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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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集中兵力、围点打援、击敌一路、各个歼灭的方针，半年中组织指挥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歼敌正规部队近40　个团，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红军发展到4　万余人。在此期间，对张国素军事指导的错误和“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　年10　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四方面军主力2　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他指挥部队连续击破了国民党军10　万余人的围追堵截，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千辛万苦，行程3000　余里，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　年2　月起，根据地区特点，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连续指挥了反“三路围攻”和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

　　达（县）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川陕苏区进入鼎盛时期。1933　年11　月至1934　年8　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　多万人的“六路围攻”，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歼敌8　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　年2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　年春，指挥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　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

　　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49　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道。同年9　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电促张国素率左路军北进。在中共中央和第1　军团、第3　军团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秦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　年7　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　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　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　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待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

　　军浴血奋战4　个多月，歼敌2。5　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　月，任八路军第129　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　年4　月，率第129　师和第115　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　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扩大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　年1　月，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

　　同年6　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1　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1940　底，返回延安。1942　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　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18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　年3～5　月，　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　月指挥晋中战役，以6　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　万余人，解放县城14　座。1948　年10月至1949　年4　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　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　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与刘伯承共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军及民兵工作。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　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8～1980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83　年6　月至1988　年4　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　年9　月21　日在北京病逝。

　　在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发表过多种军事论著。曾著回忆录《历史的回顾》（1984）。

　　*　*　*　*　*

　　徐帅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生。他戎马一生，从排长逐级成为我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加过广州起义，创建过革命根据地，在建国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指挥过多次战斗、战役。他治军严格而有方，善于指挥，勇于战胜艰难险阻，屡建战功。解放战争中，他率野战军驰骋在晋冀鲁豫边区，并在他的故乡山西，出敌不意，克城歼敌，战果累累。本篇仅记叙他1948　年3月至次年4　月，抱病亲率大军夺取胜利、解放山西全境的几次英勇激战。

　　三打运城

　　1947　年春。

　　九曲黄河裹着微微寒气，波涛翻涌，流冰横陈。千里莽原披上点点新绿，沉睡初醒。

　　人民解放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严重受挫后，不得不改为重点进攻。在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国民党军集中重兵，疯狂进犯。我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指挥下，避敌锋芒，主动放弃延安，诱其深入，果断出击，遏止了敌人的进攻势头。

　　久病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徐向前再也坐不住了。

　　早在延安养病期间，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党中央写报告，要求出征，毛主席曾安慰他：“现在你身体还不好，先安心养病，以后国民党是不会叫你闲着的！”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徐总再次向党中央要求带病出征，中央同意他先到太行山休息，恢复健康后，与刘伯承同志并肩配合，转战黄河两岸，巩固解放区。

　　此刻，陕北战火正浓。狂妄的胡宗南对我军紧追不舍，企图在陕北一举歼我主力，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在晋南运城地区，胡宗南加紧设防，囤积物资，以此作为策应西北和中原战场的重要据点。

　　在晋南地区发动攻势，占其要点，歼敌有生力量，就能威胁胡宗南的后脊，配合陕北我军作战。徐总坚定了这个信念。

　　3　月18　日，中央军委命令，迅速向临汾以南的河津、风陵渡方向进攻，　相机攻取晋西南三角地带一切可能夺取的地方，迅速地扩大解放区。

　　刘伯承随即调兵遣将。第4　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奔赴战场。

　　4　月下旬，在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统一指挥下，我军以强大的攻势，　解放了除运城、安邑、夏县3　城以外的19　座县城，歼敌16400　余人。残敌猬集运城。

　　4　月26　日，军委指示，应乘胜夺取运城，并以一部向吕梁地区扩张战果，　继续威胁陕北敌之侧翼。

　　据此，刘伯承调整部署。王新亭率第22　旅、第23　旅等部，西出吕梁；　陈赓率第10　旅、第11　旅、第12　旅及第13　旅围攻运城。

　　为引守敌出援，陈赓部首先向羊驮寺飞机场发起攻击，并攻占北关、西关，歼敌第206　师1　个团和1　个保安团。

　　春去夏来。在河北武安冶陶指挥所，徐总的肋膜炎虽未痊愈，但精神愉快。6　月13　日，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同志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晋南的战略反攻，捷报频传，打击了胡宗南部队的锐气，支援了陕北战场。徐总希望早日拿下运城，但他以更欣喜的心情，关注着中央军委正在展开的外线作战大军：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同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率西路兵团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

