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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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
作者：梅朝荣【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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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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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几千年的奴役专制、独裁统治固若金汤，几千年来可以说是风雨如磐，雷打不动。成千上万次的造反、起义、暴动，无数次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磐石般坚实的基础。按照中国学者葛剑雄的观点，这个基础就是统一。客观去看，一个领导人率领自己的家族，凭着家天下的信仰，吸纳一群追随者，然后管理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经营数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倒，这在现代管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国的帝国时代，王朝更替犹如喷溅的万花筒一般，接连不断。比及其他古文明来讲，中华文明在国家治理上似乎更加充满智慧。科学还没有当家、民主缺乏制度保障的年代，同样的政治神秘主义，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中国讲究“受命于天”，两者虽然意思差不多，不过具体操作起来区别就大了。中国的“天”是个虚的概念，就好像“道”一样，虚无飘渺而又无处不在。
　　在对王朝更替社会现象的诠释上，中国的帝王们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该理论发轫于中国先哲的一个称作阴阳家的流派。他们主张用“五行相胜”来揭示王朝更替，为帝王们所欣然接收。（这套理论至今影响匪浅，蜕变成玄幻小说，算命风水的理论基础。）
　　五行论，简而言之，就是说世界的基本元素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天下万物都是出自他们克来生去的复杂关系。朝代的兴替，其实也是天人感应，有着规律可循的，这规律就是五行相胜。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一德克一德，所以一个朝代才取代另外一个朝代。
　　《吕氏春秋》有这样的记载：最早的黄帝，碰见过一条十余丈长，几米粗的大蚯蚓，蚯蚓属土，所以黄帝是土德；而大禹曾经在郊外碰到过青龙，青是木色，木又克土，所以夏朝就是木德；而取代了夏朝的是商朝，赶上过山上冒出来银子的好事，故而商属金，金克木，于是商就是金德；到了周代的时候，周王曾经看到过一个火流星在宫殿上空盘旋一周，火克金，周自然就是火德了。五德就是这么循环交替，贯彻始终。
　　在“五行相胜”理论的运用上，再次体现了统治精英们的变通睿智。按五行相胜的本意，只有拥有正德的势力才能推翻前朝创立新政权；但是大家全都反着用，先捏掉前朝，然后再给自己配一个合适的“德”，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合法政权。
　　比如，周朝是火德，大秦取代周朝，水灭火，秦朝就确定为水德。五色里配合水德的颜色是黑色，于是大家都纷纷把衣服染黑。秦王嬴政还特意把黄河改名为“德水”，以炫耀自己的正统性。
　　中国文明固若金汤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人民的宏大胸襟及其无与伦比的忍耐力。中国元代张养浩的散曲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对中国百姓生活状况的最好概括：无论那些坐江山的怎样更来换去，百姓永远也脱离不了苦难的境地。帝王将相们追捧的“治世”、“盛世”，今天看来，不过是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发展的正常时期罢了。中国人把忍作为一种伟大精神来追求，（“忍”字的构造正是“心”字头上放着一把刀），一方面是因为无权无势的无奈，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精英的刻意追求使然。他们在对各种流派的统治主张进行海选后，选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儒家理论，进而进行了改造，利用它来宣传灌输这种内敛意识。尽管王朝更替与农民起义不无关联，但是，这种反抗行为更多的表现为极端的被动。按照你们民间故事的说法，叫做“逼上梁山”。古中国历代王朝末年的境况，正如威廉·戚美尔曼博士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导言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
　　以上这些，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粗廓认识。历史统一稳定的一面，比较容易看出，而其间的治乱交替，才更具有历史的致命吸引力。然而，真正能解密王朝更迭真相的却只有身临其境的龙的传人。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寻觅着中国的相关出版物。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出版之前给予了我优先拜读的机会。这本书为我解读中国厚重历史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也使我的学术研究获益匪浅。这本书，作者牺牲了很多研究的理论性，更多的考虑了当下中国读者休闲阅读的心理，在统筹理论性和可读性上，似乎花了很大的功夫。这本书精选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典型王朝，以关键人物关键事件为线索，人性化，现场性的笔触铺陈了帝国衰败历程当中的政界往事。在还原了历史鲜活生动的同时，每部分结尾都有一节翔实的凝练总结，使读者在历史漫游之后，有一个全景把握。关于12法则，作者在绪论中论述的已经很多，不再赘述。
　　最后，特别感谢作者的信任，给予这个作序的荣幸机会！
　　（日）吉田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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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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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的开篇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经》里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学者邹牧仑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犹如没有永远富贵的家庭一样。”盛衰循环，王朝覆灭似乎成了过往帝国的“历史魔咒”。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中国文明保持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尽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似乎总在给浮沉帝国开玩笑。
　　尽管后来人可以在品完一壶浊酒后，潇洒而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尤其对于帝国的经营者来说。
