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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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四人帮”发难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

　　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

　　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煮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

　　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建立了以叶帅为领导的军委办公会议制度。

　　1975　年，邓小平、叶剑英分别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四人帮”红了眼，表面上篡军活动有所收敛，实际上篡军夺权之心不死。

　　进入1976　年，围绕争夺军权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四人帮”唯恐军队不乱，挂着总政治部主任头衔的张春桥狂叫：“乱要乱透，不光肉要煮烂，连骨头也要煮烂。”他们在背后整一批军队领导人的黑材料，抹煞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在基层煽风点火，炮制所谓“开门建军”的“新鲜经验”。他们极力破坏“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阴谋建立起“第二武装”。

　　然而，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1976　年7　月6　日，将星殒落，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朱德与世长辞。叶剑英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来到灵床前向这位“红军之父”告别。

　　两周刚过，为国事担忧的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离开万寿路甲15　号的住宅，来到西山叶帅住处。

　　两人坐定，叶帅顺手打开了收音机。康大姐不理解这个举动，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看，好像要探寻什么秘密，叶帅用手指指外面，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更大一些，轻声地问道：“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大姐这才会意，把身子向前挪了挪，告诉叶帅，老总对“四人帮”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嘱咐我说：“你不要害怕！那几个人，谁都讨厌。你去问问农民，他们愿不愿意让地主回来？去问问工人，他们愿不愿意资本家回来？去问一问社会上所有的人准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康大姐回忆她当时担心“四人帮”把黑手已经伸到了军队，老总还是说：

　　“你不要怕！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人们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叶帅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老总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并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请大姐放心。

　　此时，康克清虽然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元帅正在考虑对付“四人帮”的大计，但是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老总要说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告别叶帅，离开15　号楼，转向1　号楼，去看望聂总。

　　7　月28　日3　时42　分53。8　秒，一道蓝色的电光穿越大空，伴着轰隆隆的巨响，闪过冀东大地。狂风呼啸，惊雷震鸣。在强烈的地壳震动中，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平地。

　　古老的“苍龙”再一次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惹怒了！

　　整个华北大地都在颤动。

　　刚刚人睡不久的叶帅从震颤中惊醒。他以一个军事家特有的敏感，立刻意识到是大地震。他霍地下床，亲自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查问情况。

　　第二天，叶帅才知道，这次地震为7。5　级。几天以后，国家地震局再次公布经过核定的地震级为MS7。8　级。又过了很久，确切得知，地震中共死亡24　万余人，重伤16　万余人。这是迄今为止，400　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地震。

　　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奔赴灾区，1　万多医护人员奋战在唐山废墟上。

　　万恶的“四人帮”却大刮阴风：

　　“全国有8　亿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什么！”　“唐山地震不过是100　万人的事，批邓是8　亿人的大事！”“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

　　根据姚文元的旨意，“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炮制出一篇《地震实为新地兆》的妙文，声称当年洪秀全的《地震诏》是“宣言书”、“声讨书”，它“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

　　很显然，“四人帮”在迫不急待地欢庆他们独缆大权“新世界”的即将来临！

　　唐山大地的自然震动止息了。但是，“恐震症”却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北京全城搭起了防震棚。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从高楼大厦和低矮平房里搬出来，住进了各式各样的窝棚。叶剑英在西山的15　号楼门前也搭起了两间绿色帆布帐篷。

　　不止北京如此，据说当时全国有17　个省（市）的大中城市数亿人露宿户外。

　　秋风秋雨，中国人民苦度难关。

　　上西山看望叶帅的人接踵而至。来人多半是借口问候地震后的老帅平安，实际上是来探听“风声”，摆“龙门阵”，明里暗里提出对付“四人帮”

　　的各种建议的。

　　一天，有位来访客人见叶帅正在帐篷里读《三国演义》，便开玩笑地问：

　　“首长，俗话说‘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怎么看起三国来了？”

　　叶帅笑着说：“三国里的学问可多着咧！主席就是个‘三国通’，他很佩服曹操和诸葛亮。他的《北戴河》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是引用曹操的《观沧海》而成的。

