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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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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陆续撤走。项英、陈毅鉴于时机成熟，确定以陈毅名义，给大余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军事活动，国民党也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彭育英立即回信，希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去谈判。
没过几天，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到大余城同国民党县长彭育英谈判。陈毅进城时，受到各界欢迎，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代表”等口号。在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姓肖的司令夸耀他们有8 个保安团等部队，陈毅针锋相对地对他说：“我知道，现在抗日，你们手里这些兵和保安团，算什么呢？要是再打我们，那就成了汉奸。”这番话，使那个司令狼狈不堪。
由于大余县长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便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
陈毅乘坐汽车抵赣州时，受到隆重欢迎，军乐队奏起欢迎乐曲。在两年多前，陈毅曾预言：“总有那么一夭，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此时成为现实了。
在赣州，国民党官员要陈毅谈谈下山的感想。陈毅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2000 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花红涨到5 万元。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5 万元跌到3 万元，后又跌到200 元。
你们出200 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这是他对国民党的深刻揭露和无情讽刺。国民党官员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
陈毅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经过激烈斗争，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武装及集中后的待遇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9 月下旬，项英到南昌谈判时，得知党中央代表博古正在南京谈判，立即去电转报党中央，报告他们在江西谈判的简要情况。
在这期间，项英、陈毅从全局考虑，派陈丕显等到瑞金等地，向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为尔后将南方各游击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作了准备。这就同党中央决定将南方8 省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想到一起了。同年10 月，国共两党对此达成协议。
10 月下旬，项英奉命动身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 日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陈毅及各游击区军民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项英离开赣南前，委托陈毅负责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此时，各地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取得许多进展，在南昌、吉安等地设立了接洽处，然而使各地游击健儿在思想上转好由内战到抗日、由“反蒋”到“联蒋”的弯子仍是个大问题。项英请陈毅亲自去湘赣边游击区一趟，并以他的名义写了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11 月中旬，陈毅到湘赣边游击区，向游击队负责人讲了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负责人觉得有道理，但联系头几天国民党军沿陈毅所走的路搜山，以及陈毅装束等情况，又怀疑他是“叛徒”，并把他绑起来，还准备杀掉他。陈毅对湘赣边游击区负责人谭余保严厉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
这也难怪谭余保。
1935 年6 月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怕上当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同陈毅谈话中，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为搞清真相，派交通员下山到吉安了解情况。交通员到吉安红军游击队接洽处，得知陈毅确是上山联络的党代表，他带着文件连夜回山。谭余保听了汇报，看了文件，顿时热泪滚滚，立即亲自给陈毅松绑、陪礼道歉。陈毅对谭余保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今天的问题，我们要赶快下山。”第二天，湘赣省委开会，陈毅对与会者说：“你们下山后要抓住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抗日爱国的就欢迎。”
不久，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和其他13 个地区的红色游击健儿陆续下山，开赴指定地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战斗在新四军
