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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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顾Ｔ撕雍拥辣冉堤螅睾颖匦肷枵⒌髡Ｎ松鲜隽礁瞿康模鼐从�40多里长的运河沿线，修建了七座水坝，人称“阜通七坝”。阜通七坝闻名大都，民间则称这条运河为坝河。坝河的年运输能力约为100万石上下，在元朝，它与稍后修建的通惠河，共同承担由通州运粮进京的任务。

　　元朝初年，在大都除凿坝河外，还凿了一条名叫金口河的运道。金口河初开于金，后来堵塞。元朝在郭守敬主持下，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重开。它以桑干水为水源，从麻峪村（在今石景山区）附近引水东流，经大都城南面，到通州东南的李二村与潞河会合。这是一条从营建大都的需要出发，以输送西山木石等建筑材料为主的水道。由于金口河的比降更大，流水湍急，河岸常被冲塌；又由于桑干水泛滥时有可能循金口河东下，危及大都的安全，后来郭守敬又将它堵塞。

　　起初，元朝南粮运输入都，虽然实行海运、河运并举，由于海运属初创，船小道远，运量不算太大；而河运又有黄河、御河间一段陆运的限制，运量很少。两路运到通州的粮食总计才100多万石，由通州转运入京的任务，坝河基本上可以承担。但后来，因为海运不断改进，采用可装万石的巨舶运粮，也摸索出比较径直的海道，再加上济州、会通两河的穿凿，漕粮的数量又逐步增加①。这样，大都、通州之间，仅靠坝河转运，就比较困难了，于是有第二条水运粮道通惠河的穿凿。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新河工程正式开工，以都水监郭守敬主其事。开拓水源是兴建这条运河的关键。郭守敬通过实地勘查，知道大都西北山麓，山溪泉水很多，只要将它们汇集起来，新河的水源问题，便可基本解决。于是，他从昌平县的白浮村起，沿山麓、按地势向南穿渠。它大致说与今天的京密水渠并行，沿途拦截神山泉（白浮泉）、双塔河、榆河、一亩泉、玉泉等，汇集于瓮山泊（昆明湖）。瓮山泊以下，利用玉河（南长河）河道，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北面入城，注于积水潭。以上这两段水道是新河的集水和引水渠道。瓮山泊和积水潭是新河的水柜。集水渠和水柜为新河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水量。

　　积水潭以下为航道，它的径行路线为，从潭东曲折斜行到皇城东北角，再折而南下，沿皇城根径直出南城，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到高丽庄（通县张家湾西北）附近，与白河会合。从大都到通县一段，为了克服河床比降太大和防止河水流失，修建了11组复闸，有坝闸24座，并且派遣闸夫、军户管理。这些坝闸，起初为非永久性工程，用木料制作，后来改成永久性的砖石结构。

　　由引水段和航运段组成的这条新河共长160多里。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主体工程建成。它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建成，大都的粮运问题基本解决。积水潭成为重要的港口，“舳舻蔽水”，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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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据彭德清《中国航海史》的统计，由海路北运到京的南粮，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为四万多石，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为43万多石，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为153万多石，增加速度很快。河运也由十几万石增加到几十万石。

　　第三节　会通河的治理

　　起初，会通河的范围较小，仅指临清——须城（东平）间的一段运道。后来，范围扩大，明朝将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茶城（或夏镇）以北的一段运河，都称会通河。会通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西北）决口，洪水挟泥沙滚滚北上，会通河1/3的河段被毁。大运河中断，从运河漕粮北上被阻。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定北平为北京，准备将都城北迁。永乐帝鉴于海运安全没有保证，为解决迁都后的北京用粮问题，决定重开会通河。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他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施工，征发山东、徐州、应天（南京）、镇江等地30万民夫服役。主要工程为改进分水枢纽、疏浚运道、整顿坝闸、增建水柜等。其中有些工程在当年即告完成。

