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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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浊浪，是由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少数人掀起来的。8　月，湖边地委干校学员毕业，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统一分配。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去干校处理这件事。他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魏定远被调到地委来，王须仁亲自审讯。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托派组织的？”

　　托派组织是什么？魏定远莫名其妙。

　　“你是怎样煽动学员闹事的？”

　　学员要求回乡工作，合情合理，无可非议。

　　“你们组织里都有谁？”

　　怎么？自己竟成了反党组织成员？魏定远大吃一惊。

　　王须仁非要审出个结果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吊起来，打，架杠子，压。皮肉难忍，屈打成招。魏定远成了湖西地区的首名“托派”分子。第一批“托派”名单列出来了。

　　“肃托”这一套，并不是王须仁的个人独创，他手里持有上级发来的护符般的“肃托”小册子。“托派”本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派别，30　年代的苏联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反托斗争，有许多无辜的共产党员遭到杀害。在中国，虽出现过陈独秀的托派活动，但抗战期间，并没有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可是，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

　　1938　年1　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抛出了题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把“肃托”和抗日相提并论。这篇长文被印成小册子，流向山东，流向湖西。心怀叵测的人以此掀起浊浪，有恃无恐。

　　真诚善良的人对此恐惧不安。

　　微山湖的浊浪开始扩散。

　　浊浪带着一种捉摸不定的神秘色彩。

　　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4　大队政委王凤鸣推波助澜。

　　王须仁老奸巨滑，王凤鸣野心勃勃。两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打着“肃托”的幌子，干起陷害同志、滥杀无辜的勾当。“托派”越肃越多，范围越来越大，“逼供信”越来越严重。不仅一般干部被咬成“托派”，而且湖西区党委9　名常委，除了书记白子明以外，其他如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组织部长郝中士、青年部长孙衷文和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都被诬陷为“托匪”抓起来。

　　王须仁故作惊慌地请示王凤鸣：“查出这么多坏人，这可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反必肃嘛！”王凤鸣胸有成竹地说：“托派跟汉奸一样，是抗战的敌人。当了人民公敌，天王老子也不能放过！”

　　在所谓敌情紧张，上级指示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借口下，王须仁开了杀戒。

　　当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分散在陇海铁路南面和离微山湖较远的边沿地区，湖西只有4　大队。“肃托”的恶浪很快卷入4　大队。许多干部被审讯，　一些经过红军长征的营连干部，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抓起来。有一次，344　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部队路过4　大队驻地，听到4　大队在夜间杀人，感到有问题，便问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4　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梁兴初负责军事工作，不了解“肃托”的具体情况。他给王凤鸣提了意见，王凤鸣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秘密联系，突然把梁兴初逮捕起来。

　　9　月18　日，“两王”操纵召开了公审大会，贴出谎称“奉中共中央命令”　的布告，杀害了一批干部！

　　独揽湖西边区党政军大权的王凤鸣自命不凡，为所欲为。

　　关在深宅大院里的一批“囚犯”危在旦夕，翘首远望。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劝阻不成，向115　师发出急电。

　　在湖西“肃托”事件的危急关头，罗荣桓政委从鲁南飞马而来。

　　他是在接到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同志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同志的电报后，得知湖西“肃托”严重情况的。王凤鸣和王须仁独揽大权，乱捕滥杀，事先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115　师开始都不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罗荣桓同志立刻查觉这是一股逆流，是违背放手开展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的，他决定亲自出马，当机立断，扭转危局。在师部召开紧急会议后，罗荣桓马上打电报，令王凤鸣立即停止捕杀，同时将杨得志的电报转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罗荣桓决定几人同行。出发前，罗荣桓再次打电报，通知王凤鸣：所有在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

　　齐鲁之秋，云雾蒙蒙，寒风习习。罗荣桓一行昼夜兼程，马不停蹄。

　　为了防止意外，罗荣桓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都带上了，并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同时，又电告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原师保卫部长），让他就近到湖西，向王凤鸣当面传达师部指示。

