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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军事文选-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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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服务，任何人都不会反对与否认。我们在八年抗战胜利后，又和蒋介石打了一年多，同志们天天在讲为群众服务，但究竟给群众做了什么事情！讲是容易的，而做就很难。如要给群众投资九十万万元，数目很大，大家也分担了，但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愿不愿意拿出来，还是一个问题。各单位拿出来之后，三个月不发经费，生活怎么办？拿出之后，就会减少活动资金，如何解决？在会上没有人公开反对，因为大会是这样的空气，怕讲了会挨骂，不敢碰钉子。但有的却打了电报来说不能投资。分局决定给农民投资是对的，钱又不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我从湖南来晋西北，吃饭穿衣一个钱也未带来，其他军政各单位有谁从家里带了钱来？你们可以问一问。高闻天②从他家里带了几个钱来到专署，临县的领导带了几个钱到县政府？我们这些钱还不是群众的！我们从群众那里取来，又还给群众，所以是对的。群众卖儿卖女，我们穿的皮衣，坐的汽车，餐餐吃肉，过点艰苦生活也是应该的。我们要节衣缩食，把从群众那里取来的钱还给他们，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也是为群众，不是为了财政。以前发展土特产，是大半归了公家，今天是要让群众翻身。税的起征点也要减低，起征是25％，最高不超过45％，贫农收到一百斤，可以得七十五斤。地主、富农收一百斤，可得到五十五斤到六十斤。公家在一百斤中，也可以得到二十到四十五斤。过去群众打了三石粮食，帽子戴成六石，公家征了三石就光了。现在公家投资去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产有了剩余，我们在这剩余中取一点，是“挨而不伤”，为三百万人民服务，就应该如此。过去的纺织，也是为了财政，没有阶级路线，快机大多在地主、富农手里，贫苦工农很少，发展了地主富农，所以地主、富农由这只手拿出来了一点，又由那只手拿回去两倍的东西。白文镇有个大众商店，发展富农纺织，由富农的一个婆姨经营，赚了一百多万农币，她家里三十几亩地，是雇长工种的，很会钻空子。为什么没有阶级路线？因为发展纺织是为了解决公家人穿衣。我们的贸易路线是扶植小商，这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扶植合作社，不帮助农民生产？贸易局对农民生产，究竟有多少帮助！白文镇三天一集，一个小商就可以赚四万元。贸易总局决定，买群众的标准布，一匹赚三千元，但卖给小商只赚一千多元，说是照顾小商，而对合作社，不是帮助发展，有的甚至被搞垮了。贸易局开始是投资，以后就押人、搬工具、拉牲口，于是合作社就关门了。金融上，发行农币，但农民得到了多少利益，得到了多少贷款？如果从数目字来看，还不到百分之几，也并没有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银行发行钞票，只是一张纸，你说一元就是一元，说一百元就是一百元，它不应该成为剥削农民的工具，而应该帮农民发展生产。我们过去的农贷给了什么人，是什么人在纺织？干部对农贷不敢放下去，怕群众还不起，所以贫雇农得不到多少贷款。今后贷款，要贷给中农以下的农民，纺织的工具与技术，也应由中农以下的阶级来掌握，首先应该帮助贫农和雇农翻身。另外，过去农民与合作社在贸易局买货要“过五关”，这就把农民过死了。而那些狗皮糟糟的却可以不过五关，买起布走了。农民买布只能买几尺，还要“过五关”，基本群众买不到便宜货。去年兴县卖了一千二百捆布，有四百多捆被特务、地主拿走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人经济三种。贸易局是国家经济，应该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或原料，贸易局应帮助找市场，农民需要买的货，贸易局应该折价卖给他们，对有的合作社，连营业税也不要收，看到它们要垮台时，要给予帮助，携带着合作社一起去抓国民党阎锡山的钱，只要对农民有利，群众就会信任合作社，信任贸易局，农村也就慢慢复兴了。