到盱眙东北的龟山镇，凿了长约150里的运河，避开了这段险滩。扬楚运河的突出问题是水枯河浅，不便大船通航。水道西部的洪水威胁也很严重，经常冲断航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宋在高邮湖北筑了一条比较坚固的、长达200里的石堤，以保护航道，并在堤上设置10座石闸，进行有控制的排水。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县）、扬州等地，利用当地自然湖泊，改造成为运河的水柜，以接济运河用水。

　　除太湖流域是北宋的主要产粮区外，四川和两湖的农业生产，也占有一定地位。如何调运这些地区的税粮入京，也是北宋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绕道扬、汴，路程太远；从襄樊陆运，效果太差。经过酝酿，北宋统治者决定穿凿第二条江淮运河。按照计划，这条水道西起江陵，凿渠向东，经潜江境与汉水会合。下一段是利用汉水及其支流白河两条自然水道。白河与淮水支流澧〔li礼〕水很近，如果在这两水间再凿一条运河，江船便可循淮水另一支流蔡河直达汴京城下了。这一工程只完成了一部分，即江陵——汉水之间的渠道凿通了，使江、汉之间的水运“大为利便”。但白、澧之间因为地势稍高，经过两次施工，只能做到通水，而不能通船，功亏一篑。今天，人们掌握了建造高坝技术，可以将白河的水位提得很高，这里便不再成为通水通航的障碍了。计划中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其中有一段就取道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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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经四渠调入汴京的粮食共550万石，其中400万石取道汴河，约占72％。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调入汴京粮食共676万石，其中575万石取道汴河，约占82％。汴河南接扬楚运河，粮食多从南方转运而来。

　　②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此处转引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中册，218—2119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第三章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元，完善于明，到清代，仍然是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它北起全国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市），南到太湖流域的杭州。太湖流域是元、明、清三代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条运河将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结合在一起，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繁荣，加强国家的统一，都有巨大的作用。

　　第一节　凿济州河和会通河

　　自宋朝起，太湖流域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元朝以大都为都。都城官兵、百姓众多，粮食的消耗量极大，每年需要调入外粮200多万石。太湖流域成了大都用粮的主要供应地。

　　起初，南粮北运，元政府采用双管齐下的办法进行。一条管道是海运。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出长江口沿海岸北上，绕过山东半岛，驶入渤海湾，傍岸到直沽（今天津市），然后再循白河（今北运河）达通州（今北京市通县）。海运有优点，如运量大，节省人力和费用，但海难较多，常有船舶漂失，不及河运安全。

　　另一条渠道是河运。将江南粮食装船，沿江南运河、淮扬运河（扬楚运河）、黄河、御河（卫河，相当于永济渠中段）、白河抵通州。这条运道问题较多。黄河为西东走向，北上粮船须向西绕到河南封丘，航程很大；从封丘到御河，还有200多里，无水道可以利用，必须改成车运，道路泥泞，车行困难。

　　元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有一条径直而安全的水道，从大都直达江南。为实现这一愿望，关键问题是山东地区能否穿凿运河，只要在这里凿出一条渠道，南北直运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忽必烈派杰出的水利名家郭守敬深入当地调查，得出肯定的答案后，便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委派兵部尚书奥鲁赤组织人力，在济州（今济宁市）境内施工。第二年完成，这便是济州河。它南起济州鲁桥，北到须城（治所在今东平县）安山，长150里左右。这里地处鲁中山地西缘，与其南北相比，地势稍高。建设这条运河，解决水源问题和比降问题，都是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汶水和泗水是运河附近两条稍大一点的河道，都发源于鲁中山地。前者向西向北流，是大清河的上源。后者向西向南流，是淮水的支流。两者之间，还有一条小水叫洸〔guang光〕水（一说洸水为汶水汊流），其流域地势又比汶、泗略高。于是，建设者们分别在汶、泗上游各建一座拦河坝，将汶、泗两水集中于洸水，沿洸水河道至任城（在今济宁市境）进入新开的济州河。济州河一部分水南流，回到泗水故道，下通淮水；一部分水北流，回到汶水故道，汶水下通大清河。济州河的穿凿，沟通了淮水和大清河。汶、泗两水，雨季、旱季水量的差异较大，为了以丰补歉，保证济州河常年都有一定的水量，建设者们又于河旁修筑一些水柜，进行调剂。

　　由于济州河位于鲁中山地西缘，比南面的泗水河道和北面的汶水河道都高，因此，南北河床的纵比降都偏大。比降偏大，不仅航行困难，而且河水也容易流失。济州河本来水源不足，过多的河水流失，便会导至断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设者们在比降较大的河段上，修建了一批闸门，无船时，闭闸保水，来船时，开闸通航。

　　大清河原是古济水的下游，它下注渤海。这样，南来漕船便可循泗水、济州河、大清河、渤海、白河，直达通州了。不过，大清河也不是一条理想的水道，除其本身水量不足外，又有潮水顶托和河口多沙等问题，漕船常常受阻。人们认为，南北之间内河航运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于是，又有会通河工程的兴起。

　　首先建议穿凿这条运河的是寿张（治所在今山东梁山县西北）县尹韩仲晖和太史院史边源。经朝廷派人深入现场调查，确认切实可行后，命江淮行省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选负责施工，征丁夫三万人服役。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工，南起须城安山，接济州河，北到临清，与卫河会合，长约250里。行船的渠道工程，当年凿成，解决比降、保水等问题的坝闸，则在以后陆续完工。这段新凿的运道，初名安山渠，后来，因为它是条“古所未有”的“通江淮之运”的水道，南粮可以直达京郊，忽必烈十分高兴，正式赐名为“会通河”。

　　鲁西一带，地势高于南面的江苏和北面的河北，是南北大运河的河脊，水源又比较短缺，工程十分复杂，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建成济州、会通两河，使南北水运联成一线，在我国运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两河虽然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还不能通航较大的船舶，因而也没有取代海运，成为南北漕运的主要渠道，但它却为明代完成这一任务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浚坝河、通惠河

　　大都一带的对外水上交通，古已有之。隋朝有永济渠。不过，永济渠的北段主要由桑干水改造而成。桑干水的河道摆动频繁，历史上又有无定河之名，清朝康熙帝期望它不再改道，才命名为永定河。唐朝的某个时候（史文没有记下具体年代），由于桑干水的改道，永济渠已经通不到涿郡了。金朝，中都（今北京市）有一条名叫“闸河”的人工河道，由都城东到潞河，可以漕粮。金后期，迫于蒙古汗国的威胁，迁都洛阳，闸河逐渐淤塞。

　　元朝初年，为了解决大都——通州间的粮运问题，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在旧水道的基础上，拓建成一条重要的运粮渠道，叫阜通河。阜通河以玉泉水为主要水源，向东引入大都，注于积水潭。再从潭的北侧导出，向东从光熙门南面出城，接通州境内的温榆河。温榆河下通白河（北运河）。玉泉水的水量太少，必须严防泄水。运河河道比降太大，沿河必须设闸调整。为了上述两个目的，郭守敬于40多里长的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