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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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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继又率苏南主力部队北渡长江，任苏北指挥部指挥，联络友军和开明士绅，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指挥黄桥战役，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为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 年11 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 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等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先后发表了《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等指导部队建设的重要论著。指挥华中9 万部队，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坚持抗战， 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 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 年11 月赴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率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50 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向华东解放区的进攻，1947 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介石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74 师。1947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卒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 年5 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赴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 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
1949 年5 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筹建华东海军、空军和技术兵种，加速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时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与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 年2 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1969 年夏，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59 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2 年1 月6 日在北京逝世。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生前发表过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1977年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
* * * * *
陈毅同志从1928 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率部赴井冈山会师，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领新四军转战，直至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治军有方，多谋善断，威震敌胆。他为人坦诚，兼资文武，博学多才，诗词闻名军内外。本篇仅记述他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到进军中原这个时期创出光辉业绩的片断。
转战赣粤边
从1934 年10 月到1937 年秋，陈毅一直在赣粤边转战，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1934 年10 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24 师及地方武装共1。6 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命项英为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当时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中央还规定，必须待野战军突围到湖南后，才能公开宣布野战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 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必须坚守的阵地。
这时，陈毅因8 月在兴国老营盘作战中大腿负伤未愈，还躺在病床上。
本来，医院要给他开刀，但因没有电源，无法拍X 光片子，以致搁了下来。
当他得知红军主力将要转移时，十分着急，马上给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接信后，在百忙中赶赴医院，询问情况，并将战略转移的安排告诉陈毅。医院接到周恩来派人送去电台使用的发电机，立即打开已包装好的调光机等医疗器械，给陈毅拍片、检查，确诊其右跨骨粉碎性骨折，随即给他动了手术。陈毅在麻醉清醒过来后，不顾刀口的剧烈疼痛，于10月10 日下午躺在担架上，到中央机关同周恩来等告别。
项英10 月12 日送别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及最后撤离的队伍，在第二天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部署，并就如何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如何坚持斗争初步交换了意见。
从10 月7 日起，红24 师和独立团、营奉命接替红军主力防务，让主力先秘密至赣南集结，补充兵员和弹药、物资，进行政治动员，并于10 月21日至25 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同时，积极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以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谭震林曾经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军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
陈毅为揭露国民党欺骗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于11 月7 日发布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1 号布告，其中有鼓动白军士兵“莫听军阀欺骗”，“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等内容。这个布告很快传遍苏区内外。
1934 年初冬的寒风格外凌厉。
敌人乘虚大军压境。我军迅即采取措施。