　　从鲁南到湖西，要跨越津浦铁路，渡过微山湖，通过日伪严密的封锁线。

　　罗荣桓惦念着梁兴初、郭影秋等被关押同志的生命安全，心急如焚，飞驰如风。他亲自决定行军路线，部署沿途警戒，绕过敌人据点。

　　山东抗日根据地，艰难创业，来之不易。罗荣桓对此深有体会。在湖西这个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地区，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武装，曾发展到5000　余人，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大队。1938　年冬，由115　师685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激战两小时，消灭丰县以北王献臣伪军800　余人，又顽强阻击了增援日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湖西人民欢欣鼓舞，称誉苏鲁豫支队是“神兵天降”。以后，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合编，苏鲁豫支队发展到8000　余人，并在陇海路以南地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与在淮北地区的彭雪枫纵队打通了联系。这些蓬勃的抗日局面是广大干部群众流血奋斗换来的。现在，王凤鸣和王须仁等少数人独揽“肃托”大权，不请示不报告，骄横跋扈，陷害同志，把个好端端的湖西抗日政权几乎摧残，把许多同志浴血牺牲打开的抗日局面几乎断送，怎不叫人痛心、焦虑、愤怒！

　　一路上，罗荣桓向随行的同志讲述了红军时期打“AB　团”的历史教训。

　　郭洪涛、张经武同志早就听说，在苏区打“AB　团”时，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搞肃反斗争时，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就曾极力制止无凭无据乱捕乱杀的错误做法，并尽力挽救了一些被冤枉的同志。“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此后便流传开来。

　　赶到微山湖东岸时，4　大队2　营长江燮元率部过湖来迎接罗荣桓。江燮元是经过长征的685　团的老同志，黑瘦的脸庞。当时4　大队一批营以上干部，　被王凤鸣以“托匪”的罪名关起来了。罗荣桓问江燮元：

　　“你为什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大惑不解。

　　罗荣桓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

　　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叮嘱说：“你们暂时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他看到沿途村庄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十分气愤。深知后果严重。

　　到了4　大队驻地，为了防止王凤鸣捣鬼，罗荣桓决定驻扎在附近一个村上，将随行部队部署在周围警戒，并把保卫部的干部分成两个小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实真相。随后，派朱涤新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两人来汇报，罗荣桓和郭洪涛分别与他们谈话。

　　王凤鸣在湖西半年多，唯我独尊，一意孤行。他以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自命不凡。但他参军时，罗荣桓已是红军的军团政治部主任，是个令人崇敬的人。从接到罗荣桓要亲赴湖西的电报，王凤鸣就坐卧不安。他心怀鬼胎，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双眉紧锁，从眼镜后面射出威严的目光。王凤鸣行了个军礼，赶紧低下脑袋。他递上早就准备好的材料，打算蒙混一阵。罗荣桓一眼就看穿，那些材料不是原始的审讯记录，而是为了应付他重新编写的。罗荣桓胸有成竹，他知道王凤鸣那条脆弱的防线只要突破一点，就会全线崩溃。他不屑看王凤鸣编造的那些材料，也没有听完王凤鸣那繁琐的汇报，就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振振有词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厉起来，不等王凤鸣回答，又进一步追问：

　　“你有没有打人？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罗荣桓声色俱厉，连声质问。

　　王凤鸣招架不住，慌了手脚，低头承认。

　　罗荣桓怒不可遏。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把桌子一拍，厉声责问道：

　　“王凤鸣！你搞的什么鬼名堂？！你抓人，杀人！不请示，不报告，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你毁掉了湖西这抉抗日根据地！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吗？”

　　王凤鸣一下子泄了气，失了魂，瘫在椅子上。

　　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严厉批评了那个不敢坚持原则的区党委书记。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天就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郭影秋同志。梁兴初同志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双手说：“罗政委啊，你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来，说明这次是专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勉励他养好身体，好好工作，重新整理好部队，准备反击敌人的“扫荡”。

　　在罗荣桓到达的前一天，王须仁还在加紧审讯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罗荣桓到来后，立刻为他松了绑，亲切地说：“郭影秋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个好同志。”

　　郭洪涛严肃而又热情地对郭影秋说：“你不是托派！你还是中国共产党湖西区党委的委员！”两天以后，郭影秋就为了恢复湖西的局面，忍着伤痛去国民党的丰县县政府搞统战工作。

　　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决定除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被捕人员统统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

　　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蒙受冤屈的同志开会，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

　　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115　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罗荣桓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

