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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伊朗战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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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来，一旦战争爆发，即使以色列遭到猛烈的打击，也不会公开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大张旗鼓地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以色列最可能只做不说，像毒蛇一样，配合美军及其北约盟友的军事行动，最狠辣、最致命地攻击伊朗，做一个沉默的杀手。
二、战争模式
伊朗战争，爆发在世界*国家的聚集地区，爆发在世界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爆发在世界能源的心脏地区，对世界经济走向、政治格局和*教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世界人民睁大眼睛，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规模、进程和结局。
美国和伊朗，是两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美国社会已经高度信息化，伊朗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军队是社会的产儿，社会是军队的母体，美伊两国军力对比十分悬殊，美军是一支信息化军队，伊军是一支机械化军队，双方军队建设水平存在着“时代差”。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规模的大小决定于美国的战争目的，而不是伊朗。美国的战争目的，就经济而言，是确保世界能源供应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政治而言，是打掉伊朗称霸中东的野心，削弱甚至颠覆伊朗极端宗教政权，就军事而言，是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剥夺伊朗的军事能力，使其不能对以色列和*国家产生重大威胁。
战争双方的实力和战争目的决定着战争规模、进程和结局。美国设想了三种规模不同的战争模式：
第一种，利比亚模式。1986年3月24日至25日、4月14日至15日，为排挤苏联势力，独霸地中海，美国以“打击世界恐怖组织”为由，对利比亚连续发动了两次代号分别为“草原烈火”和“黄金峡谷”的海空军联合空袭作战，以微乎其微的代价重创利比亚。这次军事行动，美军突破了传统的海空军配合陆军、陆军先攻外围后捣腹心的战争模式，仅以空袭作战即达成战争目的，开创了信息化战争模式之先河，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形象地称之为“外科手术式”打击。
伊朗是一个地区性强国，两伊战争后，经过不遗余力的发展，军事工业体系较为完善，已经能够独立研制和生产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加之多年来，又从外国引进了不少信息化武器，其军事实力，在中东地区，与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等传统军事强国相比，已在伯仲之间。美国采取利比亚模式，有利之处是战争规模较小，耗费较少，对国际经济、政治的影响也不大，而且能够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重要军事工业，完成最核心的军事目的。但这种模式，无法剥夺伊朗强大的军事反击能力，在伊朗愤怒反击之下，战火最终还是要愈演愈烈地燃烧起来。这种战争模式，看来难以有效实现战争的经济和政治目的。
第二种，科索沃模式。1999年3月24日至6月10日，为挤压俄罗斯安全战略空间，使北约由一个冷战前的集体防御安全组织，转变为一个能积极主动适应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安全需要的政治军事同盟，成为美国称霸全球更好用的工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了78天的战略空袭，战争最终以南联盟接受北约的政治条件而告终。科索沃战争的特点是没有地面交战，北约仅使用空中力量就达成了战争目的。这场战争使人们认识到，未来信息化战争，空军将是首战之军，空袭反空袭将是作战之重，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地面部队的行动自由权，空中力量完全有能力独自高效地打赢一场现代战争。
从军队的先进程度上看，伊朗和南联盟处于同一水平，都是一支机械化军队，只是伊朗军队更庞大，而且有一些远程导弹和信息化武器，但从本质上讲，这点先进武器弥补不了其与美国军事能力的巨大差距。就军人素质而言，伊朗军人应该还比不上南联盟军人的素质。信息时代，军队的战斗力主要取决于质量，而不是规模，从理论上讲，美国能够用空袭模式解决科索沃问题，就能够用空袭模式解决伊朗核问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它以军事手段为主、其他非军事手段为辅来达成政治目的。美国可以凭借军事力量来实现战争的军事目的，但只要拥有万平方公里领土、7500万人口、强大宗教影响力、巨大石油财富的伊朗极端宗教政权，决不屈服，坚持抗战，美国就很难全部实现其战争的经济目的、政治目的。由于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及采取空袭作战样式，美国不会在伊朗陷入战争泥潭，也不会失去*国家的政治支持，但在伊朗奋不顾身的反击之下，如果战争拖延时间太长，将会遭到中东*国家民众越来越深的厌恶，从而影响其在中东的霸权。
一个国家，当其自身处于内乱自顾不暇时，是没有能力给其他国家带来麻烦的。伊朗政府和民众如果认清了这一点，全国上下精诚团结，美国将很难仅仅通过空袭作战在短时间内完全实现其战争目的，相反，在中东甚至更广大的区域，伊朗有能力给美国带来无休止的麻烦。为尽快达成战争目的，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分化瓦解伊朗人民的团结。*革命以来，宗教保守派一直掌握大权，他们过于注重宗教意识形态的建设，而不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伊朗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弊病丛生，这正予美国以可趁之机。当前，伊朗国内民族矛盾较为尖锐，宗教派别矛盾较为激烈，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保守派与改革派有政治分歧，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主张政教分离，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宗教政权的高压之下，平时深藏不露，一旦美伊开战，伊朗现政权遭到重创，对国家的控制力削弱时，美国必然会揭开“潘多拉盒子”，让这些矛盾升温激化。在战争进程中，如果美国能成功挑起伊朗内乱，那么伊朗既无暇在中东*国家制造混乱，也无法在国内集中精力组织抗击。
