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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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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又要这么多钱啊设备啊。赵尔陆就说,下回还这样,下回还得干啊,新问题不断。他们两个都是山西老乡,争论几句,过后就算了。
刘柏罗说,有时专委会上的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为钱。一般情况下,会议讨论问题,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总理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会议再讨论。那时候各方面都很困难,开始一上马,核工业没有任何技术,一下子冒出一块投资问题,现在看来那些数字并不大,跟国际上比较也是很小的。但对我们国家来讲,特别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可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多少亿多少亿的,动一个项目就是几个亿,可咱们国家这么穷。尤其是有些东西原先并没有计划,突然冒了出来,因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管工业的同志,都不知道核工业应该怎么办,有不少项目事先都没有认识到,也没法事先提出来。这样在会上就免不了要争论。比如兰州铀浓缩厂,项目经费不断的追加,因为那是重点保的关键,没有它整个计划就不能实现。专委会非常重视,主要是催他的进度和确保质量。单纯建这一个厂子,其实临时追加的东西并不太多。但其他为这个厂服务的项目多,就要搞好多研究,要实验,要花钱。比如扩散机,本是从苏联进口的设备,专家一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来。所以,就先在原子能所研究,在天津也搞一个单位研究,他当然要条件了,这都是临时冒出来的。机器要仿制,仿制了以后,还得自己研制新的更大型的机器。扩散机里头还有分子筛。北京钢铁研究院、上海化研所,都分头研究,要研究,就要原料,要找有色金属……这样一弄就把许多分项目、子项目带了出来,多项目都出来,需要用到的钱自然就多了。所以,我们不敢轻易提什么问题,因为经过我们嘴里一提,就得当大事儿来办,如果搞错了,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很慎重。
第91节:第二十五章 非驴非马是骡子(2)
刘柏罗说,专委开第二次会议时,总理审查会议纪要,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事项上,加了一句话:设置专委机动费××××万元,由专委办公室掌握。具体数字要我去填。有时出现好多没有预见到的科研项目,有了这个钱,马上就可以运作了,这个钱就起大作用了。但由于没经验或者不熟悉专业,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化工部搞氟氢酸,那可是好大的项目啊,他们按二机部提出的质量指标,费老大的劲,花很多的钱,把氟氢酸搞出来了,到二机部的铀浓缩厂一用,发现没问题,但当初把这个产品的标准提得太高了,提的是万分之二,实际上百分之二都能用,使化工部费了很多冤枉劲,花了很多冤枉钱,而二机部说他们没用过,是按国际资料上的最高标准提的要求,化工部也不好说什么话了。还有一次,二机部提出一种化工液体产品,要求也提得特别高,人家也是费了不少劲,给整出来了,但后来二机部才发现,用不着了,不要了。赵尔陆听说这个事儿很着急,说你跟人家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现在又不要了,那哪行。赵尔陆就在会议上正式宣布,不要了,你二机部也要把它收回去。要倒掉,也要在二机部倒掉,不能叫人家研制单位白白承担这个损失。
专委会刚成立,就接二连三研究有关原子弹的一系列事宜,为二机部调集人马,确定协作项目,解决大量的设备设施问题,对刘杰而言,反而感到了一种更沉重的压力。周恩来在专委第四次会议上说:在座各位同志和专委会的委员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党组书记、部长和副部长身上。
刘杰说,专委会成立以后,整个原子弹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确定的。有许多项目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有时在专委会上一提出来,就使主管经费的领导为难。但也没办法,因为我们以前没干过。那时心里没底,骑驴找马,有时布置的头绪多,提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才会发生像白白费劲研制那种化工液体产品的事情,赵尔陆不是说了嘛,倒也倒你二机部去。那时从军工部门调来一批同志,他们是学苏联那些规矩的,所以到二机部一看,就说二机部的管理太不正规了。包括赵尔陆同志也批评过二机部管理不正规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非驴非马,我开玩笑说,非驴非马是骡子,有杂交的优势。其实我也知道问题是存在的,但当时是特殊情况,你正规管却办不了事啊。当然,提意见的人事后证明也没什么不对。这个时候,聂总对有关事情也盯得特别紧,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就是范济生啊,刘长明啊,还有安东,经常向聂总汇报。聂总在确定两年计划之后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稳。他主要的精力是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来进行支持,并派军队方面支援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保障。他曾经给我打电话,一讲就半个小时,给我带来了鼓励,树立了信心。他也曾经批评过我,说刘杰你刀子不快啊。因为在当时人们最困难的时期,确实发生过许多不好的现象,说我处理得不坚决。周总理在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上特别强调,为了力争实现既定的计划,二机部必须围绕这个目标,制订出详细、具体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并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促其实现。按照专委的要求,二机部做了规划,各部门各单位都根据生产建设和科研任务,先倒排年月,也就是按最终完成日期往前面排,借以暴露工作衔接中的矛盾,然后再顺排年月,就是说按工作向前推进的顺序往最终目标排,定任务,定进度,定措施,使这个规划步步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全范围的综合平衡,前后衔接,左右配套,环环紧扣,最终把实现两年规划的各项要求都落到实处。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搞规划的办公室。
对于一项大的国家工程,有预见,做出恰当的规划,意义特别重大。于敏说,做好正确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原子弹是这样,随后我们的氢弹更是如此。氢弹是比原子弹更复杂得多的系统,所以领导预见到要早做准备,在原子能研究所找一部分人先从事氢弹原理研究,这时是1960年底了。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还是工作条件。但是大家有爱国主义激情,无私奉献精神。另外主要靠的是我们非常细致、深入、活跃的学术气氛。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研究,后来证实,当时发现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基本是正确的,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刘杰和钱三强是很有远见的,对我们这么快突破氢弹是英明之举。但是,和过去不同,现在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一,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正在由过去的核威慑变为实战。第二,他们正加紧反导系统的研究,使得对方的核武器发生不了效力。而防御了对方的核威慑,就成为新的核垄断。中国当初费了这么大劲研制核武器是因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嘛,所以,如果我们丧失了核威慑能力,我们就等于退回到了过去的历史年代。这个事情必须加以重视,当然,我们也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可以用创新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
