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文选-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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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⑦阿尔巴尼亚，在共产党领导下，阿人民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解放了全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全国举行第一次普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正式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⑧民主德国，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苏军占领区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正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⑨朝鲜北部，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得到了苏军的配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放了“三八线”以北地区。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正式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　
　　⑩越南北部，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领导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举行了八月革命，九月二日，正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11指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五项议案：（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和平建国纲领；（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后来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12何应钦，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　
　　13陈诚，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六月一日起又兼任海军总司令。　
　　14白崇禧，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　
　　15即上党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山西军阀阎锡山率五个师一万七千余人，在日伪军配合下，入侵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我晋冀鲁豫集中太行、太岳、冀南部队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奋起反击，于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发起了上党战役，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毙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敌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16杜鲁门，当时为美国总统。　
　　17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战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这里是指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从欧洲调回美国。　
　　18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晋绥军区发动晋北战役，首先攻打朔县。十六日十二时半，由独立第二旅的三十六团在雁门军区的第一、三团密切配合下，出敌不意地向朔县发起进攻，至十七日八时，共歼敌一千二百余人。收复了朔县城。　
　　19秋林在黄河以西陕西省的宜川县境内，是阎锡山的后方基地之一。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二日，阎在该地召开了师、旅长，专员、保安司令等—百七十六人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即“秋林会议”。同时，阎锡山因“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的名义当时不便公开使用，于七月一日又在该地成立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　
　　20“克难坡”，在山西省吉县以西约六十华里，西频黄河，原名南村坡，是一个小村子。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四年，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阎锡山认为“南村’的音近“难存”，不很吉利，故改名为“克难”，表示克服困难之意，于是“南村坡”就改名为“克难坡”。见《山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中的《秋林与克难坡》。　
　　21所谓“兵农合一”，是阎锡山为打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一项措施。主要内容有所谓“编组互助”、“划分份地”、“平均粮银”。实际上是搬用了俄国沙皇束缚农民的“份地”制度，是对农民残酷压迫、剥削和统治的一种暴政。　