　　微山湖的浊浪平息了，但由此生成的涟漪却在罗荣桓心头久久回荡。

　　郭洪涛和去延安开会的同志，在湖西住了几天，继续上路了。行前，罗荣桓叫保卫部的同志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由他亲笔审改后，交给郭洪涛带往延安。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很快恢复了工作，暂时由区党委书记和郝中士、郭影秋3　位同志负责。曾被关押的同志迅速返回原地，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对负责同志被害了的地方，又委派了新的负责人，罗荣桓亲自与他们谈话，交代任务。并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调动干部，尽快恢复湖西根据地的全面工作。

　　12　月下旬，罗荣桓回到鲁南，立即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并建议分局派得力干部去湖西继续进行善后处理。同时，召开师直干部会议，报告了湖西事件的经过。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深刻记取了这一严重教训，经常教育干部要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特别强调了要克服锄奸工作中脱离群众的神秘化倾向。

　　先后几次纠正了山东一些地区出现的“肃托”

　　问题，解脱了一批受牵连的同志。

　　在三角斗争中

　　鲁南。抱犊崮山区。大炉村。

　　周围层峦叠蟑，村头林茂叶黄。深秋时节，万春圃庭院仍似一派春光：

　　陈酒散发醇香，菜肴飘着热气，炖羊头、炒羊肚、涮羊肉，十几个羊什菜。

　　开明士绅万春圃以全羊席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罗荣桓政委。

　　在敌、伪、顽、匪和反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鲁南山区，罗荣桓率115师为创建抗日根据地，选定大炉村为立足点，以万春圃为统战对象。

　　万春圃性情豪爽，讲究义气，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与我们党有接触。苍山暴动时，他曾掩护过被敌人追捕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前，中共地下党员李韶九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经常去他家做工作。他的3　个得力助手：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下，万春圃掌握着临沂、郯城、费县、峄县4　县边联办事处的大权，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万春圃举杯敬酒：“罗政委、陈师长一路辛苦，愿为两位将军洗尘。”

　　罗荣桓点头答谢：“一致抗日，鲁南方有希望。”

　　115　师司令部，在万春圃热情邀请下，暂时住进他的家中。起初，万家的人总是躲避着，不敢接近这个戴眼镜的“大官”。罗荣桓就主动和他们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就亲热起来。

　　万春圃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到罗荣桓屋里坐坐，罗荣桓常常给他讲抗日形势和八路军的发展历史。万春圃看到，罗荣桓经常教勤务员认字、写字，当马生病时，亲自动手和饲养员一起给马灌药。他还听说，勤务员行军时脚上打了泡，罗荣桓亲自给勤务员挑泡、擦药。面对穿着几乎褪成白色的粗布军衣，盖着打了几个补钉的旧棉被的罗荣桓，万春圃常常称赞说：“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

　　万春圃的妻子，看到罗荣桓有时也和战士一样吃煎饼卷咸菜，觉得很过意不去。她知道罗荣桓是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有一天，她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给罗政委端去。小王不肯收，万春圃的妻子说，这是万三爷和他们家的一点心意，非要小王送去。罗荣桓吃饭时看到桌子上摆着香喷喷的辣子鸡，认为是伙房改善生活，当他知道这是万春圃家特意给他做的，立刻让小王用他的津贴费买点东西酬谢万家。并叮属小王给万家讲明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荣桓说来，这都是习以为常的小事。但是在万春圃一家人看来，这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万春圃的妻子十分感慨地说：“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哪个不欺百姓，打骂当兵的，谁见过像八路军这么好的部队。”万春圃也常说：“有了八路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

　　在罗荣桓的影响下，万春圃抗战的决心更强了。他把苦心经营多年建立起来的有几百条枪、几万发子弹、并有迫击炮和机关枪装备的部队，交给罗荣桓指挥。1940　年3　月22　日，正式成立了八路军临郯费峄4　县边联支队，　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抱犊崮山区远离其他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犬牙交错，各霸一方。罗荣桓在分析各种政治势力时，认为孔昭同部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孔昭同是滕县的著名士绅，18　岁时中秀才，以后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当过中将师长，还在福建做过镇守使。北伐战争后，回到滕县老家开药店、办学校。韩复榘请他出来做官，他不肯出来。“七七”事变后，当日军猖狂南侵、韩复榘不战而逃时，他在滕县与当过阎锡山的师长和军长的杨士元，拉起了一支“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