　　由于围攻运城的第4　纵队奉命加入外线作战兵团，我军遂主动撤离，暂时停止对运城的围攻。徐总对部队指战员说，运城不过是个孤岛，那里的敌人跑不了。

　　徐总在沙场上已经征战20　多年了。在巍巍大别山，在莽莽大巴山，他曾率领红军，攻城池，拔山寨，威慑敌胆，声震遐迩。清瘦的身躯，病弱的肌体，掩饰不住他力克强敌、坚韧不屈的性格。

　　现在，徐总以赢弱的身躯，挑起了内线作战、消灭阎锡山军、解放山西的重担。

　　刘、邓大军出征前，刘伯承司令员坦诚地对他说：“徐总，咱俩还是分开好。分开以后，你指挥内线部队作战，更能发挥你指挥作战的才能。”

　　刘、邓大军出征后，朱德总司令与徐总交谈过：根据外国军队建设的经验，我们的内线野战兵团，要具有多种作战手段，有的要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

　　作战，是人力和人心的较量。攻坚作战，更是人力的搏杀、人心的苦斗。

　　徐总十分清楚，运城、临汾，还有太原，是国民党苦心经营、坚固设防的城市，攻克这些城市，非有钢铁般的力量和超凡的意志不可。他有心亲上前线指挥，炼就一支过硬的队伍，摸索一套攻坚的战术。

　　幸存的运城守敌有近万人，既有阎锡山的保安5　团、保安11　团等杂牌武装，也有胡宗南的整编第36　师、第17　师各1　个团的精锐部队。其城防工事，　外围以高碉、低碉、野战工事，组成交叉火网；城沿以10　多米高的砖石城墙和深宽各8　米的护城外壕，构成环形障碍。守敌紧紧猖缩在这现代化的城防工事里。

　　使用哪些部队攻城呢？

　　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已随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南进，余下的都是地方部队，武器装备简陋。要攻克运城，力量显然不足。为解燃眉之急，徐总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8　纵队，辖23、24　两个旅6　个团，作为军区的主力。王新亭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　月10　日，徐总下达命令：“第8　纵队主力即攻取运城。”　接着，军区拟定攻城部署。决心以王新亭第8　纵队和吕梁独立第3　旅、太岳3　团等部，担任主攻任务；以一部兵力继续钳制临汾之敌，防其南下；　以另一部乒力扼控三门峡、茅津渡、风陵渡等黄河渡口一线，阻击胡宗南部增援。

　　鉴于部队缺乏城市攻坚经验，徐总对部队作出指示：“你们攻运城，务作充分周到准备，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消耗战，不轻敌。”对战术应用，也明确指出：“战斗前，应联系实地情况，作反复之战斗演习，特别是攻地堡、爆破外壕与城门，坑道作业（筑碉堡推进，以地堡对地堡），火力组织，以及突击之专门的训练等”，“秘密的短促火力，诱敌出击，待敌接近至数十公尺，突然给以杀伤，结合步兵小部队的反突击，予以歼灭打击。”

　　10　月8　日，我军开始第二次攻打运城。

　　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运城，连续攻击外围要点。

　　火力，就是突击力。部队的主要火力，就是炸药包和两门旧炮。其中的一门炮，运动时需要骡马拽，牛车拉；射击时，因撞针很短，要用镢头撞一下炮底座，才能发火。部队发扬英勇作战的精神，拉着旧炮，冒着敌火，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

　　战士挥动镢头。

　　炮口吐着怒火。

　　步兵抱着炸药包、端着刺刀向前跃进。

　　很快，扫清了外围据点。

　　激战中，徐总及时对前线部队给予战术指导：“攻克运城之重要关键：

　　第一，充分的准备工作，扫清一切登城障碍。第二，在城外给敌有生力量以相当杀伤，而我军力量在登城前又不致有过分消耗”，“尽量利用坑道作业，强行爆破破坏敌外围工事，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并鼓励部队说：“攻下运城，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能全歼敌人，我们就不怕付出代价。”