　　22陈公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和中央常务委员。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自成都飞昆明、转河内，追随汪精卫叛国当了汉奸。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病死后，任代理南京伪政府主席。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枪决。　
　　23楚溪春，为阎锡山第四十三军军长，负责指挥大同、怀仁、山阻、应县、朔县等北岳地区的部队，为国民党山西北区（阎军）总司令。　
　　24“军级”，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军衔等级。25“尉”字号，即军衔中的尉官。26“校”字号，即军衔中的校官。27“金牌牌”，即军衔中的将军。28“灰”的，是指当时人民解放军穿的灰色军装；“黄”的是指国民党军队穿的黄色军装。　
　　29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九日，国民党胡宗南的暂编五十九师和骑兵二师进犯我陕西关中爷台山地区，我军新编第四旅、三五八旅和警备一旅（另有教导一、二旅为预备队）先后投入反击作战，歼敌一个营又五个连，收复了爷台山阵地。　
　　30当时晋绥军区有三个“一把手”，即晋北野战军副司令贺炳炎，吕梁军区代司令彭绍辉，三五八旅政治委员余秋里，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贺龙同志讲话中提到的两个“一把手”，是指彭绍辉和余秋里同志。因贺炳炎同志同周土第、廖汉生同志组成晋北野战司令部，参加指挥晋北战役，未参加晋绥高干会议。　
　　31林枫在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副书记、代书记。　
　　32“四大技术”指射击、投（手榴）弹、刺杀和爆破。　
　　3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即于当天以及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34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由重庆乘飞机到延安接毛泽东。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行，由赫尔利和张治中陪同从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35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四十三天的谈判斗争，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签署“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十二日公布。36高树勋原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率新编第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要求我党我军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内线工作和政治攻势，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37即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同志，他是河北省任邱县大苟各庄的大地主，有名的土绅。在抗日战争高潮中，他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后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与一二零师七一五田合编为一二零师独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长，一九四零年二月初，高率该旅随贺龙返回晋西北。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晋绥分局高干会议在兴县开幕，这是贺龙向大会作的报告。　
　
关于准备打大内战的作战部署*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对中央关于准备打大内战的作战部署，我们完全同意与执行。现将我区具体作战部署与目前作战方案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前我区战略是采取远交近攻，睦傅打阎①的方针，争取在傅军未东犯之前，消灭阎顽一、二个师，夺取山、岱、宁、忻、崞、代、五、定等县②，这样对我人力、物力可以获得补充，对大同、怀仁、山阴取守势，以麻痹傅军。如山、岱、忻、崞、代、宁战役完成后，主力即转山、怀作战，围困并相机占领大同。此时，若傅军东犯，我则与晋察冀部队共同围打傅军。　
　　吕梁方向集中四个团兵力坚持晋中平川，配合太岳作战。　
　　目前朔县虽占，但是阎顽正从忻、崞调兵增援，轩岗又失，如无适当兵力给予打击，则宁武既不能下，朔县也不能保持。且在较长时间的作战中，我区最感困难的是人力物力不足。从平绥战役③后，我四个旅兵力守备绥东作战（要巩固绥东对付傅军进攻，此兵力尚非优势），就不能转移机动作战，使我南北区各个战线均感兵力不足。当阎顽进攻我晋西南、晋中平川与忻、崞平川，均不能给予有力的打击，我想反击与夺取城镇，又为兵力所限（因地方兵团尚不能胜任此任务），使同蒲线平川得不到更大的发展。　
　　最近，清、太、徐、交平川④已为阎顽所占，雁门、绥远数月未雨，旱灾严重，故我人力物力只靠山区是无法解决的。人力物力的困难，使军队不能按任务的需要壮大起来，任务繁重使我军又无脱离被动这一矛盾，我区是无法克服的。因此，提议从绥东抽两个旅兵力南下忻、崞作战（如傅军东犯，我固守集宁、丰镇和新塘各点），因卓资山、凉城有坚固工事。　
　　另一方案是，从绥东抽一个旅，晋察冀抽一个主力旅，附炮兵，先消灭忻、崞向北援敌，共同组织攻忻、崞战役，使原绥东兵力不致太单薄。　
　　（二）如打大内战时，为了消灭傅军东犯之主力与夺取大同，提议晋察冀以三个旅配合与绥东四个旅作战，这样才好完成任务。　


　　【注释】　
　　*这是贺龙和李井泉根据中央准备打大内战的作战部署，组织晋北战役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①指对绥远傅作义的军队，只作监视，不采取主动进攻行动，以便稳住傅作义，同时，集中力量狠狠打击山西阎锡山的军队。　
　　②指山明、岱岳、宁武、忻县、崞县、代县、五台、定襄等县。　