　　1938　年冬，他的把兄弟、进驻沂蒙山的国民党第10　军团军团长石友三委任他为第一纵队游击司令，不久又把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6　师，委任他当师长。孔昭同部号称3000　多人，活动于邹县、滕县、沂水、费县之间，威胁津浦铁路中段，而这个地区是我军打通鲁南与鲁西联系的必经之地。

　　罗荣桓对孔昭同本人的情况也作过深入的分析。孔昭同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爱国心。日军轰炸滕县时，炸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带，跋山涉水，在滕县北部和东部，为组织武装抗日而奔波。他聘请在滕县教育界很有名望的彭畏三做他的高级参议。彭畏三是个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济宁当过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校长，早在抗战前就与一些共产党员有接触。

　　115　师到鲁南以后，彭畏三作为孔昭同的代表与我军联系，罗荣桓曾与他深谈过多次。

　　一天晚上，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请彭畏三吃饭，由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作陪。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再次阐明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彭畏三对我党坚决抗战表示钦佩。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石友三虽然走了，但是被国民党任命为鲁苏战区司令的于学忠和鲁南的国民党专员张里元对孔昭同还很有影响。罗荣桓深知，要孔昭同完全站在我党一边，是不能急于求成的。

　　罗荣桓诚恳地对彭畏三说：“驱逐日寇，国人有责。我们希望能与孔师合作抗日。孔师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来的地区活动。双方可先加强联系，增进了解。”

　　一块石头落了地，彭畏三连连点头称道：“八路军肝胆照人，孔师长一向佩服。如能派1　名干部到师里去任政治部主任，孔师长将不胜感激。”　罗荣桓指着旁边的黄玉昆说：“他很年轻，读过书，经过万里长征。今年3　月，他曾指挥夜老虎连，主攻樊坝，负了伤。不久前到鲁南参加了反‘扫荡，战斗。他去怎么样？”

　　彭畏三一口答应。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跟彭畏三离开115　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希望以后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系。孔师长如果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黄玉昆到职以后，孔昭同专派他的儿子孔宪韶给黄玉昆当秘书，以便直接同他联系。

　　与此同时，罗荣桓还通过另一条线，在做争取孔昭同的工作。

　　当时，孔昭同手下有3　个旅，第2　旅旅长董尧卿，在旧军队中从士兵一直当到旅长。失意后回滕县老家，结识了共产党员何一萍、朱道南、郭子化等。抗战爆发后，他与他的弟弟董一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杨士元、孔昭同的部队中工作。115　师到鲁南后，董尧卿立即与我军联系，孔昭同也派他和孔的秘书长刘元甫，带着大批慰劳品来慰问我军，要求与我军合作抗日。

　　115　师应董尧卿的要求，先后派了周乐亭和曹正之去董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曾亲自接见董尧卿，给他讲解国内外形势和我党我军政策，并通过他给孔昭同做工作。

　　1939　年12　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直在滕县一带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申从周）等蠢蠢欲动。孔昭同师的第1　旅旅长刘昭汉，　也暗中与日伪和国民党勾结，离间孔昭同与我军的关系。这时，罗荣桓刚从湖西回到师部，他与陈光分析了鲁南的形势，决定派686　团等部队，首先打击在鲁南对我军威胁比较大的申宪武部，煞煞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同时决定，将董尧卿旅先编入我军。罗荣桓亲自向黄玉昆和周乐亭布置了这一任务。

　　在我军严厉打击下，申宪武狼狈逃跑，他手下的两个团被董旅消灭。后来，686　团与董旅合编为鲁南支队，686　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

　　罗荣桓通过黄玉昆、董尧卿和彭畏三等，不断地给孔昭同做工作，使孔昭同与我军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董旅编入八路军以后，孔昭同主动取消6　师的番号，决定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有一天晚上，他把这个决定告诉黄玉昆，并且选派了10　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赶回115　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汇报。

　　经上级批准后，115　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115　师曲、泗、邹、滕、费5　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自率领他的人马，到115　师驻地接受委任。115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　1940　年11　月，孔昭同因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