美国拨弄是非、挑起事端的手段世间少有。阿塞拜疆族占伊朗人口的25％，聚居在伊朗西北部的东、西阿塞拜疆省，历史上与波斯族素有嫌隙，又紧邻阿塞拜疆共和国，美国支持阿塞拜疆族自治，使其成为第二个“科索沃”，未必没有可能。库尔德族占全国人口的5％，与伊拉克、土耳其的库尔德族声息相通，一直梦想建立一个库尔德人的国家，也可能予美国人以利用之机。内乱是战争最可怕的后遗症，意味着国无宁日，民心失离，是国家分裂的前兆。伊朗战争，伊朗一旦长期不能与美国达成妥协，国力在美国重击下，必将削弱殆尽，届时国家在内外夹击下，很有可能陷入窘境。《孙子兵法·作战篇》曰：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意思是说：由于长期从事战争，导致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国家经济枯竭，那么诸侯列国就会乘此危机，前来进攻，那时，即使有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挽回危局了。在敌人环伺包围之下，伊朗需要提防孙子的预言。
波斯湾，是世界能源的生命线，伊朗与海湾*国家北南共之。面对西方国家可能的军事打击，伊朗一直要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声称，伊朗一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意味着战争，美国决不妥协。一旦美伊开战，除制造民族分裂外，美国完全有可能直接占领格什姆岛，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统治者原本想通过核计划，建设一个强大的受人尊敬的国家，但倒头来有可能事与愿违，使国家饱受摧残，分崩离析。这种悲惨的战争结果，需要*神权统治者深思。
第三种，伊拉克模式。2003年3月20日至5月1日，美英盟军以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活动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战争以推翻萨达姆政权、美英全面控制伊拉克而告终。伊拉克战争的特点是，在绝对掌握制太空权、制信息权、制空权的情况下，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和精确打击，迅速粉碎伊军有组织的反抗，同时，地面部队快速推进，攻城掠地，闪电般占领伊拉克全境。
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推翻萨达姆政权，与其说是军事行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伊拉克人民选择的结果。在战争中，伊拉克人民选择拥抱美军而不是帮助萨达姆政权保卫祖国。萨达姆政权治国无能、丧失民心，是战争能够迅速结束的根本原因。美英推翻萨达姆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正义性，尽管从国际法上讲，这场战争是不合法的。正义属于道德范畴，合法是一种法律要求，正义的战争不一定合法，合法的战争也不一定正义，即使美国不是真心诚意地解放伊拉克人民，笔者仍然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因为萨达姆政权是不道德的。
伊朗*革命成功后，以宗教领袖取代国王，以神权制代替世俗制，从历史发展角度上讲，无疑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倒退，谈不上任何先进性，但革命却赢得了民众的热烈拥护，直到现在，大多数民众仍然拥护宗教神权统治。这是伊朗宗教政权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最大不同。由此可见，民意不能代表民心，民心也不能代表真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既然伊朗人民选择了宗教神权制度，世界人民就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列宁说，“用棍子不能把民众赶入天堂”，任何国家企图从外部使用暴力手段推翻伊朗现政权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谴责，也是很难得逞的，因为在*政权的背后，是难以征服的广大伊朗民众。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用战争手段有时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外交，以及其他各种手段争取人心。战争是迅猛的、短暂的，争取人心的工作是春风化雨的、长期的。就伊朗问题而言，不管美国如何仇视这个宗教政权，但企图用战争这种野蛮粗暴的方法，一下子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人心民意问题，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伊朗不是伊拉克，宗教领导人不是萨达姆，伊朗人民也不是伊拉克人民，如果美国企图用伊拉克模式，梦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问题，实现战争目的，那么美军在伊朗的前途注定是危险的，伊朗必将成为美国第二个越南梦魇。
选择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选择的过程中可以修正方案，但无法重来，因为时间无法逆流。三种战争模式，慎重者选择利比亚模式，稳健者选择科索沃模式，激进者选择伊拉克模式，视美国霸权需要、资产阶级内部争吵的结果以及总统政治感情的好恶而定。由于美国占据绝对优势，战争准备过程中，美国需要多手准备，更要重点准备，一旦定下战争模式，就要脚踏实地完成战争准备，不能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原因，脚踩两只船、三只船。就有利于达成战争目的而言，毫无疑问，美国战争准备的基点应当是科索沃战争模式。
三、说服自己