　　改进分水枢纽。元朝的济州河，以汶、泗为水源，先将两水引到任城，然后进行南北分流。由于任城不是济州河的最高点，真正的最高点在其北面的南旺，因此，任城分水，南流偏多，北流偏少。结果，济州河的北段，河道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分水枢纽选址失当，是元朝南北大运河没有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宋礼这次治运河，对它作了初步改进。他除维持原来的分水工程外，又采纳熟悉当地地形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筑了一条新坝，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注入济州河。济州河北段随着水量的增多，通航能力也就大幅度地提高了。

　　几十年后，人们对这一分水工程又作了比较彻底的改进，即完全放弃元朝的分水设施，将较为丰富的汶水，全部引到南旺分流，并在这里的河床上建南北两坝闸，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水量。大体上说为三七开，南流三分，南会泗水，北流七分，注入御河。人们戏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疏浚河道。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将被黄河洪水冲毁的一段运道，改地重新开凿出来。旧道由安山湖西面北注卫河，新道改从安山湖东面北注卫河。改道到湖东，黄河泛滥时，有湖泊容纳洪水，可以提高这段水道的安全程度。又因为这里的地势西高东低，运道建于湖东，便于引湖水补充运河水量。二是展宽浚深会通河的其他河道。一般说，要将它挖深到13尺，拓宽到32尺。这样，即便是载重量稍大的粮船，也可顺利通过。

　　整顿坝闸。南旺湖北至临清300里，地降90尺。南至镇口（徐州对岸）290里，地降116尺。会通河南北的比降都很大。为了克服河道比降过大给航运造成的困难，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31座坝闸。这次明朝除修复元朝的旧坝闸外，又建成七座新坝闸，使坝闸的配置更为完善，进一步改进了通航条件。由于会通河上坝闸林立，因此，明人又称这段运粮河为“闸漕”。

　　除上述工程外，为了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宋礼等人“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置了新的水柜。

　　经过明朝初年的大力治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漕船载粮的限额，每船由元朝的150料①，提高到明朝的400料②；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由以前的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明初成功地重开会通河，加强了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决心，并宣布停止取道海上运输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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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上述数据录自《明史·河渠书》。关于会通河的南北落差，据近代测量，济宁旧船闸底高微山湖南端的蔺家坝底不到二米，高临清旧闸底不到八米。新数据似乎还须重新核实。这样长的河道，如果落差仅有几米，历史上就没有必要建立这么多的坝闸了。

　　②料为古代计量单位。或以一石粮食为一料；或以两端截面方一尺、长七尺的木材为一料。

　　第四节　穿淮北新河

　　自南宋初年，杜充决黄河阻金兵南下起，黄河下游南迁，循泗、淮水道入海。元、明两代的南北大运河，从徐州茶城到淮安一段，便利用河淮水道作为运道，人称“河运合槽”或“河淮运合槽”。它长约500里。黄、淮水量丰富，在一般情况下，运道无缺水之患。但黄河多沙，汛期又多洪灾，也严重威胁航运。人们认为黄河对于运河，既有大利，也有大害，有“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的说法。但自元、明以来，黄河下游由于南迁日久，河床泥沙淤积与日俱增，决口频仍，对于运河，发展到了害大于利的地步。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人们竭力设法变“河运合槽”为“河运分立”，在淮北地区，陆续穿凿了一批运河新道，甚至将会通河南段的部分运道，也予以放弃。

　　最早在淮北开的一条新河叫夏镇新河。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黄河在鲁西曹县、单县等地决口，冲毁了昭阳湖以西一段运河。南北漕运被阻，明朝遂决定穿凿新河。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以盛应期为总河都御史，征集近10万夫役穿凿。工程过半，由于盛氏督工太急，怨声四起，又值大旱成灾，为防止爆发变乱，中途停工，只好草率修复旧道，勉强通航。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黄河又在江苏丰县、沛县决口，昭阳湖以西一段运道堵塞更甚。第二年，遂再度兴工，穿凿新河，由工部尚书朱衡主持，嘉靖四十六年（公元1567年）完工。这段新河，北起南阳湖南面的南阳镇，经夏镇（今微山县治所）到留城（已陷入微山湖中），长140里，史称夏镇新河或南阳新河。旧河在昭阳湖西，原属会通河南段，易受黄河泛滥冲击。新河在湖东，有湖泊可容纳黄河来水，比较安全（图3）。