形势与任务骤变，3 年的残酷内战暂告一段落，红军游击队壮大了，陈毅的心花怒放。然而，他深知面临抗日战争艰巨复杂的斗争，重任在肩，他愤恨日寇的疯狂侵略，决心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率领新组成的新四军奋战到底，不获胜利誓不罢休。
1938 年春，新四军第1、第2、第3 支队奉命到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然而集中后如何部署还是个问题。开始，国民党划定新四军作战地境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之线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还不准越界。对国民党当局“借刀杀人”的阴谋，陈毅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都看得很清的。
在新四军刚组建时，陈毅就和项英于2 月14 日向毛主席报告：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 日电的行动原则， 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叶挺、项英在派粟裕于4 月28 日率先遣支队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后，确定陈毅率第1 支队进军苏南敌后，和随后跟进的第2 支队一起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5 月初，陈毅率第1 支队由岩寺地区进至南陵。
这时传来毛主席的“五·四”指示，强调“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
5 月28 日，陈毅在南陵进行出征前的动员时，响亮地提出“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他运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指出：要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地发扬我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的特长，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用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战术手段，来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集小胜为大胜。他强调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各项规定，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是发动敌后人民抗战的中心环节。陈毅的报告，明确了斗争方针，增强了部队胜利信心，对胜利开展苏南敌后抗战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6 月1 日，陈毅率1 支队从宣城至芜湖之间穿过封锁线，14 日到达茅山地区。
6 月下旬，陈毅接到项英23 日的信。信中谈到了关于第1、2 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项英指出1 支队到达指定地区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同时使本军在全国政治地位提高。建立根据地是在执行这个任务中同时并进，因为胜利是争取群众、创造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建立根据地是争取胜利的必要基础。”
项英对建立根据地，组织小型游击队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进击，扶持、改造民众武装，扩大部队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陈毅在与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等领导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把打政治仗、军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
陈毅首先把增强群众对新四军的信任，当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前提。他认为，这是新四军在茅山站住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此，部队坚持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群众不让进村，就露宿田野；不卖给粮食，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动群众一粒粮食。陈毅以身作则，几次露天宿营，不进民房，在屋檐下坐到天亮。有一次，陈毅派两个战士给较进步的国民党句容县二区区长樊玉琳送信，邀请樊到他司令部驻地乾元观作客。信送到樊家时已是深夜，樊怕兵匪扰乱不敢开门，送信的战士就耐心在外面等候，待天亮后才递上信。樊玉琳就从这最初印象中，对新四军和陈毅由敬佩、接近，到毅然参加抗日斗争。陈毅关心群众疾苦，对勾结敌伪阻碍抗日，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朱永祥等部，坚决打击。在广大群众对新四军信赖的基础上，共产党领导的“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日组织迅速建立起来。
陈毅把指挥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当作头等大事。他指出，要使群众认清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需要拿出消灭日伪军的实际行动来。在他的指挥下，1 支队在头3 个月内，就取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7 月1 日夜袭新丰车站，用袭击、白刃格斗和火攻，消灭日军40 余人。7 月10 日，在句容新塘附近，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2 辆，毙伤日军40 余人。7 月中下旬，夜袭南京城郊的西善桥、麒麟门等日军哨所，重创日伪，威震南京。8 月12 日夜，袭入句容城，捣毁伪县政府，毙伤日伪军40 余人。8 月23 日，在丹阳县珥陵镇附近伏击日军船队，毙伤敌49 人，俘日军1 人。陈毅所部的英勇善战，使苏南各界群众看清新四军不仅真抗战，而且能抗战，威名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和南京、上海。