全球化时代，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信息网络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舆论的话语权，传播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全世界构建了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思想框架。这个思想框架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繁荣。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框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只有20％的人能够享受，因为他们是富人，占有80％的国家财富，而其他80％的人，只占有20％的国家财富，他们只能披着这个思想框架华丽的外衣，而不能享受其实质的好处。可悲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总以为西方国家是天堂，把20％的人能够享受到的美事，当作是全体民众都享受的美事。
在这个思想框架下，美国俨然以道德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动辄对他国事务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甘心俯首顺耳，聆听教诲，而是选择与美国进行对抗，首先他要面对的并不是美国这个国家，而是不利于己的这个思想框架，在没有更好的思维框架之前，这个思想框架限制了一般民众思考的方向和深度。但世界总是要进步的，西方世界一手打造的世界舆论标准，也遭到了世界上智者的怀疑和质问，包括美国人民自身。
有一种政治度量，叫做民众主导政府度。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政府为所欲为，*专制，视民众为无物。这种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为零。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政府过于松散，易受民众舆论左右，动辄领导人引咎辞职。这种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为1，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由于频繁的政府更迭，日本事实上没有政府，在此慎重建议世界各国不要和日本政府打交道，因为你今天接见的总理，明天就可能下台，他所做出的承诺，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废话。除此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介于零和1之间，只不过有的国家左偏向零，有的国家右偏向1。
美国是一个民众主导政府度右偏向1的国家。从美国历史看，在重大问题上，民众对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美国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民众的舆论影响着政府的战争决策，没有民众的赞同，统治者很难发动一场战争，即使出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发动了战争，但民众总有力量制止它，迫使政府退出战争。二战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之所以灰溜溜地停战，就是民众力量爆发的结果。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刚刚发起的时候，美国民众都是支持的。阿富汗战争，由于进行得不尽如人意，美国国内现在出现了响亮的反战声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战争决策，可以预见，如果阿富汗战争战况继续恶化的话，美国无疑会选择某种形式的退出。
在战争决策问题上，美国政府往往处于“国家道德”与“民众利益”交织的困境之中。一方面，美国构建了世界思想框架，它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依据，在全世界营造出一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极大影响了世界人民的思考方向，由于潜意识的作用，这种思考方向使世界民众在无意识中倾向于支持美国政府；另一方面，与美国政府的“美好理想”相对，美国民众是极其现实的，他们眼里只有钱，在美国国内舆论中，民众往往以利益为判断依据，根据利益得失决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这样就导致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局面，即在战争事务上，好战的美国政府往往以自由*的名义轻易说服了全世界，要求进行战争，但在利益面前，却往往不能说服本国民众，是美国人民而不是世界人民，经常对美国政府说“不”。在四场局部战争中，人们常常会发现，反战示威最激烈的地方，往往不是在伊拉克、南联盟、喀布尔，而是出现在纽约街头。
美伊一旦爆发战争，世界民众有诸多理由支持美国，或者至少不支持伊朗，这些理由是：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疑虑；对*宗教政权的厌恶与恐惧；对伊朗称霸中东地区的警惕，等等。总之，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会得到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大多数民众不会支持伊朗。美国政府会通过*、谷歌、Facebook，把美国政府的声音动听地传遍全球，从而轻易地获得全球舆论的支持。而伊朗能够给予世界的是什么呢，除了领导人的“圣战”叫嚣，也许就没有什么了。在全球舆论对抗上，伊朗远远不能与美国相比，美国必定能做到“先声夺人”。
于是，发动一场与伊朗的战争，美国政府担心的并不是全世界民众的反对，而是美国民众自己。对于他国政府，如果不支持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可以在实施强大宣传的同时，对其威胁利诱，运用“胡萝卜”和“大棒”两种政策工具，迫使其就范。对于本国民众，如果不支持战争，美国也无甚妙招，只有进行娓娓动听的劝说，以及巧妙的利诱，最多不过是夸大伊朗的威胁，进行无聊的语言恫吓。
四、文化优先
应当承认，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思想和观念的差异，这些思想和观念的差异会造成沟通和理解的障碍，从而导致不同文明间对话的艰难。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总觉得自己的宗教好，对其他文明怀着深深的敌视，动辄视其他文明为异端，极其缺乏宽容精神，恨不得让全世界所有人都信仰他们的宗教才好。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落后愚昧和动荡的地方，就是信仰他们那个宗教的地方。
