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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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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兑上黄绿染料,准保染出的布鲜亮,均匀,不掉色。”
她们还出主意说:“一捧槐花,能染三尺布呢!大行山满山遍野都有槐树,哪家年年都得打点槐花,收槐花是很容易的事儿。”
实践出真知,群众有经验,一下子有了好办法,被服厂的军工们兴奋极了。大家赶上毛驴,到阜平周围的小山村里,收购群众打晒的槐花。不几天功夫,被服厂的院落里,摆满了装着槐花的布袋和筐篮。
黄绿军装染制成功了!经过老裁缝的巧手,又经过山区妇女在昏暗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一身身新式军装送到了八路军队伍中。晋察冀子弟兵团的战士们,穿上新棉装,戴上新军帽,整洁而英俊,在聂荣臻的率领下,雄赳赳地迎着飘飘扬扬的大雪踏上征程,深入到太行山的前沿,迈向战火中的冀中平原,奋力去开辟建立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子弟兵团用槐花配颜料染军装,还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赞扬和兄弟部队的推广。
那是1940 年春天,风和日丽,聂司令员率领晋察冀南下支队奔赴晋东南,同晋冀鲁豫部队一起粉碎顽固派朱怀冰的进攻。到达129 师师部所在地黎城时,朱总、彭总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前来迎接,他们对南下支队威武的英姿赞不绝口。总部和129 师的首长们还特别称赞南下支队的军服,说八路军将士穿上这样的军衣,显得更威武更精神了“刘伯承还专门找聂荣臻取经,当他得知这些军装是用土布加“土方”染成的,立刻指示129 师供给部长,派人到晋察冀部队学习染布技术。
晋察冀,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抗日实体,最初所包含的区域与后来所指的范围,是有所不同的。1937 年11 月7 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时,聂荣臻所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活动区域还只是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省的边界地带。到次年1 月10 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开幕的时候,出席会议的代表已来自3 省39 个县了。到了1943 年1 月15 日, 晋察冀边区召开首届参议会时,晋察冀边区已辖有13 个专区,98 个县,650个区,15,366 个行政村的抗日政权了。
晋察冀边区,是晋察冀三省人民广泛发动、团结抗日的产物,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广袤大地上抗日怒潮遍及山岳、平原、水淀、港湾的广阔战场。包括冀西(后称为北岳区)、冀中、冀东以及后来逐步开辟的平西、平北几个地区,有一个开创、发展和逐步壮大的过程。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区,但并不局限于这一区域。很快就扩展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东,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回旋的广阔战场,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可靠根据地。各个根据地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山岳根据地是依托,是后方,平原根据地是前沿,是粮仓。山岳根据地为活动在平原上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的场所;平原根据地为山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各个根据地在战略上的这种相互支援,有力地形成了对敌人占据的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保证更有力地箱制敌人,使华北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
正当聂荣臻在五台和冀西山区发动群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1937 年10 月上旬,东北军53 军691 团团长吕正操,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在国民党军向南溃退的时候,脱离该军,率部回师北上,改称人民自卫军,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冀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于这一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在金秋之际出现在平原上时,聂荣臻还在五台山。他得知冀中区留有东北军的一支部队,并且打开了高阳城的消息,迅即找原来在东北军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前来到晋察冀的孙志远了解情况。
孙志远估计是吕正操的691 团,经派人了解,果然如此。于是,聂荣臻急派孙志远到人民自卫军工作,随后派专人送去电台呼号和密码。吕正操立即同聂荣臻通了电报,报告了冀中的情况。这样,晋察冀军区同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正式建立了关系。
聂荣臻抵达阜平后,为了把人民自卫军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他提出了调人民自卫军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的建议。
同年12 月12 日,由吕正操、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的两个步兵团及特务营,共两千三四百人,开赴路西整训。
初冬的阜平,虽然风吹雪飘,可是对刚刚组建的人民自卫军,特别是原691 团官兵来说,却有一股久别回乡的亲切感。在一座山石砌成的院落里, 聂荣臻和吕正操欣然会见了,他详细询问着冀中区的情况,听得十分人神。
吕正操向聂荣臻讲了自己的经历,在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和张学良的关系。
他特别讲到,自己在旧军队呆久了,对革命部队的许多东西很生疏,请聂司令员多多帮助。聂荣臻鼓励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冀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特别是冀中那个地方是平原地区,这个意义就更大聂荣臻非常高兴,他当即把会见吕正操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了电报,讲了吕正操所率部队的兵力,以及他对吕正操的初步的却是很好的印象和看法。
吕正操自然更感高兴,聂司令员待人以诚,亲切、严谨的作风,使他深受教益。聂荣臻让吕正操和孙志远就住在他的司令部,这样朝夕相处,可以随时交谈。他对吕正操,对人民自卫军,寄予厚望。
在吕正操和孙志远的陪同下,聂荣臻接见了到路西来参观学习的人民自卫军的干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至深的讲话。他说:人民自卫军挥戈北上和在冀中的工作,我已经向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很高兴。同志们以后有机会去延安,一定会见到毛主席。
人民自卫军指挥员们,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共产党和八路军高级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极为振奋,受到极大鼓舞。