这年11 月间，随着国民党军近20 万大军的围攻，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紧张。陈毅和项英一起商量对策，迅速对这场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其中包括：派张鼎丞等一批干部到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继续组织疏散，分散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少数送到白区治病：新建中共信（丰）南（康）
赣（县）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调红军1 个营去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这为尔后转战赣粤边打下了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地根据项英、陈毅的安排，陆续开展起游击战争。
中央军区举办游击训练班，培训骨干，陈毅还给他们上过课。敌人占领瑞金等地后，游击武装立即建立起来，展开活动，用实际行动表明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这给人民群众以鼓舞，给敌人增加了压力。
革命形势的恶化，少数不坚定分子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军。陈毅认为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对叛徒绝不能心慈手软。为打击反革命气焰，他断然以中央政府办事处名义，于12 月20 日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震撼了敌人、巩固了内部。
为了适应更艰苦的斗争形势，陈毅对政府部门作了认真精简、撤销或合并，将人员分配到各地参加游击战争。他的妻子赖月明，原在江西省少共儿童局工作，11 月就被他动员回她老家兴国县从事地方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留下的1 万多名伤员中，数千名重伤员的安置异常困难。到1935 年2 月，在于都南部还有2000 多名重伤员。他们行动不便， 严重的敌情已不允许他们集中安置。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伤员讲明严重的敌情和险恶的处境，亲切耐心地动员他们立即疏散，同时亲自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分头收容安置。他恳切地对群众说：“你们把这些负伤的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
经过多方努力，群众把伤员当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很快就把重伤员疏散安置了。
1935 年2 月5 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对中央这一指示和随后指示的贯彻，陈毅都参与研究，作出进一步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余领导干部，包括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去福建领导斗争，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同志由武装护送向福建转移。
春寒料峭，形势愈加恶劣。
到2 月下旬、3 月初，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向“三角地区”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危急。按照中央分局部署，部队分9 路先后突围。
3 月9 日，陈毅和项英在于都南部的上坪预定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那一天，是异常艰难的。当时部队已经集合，但要等向中央的报告发出后才好走。
那时，由于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电台联络困难，待到下午5 点电台叫通时，敌人已经临近，电报发出后，就被迫埋掉电台，烧掉密码，从此，项英、陈毅同党中央失掉联系，更增加了新的困难。在他们行动前，贺昌带2 个营于下午3 时先行突围，中敌埋伏，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项英、陈毅带1 个营行动时己是晚上，又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他们在那一带转来转去，就是转不出去，都碰到敌人阻拦。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分散行动，改向赣粤边突围。这时，他们巧遇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即由他带着走崎岖小路，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突出重围，于3 月下旬到达大厦（今大余）东南的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接着，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的余部也到达那里，加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共1200 余人。于是，项英和陈毅确定在油山建立根据地。
时光短暂，找到了落脚处。
抓紧时机，统一思想，新的起点开始了！
1935 年3 月下旬，陈毅同项英到达油山后，开始了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
赣粤边，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的南方游击区之一。它位于赣南与粤北交界处，以大余岭之油山为中心，北与诸广山相连，南与九连山接壤，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定南、全南和广东省的南雄10 个县的部分地区，中心区域在信丰、大余、南雄3 县毗邻之边界。此处地势险要，宜于游击回旋。
陈毅和项英进抵油山后，立即去看望从于都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指战员们看到项英、陈毅安全到达，非常高兴。陈毅豪迈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指战员们。
项英、陈毅在听取了红军指挥员的汇报后，对赣粤边局面的开展及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面，甚为称赞，同时认为有必要对今后斗争作出新的部署。
4 月中旬，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从汇报中看出，当时有三种情绪：一是，盲目乐观。认为在赣粤边已集中1000 多人，可以大干一场了。二是，盲动主义。认为应和敌人挤个痛快，拼掉几个算几个。
三是，悲观失望。认为革命失败了，应当躲藏不露面，红军主力不回来就不能和敌人作战。陈毅和项英一致认为，这些情绪问题不解决，斗争就难以正确地开展起来，必须尽快统一认识，便于统一行动。
项英在报告中，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了新的斗争方针，作出了新的部署。他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虽然失掉，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
他还针对游击主义倾向，指出：“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
陈毅在讲话时指出：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同时，他提醒大家：“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的。”
陈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同敌人死打硬拼。他深刻、生动他说：
