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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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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聂荣臻便也走到地图跟前，背叉着两手，微俯着腰，聚精会神地盯视着图上刚刚被画上的各种符号，静听着值日参谋的报告。有时，他在屋子正中那张长方形的大办公桌旁边坐下，翻阅着由值班员刚送来的电报。
这时的聂荣臻还不满38 岁，他从1925 年旅欧勤工俭学回国后，投身于大革命的巨浪，参与领导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香港、天津、上海，长期做过秘密的军事政治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在中央苏区，领导过红军总政治部，后率领一军团，在长征中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抗日战争爆发，他刚刚率部取得平型关胜利后，即受命开辟五台山抗日根据地，深感重任在肩。
聂荣臻被留在晋察冀地区进行开创工作，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他本身也具备适宜这一工作的条件。他一方面仍然担负115 师的领导工作，一方面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曾出任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委员的宋劭文，这期间和聂荣臻有过多次接触。他回忆说，1937 年9 月20 日前后，他离开太原，赴五台上任。抗战初期，共产党为了推动阎锡山“守土抗战”，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建立了山西的统战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及山西新军——决死队，领导上党地区的抗战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阎锡山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山西搞所谓“政治革新”，选了一批年轻人到各县任县长，也起用了牺盟会的一些人，宋劭文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派往五台县当县长。太原失守前，阎锡山把山西划了7 个地区，分别组成行政公署，晋东北为第一行政公署，委任宋劭文为主任。
宋劭文赴五台上任时，八路军总部已到了五台的南茹村。经邓小平同志介绍，宋劭文认识了聂荣臻。邓小平对宋劭文已有了解，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告诉他说，根据形势的发展，八路军总部和115 师主力不久就要南进，聂荣臻留在这一地区坚持工作。要宋劭文以后多同聂荣臻联系。
聂荣臻告诉宋劭文，在当前形势下，要做好稳定县政府的工作，还要为部队扩充兵力做些准备。部队主力将随总部南进，留下的兵力不会很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壮大抗日队伍。要扩军，就得筹集经费。在这方面，要尽量多想一些办法。不久，宋劭文不负重托，果然筹划到一笔可观的款子，成为边区政府最初的经费来源。
曾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人士刘奠基，特别难忘他在五台初识聂荣臻留下的印象。平型关大战之后，刘奠基受第二战区战委会主任续范亭的派遣，给五台守城群众运送350 条枪支。他在五台城逗留了几天， 听说聂荣臻和115 师师部驻在城关北门外，就找到师司令部，聂荣臻正好从房子里走出来。聂荣臻向刘奠基问明了情况，便领他到屋里，一边说话，一边同警卫员一起，给刘先生做饭。
这天天气很冷，屋里生的是炭火，这种炭是一种质地松散的煤。刘奠基看到聂将军不大会烧，火始终不旺。刘奠基是当地人，常用这种炭。他告诉聂荣臻，不能总往上添，也不能用火筷子扎来扎去，应该从下边慢慢筛箅子。
聂荣臻按这办法一收拾，不一会儿，炉子就冒出了蓝色的火苗，他高兴地说：
“真得入乡随俗啊，不是你指点，这火非灭了不可。”这顿饭，做的是炖白菜，五台的大白菜是很多的。趁热吃着饭，刘奠基说，自己感到前景有些渺茫，问聂将军究竟应该怎么办？
“问题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聂荣臻坚定地说，“这里很快就会成为单独作战的地区，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与任务更要加重，立刻要有新的部署。”
聂荣臻的态度是严肃的，却又含着深沉而又诚挚的感情。他告诉刘奠基，要坚持华北抗战，要号召晋察冀三省的同胞参加游击队、义勇军，武装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摧毁汉奸维持会，建立抗日民主的地方政权，肃清土匪，恢复地方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创建抗日根据地。而要创建根据地，光靠几条枪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坚强的政权组织，必须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的人士，依照国民政府的组织法来组织一个统一的地方政府，这个区域才能巩固起来。要使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各地区的模范。
聂荣臻的一席话，使刘奠基稳定了情绪，感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持，似乎也看到了前景的光明和希望。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留在了晋东北，并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参加了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政府的工作。
初创艰难巧运筹
10 月下旬，115 师一分为二，主力随八路军总部进至正太线，驰援娘子关。