　　部队赶着牛车，将火炮抵近城墙外壕前沿。

　　运城守敌被团团围住了。

　　胡宗南急了。运城，是其东线的咽喉，控制着黄河渡口、潼关要冲、陇海铁路，说什么也不能丢失！何况，在城内困守的有自己的嫡系部队36　师1个团。

　　接到胡宗南的一个命令，钟松第36　师的4　个旅，迅速北渡黄河，向运城奔去，以增援守军，力图保住运城这块要地。

　　消息传到太行山东麓。徐总锁起眉头。他已经听说，敌36　师于8　月刚被我西北野战军聚歼，师长钟松败中逃脱。此时，钟松率重新组建的部队，凭着一股新锐之气发誓要与我军再决高低。

　　这是一伙强硬的敌人。

　　继续攻城，两面受敌，处境不利。

　　放弃攻城，前功尽弃，士气难平。

　　徐总用力攥起拳头。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对，抓住战机，掉头打援。这样，既可歼灭有生之敌，又可锤炼队伍。

　　于是，我围城部队奉徐总的命令，迅速撤出运城外围，进至西南的平陆地区，全力迎击援敌。

　　这里深沟纵横，山势起伏，打援部队运动不便。

　　过河的援敌果然壮起胆子，横冲直撞。

　　我军再次操动旧炮、机枪、步枪，甩起手榴弹，顽强抗击气势汹汹的敌人。

　　硝烟散去，我军歼敌3700　余人，然而，一部敌军突破我军防御阵地，与运城守敌会合了。

　　敌我力量对比出现变化，我军只好暂时取消攻城计划，另寻战机。

　　二打运城不克，部队士气颇受影响。流了汗，流了血，跑了路，敌人还没被全部消灭，许多人觉得憋气。第8　纵队是新组建的部队，头一炮，没打响，许多指战员感到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在战斗中，晋南人民节衣缩食，竭力支援，惜给部队门板就达17　万块，或毁坏，或遗失，以至多少群众裹在寒风里，夜不能闭户。门板，给部队背上了个沉重的包袱。

　　出师不利，给患病的徐总增加了压力。做为将帅，清楚自己的责任，但贯于征战的他，心放的更宽，眼看的更远。此役，虽未攻克运城，但调动了钟松的机动兵力，钳制了胡宗南部队南进，对外线作战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我军也受到很大锻炼。他主动承担了打援失利的责任，号召部队总结经验，加紧训练，以便再战，夺取战役的胜利。

　　徐总诚挚地勉励8　纵：“攻打运城虽未攻克，但对部队锻炼甚大。”　中央军委、毛主席也向部队领导发来指示电：“攻运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次、二次打不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

　　经过动员，广大指战员稳定了情绪，全力投入攻城训练，斗志高昂，纷纷向军区请战，要求再打运城。

　　入冬后，王震同志率西北野战军第2　纵队，路过晋南，休整待命。

　　徐总请这支生力军协同第8　纵队三打运城。王震司令员一口答应。

　　徐总将这个预案电报中央后，毛主席复示：“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这是因为，此时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潼关、陕州、洛阳一带，尚有4　个旅另1　个骑兵团，是渡河增援运城的主要力量；黄河西岸黄龙山区有1　个师另1　个旅，因受陕北我军的钳制，渡河援运的可能性小些。所以，毛主席提醒徐总，要特别注意黄河以南的敌人北渡。

　　徐总很快就把王新亭和王震同志召集到冶陶指挥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当面商讨作战部署。听取部队的情况汇报后，徐总说：“你们和全体指战员要求最后攻下运城的决心很好。毛主席十分关心这次作战。要很好地总结上次攻打运城的经验，接受教训。第二次打运城，部队是很英勇的，但步兵的顽强性不够。教育部队要顽强不屈，坚持最后五分钟，取得最后歼灭敌人的胜利。”

　　徐总本想亲临前线指挥，但由于正值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全区土地改革会议，便决定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和西北野战军第2　纵队两支部队，协同作战。