但我们对农民办的合作社没有扶植，而那些地主、富农办的合作社倒还存在，因为他与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机关有勾结，得了便宜。金融投机、物价波动和走私，都使地主、富农得了利，我们的干部只是在背后或者在衣袖口上得了一点。群众办的合作社，由于国家经济不帮助，干部也不帮助，有的就大吃大喝，一搞就像机关样的庞大；有的合作社过去很好，现在脱产人员有四十多，眼看就要垮台，所以公家要扶植它们，否则农民就不能翻身。农民得到了几亩土地，不能说已经翻身了。我也当过农民，经过商，坐过牢，对农民的苦楚，也知道一点。地主、富农剥削最厉害，富农很少有劳动起家的，一定还有高利贷。所以，发展吴满有方向，要把贫雇佃农升到中农，中农提高到富农。李政委分析得很对，新富农可以跟我们走到社会主义，旧富农最后是要消灭的。苏联在革命胜利后，旧富农要组织暴动，故要镇压他们。我们是发展新富农，过去所说的把地主搞成富农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是反对自私自利。每个人的鼻孔都是向下的，没有一个是向上的。每个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也都是光宗耀祖这一类东西，所以人是有私心的。但我们受了几年共产主义教育，应该变一变，如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把土地、房子、老婆、钱放在心上，你的脑壳是谁的？我们的一切已经交给了党，什么时候叫牺牲就牺牲，还有什么牺牲不得，还有什么受不起波折的呢！白区的斗争和战场上打仗一样，都是拼生死，如果党的事业成功了，党员的事业也就成功了。所以，我们的头，随时要准备被打掉。苏联没有失业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也没有失业的，党的事业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如果农民已经翻了身，我们的干部还没有翻身，农民是决不会看水流舟，一定会帮助你翻身的。他们几代人都是佃农、雇农，观在有了土地、房窑，有了老婆，他们永远是跟着共产党走的。所以，我们的干部要过好三关：第一是你们老婆关；第二是你们父母关；第三是兄弟妯娌关。要进行家庭教育，把家庭的政治水平提高。可是，我们有的干部确未做好家庭工作，有的成了村里的恶霸，他们得了果实，当了干部，在社会上政治经济地位都有了，就称王称霸。普明有个区长叫“行八”，群众斗争得来的东西，他四哥出来说一句；“这个东西老八要了”，群众就不敢要了。所以，自私自利要不得。总之，党的事业成功了，你们是不会失业的，回去要向党员、干部宣传这一点。
第三是讲讲民主问题。现在我们的民主制受了限制，因为上头没有提倡。我们共产党现在公开了，有了政权，有军队，各级党委书记都兼了部队政治委员，部长出去，也是穿着军装，带着枪，因此就与群众、与党员和下级干部疏远了。军队是首长制，政委也是首长，因军队的民主有一定限制。而到了地方，也把军队的作风带去了，所以民主也受到限制，开党的会议，不是讲某某同志讲话，而是讲某某政委讲话。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提倡不够，都是讲好的，不是走群众路线，而是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路线，对中央也要扯扯谎，党还有不信我们干部讲的么！你讲红就是红，你讲黑就是黑。下边也背了一个包袱，不敢批评上级，怕报复，村干部不敢批区的书记，但他离开了就敢讲，于是慢慢的就养成绵羊，而不是山羊了。“七大”的精神就是提倡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还可以越级控告。如党支委对区委书记有意见，可以写报告，叫他转到县委，报告不能压，一定要转，这是党内民主，不然下级不敢讲上级，上级的话就成了圣旨，而上级是每天坐在窑洞里，他们的话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应该大大发扬民主，群众可以告干部，下级可以告上级。部队上民主作风不够，比地方上述要厉害，只准讲自己，不准批评上头，这是反民主的。所以，各部门都要发扬民主，经济民主了，贪污也不敢了，民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好。