　　黄炎培先生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过往帝王们显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缺乏毛泽东的思想高度，他们没能幸运地找到基业长青的“新路”。相反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怀着虔诚之心，不自觉地走向了覆灭之路。
　　前段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婚姻就像抓在手中的沙，在死死抓紧的过程中走向了解体。这个道理同样适合王朝历史，帝国衰败正是在帝王集团的精心控制下失控，最终走向了崩溃边缘。有人曾总结：“汉以国强而恒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权独而遭祸！”此为证。
　　历史总叫人惦记。传统理论在谈论王朝衰败的时候，总是习惯以“凝练的语言”简洁地一言概之。然而，帝国并不都是“崩溃一亏”，数字与表格之外，历史的精微幽深，很难“作一总结”。于是，笔者选择了“勤于总结”，用求全的12法则来分析帝国“全线崩溃”的恢宏历程。
　　法则1：武装积弱，帝国在对军队的控制中失控
　　以武夺权，以武控权，军队对任何帝国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帝国初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保持重兵，来巩固政权。
　　冗兵冗费是帝国武装衰败的一个原因。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兵２０万，至至道时（９９５~９２７年）为６６万，增加了两倍；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为１２６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并非完全虚构。
　　穷兵黩武是武装衰败的另一个原因。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充分肯定有道者的正义战争，推崇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和以奇用兵的战术原则，但小说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有道者遵循客观规律藏器待时，通过清静无为施行仁政的方式夺取天下。这种战争观与《老子》兵家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法则2：吏乱坏纲，帝国在对官吏的治理中失控
　　孔子说，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战国时期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可惜历史上鲜有王朝能真正把官吏治理好。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特有的法文化心理结构是：“法——情——权交相胜的三元模式。这三元结构中，‘权’自然居于重心地位。权大于法，有权人物可以权生法，以权抗法，以权压法，以权曲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以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政治地位而得利。因而，谁要想发财致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步入官僚的行列。
　　古代有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语：“无官不贪。”那么他们都倚恃什么权力谋私呢？兵权、财政收支权、荐举考试权、官吏任免权、工程修建权、司法决狱权、监督纠弹权等。一般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强取夺豪、侵吞粮铜、卖官鬻爵、侵盗财物、枉法决狱、恣意聚敛、走私漏税、私弄工银、敲诈勒索、监守自盗、巧名贪贿等。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无限感慨地总结吏乱国败的教训说：“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任何掌权者都对吏治相当敏感，但吏乱似乎又在所难免。
　　法则3：国库银断，帝国在财富控制中破产
　　国穷民困，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困，照样失天下，比如隋朝，仓廪丰盈，二世即亡。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能切实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做到“与民同利”，财富控制才是良性。
　　一般来讲，帝国初期，一般都会考虑到朝代更替带来的破坏，实行不同程度的“修养生息”政策。随着帝国统治铺展开去，在越来越大的开销面前，经营者就会忘记“与民同利”的原则，纳税比例超出了人民的现实承受力，导致积怨重重。遇到一些好大喜功，追求排场的帝王，财政负担就会额外加重，盛世因此转衰。史学家王学泰就说：“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土地兼并是导致帝国后期财富危机的一个根源。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所以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
　　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地主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
　　法则4：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帝国在意识控制中失控
　　谭嗣同认为民族衰败沦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的钳制，他在《仁学》中指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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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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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为了保证“治安”的稳定，帝国的经营者都挖苦心思寻求控制臣民思想的利器。秦始皇崇尚法治的尝试失败之后，汉代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霸道并行，打开了思想控制的历史密码；南宋继而提出“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对社会资源的寡欲内敛，经过元代的完善，明初善加利用使专制制度达到历史高峰。
　　对于有碍大一统局面的社会异音，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强硬打击的措施，于是就有了被鲁迅称为“脍炙人口的虐政”的文字狱。杨乾坤先生曾经做过总结，帝国对于社会舆论的处理手段大致有13类：
　　一、反对本朝狱。“指斥、毁谤、中伤、谋反、谋大逆”的造反者，罪当至死。
　　二、冒犯皇帝狱。天子自诩君权神授，尊严不可凌辱，臣民只能顶礼膜拜，不得指摘。
　　三、离经叛道狱。离经者，远离官方所重之经，致生异端；叛道者，背叛官方所奉之道，另辟蹊径。不驯服官方，不承认官方哲学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文字狱主角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讪谤怨望狱。揭露当局的腐败与无能，或讪讥，或毁谤，或怨望，定性治罪，永绝逆耳之言，凑合统治之现状。
　　五、朋党狱。皇帝最惧怕的是权臣树朋党威胁皇权，为排除异己势力，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就是，陷之以朋党，然后剪除。
