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文选-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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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地方军需要武器，各分区对现有的枪支和其他武器装备，要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统计，包括有多少在民间，把数量和品种搞清楚，并订出装备计划，使班、排、连装备的武器尽可能统一。　
　　第三、分区对敌伪武装的处理。军区政治部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对土匪、保安队、乡保和地主武装等敌伪人员如何处理，哪些是要消灭和瓦解的，哪些是应该争取和改造的，要制订出一个具体的规定，发到各分区贯彻执行，使下面有个遵循的依据。现在，虽然也有些规定，但是不够明确、具体，下面执行时比较困难。　
　　第四、甘宁青问题。除调回民支队去青海外，现有的回民团、三边的回汉支队，加上另外四个大团，就可以解决宁夏问题。甘肃问题，交野战军负责解决。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我们各部门的工作，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所以必须彼此通气，加强协调。比如，我们的军事工作，都有政策的内容，都要有政治工作来保证，因此，司令部和政治部必须保持密切联系。司令部组织部队训练，执行作战任务，就要有后勤部的物资保障。打仗会有伤亡和病号，就要有卫生部门保障。所以司、政、后、卫各部门要加强联系，必要时，司令部、政治部可以请后勤、卫生部首长来汇报研究工作。　
　　各级领导对工作要抓住中心。不仅搞好日常工作，还要深入部队，深入基层，亲自下去看看，在上面光看报告是不行的。　
　　各部门要加强请示报告，部门领导外出要请假。比如前方部队对后勤工作有意见，后勤部就召集下面后勤部长来开会，事先也不请示，开会后作出什么决定也不汇报，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召开会议应作好准备。要预先把会议内容通知大家，把文件准备好，或提前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然后再开会讨论，这样参加会议的人员就能根据会议的内容和要求，准备好自己的意见，会议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过去大家整天讲要学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实际并没有真正学到。彭老总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学会的。当时，他对毛主席说要开个会。毛主席问他开会的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并向彭总要材料。彭总说没有材料。毛主席就让彭总写一个材料送给他修改后才正式开会。可见，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就是每做一件事，预先要有计划、有准备。像我们今天开会研究的这个建军计划，事先应准备好材料，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再拿到会上来讨论，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方案，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毛主席领导书记处，要把每个人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这样就能使大家对工作做到明确、合拍。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不是为了争你大我小，你的威信高、我的威信低的问题，而是要看谁对问题解决得正确不正确。毛主席说过，一百个问题解决得都正确，大家都会信任你，如果有一个问题解决得不正确，就应当作自我批评。这次李卓然同志⑤在去东北以前，毛主席找他谈了四个钟头，讲了两个内容：“要靠自己的进步，靠司令员老资格都不行。”我们西北军区是个兄弟班子，要进行集体领导，互相学习，不能说我是司令员就比大家高明，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办，不对就推翻，这是个民主集中制问题。今天我们开这个会，事先没有给大家通气，这种工作方法，今后应改变。　
　　现在这个建军计划要重搞，计划中要明确规定老区、新区各发展多少人。对晋绥地区可先和李井泉同志⑥商量一下，我看不是发展，而是要结束的问题。宁夏、甘肃、青海怎么搞，搞多少部队？请大家研究。这个计划由王维舟和马明方同志⑦抽时间抓一下，作为对外向民主人士谈话的内容。具体做法可以分头搞，司令部由张参谋长⑧组织座谈，政治部由杨尚高、谭生彬同志⑨负责；后勤部由陈、周部长负责。去年，毛主席就对我说搞一个材料，任弼时同志对材料要求也很迫切，我们把材料整理好后，就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注释＇　
　　①即习仲勋同志，为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②即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在日本投降后先后被调去东北。　
　　③谭政原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日本投降后调往东北，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④贺彪为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　
　　⑤李卓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和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调往东北工作。　
　　⑥李井泉为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⑦王维舟为西北军区副司令员，马明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⑧即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　
　　⑨杨尚高为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谭生彬为组织部长。　