第四是纪律问题，也万分不够。群众的结论是：共产党本来是铁的纪律，现在是豆腐纪律了，纪律很差，组织观念也很差。前天稼夫同志讲，分局决定要调一个干部，下面还打电报来要求不调。党要调谁，就应该马上交代工作，马上报到，如果是紧急任务，还可以先报到，以后再交代工作，再做鉴定。五十几天来，讲杀字也蛮多，同志们带回去也不好，打雷固然要下雨，但不是急风暴雨，应该是一颗一颗的小雨。我们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个别的。邦英同志③指出的四种干部是有的，可以执行纪律，但不是都要杀。比如吕梁搞经济民主时，揭发出有两个管理员，贪污了一百多万元，群众也要求杀，来了—个电报，我们只好作官僚主义，因为还有贪污比这更多的，怎么办？净是杀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上面也有责任，我们不能像“四大动员〃时，把好党员也杀了。而对特务，以及杀了我们民兵的才可以杀。说杀是打雷，你们不要就下暴雨。很坏的特务，杀一两个还可以，但对本质好的，应进行教育。一个农村里的共产党员，懂得多少马列主义！在党校的，固然上过党课，而党课里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可惜同志们这次没有看到《将相和》这出戏，那是很有阶级教育意义的，所以，同志们回去后，要很慎重，要求得少杀，或者求得不杀，有的可以给予开除党籍、记大过处分，这也是执行纪律的一种。
开了五十五天的会，有的同志、有的地区受了批评，特别是对金融贸易的批评最严厉，因为是打了败仗，没有找到敌人，现在大家已弄清了这是地主、富农搞的，所以受了批评的同志和地区，不要垂头丧气，要好好反省，把工作做好，走路、穿衣、吃饭都处处要为人民着想，这样自己就不会悲观失望了。这个会的方针很明确，回去要好好传达，见到农民就讲，政府叫他们发财，给他们做保障。大家思想通了，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不过，这次会议还有个别同志是来看戏的，不反省，不发言，很自高，好像演戏一样，大家来当演员，要当那科班出身的演员，不要当那半瓶醋的演员。也的确有好多干部是半瓶醋，学校出来就做工作，有的同志在抗战开始，还是一名小学教员，加入共产党不久，很快被提到县委，没有多少马列主义和工作经验。没有受过群众淘汰的是票友。所以，抗战以来，我们的同志真正从底下一步一步起来的不多。有的同志为什么能受得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是从土地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跌过跟斗。今天有几个同志跌过跟斗？而是发展很快、一帆风顺，抗战以后的党员，有到了地委的，军队里也有到了团级的，他们有多少马列主义和群众工作经验！所以，南方有句话：“满瓶醋不响，半瓶醋响丁当。〃我自己在瑞金加入共产党④之后，，也未更多受到党内教育，那时只知道搞农会，要工农分子，其余就是关门主义。经过内战的锻炼，又在延安吃了几年饭，才知道阶级，才知道怎样为人民服务。故同志们应好好过党的生活，对自己要严格要求。罗政委⑤的发言，我认为对同志们应该有很大的启示。他向同志们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同志们也应该与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要穿群众衣服，深入到群众中去，不要只找好房子住，吃白面，把老百姓的莜麦种子也吃光了。应该过节衣缩食的生活，那是死不了人的，小米还有维他命C，你看南方来的，都吃得一肥二胖，只有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才能接近你们。
我还有一点经验，就是赤白交界区，斗争很激烈，现在晋西南就差不多是这样，第三类村子也是这样。群众有失败的经验教训，不可能开一下会就把工作做好，要有二三年的准备。这次会议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打开门，脸上的灰还没有吹掉，同志们回去后还要洗脸，脱裤子，承认错误，这不是丑事，而是共产党的美德。有了错误，不愿意揭发与改正，就很危险，就会离开党。我们开这个大会，有信心把工作做好。现在有五个学校在训练区村干部，把他们的思想搞通。另外还可以组织工作团。我的意见是会议结束之后，上面的决定都给群众兑现。第一、贷款要真正贷给贫苦农民手中。第二、种土特产不封存。第三、干部在群众面前真正纠正自己的错误。第四、如果地区扩大，公粮还可以减轻。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上面这些一一兑现，就会相信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干部，工作也好做了。明年我们好好抓他一年，后年再开一个几百人的大会，那时我们羊毛、花缎一定很多。后年羊毛多了，可以多讲，今天讲猪毛，就是为了后年讲羊毛。