115 师“分家”的工作很简单，只是确定谁跟主力转移，谁留下来。这一工作由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聂荣臻对罗荣桓说：“你来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来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来，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考虑到坚持敌后的困难，对聂荣臻的工作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来，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司令部留下了李廷赞、刘彬、黄鹏、刘显宜等，政治部留下了舒同、王宗槐、潘自力、余广文、罗文坊等，供给部和卫生部留下了查国祯、叶青山、姜齐贤等。总部还支援了一部分干部。
“把唐延杰调给你当参谋长好不好？”总部的左权将军对聂荣臻说。
“好吧，反正我没有人，来一个多一个。”聂荣臻表示欢迎。
聂荣臻10 年前就认识唐延杰。他原来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北伐军打进武昌后，他拿着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去军委找聂荣臻分配工作，聂荣臻介绍他到叶挺的独立团当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唐延杰在红28 军当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总部先是任作战处长，后又任副官长。
“我胜任不了参谋长。”唐延杰对聂荣臻说，他感到这个担子实在重。
“你当过军参谋长，怎么干不了？”聂荣臻信任地说，“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我还独挡几面呢，你先干起来再说。”
多年后，唐延杰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犹新。他说聂荣臻原则性很强，作风正派，留下来的人来自不同的单位，可他没有薄厚亲疏之分。聂荣臻曾多次同原115 师的干部讲：要支持参谋长的工作。凡遇军事方面的行动，聂荣臻总是鼓励他大胆指挥。
留下的部队，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和师教导队的两个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两个不完整的连，由赵尔陆负责，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活动。此外，有343 旅派往平山、井陉、平定地区的工作团，120 师359 旅派往平山、盂县地区的工作团，685 团的一个连和孙毅带领的随营学校，随营学校底下还有些干部，总共3000 多人。
这就是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全部人马。
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坚持工作，这点力量显然是单薄的。王宗槐回忆说，最初的政治部，就是舒同和他两个人。聂荣臻让他俩先把架子撑起来。
后来才又来了潘自力等几个同志。机关的人开玩笑，要问机关人员有多少？
一条土炕就够睡了。司令部就几个人，政治部也是几个人，一个部门有一条炕就可以挤下。
留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聂荣臻鼓励大家，眼下我们人手少，但可以慢慢扩大。果然，部队发展得很快，老一点的战士、警卫员，甚至勤务员、炊事员、饲养员，后来许多人成了连长或指导员。
曾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副部长的游胜华回忆说，115 师分兵的时候，领导决定他作为医务工作骨干留在五台山地区工作，当时他思想上不大通，一心想随大部队行动，不愿留在敌后打游击。为此，聂荣臻同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聂荣臻说：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需要大批各式各样的人才。眼下，平型关作战负伤的众多伤员，急需一批有经验有革命精神的医护人员为他们治疗。留在敌后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的。留你在敌后工作，不仅仅是多留一名医生的问题，而且需要你和其他的医务工作者，象滚雪球一样，组织和带起一支适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医疗队伍。今后，还要创建前方医疗队和后方医院，要做的工作很多。
游胜华说，聂荣臻同他的这次谈话，态度诚恳，对他极有启发，同时也使他联想到在红1 军团工作期间，聂荣臻对他多次的帮助、关怀和细致入微的教育。
游胜华参加革命后在红1 军团卫生部当医生。在井冈山反“围剿”斗争时期，由于敌人的长期封锁，不少红军战士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游胜华向聂荣臻建议，让患夜盲症的战士服用一些鱼肝油，或者起码要吃一些猪肝。
可是，红军是不可能得到鱼肝油和猪肝的，聂荣臻便出了一个主意，用土办法治疗，下河捕鱼，捉虾，摸蟹，挖泥鳅和田螺，用这些含有大量维他命成分的东西治夜盲症。聂荣臻还挽起裤腿，亲自下河捕鱼捉虾。
游胜华说，在红1 军团经历的这些事情，使他深切地感到，聂荣臻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领导，他虽寡言少语，但谈起话来却深刻感人，引你深思，而且稳重老练，政策性极强。要他留在晋察冀，思想很快就通了，表示服从领导的分配。
1937 年11 月8 日，太原失守，日军占领了正太线和同蒲线。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对坚持华北抗战完全丧失了信心，晋察冀三省大部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于是，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的地位，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坚持敌后抗战的历史任务，完全落在了八路军的肩上。
太原失守后，旧的政权彻底瓦解，那些被老百姓的血汗养肥了父母官，将政府钱财囊括一空，携带娇妻美妾、宝贝儿女、勤务兵、老妈子和大批黄金钞票，逃往郑州，逃往西安，逃往汉口，有的甚至直下香港。