　　继夏镇新河之后开的另一条新河叫泇〔jia加〕河运河。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黄河决沛县，徐州以北运道被堵，粮船2000多艘阻于邳州（治所在今睢宁西北）。开泇河的建议遂提出，但未被朝廷采纳。几十年后，黄河在山东西南和江苏西北一带再度决口、泛滥加剧，徐州洪、吕梁洪等河段屡屡断水，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在主管工程的官员杨一魁、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相继主持下，除治理黄河外，又于微山湖的东面和东南面，穿凿新河，经过多年断断续续施工，到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全部完工。它北起夏镇，接夏镇新河，沿途纳彭河、东西泇河等水，南到直河口（江苏宿迁西北）入黄河，长260里。它比旧河顺直，又无徐州、吕梁二洪之险，再加上位于微山湖东南，黄河洪水的威胁较小，所以它的穿凿，进一步改善了南北水运。由于它以东、西两泇河为主要补充水源，故名泇河运河。

　　图3　徐州运道的黄、运分立

　　最后，在明末清初，又穿通济新河和中河。泇河运河峻工后，从直河口到清江浦（今清江市）一段运道约180里，仍然河运合槽，运河并未彻底摆脱黄河洪水和泥沙的威胁。因而河运分离的工程继续进行，又相继穿凿通济新河和中河。前者凿于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西北起直河口附近接泇河运河，东南至宿迁，长57里。后者是在清朝初年著名治河专家靳辅、陈潢擘〔bo檗〕划下修建的。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动工，两年后基本凿成，后来又作了一些补苴〔ju居〕。它上接通济新河，下到杨庄（在清江市境）。杨庄与南河北口隔河相望，舟船穿过黄河，便可进入南河。至此，河运分离工程全部告成。

　　河运分离工程是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治理运河的主要工程之一，它的完工，使淮北地区的运河基本上摆脱了黄河的干扰，保证了运河的正常航行。

　　第五节　南河的改造

　　从春秋末年起，江、淮之间一直有运河沟通。这条运河南起今日扬州市，北到今日清江市。它在历史上曾相继被称为邗沟、中渎水、山阳渎、扬楚运河、淮扬运河、淮南河等，明朝称南河。由于它也是南粮北运的必经孔道，而又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也是明清时期治理的主要对象之一。

　　自元朝到明初，这段运河都在淮安城北与河淮合槽连接。平时运河水位高，黄河水位低，运河水量容易流失。黄河汛期，水位黄河高运河低，黄河的洪水和泥沙，又容易冲积运河河道。明朝初年，当陈瑄继宋礼负责治理河运时，在河运交接处，并排修建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坝，以防止运河水量流失和黄河洪沙涌入。当时所以建坝五座，旨在便于舟船分散盘坝，以减少等候时间。以后，又因盘坝毕竟费工、费时，陈瑄又在当地故老指点下，重开宋朝沙河故道，并在道上每隔10里左右修一闸门，共修五闸。舟楫进出河运，改走此道，舟来开闸，船去立即关闭，既便捷，又无运河水量流失、黄河洪沙内灌的问题。

　　在较好地解决河运连接问题的同时，陈瑄也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江运间的通航问题。本来运河只有一口入江，后来，由于长江北岸泥沙的堆积，旧口渐淤，只好又开新口。到明朝，实际上形成了多个通江运口，如仪真（今仪征）运口、瓜洲运口、白塔河口、北新河口等。江运间多口相通，虽有维修工作繁重、容易泄水等缺陷，但优点也不少。一是当时运河已颇繁忙，过往舟船很多，多口出入可以避免拥挤。二是各地来船可以就近入运，既缩短运道，又减少江上风险。如从长江中上游来船，可进最西面的仪真运口；从太湖流域取道镇江北上的漕船，可入瓜洲运口，来自太湖流域取道孟渎或德胜新河的粮船，渡江便可进入白塔河和北新河。陈瑄等对于这些运口，基本上都加以治理，如疏浚港道，建筑水坝和闸门等。在运口修建闸门，工程比较复杂，但它便于舟船进出；在长江水位下降时，可以关闸防止运河水量流失；在长江涌潮水位提高时，可以开闸引水。