1962年12月4日,专委会在西花厅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情况和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问题。会议厅面积不大,几只沙发椅摆成一圈,周恩来和专委会的成员们围坐在一起,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问题。朱光亚说, 1962年11月,二机部提出研制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过了几天,第三次专委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审议这一规划。由于它几乎牵动全国各条战线,许多问题需要在会上商定,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午饭就在总理那儿吃,餐厅在会议厅背后,摆了两张大圆桌就没有多少空地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好几年后,余秋里同志说,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导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方便。下午汇报完后,中央专委讨论和批准了两年规划,周总理讲了四点: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是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于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
在原子弹两年规划制订小组中,成员主要是三个人:卢荣光、怀国模和张绍诚。他们多方协商,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和计算,编制成了《二机部两年重要工作任务、总进度和措施计划》。这是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纲领性文件,很快即得到中央专委的批准。
卢荣光说,我当时在设计院,临时被调到部里,要我参与搞两年规划。因为两次去苏联我都参加了,许多设计工作我也都是身在其中,比较熟悉。按照部里交代的几个原则,我们就倒排时间,顺排计划,以基建和设备安装为主,从1964年往前推。怀国模在编制这个规划的时候出了不少力,主要是由他来计算。资料都是由各个厂矿提供的,比较可靠。搞了一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早响原子弹的愿望,信心很足,拼命工作。两年规划中有很多文字图片,搞出来后报到上头,先到罗瑞卿那里。后来听说,对这个规划也有不同意见。
第92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1)
第二十六章一年累秃了头涉及二十多个省市、九百多个工厂—— 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了解了实际才有底——不光是科学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组织管理问题——先钻技术,还是先看全局——彭真说,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老老师和小先生要爆炸原子弹,就原子能工业本身来讲,从铀矿石开采到精选,一直到生产浓缩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牵扯到全国好多个厂矿,需要经过数万人的劳动,经过许多个工厂的加工,并且需要很长的生产周期。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生产出既定产品,就要上下互相衔接,环环相扣,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另外,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不光需要原子能工业本身的厂矿研究所能够承担,而要依靠全国的通力协作。所以,制定并实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两年规划小组经过复杂详细的调查计算,统计出由全国各个部门提供特殊的原材料,提供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大概分布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二十多个部门,涉及九百多个工厂,而且一定要保质保量,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要求来完成,才能实现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目标。
怀国模说,两年规划的制订,体现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结合。我们在编制这个计划的时候,还不知道现在讲的系统工程,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啊,但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符合系统工程原理的。我是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分配在鞍钢,1954年到了北京,到了冶金部钢铁学院,后来又到了南京的化工厂,因为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回了本行。1958年的时候到二机部计划局,负责搞综合工作。当时保密要求规定得非常严格,你管矿山的事情,就只能管矿山,不能去了解后面工厂的情况,你管哪个工厂的事情,就只能了解这家工厂的情况,不能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那么,只能有很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搞综合的。综合就是从头到尾,从科研、设计、基本建设到生产综合平衡。那时候局长是张汉州。但具体的工作,细节上的事情,局长本人也不知道。二机部的领导,特别是刘杰同志提出了一个思想,一个编制计划的办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所谓倒排暴露矛盾,是我们目标要求的,比方说,要求1964年底以前,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最后一关倒着推算: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条件,特别是最核心的浓缩铀产品,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浓缩铀…235,最晚什么时间提供,然后再往前排,需要多少数量的六氟化铀,需要多少数量的四氟化铀、二氧化铀,一直到需要开采多少吨的矿石,这些都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根据生产的周期,生产这些东西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光是倒排还不行,要再反过来顺排,以便落实措施。比方说,按照矿石开采的周期和水冶厂建设投产的时间,不能满足后面产品生产的进度要求。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开始搞地质勘探采样挖出来的一些矿石,还有各个地方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产品收集起来,提供原材料,提炼铀的精华。又比方生产二氧化铀和六氟化铀原料的工厂建设周期比较长,等不及,我们也是土法上马,先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一方面摸索生产工艺搞科研,一方面也提供了产品。如果不是这样事先周密计算周密考虑,光凭主观意志要什么时间完成,最后还是拿不到产品的。
第93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2)