从察南、晋东北以至冀西，田地里到处还看得见枯黄的庄稼无人收割；有钱的人家撇下了房屋地产逃走了；穷苦的人家，绝望地坐守着破碎的乡园听凭命运的支配；无数的难民逃到山村小镇里，挤满了大街小巷，他们没有了家，或者死掉了亲人，或者遭受了劫掠和凌辱，痛苦地呻吟着，生活没有着落。
人们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五台山方面了，关切地注视着五台城有什么动静。因为在这一地区，只有五台，八路军115 师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少数部队在活动。
就在太原失守的头一天，11 月7 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查国祯为供给部长，叶青山为卫生部长。
深秋初冬季节，五台山开始积起层层白雪。留下来的部队，大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套着的还是草鞋。部队的给养十分困难，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常常是顾得了今天，顾不得明天。
在平型关战斗中受伤的八路军伤员，由于不能随主力行动，大部分还躺在五台寺庙和周围村庄民房土屋里养伤。这里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足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缺乏。吃的多是玉米窝头和土豆。
遇到的另一个困难问题，就是留下的兵力过于单薄，敌强我弱，难于制敌。为了和日军作战，给予日军更大的打击，必须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积极发动群众。然而，群众武装也不是很容易就能训练成有战斗力的队伍的。
对于这些困难，聂荣臻还是有足够估计的。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如何战胜困难，度过难关，完成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受命之初，我首先考虑是的，必须使每个留下来的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意义，把党中央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自从我二十年代投身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可以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现在，自己带着一批同志留在了被隔绝的敌后，而负责开辟的这块根据地又是这样靠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必须多思考，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谨慎从事。”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住在五台山的庙宇里，认真讨论了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意义何在？尽管当时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上结满冰凌，同志们手足冻裂，全身在风雪中颤粟着，但是，大家却以昂扬的斗志，热烈讨论着这个问题。”
为了度过初创时期的重重难关，聂司令员首先着手尽快解决部队的各种燃眉之急问题。
为治疗平型关作战负伤的众多伤员，他立即交给游胜华两个任务：一是筹备药品和器械，准备建立医院；二是广泛吸收当地的医生，迅速建立起一支医疗队伍。游胜华在卫生部长叶青山的具体领导下，立刻工作起来。他们从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日军战利品中，清理出一批药品和器械，又从五台县倒闭的几家医院、药铺中买到一部分药品，还从当地医生那里获取了不少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土药方，鼓励部队干部、战士采集中草药。同时，把平型关战斗受伤的伤员分别妥善安置在松岩口、耿镇等几个村庄的老百姓家中，这些设在老乡民房里的病室，就是晋察冀军区最初的后方医院。
医务人员，除八路军总部和115 师留下的少数几位外，多是吸收当地的一些私人医生和土医丰。有一位病理博士、原河北医学院教授殷希彭，曾留学日本，在冀中区工作的张珍了解到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就动员他参加革命。
殷大夫起初还有些顾虑，说他吃不惯小米，也不能象年轻小伙子那样爬山走路，行军转移得给他一头毛驴骑。张珍为此给聂荣臻发电报请示，聂荣臻当即回电：所提条件全部答应。聂荣臻还当面对游胜华讲，这样一位有名望的医生，提出这点条件丝毫不过份，不用说是一头毛驴，就是要一辆小汽车都是应该的，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应该相信，一旦他参加革命之后，和为民族浴血奋战的干部战士一起生活之后，他就不会再讲什么条件。果然，殷希彭参加革命后，很快就放弃了事先讲好的条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忘我地工作。他说：“能成为一名为民族献身的八路军战士，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参加八路军医疗队伍的著名医务工作者还有陈淇园、杜伯华等人。陈淇园后来成了军区卫生学校的教育长，杜伯华艰苦创业，在根据地办了一个制药厂。
部队御寒的衣服和鞋袜，也部分得到解决。平型关战斗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除大部分配备南下的主力外，余下的被装，迅速分配到干部战士手中。
在山村妇女的帮助下，加以改造和重新缝制，在严冬到来之前，一些战士穿上了过冬的棉衣。特别是有的得到一件日本军大衣，白天披在身上，夜里暂当被褥。这些大衣，曾陪伴不少人度过八年抗战，至今还有一些人作为胜利纪念品珍藏着。
留在敌后的八路军，时刻都要准备同日军交战，武器弹药的补充至关重要。靠大后方接济是不可能的，只有从敌人手里夺取，再有从民间收集散落的枪支。国民党部队南撤时丢失的枪支，大都缺这少那，一部分开明士绅献出的枪，也多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装配和修理。太原失守后，有30 多位太原兵工厂工人回到了五台。由戎修德等领头组织办起了一个修械所，装配了不少手榴弹、子弹和枪支等武器，有效地支援了五台地区和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和地方抗日组织迅速扩充和发展，急需大批干部。