晋绥军区自卫战争以来的工作情况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军队建设问题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二零师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基本上完成了创建与巩固晋绥解放区，坚持并配合了全国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同时，粉碎了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进攻，壮大了自己的部队。这是在党中央、晋绥分局和军区领导下，全区军民艰苦奋斗、牺牲流血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从解放战争以来，我区部队在配合友军，解放山西、绥远战斗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西北战场上起了决定的作用。　
　　在八年抗战的伟大成绩中，有几件事特别值得提一下：这就是对敌斗争、生产运动、练兵运动都是有成绩的，创造了对敌斗争、生产、练兵三者结合的经验。在对敌斗争中，挤退了敌人，保持和巩固了根据地。在生产运动中，解决了部队的经费，一般自给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练兵运动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提高了技术与战术，对战斗及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敌后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教育上对阶级教育做得不够，没有把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统一起来，在生产运动中还存在某些缺点。因此，当由抗日战争转到自卫战争，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尤其在经过八年抗战后，根据地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使部队在思想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糊涂观念。有部分干部、战士对于由抗日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作战对象由日本侵略者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反动派，在思想上认识不清。如有人说：“打日本有我的一份，打蒋介石没我的事。”幻想和平，不愿斗争。一部分干部想进大城市享受，有的战士想回家，认为日本被打败了，就应该回去。还有的认为，“打日本打了八年，打内战还要多少年呢？”所以，有些干部在战斗中犹豫动摇。如六分区XX团主要领导，对完全可能打下的奇村据点放弃不打。二十七团二营营长在集宁战斗时，放弃卧龙山阵地，投敌叛变，使这次战役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当然，上述这种现象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很好的，因此在这段时间的各次战役中，表现了坚决、顽强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取得了许多胜利，出现了大批战斗英雄和战斗模范，克服了缺乏粮食、担架和各种物质以及寒冷的困难。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极为宝贵的。　
　　其次，由于晋绥连年支援战争，加上敌人的破坏，解放区生产下降，财政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使部队的物质生活感到很大困难。在抗日末期，提倡自力更生，解决部队困难，获得极大成绩。但在执行中，也产生了许多流弊，如有的部队、机关的生产脱离群众，违法走私，违犯政策等。某些部队在打下一个城市之后，由于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发生了严重的违犯政策纪律，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甚至乱没收、乱拿物资，引起了部队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不团结，并使某些贪污腐化分子有机可乘。这暴露了我们部队中残留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游击习气等恶劣作风的严重性。同时，由于“七大”精神没有来得及在部队中进行传达，军区首脑机关又几乎完全到了东北，对于整个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军区领导回到晋绥后，忙于在前方打仗，各个部队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一九四六年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提出了反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恢复红军时代的三大任务；提出改变连队政治形势（官兵关系）、“窑洞政治形势”（军民关系），强调了全党建军，所以后来对于民兵建设、优待军属、解决军属困难，督促逃兵归队、支援前线等都比以前有了改进。但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这一精神没有能够完全贯彻到部队中去。　