吕正操和孙志远还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政工会议,听取了聂司令员对冀中区工作的指示。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对吕正操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郃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冀中,作为一个正式的军事、行政区,从此确定下来。在阜平,聂荣臻还和吕正操、孙志远等同志详尽地讨论了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关于平原游击战,从红军的战史来看,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根据地,可以说都在山地,甚至多在密林深山之中。因此,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便以为只有在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的认识,过分强调了地形的决定性作用。在晋察冀军区政工会议上,制定冀中区工作计划的时候,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这种传统的观念。
聂荣臻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就说大山吧,如果山上没有群众,山路又很窄,敌人把山路一堵,我们根本不能坚持,不用说别的,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没有群众供养我们,难道能吃石头吗!对于建设敌后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还是比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晋察冀这块根据地虽然发源于五台山,但我们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这块根据地,而是敌后的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
吕正操听了大受启发,他接着分析了冀中地区的特点和应采取的对策。
聂荣臻表示赞赏,又特别指出:“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
聂荣臻司令员的话,对冀中区日后的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北岳区和冀中区开辟的同时,晋察冀军区五支队打开了平西地区的局面,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建立了游击区,平北军分区也随后成立。这样,北岳、冀中、平西、冀东、平北等地区的相继开辟,使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大体具备了规模,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 年1 月10 日,是太行山少有的一个温暖宜人的冬日。穿着翻毛皮袄的人们,今天也解开了搭包,把皮袄披在肩上。男女老幼,一齐涌到街上,惊奇而欣喜地看着并不宽阔的山城街道两侧贴出来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庆祝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抗日第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阜平建城几百年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盛大庄重的会议。与会的149 位代表,服装各异,有灰色的八路军服,绿色的国民革命军服,也有身着学生装、肩背武装带的年轻人,还有一身农民打扮、腰扎皮带的民兵,更有留着短发的女兵,披着袈裟的和尚喇嘛尤其引起人们的注目。
会场设在阜平旧日衙门的公堂里。
宋劭文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据他回忆,大会连续开了6 天,各位代表都积极热情地发言,在军事、政治、金融、贸易、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生产建设、民众运动及人民武装备方面都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有了初步的明确的决议。
这次大会,最重大的贡献,是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大会明确要求这一委员会“是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含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彻底抗日与真正民主”。
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推选出9 位委员:宋劭文、聂荣臻、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宋助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近半个世纪后,宋劭文回忆起边区临时政府成立的经过。那年他28 岁, 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他说,聂荣臻留在五台之后,就一直考虑成立抗日政府的问题。在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往阜平的头天夜晚,聂荣臻曾找到他,为成立政府的事宜,两个人谈了整整一个夜晚。
聂荣臻说,要想在敌后站稳脚跟,只搞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还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结束敌后广大地区的无政府状态。
聂荣臻特别谈到中国老百姓的正统观念:“中国的老百姓很信奉自己的政府,国民党的旧政权剥削人民,残害人民,人民对它失去了信任。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国民党的旧政权彻底垮了,新的抗日政权必须迅速建立起来。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在老百姓看来,不仅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这个作用与影响是很大的。”
宋劭文极其赞成聂荣臻的意见:“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
聂荣臻连连点头说:“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贯彻各种政策法令,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
聂荣臻和宋劭文还就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内容和政权建立之后推行的政策法令作了详细的议论和计议。
宋劭文说,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国共两党,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在边区政府中进行了密切真诚的合作,成为敌后战场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临时政府的9 名委员,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员,更有无党派抗日人士; 有抗日部队的指挥员,有善做群众工作的组织者,更有热心教育的“教书匠”。
刘奠基原是国民党改组派搞的山西人民监政会的秘书长,他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一直受到边区政府各委员的信任,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尊重他。
近50 年后,刘奠基讲起他任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的事儿,还激动不已:“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国共两党合作得最好时期之一,也是我交朋友最多的时期。说实在的,我已是80 多岁快90 岁的人了,至今的许多朋友,都是那时结下的。”
聂荣臻虽然身兼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但他始终注意不去包办代替。有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派联络员到边区来,要同他商量关于边区政权方面的事情。他虽然是边区政府的委员,但政权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宋劭文主任负责。他要联络员到边区政府同宋劭文主任商谈。政府的工作由宋助文、胡仁奎主持,都由他们出面来做。重大的问题,大家一起开会商定。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这一政权,与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是不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基础不同了,边区政府的成立,是晋察冀敌后地区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产物。