四面八方都叫喊“要干部”。聂荣臻同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孙毅商量，由他任校长，立即创办一个短期的军政学校。
聂荣臻嘱咐孙毅说，军政学校是为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生就学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校要提倡自觉的纪律性，要提倡研究精神。聂荣臻对各部队、各地区、各团体的负责人提出要求：“你们都可以介绍一些学生去，只要年青，坚决抗日，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
经过孙毅的积极筹备，军政干部学校很快开学了。校址设在一座破旧的喇嘛庙里，那座寺庙很大，已经荒废了一些年，经过孙毅和师生们的修理，呈现出新气象，显得非常宏大壮丽。背后靠着山，前面是胭脂河支流沙河的滩岸，是天然宽阔的操场。太阳照射的红色和金色建筑的反光，灿烂夺目。
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初级干部。军政学校头两期，就培养了900 名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成为晋察冀根据地初创时期建军、建政的一支新生力量。
红旗飘扬在山峦
聂荣臻在面临着重重困难的形势下，多谋善断，运筹惟幄，善于分清轻重缓急，脚踏实地，敢于开拓。他在首先解决一批燃眉之急问题的同时，更着重的是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三省边界地区，从军事上、政治上抓紧部署。最重要的是派出得力的干部深入山村的家家户户，广泛发动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踊跃支援前线，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注重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吸收一部分有代表性、有爱国心的开明地主参加抗日工作，动员他们带头实行合理负担，协助政府筹措抗日经费等。在群众初步发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会、工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特别是在五台县成立了党的县委后，到1938 年5 月，全县已建立党支部143 个，发展党员876 名，为五台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八年抗战中，五台全县有1 万2 千多名干部群众光荣牺牲。
与此同时，聂荣臻积极部署开辟周围广大地区的工作。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仅仅局限于五台山，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去。”他指示八路军官兵和政治工作团的团员们：要不失时机地在晋察冀三省边界迅速开展工作，号召三省同胞参加游击队、义勇军，武装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摧毁汉奸维持会，建立抗日的地方政权，肃清土匪，抚辑流亡，恢复地方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创造抗日根据地，变敌后为前线。
说：“要深入到每一条山沟里去”，“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要站稳脚踉，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一定要下功夫把七沟八梁发动群众的工作做扎实”。
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抗日队伍，首先把长途行军背了千万里路饿得眼冒金星也舍不得吃的小米袋，送到正在挨饿的山区人民炕头上；解开单薄的军衣把赤身的孩童揣在怀里；和穷苦的山民围坐在松油灯下，谈论穷人受苦的根源，讲述就要杀到家门的日寇血腥罪行。他们和乡亲们心心相通了。
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在北部地区，王平率领的工作团和骑兵营在东部地区，刘道生率领的359 旅工作团在南部地区，舒同和赵尔陆率领的工作团和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在西部地区，同时大力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
开创工作硕果累累。北部地区群众长期受敌人的欺骗宣传，看到八路军装备差，一时不相信能抵挡日军的进攻。当独立团打了几个胜仗后，特别是看到我军态度和霭，帮助群众担水扫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便立刻转为欢迎和依赖八路军了。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地区都先后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和发展了各县区或村的党组织，普遍地组建了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消灭了部分股匪，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尤其是我主力部队扩大到7600余人。北部地区数县除建立了游击队外，独立团已扩编为独立第一师，辖3个团，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的一支主力部队。有的地区成立了特委、行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各地区的游击队、义勇军由分散状态逐渐走向集中，由十几人的小队逐步合编为中队、大队。由工作团直接领导的县、区党的组织和政权也开始向地方党和政府统一领导过渡。各项工作都发展较快，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形成之中。
晋察冀地区的人民第一次看见了为自己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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