　　客人洗耳恭听。

　　叶帅谈兴正浓，他又介绍曹操的另一篇诗《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万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他一边念，一边讲东汉未年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历史背景，赞叹“关东义土”兴兵讨伐“群凶”的义举，然后问道：“你当然知道诗里的‘群凶’指的是谁了？”

　　“奸凶董卓及其部将。”客人答道。

　　叶剑英感叹地说：“现在也是天下大乱，群凶未除，正像曹操诗中说的，‘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啊！有私心、有野心的大有人在。”

　　客人明白了叶帅背这首曹诗的用意。

　　叶帅又说到诸葛亮：“在南阳武侯祠，有一幅楹联‘收两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灯，一心只为思三顾；取西蜀，征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木土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知道这幅盈联的人并不多。客人十分敬佩元帅见多识广和惊人的记忆力，顺势请教一个问题：“人们都称道，诸葛亮的两个出师表写得好，但后人考证《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真伪莫辨，究竟应该怎样看呢？”

　　“那是专门家的事，且不去管它。我觉得这篇出师表确实是‘古文观止’，不朽之作。”叶帅很喜爱这篇文章，从头背起来，背到文中那六个“臣之未解”，一个一个地解释，然后说：“诸葛亮的这几个不解的问题，立论精辟，很发人深省，可惜还有一个大问题，他未能意识到。”

　　“那是个什么问题呢？”客人很想知道。

　　“接班人问题。本来刘备托孤之时，就曾说过刘禅不才，请他自取的话。

　　但诸葛亮既未找到蜀国之君的接班人，也未找到他自己‘继之以死’的接班人。他事必躬亲，到了晚年，还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到六出祁山时，司马懿打听他的饮食起居，知道他吃得很少，就采取‘蘑菇战术’，避而不战，等待他死了！”

　　“诸葛亮就这样累死了！”

　　叶帅叹息道：“是的，他死时才54　岁！‘死诸葛吓走活仲达’，难怪陈寿说他是‘天下奇才’！”

　　“我们现在的接班人问题总算解决了吧？”客人试探着说。

　　叶帅点点头，不想评论，只是说：“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主席说过，他百年之后，有人要闹事的。”

　　客人明白元帅说的是什么人，有意安慰说：“不怕的，只要有开国元勋们健在，有老帅们健在，不论是谁也闹不起来的。”

　　“但愿如此，‘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己，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叶帅引诵《后出师表》，并引用最后一句话说：“尽人力而听天命吧！”

　　连续发生的天灾人祸，使病中的毛泽东遭受到比唐山地震还要大的震动。他在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被紧急搬到中南海另一个别墅式的小庭院。这里被称为202　号，据说可以抗8　级以上地震。尽管如此，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在房前搭起了一个更为牢固的地震棚。这位伟人躺在宽大的床铺上，忧思重重。他已预感到马克思在向他招手，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病重期间，有一次他深情地望着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4　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来，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　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讲这段话，虽然叶剑英没有在场，但他事后听说，深为感动。他知道毛泽东在交代后事，难过得他独自落泪。

　　9　月5　日，毛泽东病危。9　月8　日，毛泽东的生命烛光已燃到最后，在灰暗中抖颤。

　　叶剑英走进毛泽东的卧室，与老人家做最后的诀别。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

　　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注视，准备聆听最后的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您会好起来的。。”他在床边佇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还想用力抽出左手来。那平静的面孔，因为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那眼神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但依然发出异样的光芒。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呆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沉重的脚步，蹒跚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叶剑英陷入了沉思：

　　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9　月9　日零时10　分，　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刚刚经历唐山大地震的神州大地，似乎再次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平衡，剧烈地震荡起来。

　　“四人帮”抓住了篡党夺权的天赐良机。

　　一场围绕着最高权力的争夺战开始了。

　　历史的抉择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对讨论毛泽东治丧问题横加干扰，设置障碍。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突然跳起来，高叫：“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着起哄，逼华国锋表态。

　　华国锋先是不语。停了一会儿，终于表了态：“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

　　“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江青没等华国锋说完，就插了话。“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江青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给政治局出了个大难题。许多委员都是不同意的，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刚刚逝世，对他的遗孀总要“照顾”一下，不好立即驳回。于是纷纷把目光集中在叶剑英身上。

