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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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做文章”——表示感谢。在另一封信中，陈又说：“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鲁迅）。”陈独秀还在15日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风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鲁迅欣然允诺，所以鲁迅把他这时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他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直到1933年他在谈到自己是怎样做起小说时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于是，他不仅写小说，还写了大量反封建、抨击黑暗统治的杂文、短评、白话诗，以及翻译小说、童话、文艺论文等。而且不仅自己写，还不断地寄周建人、刘半农等人的稿子给陈独秀。
　　但是，对于1922—1927年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革命运动，鲁迅亦不介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转向托派而反对中共时，鲁迅却逐渐靠拢共产党，配合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二人出现了互换立场、擦肩而过的现象。
　　1935年，王明在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代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鲁迅为了补充上海地下党提出的“国防文学”右倾口号的不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强调既要扩大统一战线，又要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批评了“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行为，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托派以为鲁迅也与他们一样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化名陈仲山亲自写信给鲁迅，攻击中共新政策的同时，吹嘘“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以图争取鲁迅同情与支持。当时鲁迅病重，年轻的共产党员冯雪峰为鲁代拟答信，斥托派“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的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颂扬“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当时在狱中的陈独秀尚持托派立场，知道此事后大发脾气，写信出来责问托派临委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攻击鲁迅对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对于国民党，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鲁迅逝世以后，1937年，陈独秀发表《我对鲁迅之认识》，改正对鲁迅的误解。说“鲁迅对于他们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死”。
　　可以说，知鲁迅者，陈独秀也。

　　四、向广东旧势力宣战

　　从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开始，陈独秀在探索中国衰败的原因时就注意到中国的教育制度腐败是国民性落后的关键之一，因此，一直提倡教育改革。不过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只知效法西洋教育，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宣传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教育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想象的；第三，是全身而非单独脑部的。”这个教育方针比起封建的科举制度来，自然先进得多。他希望贯彻这个方针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青年来。就是说，这时陈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在于个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并在他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期极力推行，使教育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革命之一（另两个是伦理革命、文学革命）。
　　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不仅继续强调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和全面发展的方针，更深刻地看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指出：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它“注意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总之，陈认为单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的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
　　根据这个思想，陈独秀提出，要纠正旧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的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陈独秀这个思想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的。他带着这个思想于1921年初来到广东，决定大干一场。在他受聘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之前，他就向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1/10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说作同一之趋势。这表明陈不务虚名，而要实干，因此要实权，特别是行政权和财政权。陈炯明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一上任就提出三大改革教育纲领：（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分期使其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戏院、音乐及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同时，又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制定了教育经费年表，等等。接着，陈独秀就雄心勃勃，多方筹划，大刀阔斧地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掀起广东教育改革风云。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中养成所的经费30万，为最大项。陈独秀说创办该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该所从社会青年中招收学员，每期五六十人，毕业后有不少成为广东党、团骨干。
　　开办工人夜校：陈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参加者有100多人，接着，帮助理发工人成立工会，开办夜校，发展会员千余人。在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首先在省立一中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斗争结果，3月23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陈独秀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创刊《劳动与妇女》等，在普及文化的同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保守势力和无政府主义。
　　陈把自己在广州的住所取名为“看云楼”。其实，他不只是观看风云，而是倒海翻江自搅风云。他是一个天生的社会变革家。类似这样的变革已有过两次，一次是1912年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期，也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大力改革军阀政府腐败的官僚机构，结果，因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破坏而很快失败，并失去了秘书长的职务。第二次是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他利用自己的名望推行伦理、文学、教育改革，包括他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对文科的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深远的影响。但就陈独秀本人来说，最后还是被保守势力赶出了北大。与前两次变革一样，陈独秀在广东的教育改革一开始就遭到八种势力的强烈反抗。他们是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棍、政客、资本家、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及无政府主义者。3月中，他们首先策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旧派教职员反对省长决定的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但他们却集矢于陈独秀一人，呈文省长：若任令陈“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接着，他们挑动学生反对陈，在省议会中提出驱逐陈案，诬指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甚至“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总之，从封建顽固派到极左的无政府派联合起来，发起了一个反陈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至一直支持陈独秀的陈炯明也动摇起来。在一次宴会上，他问陈独秀：“外间传闻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则正正经经地回答：“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更严重的是陈独秀教育改革的实施也受到了障碍，原来有保证的权力和经费时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决定由某人接任，越过陈独秀而得到了省署的同意。又如为了筹办大学预科，陈独秀连中共“一大”都推辞未参加，但预算列出，校址择定，经费却迟迟不给。
　　至此，陈独秀感到“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陈炯明竭力挽留。但一是对粤局势已感完全失望，二是上海一再催促回去主持中共工作，于是陈独秀于1921年9月11日不待陈炯明批准即请假离粤。
　　陈独秀离粤后，他倡议开办的一系列教育机构相继停顿，但他在广州培养的革命种子，在以后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在广州进行的这项具体的社会改革事业毕竟是失败了。
　　陈独秀是个不懈的革命者，半生奋斗失败，没有使他消极，反而悟出更加深刻的革命道理。在1921年7、8月间他的改革事业最困难的时刻，他接连发表文章，认为：“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又说：“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政党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于是他就一心投入共产党的工作和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本章参考书目：
　　①《每周评论》，1918—1919年。
　　②《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
　　④《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⑥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⑦《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7年版。
　　⑧《鲁迅全集》第6卷。
　　⑨《宇宙风》，第52期，1937年。　




