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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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林在加入国民党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之后，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革命“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成员组成的，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并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有1．2万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约有5万人，这并不夸大”，可见“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而对共产党，报告却指责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
　　马林在中国南方走马观花考察了一阵，就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是阶级和国共两党的状况得出这样的结论，抹杀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明显夸大国民党的力量和影响，夸大国民党与工人的联系，轻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显然是主观片面的（而且，直到1923年5、6月份中共“三大”期间，他在给共产国际的信和报告中还说中共“是个早产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然而，这个政党的成立大会，恰恰是他自己催开的）；但是他提出的当时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应该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迅速使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意见，不能不说是有远见的。
　　共产国际在1922年7月17日举行会议，讨论他的报告，正式作出了国共合作并取“党内联合”形式的决定，还委派马林来华执行这一政策。鉴于陈独秀曾致函维经斯基反对这个政策，维还特意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签署了另一个给马林的文件，其中写道：“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必须在和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这等于给了马林一把“上方宝剑”，使中共处于不得不服从的境地；所以，陈独秀以后的思想转变打上了“组织服从”的烙印。随后，马林带着这些“武器”返回中国。
　　正在这时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使国共两党进一步接近起来。
　　第一件，1922年6月16日，广东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平叛失败，流亡上海，处于绝望之中。事变一开始，陈独秀就向上海的国民党要人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同时致函中共广州支部，指示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坚决支持孙中山。但因陈公博和谭植棠继续支持陈炯明，中共中央开除了谭，严重警告陈（陈因此退出了共产党，后来投靠国民党，并堕落为汉奸）。谭平山因优容二人，受批评后暂时离职。
　　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实在不易，因为他与陈炯明的关系，以及与广州支部的关系，远远超过与孙中山的关系。特别在1921年广东内外某些国民党人参加的“反陈（独秀）大合唱”中，只有陈炯明是了解他，支持他的。而且他早就担心，加入国民党可能危及共产党在广东的活动。在4月6日给伍廷康的信中，他已觉察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加入该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至于他与二谭一陈师生加同志的关系，更非常人所能比拟。因此，陈独秀这次舍陈拥孙，确实表现了为了革命利益而“大义灭亲”的气概。“患难识知己”，孙中山在患难和绝望中得到如此巨大的支持和友谊，深受感动。
　　第二件，上述事件后不久，8月9日，陈独秀在家中被法租界巡捕拘捕。在各界营救活动中，孙中山曾打电报给法国驻沪领事，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独秀出狱后，即与由京来沪的李大钊一起，同国民党代表张继商谈“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29、30日，在马林建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造这个党以推动革命”。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他的观点，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
　　但他也提出孙中山必须取消打手模、向他宣誓服从的入党办法。张国焘等少数人仍反对加入国民党，最后表决，多数同意而通过。孙中山也积极响应，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条件，立即着手改组国民党。
　　陈独秀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转变。所以，他在第二年的中共“三大”上说：西湖会议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人员，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

　　三、“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

　　由上可见，陈独秀这次接受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有思想转变和组织服从两方面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他一旦接受之后，完全自觉地积极创造性地推行这个政策，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西湖会议后，他就与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一起，拜会孙中山，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接着他就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8月26日，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认为中国政治状况之一是“政党之萎弱。……孤军奋斗的国民党，我们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历史，现在他还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进行，但党员尚少，运用政党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还嫌不足”；“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该报在刊登此文时，画龙点睛地加了一个“附识”，说此文“只称许国民党有民主革命的历史，……那么中国要组织强大的政党，最好的方法是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都来加入国民党”。9月4日，陈独秀与张太雷一起，参加了孙中山约集的各省在沪党员座谈会，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6日，他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9个成员之一。
　　1923年1月23日，陈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回来后，被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为“参议”。4月10日，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委任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不久，他被推选为这个委员会委员长，启印视事，工作半年，到国民党召开“一大”止，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工作，如帮助起草并修改国民党改组计划等。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共产党的工作加以配合。这年12月25日，鉴于各地党组织对加入国民党工作“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他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指出中央正“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催促各地切实执行：“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在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就即与S。Y。（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应进行诸事”。同时还指示每省至少有1名共产党员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而且“此同志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通告》还要求各省代表对国民党党纲章程“详加讨论”，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等等。可以看到，当时党中央陈独秀对加入国民党及其改组工作是多么的重视。
　　1924年1月6日，孙中山指派陈独秀为安徽省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三代表之一。但是，早在几天前即1日举行的共产党与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上讨论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的问题时，鲍罗廷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也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的工作。于是会议决定陈独秀不当国民党中央候选人。陈指定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组织一个领导小组，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
　　8日，陈独秀给《民国日报》一封信，对国民党改组章程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吸收党员“固应郑重将来，加以严密的规定，以慎其始也”。第二天，《民国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介绍一个“党”的意见》一文，称赞陈信“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意见，指出“其中最有警察的一点，就是分子的选择和审查，……没有好分子，断不会有好党”。
　　当时，陈独秀的确是真心诚意地帮助国民党改组，望其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四个阶级联盟”的革命政党。为此，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奔走呐喊，1922年9月20日，他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党，因为他的政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在《怎样打倒军阀》一文中，他又说“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和建设的责任”；凡属革命的分子，“应该集中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革命党，打倒军阀才有希望”。
　　陈独秀这些思想，表示了他光明磊落、爱走极端的特点（即没有丝毫保留和考虑另外一种情况的出现），但基本上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把国民党改造成这样一个党，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掌握国民党领导权时期，也不是完全不可实现的奢望。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为国民党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许多人在国民党中担任重要职务，以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到1926年1月，国民党在全国成立了11个省、区党部和4个特别市党部。国民党员猛增到40万，共产党员也发展到1万多。与此同时，被“二七”惨案镇压下去的工农运动也恢复发展起来。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迅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因此，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总结国共合作1年半工作成绩时指出：“第三次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后我们的同志大半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到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
　　凡此种种，说明国共合作政策是正确的，陈独秀为此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之分，共产党中也有左右倾之争，他们对国共合作政策采取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国共合作内部充满着斗争。这种斗争常常使年轻的共产党和没有经验的陈独秀无所适从，更严重的是在破裂之前，国共合作的发展趋势，完全掌握在重国轻共的莫斯科和掌握主动权的国民党手中，于是埋下合作破裂、中共失败的隐忧。