　　除南北两端外，明朝对南河的河道，也进行大规模的整治，主要的工程是建湖堤、穿月河等，逐步使湖运分离。

　　南河有很长的航道属河湖不分，即以自然湖泊为航道，漕船穿湖航行。但是，湖大、风急、浪高，常有舟船覆没。为防止湖浪翻船，起初，明朝在宝应老人柏丛桂的建议下，决定修建护船湖堤，另穿航道。较早的一次工程实施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当时发淮扬丁夫五万，“筑高邮湖堤二十余里，开宝应倚湖直渠四十里，筑堤护之。”（《明史·河渠志三》）既在高邮湖中筑堤防浪，保护粮船从堤旁通航；又在宝应湖旁开渠，并在湖渠之间筑堤护渠。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陈瑄主持河运工程时，又把这项工程扩展到白马、氾光等湖（图4）。

　　这种护运湖堤为砖土结构，抗御风浪的性能较差，虽有保护漕船的作用，但其本身极易被风浪摧毁，维修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于是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在户部侍郎白昂主持下，复河（月河或越河）工程开始修建。他主持穿凿的这条复河叫康济河，长40里，西距高邮湖数里，在旧渠之东，引湖水为水源。由于离湖较远，风浪不及，比较安全。继白昂之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采纳总漕都御史李世达建议，又在宝应湖东穿弘济月河，长1700余丈。接着刘东星也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邵伯、界首两湖的东面，分别凿成邵伯月河和界首月河。前者长18里，宽18丈多，后者长12里多。经过这一系列工程，南河航道，基本上摆脱了湖浪的威胁。

　　图4　江淮间南河的治理

　　第六节　其他运道的浚治

　　太湖流域是明朝的主要产粮区，“国税”约占全国1/6以上，外运任务繁重。由于水量丰富，这里航道的情况基本良好。但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明朝也一再动工建设这里的航运工程。除了治理地势略高的镇江——常州一段江南河的水道外，主要的是改造孟渎。孟渎在江苏常州市西北，西南通江南运河，东北通长江，为唐人孟简改造旧水道而成，用于溉田和排泄太湖流域的洪水。明永乐时，征集民夫10万加以扩建，使之也成为重要的北通长江的运粮渠道。此外，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又在孟渎之东穿德胜新河，给江南运河开辟了又一条入江支线。

　　大运河中，临清——天津间的一段航道，由卫河改造而成。卫河本身水量不足，主要由漳水补充。但漳水水量变化很大，河道也常有变迁。为了不至因漳水改道而卫河缺水，也为了不致因漳水发水而卫河溃决，明代在卫河上也修建了不少工程。除引漳工程外，还凿了一批减水河，如山东恩县（并入平原县）四女寺减河，河北沧州捷地减河，青县兴济减河等。这些减河可使卫河中过多的水，有控制地东排入海，以保证运河不被洪水冲毁。清朝也很重视对这些减河的维修。

　　京杭大运河，由于明、清两代人们的不懈努力，与元代初建时相比，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只有通惠河（明、清叫大通河）是另一种情况，它萎缩了。在元朝，通惠河主要以西山诸泉为水源，虽不充裕，但总还能维持大都到通州的航运。明朝以后，由于白浮泉等日益干涸，以及皇家园苑耗水剧增等原因，运河水量严重不足。其间，虽然经过人们一再整治，如明朝多次修理沿河坝闸，尽量减少水量流失；清乾隆时开辟昆明湖，以增加蓄水量，但都没有明显好转。运河粮船只能到达通州，只有小船经盘坝后，勉强可以通到大通桥。