　　一九四七年召开的建军会议，是本着一九四六年晋绥分局高干会议的精神召开的，提出了以建设土地改革的军队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进行为土地而战与反对美蒋战争联系起来的思想教育。为此，要求军队必须参加土地改革，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并改变党内不纯的情况。因为只有把解放区建设好，才能建设好军队。会后立即调了大批干部到土改工作团去，野战军纵队政委、军区的部长、分区的司令员、直到连队的各级干部和一些好的战士都参加了土改工作。除参加土改工作团的人员以外，部队也尽可能参加驻地群众的各种土改会议，这不仅具体帮助了群众的土改工作，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群众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迅速的恢复解放区生产，还决定从各个部队中抽出九十亿元（农币）帮助群众生产，部分的解决了群众缺乏生产原料的问题，对于推动和发展生产产生了很大作用。同时，决定军队实行统一供给制度，不准做生意，各单位所有家务及商店一律交给政府。这样做之后，既避免了部队脱离群众、违犯政策法令现象的发生，也有利于克服部队中因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造成的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下降的问题。部队还实行了精简节约，撤消与合并了某些不必要的机构，缩小机关、充实连队。就是：“有多少人，打多少仗。：”所有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晋绥三百万人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与支援前线。　
　　在部队自身建设上，采用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方针。所谓政治民主，即以阶级教育的中心内容，开展群众性的土改、诉苦教育、政策纪律教育及“三查”运动（查成分、查思想、查作风）。经济民主，即普遍地采用民主方式，建立经济委员会，并有权清查一切家务帐目、开支，反对贪污浪费。同时，确定必须以所有经济的绝大部分用在战士身上，经济完全公开。军事民主，除去战斗命令外，其余如管理教育、战前想办法，战后评指挥、评战术、评伤亡、评胜利等都可采用民主方式进行，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面向连队。建军会议后，从军区到团各级机关均组织了工作组，深入到连队，根据以上内容去进行工作，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游击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给以严肃的批评与纠正。在“三查”中虽有些“左”的偏向，但很快被纠正了。这种新式整军及诉苦教育，使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这也是阶级教育的有效方法。对某些贪污腐化、违犯纪律分子，给予了适当的处理。这样做的结果，反掉了一些旧的东西，加强了组织与纪律，使部队上下级之间、同志间、部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关系大有改善，老区战士的家庭困难也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从而达到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使部队生气勃勃，战斗力大为提高，改变了连队的政治形势与群众的“窑洞政治形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今天来看，这些原则与作法是正确的，成功的。当然也还有不少缺点，需要我们今后继续努力去克服。　
　　二、扩大武装问题　
　　自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部队的伤亡减员日益增多，因此，对要求补充兵员更加迫切。但是，晋绥人口很少，过去动员数量已占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加之多年战争破坏，对于恢复老区生产又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再由于过去在执行兵役制度上存在党员、干部、民兵不当兵，招兵中的强迫命令，买兵顶替，包庇逃兵等严重缺点，这就同前方急需兵员补充发生很大的矛盾。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兵动员有很大成绩，但目前如对上述矛盾不设法解决，不仅部队得不到补充，而且对恢复生产也极其不利。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详细分析了这种矛盾，确定了在老区土改以后，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再有计划的动员新兵，使老区能集中力量进行土改和生产。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做好归队工作。强调全党建军，批判了过去优抗工作上存在的诸如“优生不优死，优近不优远，扰干不优兵”等不合理现象，使归队工作和优抗工作引起了全党的注意，并根据实际情况，注意区别对待：对不缺土地及劳动力者，主要是从政治上提高其地位，有的只须优待—部分，有的则需要大部或全部优待。部队补充兵员的来源有三：第一、主要靠俘虏和从新解放区动员来补充。在忻、崞、汾、文、交、朔①平川的新解放区已动员了不少新兵补充到部队。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因此，主要还是靠俘虏兵来补充，这就使部队中解放战士的成份是大大增加了，有的连队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并且有的很快即当了干部。假如没有建军会议后之民主运动及诉苦教育，要在我们部队中熔化这样多的解放战士并使其能英勇作战、坚决为人民服务是不可能的。同时，老区经过土改以后，在去年秋季也有计划的征收了一次新兵，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就动员了一万五六千人补充到野战军，质量比过去任何一次要好。据临县新兵团统计：行政村以上干部四百一十九名，占该团总人数百分之七点六八。党员六百七十一名，占该团百分之十点九八。自动报名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翻身户虽无精确统计，估计也不会少。因为有了党员、干部做骨干，新兵补充到部队之后，也比过去的兵好巩固。由于他们经过土改，得到了胜利果实，阶级觉悟比较高，进步也很快，许多战土很快变成了部队中的骨干。这次动员新兵的方法是：经过政治动员后，由党员、干部带头自动报名，与民主评议相结合，基本上改变了以往兵役政策的缺点。这种征兵方式的效果是晋绥动员新兵中史无前例的一次。今年夏季又动员了六千多新兵，其中党员、干部虽没有前次多（因为正在调干部到新区去的时候），但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利的完成了任务。第二、是逐步升级的办法：即由游击队升为地方兵团，再由地方兵团升为野战军。例如：七旅、十旅、十一旅、十二旅、十四旅及分区的二十一师，都是一九四八年由地方兵团升级起来的。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四旅、五旅也是由地方兵团升级起来的。这种升级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扩兵方法，它使分散的游击队很快地转变到更加正规、更有战斗力的兵团。第三、采用组织民兵后备营的办法。去冬临县、岚、兴、以及神、五地区②，新建立起来的后备营，绝大部分都于今年参加了部队，尤其是临县后备营，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参了军，这也是动员新兵的一种有效方法。但这种办法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要在土改以后；二是要有较好的群众工作基础，三是需要有坚强的干部去领导，才有可能办到。这是从自愿兵役到义务兵役过渡时期的动员形式，今后一定时期内可以采用。以上三种动员方法，虽然还有少数地区没有照办，仍存在新兵逃跑等现象，但总的来看，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克服了土改以前兵役制度中存在的缺点。　