今天分局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对我们工作有很大帮助，中央来了两个考察团，这是抗战八年以来第一次，所以我们对各方面工作都有信心做好。蒋介石、阎锡山的命也不长了，不要看中央社吹牛，这不顶事。并不是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丰镇还是我们的，所以绥蒙的干部不要悲观失望，谁还不想电气化！我们还想打太原，因为可以解决工业问题，总有一天是要打太原、绥远的，我们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支援了前线。群众起来了，什么也不怕。我们把工作做好了，就是直接打了蒋介石、阎锡山。我们不但要把工作做好，还要提倡过艰苦的生活，现在要满足前方的要求，后方也可以动手生产。
请同志们对过去的工作很好反省一下，我们批评错误思想不是对那一个人，一句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注释】
①即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
②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三专署的专员。
③即张邦英，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
④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南昌起义之后，贺龙等指挥起义军南下广东，九月初，在瑞金贺龙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
⑤罗政委，即吕梁军区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兼中共吕梁区委书记。
*这是贺龙在晋绥生产供给会议上的讲话。本文根据一九四八年十月晋缓分局印发的材料整理。
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
这个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由于蒋介石、胡宗南打我们，所以最近我很忙，今天才来参加大会。在此以前，有些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有很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了言，会议纪录几十本，我虽然没有时间全部看完，但也看了一些，并听了各小组的汇报，所以对大家发言的主要内容是知道的。现在我讲一点意见，供大家考虑研究。
一、这次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①，并向大家作了报告，他们对晋西北的工作作了评价，也提出了批评。少奇同志严厉批评军队脱离群众，违犯了人民的利益，并严肃提出，看晋绥三百万人民投票还要不要这个军队和党，如果要，这个军队就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要，就下命令解散，连分局也解散。晋绥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从总的来说，我们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同时，每个干部、每个党员是否也应该很好的反省检讨一下，来到晋西北后为人民做了多少工作？与人民勤务员的光荣称号是否相称？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还是坏儿子！值得大家深思。
我们一二零师从一九三七年来到晋西北，当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日本侵略者。另外还有三大任务：一是扩兵，二是搞资财，三是搞武器。晋西北差不多每县都有我们的工作同志，我们八路军走到哪里都很香，很吃得开。为什么呢？因为阎锡山、XXX和XXX的部队到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老百姓对他们切齿痛恨。我们八路军一去，这些顽军都不去了，所以人民拥护我们。开会号召参加八路军，大家举手就跟着我们走了。杨旅长在神池义井学兵团②一下扩充了一千七八百人。过不多久，我一二零师就由过黄河时的八千多人，扩充到几万人。一九八年底，师主力去冀中，留下一万多人坚持斗争，这时人民是很拥护我们的。但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干了许多违犯群众利益的事，到今年一九四七年，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座的同志那个敢担保，我们违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是一年比一年减少的？我就不敢讲。我们违犯群众利益和政策主要有哪些表现呢？