　　京杭大运河长1790多公里，是古今中外最长的运河。沿线自然条件复杂，地势高低不一，水源丰枯不等，洪沙灾害频仍。人们用开拓水源、设置水柜、建立坝闸、分离河运、穿凿减河等工程和方法加以克服，使这条最长的运河经久不衰，历时长达六个世纪。这是千千万万人民聪明睿智、顽强拼搏的结晶，是民族和国家的骄傲。

　　元、明、清三代，国家的统一不断加强，与大运河促进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有密切的关系。大运河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我国农、工、商业都很繁荣，特别是运河地区。当时全国兴起了30多座城市，绝大部分分布在运河沿线。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这里诞生。

　　到19世纪末期，由于黄河北迁，大运河遭到严重破坏；又由于火车、海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铁路、海运等南北新的交通干线的形成，大运河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不过，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进展，大运河将再度焕发青春。

　　第四章　四川都江堰

　　都江水利系统，位于岷江中游成都平原。它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航运等作用。在古代，由于玉垒山、灌县、岷江曾分别称为湔〔jian煎〕山、都安县、都江，所以在南宋称都江堰以前，它又有湔堋〔peng朋〕、湔堰、都安大堰等称谓。这一工程既古老又年轻，在历史上，无论在工程配置方面，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外水利史上的明珠。

　　第一节　开明平治岷江洪水

　　岷江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岷山南麓，海拔4000多米，至宜宾汇入长江，全长约735公里。自源头到灌县为上游，穿行于坡度很陡的崇山深谷中，340公里的水程，竟下降3000多米，水流湍急。从灌县到乐山，从乐山到宜宾，分别为岷江中下游，它蜿行于坡度很小的成都平原，流水缓慢。

　　川西一带是我国著名的多雨区，人们称为“西蜀漏天”。所以岷江的水量非常丰富，年均径流量为868亿立方米，居长江各大支流之首①。又由于这里的降雨比较集中，全年近50％的雨量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因而这一期间，岷江经常出现洪峰。在灌县，洪峰有时高达7000/秒立方米，约为中等水量年秒平均流量的15倍。

　　因为岷江洪峰的流量很大，又因为当它流到灌县时开始进入平原，流速骤然由快变慢，所以洪水极易在此泛滥成灾，使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沦为泽国。因此，川西人民平治岷江洪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治岷工程，是穿凿一条泄洪水道，即《尚书·禹贡》中所说的“东别为沱”。它由灌县分岷江洪水向东，流入沱江。古代称这条泄洪道为江沱。《禹贡》成书于战国，因此，战国时已有这条分洪道，应无问题。但《禹贡》把它说成是大禹的业绩，未免有托古之嫌，不一定可信。汉人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qu瞿〕的《华阳国志》，都将这一工程记作“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认为它是在蜀相开明主持下完成的。成书于北朝的《水经注》也说，“江（岷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为春秋后期人，他主持决玉垒山，使岷江东别为沱，比较接近事实②。

　　玉垒山古代称湔山，位于岷江东面，灌县西部。所谓决玉垒山，就是将玉垒山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分岷江水东入泄洪道的进水口。它就是后来的宝瓶口，为都江水利的三大渠首工程之一。今日宝瓶口宽20米，高40米，长80米。这样大型的工程，当然不是开明一蹴而成的，而是经过历代加工和长期水沙磨蚀的结果。但许多人认为，其雏形当是开明所奠定。从另一方面说，宝瓶口又是控水口，由于两岸都是石壁，非常坚固，多大的洪水也不能把它冲毁，控水的性能良好。根据当代实测，灌县岷江洪峰，即使高达每秒5000多立方米，而宝瓶口的进水量，仍然在每秒500立方米上下，不会酿成成都平原的洪灾。从宝瓶口到金堂的这条泄洪道，长约100公里，大体说，其上游相当于今天的柏条河，下游为毗〔pi皮〕河。由于金堂比灌县海拔约低300米，所以江沱的比降较大，行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