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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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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组织问题”、“国民会议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了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五人书记处，组织名称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机关报为《火花》。当时他们的组织在全国的人数约有500人，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租界）南4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
三、为抗日民主呐喊
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中央书记，真是历史的嘲弄。在统一大会闭幕词中，他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国”。
但是，当他们踌躇满志地着手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时候，组织很快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并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镇压。先是梁干乔因未进入“中委”而去投靠了国民党。尹宽因受彭述之等人排挤，连代表也没有当上，于是拉了几个人，控制几个支部，进行反“中央”的活动。马玉夫原是中共上海码头工委书记，长期从事工人运动，转向托派时拉进不少工人和支部，自视有功，也因未当上“中委”，极端不满，竟去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中央成立不到1个月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外，中委全被逮捕，书记处五个常委，捕去四个。中央机关顿时瘫痪。陈独秀几次补充整顿中央，又几次被破坏。
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艰苦奋斗，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独立支撑大厦，创办了《火花》和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对内统一思想，健全组织，对外以散发传单的方式宣传托派主张，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8月6日，他起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搞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等种种罪恶，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会”，“工人自由的组织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和共产党”等。
“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一直到第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高潮。有些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也进行了反蒋抗日活动。面对这种形势，陈独秀十分激动，认为他们期盼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以个人或托派组织的名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言和决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英美操纵国联袒护侵略者，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根据自身领导“五四”、“五卅”运动的经验，创办了一份类似《每周评论》和《热血日报》那样的刊物——《热潮》周刊。
陈独秀在《热潮》上除了发表一篇篇反日反国民党的战斗檄文外，主要是指导以学生为主力的抗日民主运动。他一方面大力为学生运动辩护，驳斥反动派所谓学生运动是“越轨行动”的诬蔑，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学生因反对对日妥协而捣毁国民党党部，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越轨行动神圣！”另一方面，他又及时指出运动的弱点和前进的方向，引导学生走出“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走向反国民党，从只向政府示威，自觉转换到“工人、农民和士兵方面来，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
在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时，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主张不应限于国民会议的宣传，而“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于是，他在1932年2月10日起草发表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了与中共“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策略。为此，他还与彭述之、罗汉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合作抗日”的建议。陈独秀还敏锐感到华北地区将继东北后，发生严重的日本侵略事件，于是以中央常委名义，指示托派华北特委，在大型工矿企业集中的地区开展以工人为主的抗日运动。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在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下，非但不响应，还把托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派及第三党一样，以欺骗民众来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我自将心向明月，哪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为此十分遗憾。
关于与资产阶级左派“共同行动”的策略，也受到托派内部如法南区委、华北特委等极左派的广泛抵制。他们以“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的虚伪的民族主义”等教条，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鼓噪。因此，他们反对陈独秀托派中央的决议，拒绝散发抗日传单，并以中央不健全为由，不承认陈独秀中央的权威。
陈独秀对这些谬论一一进行了批驳，并以中央名义给他们及其区委机关以警告、改组到解散的处分，但是毫无效果，而陈独秀本来想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大干一场的计划，完全落空了。眼看着大好形势像洪峰一样迅即远逝，他只得望洋兴叹，感慨万千。
四、身陷囹圄气若虹
转眼1932年春天来到，狱中的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病保外就医。陈独秀把他俩吸收进来，才重建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濮的爱人在路上巧遇已经投靠国民党做了特务的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和费侠，被跟踪至家，又在10月15日，跟踪到会场，正在开会的四个常委和秘书全被逮捕。陈独秀因病在家，本来可以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秘书谢少珊的出卖，晚上也被捕。联络站、印刷所等中央机关也均被破坏。
陈独秀等人在租界被捕后，曾开展反引渡斗争，但失败了。被引渡给国民党后连夜押解南京。在火车上，陈竟酣睡达旦，到南京还未醒，处危不惊，一时传为佳话。国民党原拟军法处置陈，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传询他，他坦然处之，并声明托派与南方各省的暴动“毫无关系”；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传询毕，何求字，陈写“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周围青年军人也索书留念，陈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字条。
由于宋庆龄、蔡元培、胡适以及爱因斯坦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呼吁营救，国民党也想争取陈独秀反共，所以蒋介石命令将陈独秀案交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
1933年4月中旬，法院三次审判此案，检察官以其抗日民主运动中发表的文章、宣言和决议等为证据，指控陈独秀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陈被捕后，好几位著名律师自动要为其辩护。陈独秀选中了章士钊。章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曾参与镇压学生运动。陈独秀当时曾致函谴责，并表示与他“断绝关系”。但章却始终钦佩陈的为人，然而又不知其为人，也不知国民党政权的独裁性质。这次他出庭辩护，竟说陈主张“国民会议”，以“法定之选民选举”取得政权，“何得为罪！”还以陈独秀历史上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等为据，说陈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更以陈组织托派分裂中共为证，说陈“有功于国民党”，提议“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批驳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
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发表自撰“辩诉状”，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五四以后，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而中共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接着，他从法理上论证了何为“国”，批驳了检察官强加的所谓“危害民国”和“叛国”之罪，反控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节节退让”，对内“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人民自由权利”，才是真正的“叛国”和“危害民国”。要求法庭“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
陈独秀在法庭上如此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变被告为原告，把法庭当战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4月26日，初审判决陈独秀13年徒刑。判决书称陈“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政府推翻”，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犯有“叛国罪”。陈独秀当场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不服，再写“上诉状”，上交给南京政府最高法院，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的谬说；被检察官驳回后，又写“再抗辩书”。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彭有期徒刑8年。