　　③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十四日，由聂荣臻、贺龙同志共同组织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三十九个团，共五万三千余人兵力进行的绥包战役，也称“察绥”或“平绥”战役。是役歼灭了国民党嫡系第六十七军所属新编二十六师等共一万二千余人，收复了绥东广大地区，减轻了敌人对我张家口地区的威胁。　
　　④即山西省太原以南的清徐、徐沟、太谷、交城平川。　
　　　　　　　　　　　　　　
　　　　　　　　　　　　　　
　　　　　　　　　　　　　　
　　

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的总结报告*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这次会议已开了一个多月，稼夫、井泉①同志已在会上作了报告。我今天主要讲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是大会的收获；第二是对晋绥工作的估计；第三是今后的工作。　
　　一、大会的收获　
　　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是“家庭会议”，这种家庭式的会议，统一战线味道少了，我感到比较满意。过去，我参加过一些会，统一战线的味道太浓，多半是歌功颂德，什么都好，好像干部思想都弄通了，都是布尔什维克。有的会还挂蒋介石、阎锡山的像。像这样的会议，今后最好少开，开得越多，把我们干部的思想弄得越胡涂。阎锡山要消灭我们，我们还要拥护他？稼夫同志说，我们这次会是整风会，在会上政府的一些干部对过去的工作未搞好，思想上有了认识，做了沉痛的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向党、向晋绥地区三百万人民承认错误。有些同志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他的威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以后工作就会做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这是此次会议的第一个收获。其次，这次会议还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缺点与错误。过去开会没有听到过晋西北地区工作有什么缺点，大家一讲都是成绩，干部都是马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中，同志们把我们过去的很多缺点错误揭露出来了，特别是对军队中的军阀主义作风和旧军队的思想，揭露得比较透彻。这对我们建军，改造旧军队和旧军人习气有很大帮助。再次，同志们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问题通过讨论或争论，解决了很多认识问题，统一了思想。　
　　二、对晋绥工作的估计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在八年抗战中，晋绥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表现是：第一，晋绥群众对八年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始，我们号称晋绥有三百万人口，实际只有一百万人，最少时仅七十几万人，连三交都成了敌人的据点，维持会一直发展到临县。就是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群众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把自己的窑洞，甚至生命都贡献了战争，对战争贡献是巨大的。第二，保障了大量过往干部的供给。单从去年至今年，各根据地过往晋绥的干部有五六万人，他们吃、穿、住全由老百姓提供，毛驴也不知道死了和赶走多少，没有老百姓，我们过往干部的供给将是个大问题。第三，一九四三年，晋绥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我从南方来是两个肩膀担一张嘴，没有背小米来。我们抗战八年，吃的、穿的，都是晋西北老百姓供给我们的。所以，晋西北的老百姓对战争、对公家几万人的供给，对交通的贡献是很大的。晋西北过去政权是阎锡山的，区、村都有公道团②，到处可以看到公道团的匾。我们党的力量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七年，一二零师过河以来，发动群众，建立了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军队，现在的党员已发展到几万人。在建军上，我们一二零师过黄河时总共八千多人，当时新军也在筹建过程，教九团在忻州原来也只有几百人。工卫队还没有，是在太原快沦陷时，工人、学生才组织自卫队，开始只有几百人，到晋西北来只有很少的步枪，几挺轻机关枪，暂一师也没有。后来，太原城成立了动委会③，共产党、阎锡山、卫立煌都派人参加，我们党派南汉宸当组织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长，并组织和发展了游击队。阎锡山想把暂一师搞走，我们不干，以后委派了续范亭当暂一师师长。晋西北老百姓对建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二零师到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已发展到三万多人，新军也成立了暂一师、工卫旅等部队。党领导了晋西北的军、政、民坚持了八年抗战，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很大的成绩。其次，同志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抗战开始，晋绥军赵承绶、郭载阳④从绥远退下来，只有八九百人。我要他们一起与日寇打仗，他们说，他们一个师连保护大炮的兵力都不够。于是我们帮助他补充兵力，发展到了八九千人。现在他们忘恩负义，反过来打我们。一九三八年底，一二零师离开晋西北到冀中后，阎锡山提出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打击进步力量，把进步的县长、专员都撤了，牲盟会也受到了打击。在“十二月事变”前，我们给三五八旅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指示搞好练兵，一个是指示建军，要建立三个团，其中两个大团、一个小团，准备打仗，但都没有很好执行。后来，我们在冀中接到新旧军打起来的报告，又指示他们：第一要把部队集中；第二要抢占赤坚岭。抢占赤坚岭是做到了，就是部队没有集中，七一四团有的连只有十三个战斗兵，所以未能很好组织起来打仗。否则，赵承绶、郭载阳是走不掉的。事变后，我们搞“四大动员”⑤，总司令批评了我们。因为当时饿着肚子，“四大动员”搞没收商店、土地等，只能火上加油。