　　前指随即召开党委会和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敌情，研究打法。

　　部队抓紧战前训练。

　　运城，这座战火中的凤凰城，迎接着新生。

　　经我军两次打击的运城守敌，惶恐不安，士气低落。他们重新修复被摧毁的明碉暗堡，调整了近百门火炮和300　余挺机枪，构成东西南北四大护城阵地。隆冬的阵阵寒风吹来，敌兵在阵地上哀声叹气。

　　前指反复研究后，决定以8　纵和2　纵主力对运城实行四面围攻，以西、北两面为主攻方向，以太岳军区的3　个团布阵黄河渡口，担任阻援任务。

　　12　月16　日，漫天飘雪，寒气逼人。然而，我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苦，　斗志昂扬，只等前指的一声令下。

　　入夜，我军的冲锋号声格外响亮，猛烈的枪炮声连连不断，攻击开始了！

　　各路部队在运城外围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在守敌四大阵地之一的马家窑阵地，我2　纵第9　旅突击队乘着炮火，扫雷区，越铁丝网，跨深壕，连续突击，强行爆破，一举突入敌人阵地。

　　在城北的纪念塔阵地，我独立第3　旅突击队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步兵炮兵工兵紧密配合，爆破手迅猛突击，百余守敌迅即全部被歼，无一漏网。

　　城北的面粉公司，拔地8　丈，墙高势险，守敌悬赏坚守一夜，奖金1　万元。我8　纵23　旅突击队，突然爆破，猛冲进去，守敌大部被歼，儿个残敌眼直手呆，被吓傻了。

　　在东南郊的14　号碉堡阵地，争夺格外激烈。我军占领这一阵地后，不甘心失败的敌人，集中所有炮火，一次次地疯狂反扑。敌人以每分钟30　多发炮弹的速度，向我阵地猛轰。敌兵在军官枪口的成逼下涌上来。阵地上，炮火连天，杀声四起。我阵地上的战士们不畏敌势，以密集的手榴弹压住敌人。

　　指战员的脸熏黑了，胳膊甩肿了，敌军倾泻的1　万多发炮弹把阵地上的黄土烧焦了，但我军坚守的阵地屹然不动。

　　敌人的四大防御阵地被摧毁了。运城的外围被扫清了。我攻城部队直逼城垣。

　　运城守敌手忙脚乱，发出声嘶力竭的哀鸣。

　　胡宗南的后脊再遭一拳，打到疼处。他不肯罢休，急忙从黄河南岸抽调4　个旅，星夜赶至陕州，拟再次增援运城。

　　24　日，敌先头部队1000　余人，进抵黄河太阳渡。

　　胡宗南暗自庆幸用兵神速，举杯自斟。

　　徐向前飞电前指，下令抓紧攻城。

　　王新亭、王震坐镇前指，彻夜未眠。

　　我军必须在援敌到来之前，歼灭守敌，”否则将会遭受重大挫折，二打运城失利的情况决不能重演。两位英勇善战的前线指挥员完全理解徐总此刻的急切心情，也了解前线将士决战运城的高昂斗志。

　　兵贵神速，决心已定，事不宜迟，机不可失。

　　这两位前指领导人毅然决定，将原定于25　日黄昏发起总攻的时间，提前到当日拂晓。

　　24　日深夜，攻击部队冒雪进入前沿出发阵地。战士们净着大眼，磨拳擦掌，精神抖擞，急切地等待着黎明，等待着总攻击内战斗号令。

　　总攻击开始了。

　　炮火冲天，枪声猛烈，我军从几个方向发起猛攻。守敌依仗强固的城防工事，拼死抵抗。我突击部队采用架设云梯和跳板的办法，奋勇登城，在通过外壕前开阔地时，受到敌火极大威胁，伤亡严重。我军火器也处于劣势，压不住敌人火力。但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勇敢突击，仍未能登上城头。激战中，8　纵23　旅的两支小分队虽然一度冲上城头，却没能得到二梯队的及时支援，在突破口坚持了一阵，又被反扑的敌人打了下来。

　　几次攻城均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