“如果跟敌人硬拚，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
陈毅在讲话中强调要转变斗争方式，改变不适合游击战争的做法。他说：
“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
项英、陈毅的讲话，使大家开阔了心胸，统一了认识，看到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长岭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斗争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确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确定在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设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龙南、全南、定南）等县委，部队编成4 个大队，下面再设若干10 多人至20 多人的分队，便于进行小规模的、分散的游击战；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或与优势之敌决战，以兜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打击弱小之敌，来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
这次会议对分兵作战作了具体部署，确定在赣粤边的5 个地区，包括： 位于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油山区，南雄西北帽子峰周围的北山区，以大龙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区，龙南、全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南山区，赣粤湘三省交界处的上犹、崇义区，分别建立游击区。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仅率1 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在内的精干队伍，以帽子峰为依托，通过新建立的交通联系网，指挥赣粤边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是项英、陈毅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它对胜利坚持南方特别是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赣粤边的阳光红似火。
“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激烈地展开。
1935 年5 月，项英、陈毅在赣粤边直接领导的游击战争，开始了艰苦的岁月。
这时，蒋介石为消灭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成立了以余汉谋为司令官的“赣南第6 绥靖区”，调集正规军和保安队三四万人，用赣粤边游击区周围的河流、公路、村庄构成3 道封锁线，开始大规模“清剿”。余汉谋还狂言：“要在3 个月内消灭游击队。”
项英、陈毅面对超过我军数十倍的强敌的进攻，坚定地紧紧依靠群众，运用公开与半公开、分散与集中、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来领导反“清剿”。
陈毅他们不能住村庄，就搭棚隐蔽。一般的，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条件许可时，就用竹子搭。后来，因棚子目标大，不能住，只好改用雨伞。大余岭的雨季时间长，他们就设法买雨布，在四角钉上绊子，挂在树上，既可以遮露挡雨，又携带方便。
陈毅他们为缩小目标，便把游击队化整为零。多者10 余人，少则三五人， 把打游击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成为“武装工作队”，他们改扮农民装束，把枪托锯短，以便隐蔽。他们与“清剿”的敌人捉迷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暴露目标。
陈毅他们为对付“清剿”，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口号。要求干部、战士学会一门手艺，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掩护开展工作。交通员赖文泰是铁匠出身，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通过为群众补锅补盆来进行工作。
杨尚奎会编篾器，就以此来掩护。有人问他是什么人？群众说“是新请来的篾匠。”人们见他编的自制品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不会手艺的干部、战士就下田劳动，和群众广交朋友，既扩大政治影响，又可逐步发展组织。
陈毅经常用毛主席教导的“叫化子打狗靠面墙”来启发大家懂得，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必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反“清剿”。在基础较好的地区，组织不脱产的游击小组，仅油山和北山游击区就组织有以党员为核心的游击小组50 多个。他们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当向导，作侦察，搞情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信丰上乐、坑口一带群众，组织起来为游击队站岗放哨，还规定了暗号，发现敌人进山就喊“牛吃禾了！”以示游击队上山隐蔽。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情报，帮助购买食盐、电池、纸张等物品。1936 年6 月，陈毅伤口复发，在大余彭坑周蓝嫂家养伤，她精心照料，还机智勇敢地掩护陈毅躲过敌人的“搜剿”。
陈毅他们对游击队行动保密要求很严。当时，敌探常在路旁沟边察看有无游击队的足迹，到山顶上观察有无游击队做饭的火烟，在山林草丛里窃听有无游击队说话或咳嗽的声音，发现“情况”立即报告，调兵来“围剿”。
据此，游击队一般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山路；遇到雨天，为不留脚印，有时干脆在水沟里走。对必经之路，留人在后面处理脚印。做饭时，尽量做到白天做饭不冒烟，夜间烧火不透光，陈毅还告诫行军爱讲话、爱开玩笑的同志：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难免无敌探，
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对反“清剿”战斗的原则，项英、陈毅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作了规定：
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嫌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游击队就运用这些原则，来打击敌人。
1935 年夏，粤军正在紧张。‘清剿”，油山游击队得知敌后方南雄的乌径空虚，就跳出敌包围圈，急行军100 多里，天亮前赶到乌径，全歼敌军靖卫团， 吓得“清剿”的敌人调兵回防乌径。5 月，油山游击队乘夜潜入大余的游仙圩敌据点，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将碉堡内的敌人引到外面加以消灭。接着，游击队又袭击了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打死矿警队长，扛走枪支弹药，迫使“清剿”北山的敌人调兵来安定后方。9 月，南雄游击队在甫雄至大余的公路上，袭击敌3 辆汽车，缴获大量弹药和医疗药品，还让驾驶员带走宣传品广为散发，影响很大。
红军游击队还根据项英、陈毅的要求，重视配合作战。当敌人大举“清剿”油山、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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