由于国家是天然的利益追逐物，即使文明之间存在着思想和观念的差异，一般也不至于爆发战争。追逐利益，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宗教热情。目前世界上爆发的战争，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在于利益的角逐。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战略目的是维护霸权，控制世界能源基地；科索沃战争，美国的战略目的是巩固霸权，防备俄罗斯东山再起；阿富汗战争，美国的战略目的是粉碎恐怖主义，控制中亚，阻止俄罗斯和中国与其争夺霸权。可见，隐藏在这些战争背后的都是利益，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但是，文化对战争也有着重大影响，在战争中只考虑经济、政治、军事问题的领导者，绝不是一个称职的、深谋远虑的领导者。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并很好地处理了文化与战争的相互关系。比如，有的朝代利用文化的相似性，成功组建起国家军事联盟，有的朝代利用战争的胜利，成功地加强了内部文化融合，更有一些朝代，利用文化的号召力，成功地同化了“蛮夷”，开拓疆土，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种民族文化最终融合到中华文化中去，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最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稳固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功绩，这段历史非常值得我们回顾。周朝时，分封了数百个小邦国，到了战国后期，只剩下数个强大的国家，即所谓的战国“七雄”，他们都较好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文化融合问题，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实行郡县制，也较好地处理了文化融合问题。从此，“大一统”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头脑之中，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不可撼动。当然，在文化整合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文化破坏以及禁锢思想争鸣的事情，但这些是次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总的来看，我们的祖先做得很好。以史为镜，从文化层面看，台湾地区想要脱离中国而独立，真的是一种可笑的意淫，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
相反，美国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麻烦不断，并不是小布什总统在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的短视，而是文化上的短视。阿富汗战后安全局势之所以如此糟糕，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文化层次上的战争准备不足。战争准备历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准备，这是“硬”准备。由于美军平时即处于随时准备打仗的状态，物质准备应当说是十分充分的；二是理论准备，这是“软”准备，主要是指战前深入研究敌国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构架，准确预测战争进程和结局，制定出正确的战争指导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软”准备是比“硬”准备更重要的战争准备。“9·11”事件，打破美国本土不受攻击的神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熊熊大火“烧昏”了美国当权者的头脑，事件发生后不足一月，便匆忙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可想而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美国不可能对阿富汗独特的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心理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战争指导理论。理论准备上的严重不足必然带来战争实践上的惨痛教训，虽然依仗多年来新军事革命的成果，美国迅速取得了阿富汗战争的胜利，但由于战争指导理论缺失、错误、水土不服，美国却没有赢得阿富汗普通民众的支持，无法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反恐战争的胜利变得遥不可期。如果美国能不那么总是迷信武力，能仔细研究阿富汗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点，借鉴前苏联兵败阿富汗的经验教训，从文化角度出发，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战争指导理论，可能会有助于其摆脱阿富汗战争“胜而不利”的困窘局面。从阿富汗战争准备上看，美国在战争物质准备与战争文化准备之间出现失衡。
二战末期，德国败局已定，而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日本尚在垂死挣扎，面对这个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东方民族，美国开始制定对日战后政策。美国最高决策层认为有两大棘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日本最终会不会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天皇体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著名的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从文化、民族心理、社会架构以及宗教影响等诸多方面对日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得出了肯定的回答。本尼迪克特在战后将其研究报告整理成为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与刀》。美国政府官员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保留天皇的建议，打消了日本人的“玉碎”念头，加速了战争进程，至少使数万美军士兵免于死亡。因此，吸取对日战争的成功经验，借鉴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深入研究伊朗的文化、宗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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