首先，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挖老百姓的地窖。一九四零年我们搞“四大动员”，一是普遍的挖老百姓的地窖，出现了逼死人的事。三支队挖老百姓地窖时，甘主任③赶去及时纠正，一个晚上就制止住了。虽然部队自己吃野菜，饿坏了一些同志，但却救了多数群众。如果继续挖下去，就会把老百姓的东西搞光。二是没收群众办的企业。临县把澡塘、煤窑都没收了。三是在纠正“四大动员”错误时出现了“左”的倾向，有的地方杀了一些人。
第二、在生产时，侵犯群众利益。我们晋西北地瘠民贫，有的地方连喂马的草也没有，所以全靠老百姓养活我们是不行的，于是我们部队自己组织搞生产。这个方针本来是很好的，全国都会赞成。但是，由于我们在生产中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办法，从军区到旅、团、营、连、战士层层规定上交的任务。这种办法恐怕任何根据地都找不到，于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八分区一个连办了十几个商店，一直开到黄河边。有的商店就搞投机倒把，剥削老百姓。如利民堡商店用六块白洋买进的一匹布，卖出要二十八元，一匹布要换胡麻一石二斗到二石二斗。有的地方要用十一亩莜麦才能换一匹布。据说六分区、绥蒙、卫生部、政洽部都有这种现象。
有些单位搞“好汉股子”，像日本人在中国工商业上插日本旗子一样，自己一个子不出，就要参加分钱。如三五八旅八团在临县一分钱不出，就要参加分红。政治部的家业，司令部副官处的几十万白洋，卫生部的一千万元农币，这样大的家业是怎样搞起来的？有没有剥削群众的血汗？应该很好反省一下。
有的部队占老百姓的好地。特务团自己不开荒，去占群众的水地种。该团驻康宁的单位，把农业生产变成了放高利贷、买青苗。这种现象，无论是军区、分区和主力兵团都有。有的部队名为自己生产，实际上盖房子、运东西等，都让老百姓来干。对粮食搞统购，实际上是抢群众。有些地区收不到公粮，就搞公粮变款，所谓“公粮变款”，实际就是抢，并出现了捆绑、吊打、禁闭、甚至打死老百姓的严重事件。对此，行署、后勤部应该很好反省。有的商店违反商业政策，有的包庇走私犯、逃避兵役者，有的成了土豪劣绅、特务的庇护所。如阎锡山有个少将特务，在我们十七团的商店里住了几个月，也无人过问，他把我们的情况搞清楚后又跑回太原。我们有些同志为了赚钱，已经到了敌我不分的地步。所以，有的群众说：“八路军的钱都是商店化了。”“共产党以前是铁的纪律，现在是豆腐纪律。”等等。对上述问题，至今我只听到黄新廷④将他们部队的商店整顿了一下，把有的商店关闭了，经理撤了职，没收了他的枪，拉走了他的马，群众说真是大快人心，“我们得到解放了。”此外，我再没有听到有第二人把自己办的商店等企业好好清理整顿一下。
第三、搞走私和缉私，增加了内部矛盾。现在为了搞钱，不少单位搞走私。如三分区和八分区一支队、三十二团和十七团合伙搞走私。有的单位则通过缉私来搞钱。如独三旅走私时，第一次被三分区缉私拿走，于是该旅就要组织骑兵营去夺；第二次又被缉走了，就提出要抓孙占彪。走私是违法的，缉私是应该的，但是并没有缉到多少奸商，而是地方搞军队、军队搞军队，所以实际上是自己搞自己，结果增加了军政之间和军队相互之间的矛盾。
第四、军队组织纪律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群众的负担。一九四五年我来到河东，在平川的张家庄看到我们有的部队纪律很差，随便向老百姓派差。正是秋收期间，有几个团要了几百副担架放在团部备用，说是为打仗的需要，而实际上却让拾担架的龙百姓去干挑水、烧水、背柴、背草、铡马草、喂马、背麦子、磨面等十几种杂活，另外又就地动员了几百副担架。我看到这种情况，把供给部长找来批评了一顿，让他把担架队解散，赶快放老百姓回去秋收。
二、我们从一九三七年来到晋西北，到现在已经有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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