陈毅把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重要位置。他亲自同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进行联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他争取茅麓农林公司经理纪振纲抗日，就是突出的事例。纪振纲是民族资本家，当时对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感到痛心，对共产党的主张将信将疑。上海失陷后，纪振纲收编国民党军溃退的300 多人建立自卫武装，装备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自然开始对装备很差的新四军看不上眼。陈毅亲自登门做工作，讲抗战道理，加上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使纪振纲逐步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向新四军捐献物资、药材，后当日军侵占茅麓公司并要他出面组织伪政权时，他毅然把茅麓公司的人和枪全部交给新四军，自己只身去上海。在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的基础上，陈毅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邀请各界代表到镇江宝埝镇（今属丹徒）举行镇江、丹阳、金坛、句容4 县抗敌总会成立大会，亲自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成立4 县抗敌总会宗旨的报告，选举纪振纲为总会主任，樊玉琳、王庆丰为副主任，因纪未到会，由樊玉琳任代主任。这是当时苏南民主政权的初级形式。
陈毅把团结改造游击武装，当作发展壮大部队的大事来办。当时苏南游击武装很多，每股几十人到几百人，有枪有地盘。陈毅正确执行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同各游击队广泛联系，帮助调解纠纷，使他们化仇为友、共同抗日，继而派干部去加强政治领导，教会他们打游击，逐步进行改造。新四军的英勇善战和严明的纪律，使许多游击队愿意向新四军靠拢，乐于接受共产党领导。对管文蔚领导的丹阳县国民抗日自卫总团的改造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自卫总团1938 年2 月建立，陈毅在7 月约见管文蔚时，称赞该部配合进行新丰战斗的行动，阐明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研究了该部的改造和发展问题。管文蔚表示接受新四军的改编和指挥，希望派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不久，陈毅派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到管部观察，委任管文蔚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并陆续派郭猛、张震东、惠浴字、吉洛（姬鹏飞）、张藩等一批干部去加强领导，为该部后来改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及执行各项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为尔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诞生不久的新四军健儿，武器装备简陋，然而，机智英勇，几次与日军交锋，初战告捷，军威始展，民心振奋。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所率的部队枪炮不对民族的大敌，却向新四军攻击，用心险恶。
根据战争态势发展的需要，奉党中央的指示，陈毅挥师挺进苏北。
1940 年，国民党顽军在苏南、苏北等地区接连向新四军进攻。中共中央书记处1 月19 日给新四军指示中，强调“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中央批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对党中央这一决策，陈毅是热烈拥护的。
这时的苏北，是指东起黄海、西至运河、北达陇海路、南抵长江的广大地区，是宁、沪、徐、蚌的侧背，是联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纽带，是日伪、顽、我必争之地。
陈毅进到茅山不久，就对发展苏北着手安排。1939 年1 月后，派丹阳游击纵队向沿江地区发展，控制了扬中和江都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使新四军获得了向江北发展的跳板。10 月，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陈毅协助他们运送弹药过长江。陈毅认为这是搞统战的良机，立即表示同意。11 月，他派张道庸（陶勇）、卢胜率第4 团主力用护送弹药名义，在北渡长江后与管文蔚部梅嘉生支队合编，改名苏皖支队，进至扬州、天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接着，他又将叶飞第6 团和管文蔚部合编组成的新四军挺进纵队陆续派往江北，进至江都吴家桥地区。这就造成了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陈毅对当时苏北政治形势作了认真分析。认为除日军力量最强外，国民党军力量很大，但情况复杂。包括两部分：一是位于兴化以北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是顽固派，约7 万人，是苏北抗战的绊脚石； 二是位于泰州一带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部，约3 万人，以及位于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太运部，都是地方实力派。他们与韩德勤有区别，也有矛盾。
据此，陈毅确定斗争策略是：灭敌、联李、反韩。
陈毅为发展苏北，对付韩德勤，曾三次由江南赴泰州争取“二李”。
陈毅第一次赴泰州，是1939 年8 月下旬。这是由中共苏北特委副书记惠浴宇通过李部第2 纵队司令颜秀五帮助联系的。陈毅初次与“二李”见面， 目的在于联络感情，宣传抗日主张，希望与他们共同发展苏北的抗日事业。