　　四、调毛泽东协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

　　在中共成立后开展的工人运动中，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委领导的湖南工运，成绩最为突出。毛泽东亲自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集中力量领导工运，如他后来自己所说：“一大”后，“我回到湖南，猛烈地推动工会的工作。”他将党的重要骨干李立三、刘少奇等分派到工人集中的安源煤矿、水口山铁矿、粤汉铁路以及长沙等重要的产业和手工业工人中去工作；他自己也担任好几个工会的秘书，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甚至充当工人代表，与湖南军阀赵恒惕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特别是成功地争取了当时在湖南工人中有重大影响的湖南劳工会的两位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除了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外，“在许多别的斗争中我们援助了他们。……经过种种磋商，阻止他们干着许多过于急躁而无谓的行动。”
　　因此，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运的高涨，湖南的工运有极大的发展，一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罢工斗争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斗争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在其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和团员，建立了党、团支部。其中党员40名，占“二大”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3强，1922年5月，即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11月1日，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该会总干事。这样，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的党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而且，1923年“二七”惨案后，各地工运都转入低潮，丧失了工运成果，惟有安源煤矿始终红旗不倒，被称为“小莫斯科”。
　　湖南工作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于是，1923年4月，陈独秀就把毛泽东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三大”和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并帮助国民党改组。6月上旬，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离沪到广州，参加“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主持，讨论了起草各项决议案和新的中央人选问题。6月12—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惟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3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工、农、青、妇等各项决议案，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秘书毛泽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和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因此，大会结束后，二人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本部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8、9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二人在“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看，陈独秀和毛泽东在执行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小的分歧：
　　自从接受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后，陈独秀的思想又走向另一极端。当时国际（实际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国共紧密合作，实行北伐，迅速推翻对苏不友好的北洋政权，从而在它的远东边界上出现一个强大的亲苏的邻邦，使它摆脱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与包围的困境。因此，他们不仅向国民党提供大量资金和军火，派来大批顾问，还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以便与国民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陈独秀由于把当前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所以，总以客卿、助手的身份，对国民革命持消极态度，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所以后来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挑衅面前，他总是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而这个主张被否定后，又执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又扮起“苦力”的角色。他把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准备下一个“我们的革命”上；再加上在革命方式上，他把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革命方式（主力为工人的城市人民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视为真正的革命，所以他反对利用旧军阀军队进行北伐战争，而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

　　四、调毛泽东协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2）

　　毛泽东当时基本上同意陈独秀的这些观点。“三大”后的第五天（6月25日），他们二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表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因此，在7月2日，陈毛二人联名致函国际，抵制对方要求把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另外，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挑衅，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样感到厌烦而取消极态度。国民党“一大”后，他奉陈独秀党中央委派，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是不久，由于同国民党负责人经常发生摩擦，他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不仅如此，某些方面，毛泽东还比陈独秀走得更远。在“三大”上，他发言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因此，“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对国民革命如此悲观，连当时的马林也不能苟同。所以，陈独秀在1941年给友人信中说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政治水平则甚低”。
　　在反对依靠旧军阀军队北伐上是一致的，但在依靠人民革命方面，毛泽东与陈独秀有了分歧。陈从马列主义的“城市为中心，工人主力军”的传统革命观出发，总是看重工人，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农民。毛泽东根据在湖南1年多革命运动的体会，在“三大”讨论时发言，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当时许多问题在会前已经再三提到过，只有农民问题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张国焘评论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的贡献。”
　　不过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这种分歧，还没有发展为冲突。毛泽东对陈依然十分崇敬，密切配合，实际上成为陈领导党和革命工作最得力的助手。由于他工作十分勤奋，终于在1924年底病倒，经陈独秀中共中央同意，回湘休养，不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毛泽东似如鱼得水，回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大搞农民运动，走向辉煌。而陈独秀死守城市工人运动，有悖于中国国情，始终走不出泥潭。

　　五、领导“五卅”运动（1）

　　尽管在国共合作后陈独秀有上述那些所谓的右倾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央的主导思想，但是，一是由于瞿秋白等人的批评，二是当时革命形势受了国共合作的推动而迅速高涨，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陈独秀在1920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点皮毛就投入到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又担负起繁重的党的领导工作，无暇再进行学习和研究，因此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那么，瞿秋白则在同时期由于访俄，在莫斯科待了3年，并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从而使他成为我党早期公认的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2年底，这两个有着不同知识结构、思想修养的人，在莫斯科第一次相遇。当时陈独秀是去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瞿在专门培养中国及远东各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