　　叶剑英此时已是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

　　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的话说得既合情又合理，首先得到了华国锋的赞同，他沉痛地说：

　　“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

　　见此情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只好表示同意。江青也不作声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高呼：“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然而，就在她振臂高呼口号的时候，她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却装着华国锋的黑材料！

　　“四人帮”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了华国锋和叶剑英。

　　然而，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并在“批邓”运动中受命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1976　年4　月30　日，毛泽东曾亲笔给华国锋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

　　这是华国锋作为法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四人帮”完全知道这块“通灵宝玉”的价值，因而阴谋加紧篡改，将“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伪称其为“临终嘱咐”。然后把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名加在华国锋头上，制造混乱，乘机夺权。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央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华国锋致悼词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讨论，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中写上“按既定方针办”。而在此后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凭空塞进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且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这是一个极端阴险毒辣的计谋。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方针办，任意解释、任意摆布，一切都要听他们的。他们手里有了“临终嘱咐”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乱砍一气，主宰一切了。

　　“四人帮”在下边煽动群众反对华国锋，在上边则处处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威逼要挟华国锋就范，以充当他们的“御用工具”。

　　叶剑英在各种场合总是从大局出发，维护华国锋的威信，坚持正确的主张，抵制“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固然考虑到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绝对不能让他们篡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更主要是考虑到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对于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的过程，以及对华国锋的评价，叶剑英是清楚的。对于过去的华国锋，叶剑英知之甚少，只是在1970　年被流放到湖南地区时，与当时作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的他见过一两次。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不久，叶剑英曾登门拜访过他。经过一段接触，叶剑英发现华国锋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在开始阶段，他是承受毛泽东的嘱托，凭着毛泽东“厚重少文”、“办事不蠢”、“你办事，我放心”的评语来认识华国锋的，那么以后，他凭着自己的感观对华国锋得出了“年轻、人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的印象。他诚心帮助华国锋，是想“周公辅成王”，而不是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作为新领袖的华国锋的意向如何？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屈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是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彻底打垮他们。在这几条道路面前，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同自己一样，能够选择最后一条路，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坚定地走下去。

　　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和嘱托，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

　　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唯一结论。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在思考着对付“四人帮”的问题。

　　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思想是共鸣的。团结一心，坚如磐石，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病危和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谭震林、康克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他们对叶帅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有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同志，或拜访，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老同志，如耿飚、黄华、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净等同志，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凤家里，会见过叶剑英。解放军三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华捕、史进前等，还有在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如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等同志，都利用各种时机和途径同叶帅接触，一抒己见。这段时间看望叶帅次数最多的，恐怕要数粟裕和宋时轮两位将军了。由于住地毗邻和特殊的工作关系，他们觉察到形势和事态的严峻，随时请教并保护老首长。

　　如果说，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战友、老部下接触和交谈还比较容易做到，那么，同外地的同志谈心就相对困难一些了。因为当时围绕粉碎“四人帮”

　　斗争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于用电讯一类的现代化工具，也不便于书信往来。这主要靠外地的同志来京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在互相访问中才好面谈。

　　叶剑英正是依靠平素积累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其中，交往较多的有许世友、吴克华、赛福鼎、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李德生、李坚真等同志。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正是这样在较长时间内，“集思广益”，逐步形成的。它是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产物，并不是叶剑英“孤家寡人”或某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但是此举干系重大，机密度极高，接触面又不能失之过宽。相对来说，在酝酿阶段，带有调查研究、互相模底、“民意测验”的性质，交谈的人比较多一点。而一旦意见成熟，形成决策，那就只限于叶剑英等几个人，慎之又慎，密之又密了。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否则，就会误了大事。

　　对于众多的来访者、陈情者、交谈者（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叶剑英在接触中，尽管都是以诚相待，但由于斗争的需要，也是区别对待的，并不是不分对象，不分时机，不分场合，公开商议一切，将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端出来。他对粟裕将军不止一次地嘱咐过：“在这个时候，要加强戒备，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正是这样，这一时期，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