怀国模说,这个两年规划确实不简单,不是少数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当时我们找了很多专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部里也对计划、设计和基本建设比较熟悉的同志,比方卢荣光,还有生产技术局的白文治局长,等等,多向他们请教,具体的计算主要是李杭荪和我。从计划本身来讲,有一个不断细化,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后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到了毛主席那里就批准了。以后成立中央专委,就是觉得这么大的复杂的事情,光有计划,单靠二机部来办不行,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由周总理来抓不可。周总理要求非常严格,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1964年爆炸原子弹,1964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填上,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得保存,每次专委会开完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经过批准。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文件以后,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专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给15个专委委员的文件,也是直接送给本人。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放在铁皮柜里也不行,而是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着捡字,排版,印刷,不能离开。最后,要把排印中间的打样烧掉,把板拆掉。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的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两年规划就恐怕不止是两年,而是10年规划了。
刘杰说,部党组虽说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该这样干,另一种是这样干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说,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李觉他们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则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对1964年原子弹爆炸,我们部里头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不行,担心是吹牛。他们一是对苏联专家撤走,可能太担心了。二是不大了解情况,而我们是整天在厂里摸,一个厂一个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我们党组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能完成。
在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当时二机部讨论两年规划的记录,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荪、李觉以及刘杰、钱三强、雷荣天、何克希等人的发言内容。
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的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1964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整个就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整个也会拖延。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是这样想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杜文明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多提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主张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是争取1964年,留半年余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第94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3)
1962年12月,刘杰召集核燃料工厂的几位厂长开会,讨论有关制订两年规划问题。刘杰说,他们听说后都很激动,表示坚决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主管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彭桓武明确表示,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有把握的。他们是生产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最有资格回答两年规划是否有依据,能否实现这一问题。我以为,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当时之所以对实现两年规划有些担心,主要是受分工和保密的局限,以致对实际工作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当然,核工业建设、原子弹研制中的问题困难还很多,未知因素不少。比如: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出来了,但需要大型爆轰实验来检验,聚合爆轰出中子这一最叫人揪心的技术关还没有过。大型爆轰实验只能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而这个基地的基本建设到1962年底投资仅完成了百分之十几,余下的工程量相当大。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那么要承受这个压力,我就只好自我减压。我就这样想,中央决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讲了,总理也讲了,我们原来也讲过,不行的话1965年,还有个缓冲嘛。后来爆炸成功了,张爱萍一见我,几次都拍我肩膀,说,刘杰,怎么样,我说六四年,你说六五年。我只好说,你说得对。那时候提出两年规划时,确实条件不是太具备,有一定风险,所以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说,我对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说有绝对把握。我们说,力争1964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也有可能争不到啊。究竟如何,还得由实践来检验。现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因此,我在发言中一再说,如果经过努力,两年规划在1964年未能实现,1965年我们再干半年,留半年的余地。同志们听后,认为言之有理,都表示赞成。曾一度主张推迟第一颗爆炸试验时间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认识就统一起来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有缺点。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造成在两年规划问题上一定时间内认识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班长,我负有主要责任。在讨论两年规划时,我做过自我批评,并在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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