　
第三章　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马林原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成年后，荷兰和欧洲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很快使他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并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1902年，他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来到远东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又被印尼人民英勇反对殖民者的斗争所吸引。在这里，他深刻地领悟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休戚相关的联系，也看到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斗争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他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并为印尼革命党的创建和统一做出一定贡献。

　　一、马林带着紧迫的使命

　　马林原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成年后，荷兰和欧洲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很快使他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并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1902年，他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来到远东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又被印尼人民英勇反对殖民者的斗争所吸引。在这里，他深刻地领悟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休戚相关的联系，也看到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斗争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他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并为印尼革命党的创建和统一做出一定贡献。
　　1919年1月，马林回到荷兰，并加入荷兰共产党。1920年，马林以荷属东印度共产党代表名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并在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工作。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等正陶醉于十月革命成功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之中，追求马克思说的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目标，不太重视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只有列宁、罗易、马林等少数人认识到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斗争对支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帝国主义由于在殖民地附属国寻找到比国内更加广大的市场、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他们有足够的条件，镇压和瓦解本国的革命。因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并成为共产国际指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思想。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包括民族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运动与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和工人反对资本家压榨的斗争的关系，远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复杂得多。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对于不了解或了解不透这些落后国家国情的列宁、马林来说，难以提出正确的方案，即使在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个伟大的文件中，也充满着矛盾的思想。
　　例如，文件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这种提法，足以使落后国家的共产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混淆起来。
　　更有甚者，文件接着指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列宁在国际“二大”的报告中甚至这样乐观地估计：“可以肯定地说，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对于苏维埃思想也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思想，又足以使落后国家的共产党直接进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表明，正是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多次反复，长期走不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怪圈。
　　自然，文件中也有正确的思想，如共产国际“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但是，共产党怎样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又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却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连列宁当时自己也承认：“我们还需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会在中途遇到许多困难。”对于当时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刚刚成立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如此。
　　如前所述，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也是这种思想状况。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效法十月革命，以为当时中国就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因此却难以理解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盟的政策。
　　于是，1921年6月，马林受列宁委派，带着催促成立共产党，然后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开展“苏维埃运动”（至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或“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同时又支持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与之建立联盟的紧迫任务来华时，很快就与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发生又合作又冲突的微妙关系。

　　二、与马林的冲突

　　马林到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筹备情况后，立即催促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于是上海发起组就向全国及东京发通知，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并多次函电交往，要陈独秀回沪莅会，最后甚至派包惠僧到粤接陈。但陈因兼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抽不出身，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包到上海时，携带陈独秀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一）党员的发展及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的路线。
　　中共“一大”召开之日，传统的说法是1921年7月1日。所以定这天是党的诞辰纪念日。后来经考证，是7月23日在上海开幕，31日结束。马林来华后，一直受租界警方监视。显然由于他参加会议的原因，7月30日开会时，一陌生人闯入会场，接着又有法国巡捕来搜查。因此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陈独秀虽未参加，但由于他的威望和筹建党的过程中的作用，大家一致选他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如上所述，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马林，在理论修养和革命经验上，与当时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除了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这一点认识相同之外，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枘凿不合，因此，在“一大”期间，他与13位中国代表虽然一致通过了纲领，但在诸如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与国民党关系，革命如何进行，党如何建设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分歧。在处理这些矛盾时，由于马林以“钦差大臣”自居，不尊重中国同志，擅自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再加上张国焘心术不正，利用马林与中国同志语言上的隔膜，封锁中国同志，因此引起大家对马林的很大不满。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沪后，知道这种情况，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
　　关于工作态度：马林因带着紧迫的使命，要求陈独秀迅速回沪主持党中央工作，开展革命运动。陈独秀则显然由于受到以往革命斗争一连串的失败情绪的影响，深感中国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工作的艰巨，有一种“慢慢来”的思想。共产党筹备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推辞，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马林和上海同志再次派包惠僧去广东催促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在粤也实在耽不下去而不得不回来时，他对包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陈独秀有这个思想，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状况有关，那时马克思主义还未占明显的优势。他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在回沪途中，他又说：“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他认为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马林主张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需要。陈独秀则因为在近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把军阀政客接受外国列强控制和经济援助斥之为“卖国求荣”、“投靠列强”、成为其“工具”而竭力反对。他说：关于党怎么搞法，“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有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包惠僧说：“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但是，马林却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陈独秀听后很反感，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当时张国焘向马林提出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及给工作人员薪金的规定。陈独秀知道后十分气愤，斥之为“雇佣革命”，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