如何建设这一政权,是摆在晋察冀党政军各方面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聂荣臻的想法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诸领域的内容,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有8000 个乡村根据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村选命令,第一次进行了选举。
村选的场面热烈而激动。村选时,各村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选举真正的代表”,“选举认真办事,不怕困难的先进分子作村长”,“选举代表群众利益的村长”,“选举坚决抗日的村长”,等等。有的村庄还搭起高高的五彩牌坊,无论男女老少都换上新的衣裳,每一个选民都戴着红花。那红火热闹的场面,就象是赶集上庙一样。
由于边区政府和各级抗日政权的工作人员,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没有旧政府官吏那种鱼肉百姓的作风,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边区政府的委员们,和八路军的抗日将士一样,没有薪俸,过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吃的是“救国公粮”。在边区政府成立两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送给边区政府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廉洁政府。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如何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这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同时又要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边区政府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势力的政策,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各级工作人员理解,聂司令员做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聂荣臻说,“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我们的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要伸手向农民要钱。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这么沉重的负担,农民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气,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完成,抗日的热情会长久不衰。边区政府和各界群众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
晋察冀边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有过消极的抵抗,但经过宣传教育后,最终还是接受了。边区政府执行的政策比较稳妥,不搞“打土豪”。不管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愿意抗日,就真诚团结,不把他们推到侵略者一边去。
不久,边区政府的政策就更趋向完善了,普遍地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这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和消费计算的,消除了过去贫苦农民既出钱又出力的现象。因为公平合理,所以在抗战期间,得以长期持久的坚持,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措施。
依照“新中国雏型”或“新中国的模型”来进行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它符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晋察冀边区政权的建设,也为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夜漫漫话抗战
长城岭位于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古长城沿着山脊的外坡筑起,在群山突凡的脊骨之上,把晋东北和冀西明显地划分开来。晋东北的群山,在渐渐凸起的高原之上;冀西的峰峦,则排列在凹地之中,云雾迷蒙,就象滚滚翻动的大海。抗日战士行经这里,总愿在关口停下,攀过布满青苔的巨石,拂着身边的流云,站在经过无数争战的墩台上眺望,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就在血液里鼓荡起来。
1938 年2 月1 日晨,聂司令员陪同埃文斯·卡尔逊从长城岭下的龙泉关招提寺动身,午后到了台麓寺。
聂荣臻穿一身草绿色的军服,马裤,脚上穿着一双草绿色的布底圆口鞋,扣着风纪扣,左胸袋的上端挂着第十八集团军的圆徽章,显得英姿勃勃,格外整洁朴素。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军情报观察员,身穿美军便装,蓝眼睛,长鼻子,满面皱纹,因为人高马大,特别引人注目。他比聂荣臻略大些,40 刚刚出头。
聂荣臻陪卡尔逊到台麓寺来,一方面是想满足卡尔逊瞻仰佛教圣地的愿望,一方面,这也是主要的,是想在这个僻静的处所,回答卡尔逊提出的有关八路军抗战的问题。
卡尔逊到晋察冀边区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37 年12 月底到1938 年2月,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 天,步行骑马走了2500 里,两次穿过日军封锁线,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卡尔逊面对眼前的一切,既感到震惊,又觉得疑惑。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众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
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卡尔逊的问题太多了,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渴望聂荣臻能够回答。
在台麓寺的一座偏殿里,聂荣臻和他一直谈了大半夜。聂荣臻用大行山的特产——核桃和红枣,招待了卡尔逊。
卡尔逊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夜晚:“寒夜。一钩新月从东方升起,它的光辉洒向大地,给附近的群山抹上一层淡淡的色泽,使入觉得身处缥缈的世界。头顶上是无比清澈的苍穹,闪烁着亲切的繁星,周围一片寂静。如果不是有这些进入梦乡的人,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一座山顶上。夜色何其相似。可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些身着绿色军服的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山下那些穷凶恶极企图强占中国的敌人手里拯救中华。”
1917 年,卡尔逊曾随美军一个野战炮团开赴欧洲战场。他告诉聂荣臻, 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们都象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筋,很枯燥。他说八路军这种搞法,实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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