比如岢岚没收了一万亩土地，临县一区彻底没收土地，还没收澡塘、商店。有的干部把土豪的银子拿来埋在自己家里，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晋西北的生活非常艰苦，车队没饭吃，有的吃野菜。二十里铺作战时，续范亭到那里没吃的就吃野菜。当时集中力量搞饭吃，办法就是到处挖窖，向老百姓要，部队纪律比较差，更没有很好的组织力量去发动群众，搞好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一九四二年我到延安后，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只有发展生产。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批评财政处同志放松了发展生产，致使我们到现在对发展工矿业、贸易都还没有一套办法。临县过去很穷，由于他们注意发展生产，一九四三年我经过那里时，看见庄稼长势很好，南瓜、西瓜长得很大，老百姓生活不错，穿的白袄白裤，买东西的很多。我看见他们发了财，感到很满意。到了河西杨家沟，看到报馆的同志也长得肥肥胖胖的，吃的、穿的都不错。去年我到延安住了几天，毛主席对我说：“你的枪摔得好”。开始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到“七大”华北座谈会时才想通。毛主席原来是说我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侧重抓了陕甘宁晋绥的生产、财政、经济工作，抓得对。去年我从河西回来，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问题。我先到了黄河边的三交镇，看到街上三种样子：河边房子很好，有大招牌。一进街，与国内战争一样，破破烂烂的。再往里去，贸易局有很大的院子，后勤部、行署、地委的商店很繁荣。再到了三交县政府看看，它不像是群众的衙门，县长也不像是群众的县长。到上西坡，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不像样子。到峪口，发现一年征了三年的公粮，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的粮食都借了，还有好多队伍去。于是我赶快给三地委、方山县政府写信，提出要调剂粮食。走到平川，发现问题更多了。我们军队的纪律不好，让老百姓背草、挑水、烧水、磨面、喂马等等，群众负担很重。到了文水东社地区，发现有的群众卖青苗。八分区开的合作社，股金是供给部的，他们从临县十元钱买一支针，回来卖二十元。这种合作社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个剥削社！该分区办的一个学校，还有二十几岁的男女在读人、手、足、刀、尺。到杨坡、寨上遇到了三专署一些搞生产的人，这些人留着长头发，穿着白衣服，根不像个生产的样子。他们不开荒，占农民的水地种。来到兴县，从二十里铺到兴县是一样，二十里铺至界河口又是一样，越往东走越坏，在界河口至岢岚，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我看到一个战士骑在牛背上，让几十岁的老头牵着，我就让他下来。一直到平鲁八角堡，看到大多数老百姓穿得和叫花子一样。一九四三年我回晋西北时，没有发现问题，还到延安去吹。这次我坐汽车从延安回来，一路上发现了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有的是带原则性的错误，这说明我们为谁建党、建军、建政，为谁打仗的目的性还不明确。我们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成绩。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表现是：一二零师与地方党、新军、牺盟会虽然没有不很团结的现象，但存在着对党、政不尊重，挖老百姓的地窖，对帮助新军、牺盟会改造做得不够，对如何建设晋西北，在思想上也未搞清楚。因为晋西北太穷，六中全会后，我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后来到冀中平原去补充了一些部队，也不愿意回来，对于在晋西北生根，把它建设好，缺乏决心。后来，我看到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思想认识才完全转变过来。稼夫同志说，对晋绥地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要负责。我认为，他只能负一部分责任。我在上次报告中已讲到，晋绥工作做得好或做得不好，我都要负责任。因为我从一九三七年到晋西北，一九三八年底到冀中去了一年多，一九四零年二月返回，晋西北一直归一二零师领导。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工作，但晋绥仍在联防军司令部领导范围之内。虽然稼夫、赵林、林枫同志都离开过晋绥，但他们离开与我的离开不同，因为我是联防军司令，还管边区的工作，后来林枫同志走了，关政委病了，所以晋绥工作没做好，责任应由我来负，希望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和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大胆揭发。有些县委、地委、区党委工作中虽然也有错误，但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想要把工作做好的，有意识把工作搞坏的是极少数个别人，所以主要根源在于分局，我也应负责。　
　　三、今后的任务　
　　（一）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我们现在发动群众的条件，比内战时不知要好多少倍。在内战时期，我们军队不多，毛主席带千把人和朱总司令带千把人，总共不过两千人，到了江西，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我从汉口带了三条枪，有两支还打不响，回到湘西，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红军不断发展，但最多时也没有到三十万。那时候，干部很缺乏，陕甘宁苏区一九三零年才搞起，开始时才几杆枪，有些部队行军时队尾可以看到队前，有的穿军装，有的着西服，还有穿袍子的，真是五花八门。那时红军被看成是“非法”的，被土匪、劣绅、军阀、帝国主义称为“共匪”。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干部一调就是几千、几万，解放区有大学、学院和其它学校千把个，抗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