　　六、触忌犯讳狱。专制帝王的忌讳是绝对的禁区，万万不可触犯。
　　七、妄议朝政狱。朝政大事，帝王权臣断之，肉食者谋之，妄加干政的“非所宜言”，必遭横祸。
　　八、妖言煽惑狱。与统治思想相抵触的“妖言”，被视为洪水猛兽，严酷打击，“避邪说而正人心”。
　　九、恶逆为伍狱。恶逆之徒，株连九族，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
　　十、冥顽不化狱。朝廷明令禁毁和收缴的“违碍”书籍，隐匿不首者，一经查出，都以冥顽不化的罪名治罪。
　　十一、狂悖狱。独裁者总希望臣民俯首恭顺，无思想无棱角，无希图无反抗，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些伸张正义，表达欲望的臣民，其步入规范的“极端行为”，就被无情惩治。
　　十二、华夷狱。少数民族得天下后，对汉族“诛心”，要汉族人民心死，于是以华夷之辩为由，以示自己得天下之正。
　　十三、诬民惑世狱。这是清朝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一大发明。精神病患者病发失控，言语不利，则以“诬民惑世”的罪名，而横遭刑戮。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汉朝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中说：“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也就是要让人民说话，统治者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让老百姓发牢骚，以言定罪，大兴“莫谈国事”，用堵的办法来牵制思想，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王朝时代，大抵文字狱猖獗之后，国家肌体便病体羸弱，引起社会的大衰败。秦朝“焚书坑儒”，人们在恐怖气氛下惴惴其栗，英才丧尽，统治质量下降；宋朝的“莫须有”罪名，忠良扫荡殆尽，两朝尽受外辱之苦；明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身后一片凄凉，皇太孙继位，国无柱石，致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夺了江山。
　　法则5：“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
　　《孔子家语·五仪》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君和民的关系如同舟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可以拥戴君，也可以推翻君。这个比喻是帝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辟警语，帝王们总是拿它来教育后来者要善待人民，注意民心向背，否则会被人民推翻。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实现统一，“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即秦朝的统一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一统天下之后，他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贾谊认为，假如秦始皇能够认识到“攻与守不同术”，顺应民心，就不会那么短命。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给汉帝国留下了深刻教训，汉初基本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时，士人徐乐认为“天下之患在乎土崩”，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农民起义所形成的“土崩之势”，要想长治久安，就要避免农民“不安其土”，把“土崩之势”扼杀在萌芽。王莽托古改制，大失民心，短暂而亡。隋炀帝重蹈秦辙，唐太宗在总结其教训时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才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帝国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这就是说，帝国做得过火了。
　　法则6：修为无度，帝国领导人在统治过程中英明丧失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君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执政的成败。
　　历史呈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经过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代，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者一个能干的、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是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
　　怎样才算是英明呢？《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兴也忽焉。”意思是说，夏禹商汤这样的圣王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每每责罚自己，国家因此兴旺昌盛；而夏桀商纣在出现政治失误时则归罪于人，政权于是迅速灭亡。帝国的盛衰兴亡，大多与帝王的“罪人”与“罪己”有关。隋炀帝“性不喜人谏”，竭诚进谏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罢官，结果搞得“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崇祯帝虽有回天之志，然而刚愎自用，临终竟留言：“臣为社稷忠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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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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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则7：防御过度或乏力，帝国在抵抗外患中走向式微
　　翻开中国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战争的记载，甚至有人戏称中国的历史是由战争堆积而成。
　　对于外患，“华夷之辩”一直作为历代帝国的基本国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尊王攘夷”，这是帝国统治阶层达成了共识的信仰。
　　一旦蛮夷入侵，像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自然无法容忍，秦汉帝国因此就屡次发动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讨伐。但是穷兵黩武可以逞一时之快，遗患无穷。秦始皇无可奈何的匈奴再次扰乱西汉时，汉武帝远征导致西汉急剧中衰；唐玄宗的开拓边疆，坐大边帅，盛唐从此一蹶不振。
　　宋帝国汲取前世地方割据教训，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导致边疆空虚，外患不绝，最终亡于蒙元，开了国破夷族的先河。明帝国与宋朝相似，中后期民变与外患交织，双鬼扣门，江山终落他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宋明都是超级富裕的帝国，科技发达，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