在这个过程中，像柏文蔚等已成国民党高级人士的一些朋友，学章士钊的样子，竭力帮助陈独秀修改口供，以减轻“罪名”和判刑。柏说，陈独秀想要当好汉，坚决拒绝。
五、遥控托派被开除
判决后，陈被押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执行。国民党仍想感化他“合作反共”，给他种种优待，一人一间牢房，可阅读书报和写作，甚至可每日接见亲友。陈利用此条件，与狱外新组建的托派中央“临时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遥控“临委”工作。同时，他在1931年结识的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也每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他俩原是前后房的邻居，潘是一个纱厂做工的年轻姑娘，比陈小30多岁，因遭流氓迫害受了刺激；陈则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隐居、贫困而孤寂。俩人同病相怜，互相帮助，结为老夫少妻。但陈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这次陈被捕前。两人发生口角，潘即跑回浦东娘家。陈被捕事发，潘在报上见到消息和陈的照片，才恍然大悟。当时陈从拘留所传出话来，让潘另找出路，不要到监狱去看望。但潘却颇重情谊，从上海走到南京，住到陈的朋友家，专门来照顾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时十分混乱，换了好几个书记，1933年秋才建立起陈其昌为书记的比较稳定的三人临委。这个临委继续执行陈独秀的与资产阶级左派“共同行动”的路线，曾要求参加宋庆龄组织的一些活动，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等。但是，1933年，一位来华的美国托派分子（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格拉斯（中文名为李福仁）与中国托派取得了联系，他与刘仁静认为临委的工作太保守。在他们的推动下，北方区委史朝生、刘家良为首的一批极左派分子来到上海，斥责临委推行的路线是“机会主义”，并要求改组临委。为了统一思想，临委列出托派争论的问题提纲，组织狱内外同志讨论。陈独秀写了10来篇文章，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辩护，与刘仁静、史朝生及狱中的彭述之等展开论战，彼此指责对方是机会主义，违背了托洛茨基主义。
1935年1月，史朝生、刘家良等人在格拉斯、刘仁静支持下，推翻临委，成立“中央委员会”；改“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要陈其昌等临委成员和陈独秀检讨机会主义错误，否则开除。陈独秀拒绝承认错误，并谴责他们的分裂行动，于是被托派中央开除。
这场闹剧，由于在3月新中央被破获，中央委员及格拉斯、刘仁静等均被捕而结束。临委恢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名称则沿用了下来。因为从1933年起，托洛茨基放弃了从共产国际内部夺权的策略，筹备第四国际，号召各国托派独立建党。托洛茨基得知中国托派“开除”陈独秀的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欢迎陈独秀加入正在筹备的第四国际领导机构“总干事会”，以提高第四国际的威望。由于新中央的倒台，陈独秀等人被开除的决定自然无效。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监狱和研究室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他充分利用国民党给予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阅读大量书报，刻苦钻研学问，勤奋撰写论著，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收获最丰硕的时期。在1934年11月给汪原放的一封信中，陈独秀列出了他在二三年内写书的计划：《古代的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等。后来因提前出狱，只完成了一部分，其中文字学著作《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等最有价值。
陈独秀在狱中时刻系念着祖国命运和人民的苦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曾作诗《金粉泪》56首，其第一首曰：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最后一首曰：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本章参考书目：
①《无产者》（托陈派小组织机关报）第1至第12期，1930年3月至1931年2月。
②《双山回忆录》。
③《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④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第十章 筚路蓝缕暮年行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
一、拥护国共合作抗日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在场的濮德志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后来蒋被释放回南京，他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又向上海进攻，并轰炸南京。陈独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后来见到去探望他的陈钟凡，还谈笑自若。于是，陈与胡适、张柏龄等联名保释他。当局要他具“悔过书”，他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是，国民党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国民党政府在宣告陈独秀减刑释放的内部“指令”、“训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强调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陈出狱后发表声明表示：“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陈独秀出狱时，面对祖国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严重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出狱后，他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文章，宣传抗战，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各党派“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出狱后，陈独秀两次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多年隐居的罗汉也主动出来为陈独秀与共产党重新合作抗日而奔走，并在叶剑英等的建议下，亲自奔赴延安，因山洪被阻西安。经电报联络，中共中央以为陈独秀要回到党内，就由毛泽东、张闻天签署提出三个条件，要求陈：（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张国焘在解释三个条件时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但是，陈独秀在闻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尽管如此，当时在克服了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与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之间，的确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良好气氛。自然，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看，在抗日问题上他与党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拥护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甚至回到党内，没有可能。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观念，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讥笑毛泽东思想是“山上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也不是当时时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然而，正在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来，把当时苏联正在严厉镇压托派的狂风带到中国，又把前一年他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篇累牍诬陷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汉奸”的丑行，带回国内，硬是诬陷陈独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杂志上公开散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严重影响党的威望。陈独秀和罗汉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分别发表公开信，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
二、期望再展宏图
1937年9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着他对政治局势的敏感观察，决心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与一时在武汉耽搁的王文元、罗汉、濮德志等人共同努力，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和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的联合战线”，企图在抗日阵营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对国、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不发动民众抗战，致使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他觉得靠国民党来夺取抗战胜利是无望了；对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见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还寄于热望的托派，忠实执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口头上支持抗战，而把主要矛头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抨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是对国民党“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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