　　三、对敌斗争　
　　对敌斗争会议前的一般情况：自从绥包、绥东、大同、晋北、汾孝等几次大的战役后，主力部队就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去了。同时，在这几次大战役中，阎、傅军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傅军占领了集宁、张家口，及胡宗南侵占了延安以后，敌人气势汹汹，疯狂地向我解放区进攻，这时我野战部队留在河东者仅有三旅以及各分区的地方兵团，敌人在军事上占相对的优势，我在北面的部队，对傅军存在着一种惧怕的心理，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在晋中平川，执行政策中间有过“左”的行动，如搞土改、捉地主、分粮食、吃大户等超过群众觉悟程度，打击面过宽，加之不注意秘密工作方式，无形中将我们的工作暴露给敌人，由于阎锡山针对我方采取“自白转生”运动③，以致使我们在平川无法立足，不得不退到山上来。忻州的敌人到原平、崞县烧杀掠劫，使我部分群众及地方干部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我们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因力量不大，不可能改变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为此，军区于一九四八年初召开了对敌斗争会议。当时就全国行势来说，我军已经转入了战略性的进攻，而在晋绥方面，敌人依然还是占着相对的优势。因此，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方针原则是：反对惧怕敌人的思想，纠正在执行政策中“左”的偏向，强调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一致对敌，把工作推到敌占区去，在此方针下保证土改胜利，争取一二年内逐渐削弱阎、傅军，为配合主力解放全山西、全绥远创造有利条件。办法是：以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为出发点，只有群众参加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为此决定：在内地，主要是保障土改胜利。在边缘区，主要是对敌斗争要配合前线战争。在敌占区，主要是救灾救死，用商量的办法动员地主拿出粮食来救灾，及反贪污、反抓丁、反抢粮，集中力量打击阎军及积极附阎的反动分子。为缩小打击面，对普通地主则加以控制，使对敌斗争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基础。在组织斗争形式上，要把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采用武装县、区、村公所形式。严格部队群众纪律，纠正执行政策中“左”的偏向，加强民兵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集中力量，争取逐次削弱敌人，反对退却逃跑。由于部队认真地贯彻了会议的上述精神，解放了府谷及准葛尔旗，打击了忻州出犯之敌，保持了丰镇以东及凉城的一小块根据地，在忻、崞平川连续打退了阎军数次的抢粮，在文、汾平川亦逐渐整顿了阵营。以后因为整个形势的变化，部队参加配合友军进行较大的战役。四月间，在北面配合冀察晋部队收复了左云、右玉、怀仁等城镇；三、七旅及吕梁一部分地方兵团，参加运城、临汾战役；在这战役以后即开始了晋中、太原战役；八月间，北面所有部队配合三兵团参加绥远战役，收复了丰镇、集宁、凉城、和林格尔、陶林等城市；一九四八年，全军作战二百五十五次。整个看来，对敌斗争时间并不长，假若对敌斗争会议能早开一点的话，也许会更好一些的。　
　　四、兵工建设问题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山沟的农村，交通不便，运输力缺乏，再加上过去日本人的“扫荡”，阎军的进攻，在这种条件下建设兵工事业，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由于兵工部门全体同志努力及各方面的帮助，我们总算是逐渐的建立起来了，而且规模还不算小。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已建设有十四个工厂，各种人员三千五百多名。然而，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个修械工人、几个骡子驮的工具。一九四零年发展为修械所，也仅有二百人左右，主要是学徒，到日本投降时发展到八百来人。在这几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因为军火供需急增，所以兵工发展较快。一九四八年兵工生产的预算为二百六十余万元银洋，折合小米十八万五千石，这在我区来说是一批很大的经费。运输上，现有运输能力很有限，仅有驮骡二百五十三头、毛驴三十六头、大车四十三辆，除担负供给本身食粮、柴炭外，再要担负各种原料材料的运输就很困难，故不得不组织群众运输力。在临县组织了两个群众运输队，专门运输各种原料供给厂中之用，但仍然不能解决运输力困难的问题。同时，又根据交通困难的情况，尽可能使各工厂分散在各个地方，即便如此，运输费用还是相当大。据一九四七年统计，运输费占去了整个兵工费用的百分之三十。从一厂到六厂，每个月的运输量达二百九十余万斤，因而靠着骡子、毛驴运输是极不适应的。另外，现在各厂中的主要骨干分子多为一九四零年到工厂的学徒，缺乏管理工厂的经验，专门技术人员不多。正如朱总司令在华北兵工建设会议上说的，是以农民来搞工业，这也完全合乎我们这里的情况。机器是从各个地区缴获来的，有的经过较长时间的搬运，有些因缺少各种零件，需要新配件，对生产有一定影响。在工人生活方面，过去是实行供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