“二李”也希望借助新四军的力量对付韩德勤，因而热情接待，李长江出面欢迎，李明扬主持宴会。这次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但确使李明扬对陈毅留下了良好印象。
陈毅第二次赴泰州，是1939 年12 月初。这时“二李”见新四军帮助护送的弹药完好无损，认为新四军有诚意，因而与新四军的关系较前亲近。陈毅便抓住时机，再次赴泰州同“二李”共商抗战大计。
陈毅在动身前做了认真准备，从战利品中挑出30 支日本三八式步枪送给他同“二李”的引见人颜秀五，挑1 匹好马送给李长江，把1 把指挥刀送给李明扬。
陈毅二进泰州后，和“二李”从运送弹药谈起，到国民党顽固派压迫异己，共同语言颇多。李明扬联系上次通过韩德勤的关系运弹药，层层克扣；而这次由陈毅帮助运，1 箱未少，他一再称赞“新四军够朋友”。交谈间， 陈毅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向李明扬致意，李明扬甚为感动，后来他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在这里被打垮了，到延安去，玉阶（指朱德）会招待我的。”
他们对陈毅介绍的新四军练兵方法很感兴趣，邀请陈毅给他们的教导总队训话。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接着，李明扬又回拜陈毅，观看了由陈毅夫人张茵主演的话剧《兄妹》，激动得老泪横流。李明扬提出请新四军派人帮助他办政工干部训练班，陈毅满足了他的要求，不久在泰州开学。
对陈毅二进泰州同“二李”会谈的情况，项英于12 月10 日向党中央作了报告，称：“最近，陈毅到泰州与李长江、李明扬等会晤，所谈甚好。”
其中，“二李”提出：陈部东进到启东、海门、如皋、东台一线，他可以接济经济，挂他的番号，并拨一部分武装由陈指挥；新四军、八路军取得联络，打成一片，并在他防区内帮助我军发展部队。陈毅提出：第4 团张道庸部北进与罗炳辉支队的周骏鸣团取得联络；挺进纵队在大桥、吴家桥地区待命，准备与“二李”部队配合向东发展。
在这以后，李部与新四军的联系增多。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大桥战斗中痛击日伪军，声威大振。但也引起“二李”对新四军的疑惧，加上韩德勤的挑拨，使李部与新四军的关系发生了波折。陈毅为稳住“二李”，认为有必要再去泰州。
陈毅第三次赴泰州，是1940 年3 月。这时韩德勤的主力正围攻半塔集， 挺进纵队主力俞往增援，因而陈毅这次去泰州是很危险的。“二李”对陈毅接待的规格依然颇高，当晚在公馆里宴请，备有鱼翅等名菜。在席间交谈中，陈毅再次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要他们明辨是非，坚持正义，不要跟在顽固派韩德勤的后面跑。陈毅语重心长的谈话，李明扬甚为感动，表示他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谁知宴会进行到一半，韩德勤的参谋长陆某带着20 多名卫士闯进“二李”公馆。原来是韩德勤的特务报的信。这时，宴会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陈毅却毫不在意地说：“不要说韩德勤的参谋长，就是韩德勤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和他是老相识了，1931 年在江西时，他就是我们的马前败将。眼下，你们在泰州还不好对付吗？”李明扬镇静了一下，要李长江陪陈毅等吃饭，他自己出去应付。陈毅在宴会告辞后，以大桥驻地附近发现敌情、来不及告辞为由，连夜出泰州城，返回吴家桥。
情况的发展往往不一帆风顺，需要高级指挥员及时明察，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
1940 年6 月，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顽固派在苏南、苏北向陈毅部步步进逼。陈毅鉴于在苏南、苏北同时对付顽固派已不可能，于6 月15 日毅然决定将苏南主力移往苏北，并向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报告。他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第2 团、新6 团等部，立即向北移动。同时，他将留苏南的3000多名指战员重新编组，成立新的江南指挥部，由罗忠毅带领坚持斗争。
陈毅在率江南主力北移途中，接到急报：李长江指挥13 个团，于6 月28 日向位于泰州城西北的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发动进攻。这是韩德勤策动李部制造的磨擦事件。陈毅一面呼吁“二李”停止进攻，一面电令挺进纵队坚守待援，并急调苏皖支队驰援，自己将苏南北移部队交副指挥粟裕率领，便连夜动身赴江北。
7 月3 日，当陈毅赶到郭村时，被迫自卫的挺进纵队已击退李部进攻， 正在苏皖支队配合下乘胜反击。陈毅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为了继续争取“二李”，孤立韩顽，确定和“二李”重修旧好，立即命令追击部队不准进泰州城，将俘虏的700 余人全部释放，并归还部分枪械。李明扬从兴化回到泰州城，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不得不赔礼道歉，送来鱼肉烟酒，表示愿守中立。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于7 月8 日到达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为3 个纵队、9 个团：第1 纵队，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辖第1、第4、第5 团；第2 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委，辖第2、第6、第9 团；第3 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刘先胜任政委，辖第3、第7、第8 团。共700 人。至此，陈毅开辟苏北的斗争进入新阶段。
夏日，天气闷热。新组成的苏北新四军部队斗志昂扬，向何处进军，站稳脚根，再求发展，是苏北指挥部面临的重大抉择。
具有远见卓识的决战即将在黄桥展开。
1940 年7 月，陈毅所部到达吴家桥地区后，首先面临着向哪里发展的问题。因那一带地区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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