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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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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征是在612年春，四方兵众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人聚集涿郡，分左右各十二军，由宇文述等率领，经辽东进入高丽，而炀帝就亲往辽东督师。水路方面，来护儿率江淮水师，由山东渡海先行登陆，至平壤郊外，因遭高丽伏兵突袭，败退。陆路方面，三十万隋军渡鸭绿江，高丽兵佯败退，大军追至平壤城下，被围击。隋军大溃，仅二千七百人退还辽东。
613年春，隋军第二次出征高丽，炀帝亦亲至辽东前线督师。战事互有胜负，杨玄感趁隋军征高丽，乘机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反叛，并攻东都，炀帝大惊，急引军还。
614年春，炀帝又亲至涿郡，督师第三次出征高丽。来护儿率水军直趋平壤，高丽王元乞降。由于连年战争，双方均损失惨重，加上隋朝内部发生农民起事，几遍全国，炀帝只得从辽东罢兵而归。出征高丽耗时四年，所花之人力、物力极巨，代价极大，隋王朝的国力也从此转向衰落。
东征高丽的失败，既有军事原因，也有杨广个人的原因。隋朝百万大军分成24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极不合理。而且，大军远征，利在速战和野战，隋兵部尚书段文振就曾向炀帝指明了这一点，但隋炀帝的诸般部署却都反其道而行之。在出兵之前，炀帝下令：“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致使前线指挥失措，屡遭不利。隋炀帝满心以为高丽必定屈服于隋军的威压，因而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反倒限制军队的行动，一心等待高丽来投降，甚至招引各国首领一同观战。而隋炀帝第三次征伐高丽，便仅仅因高丽主动请降，并送回叛臣斛斯政，让炀帝面子上过得去了而结束。
有后人如此评价隋炀帝，甚为中用：“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内之败，穷兵黩武，滥赐横赏，最终把国家给败得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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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末世之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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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末世之劫——“普天同怨，何止一人”：文武双全的罪过？
凭心而论，隋炀帝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帝王将才，他文武双全，战功卓著，统一江山、修通运河、修建东都、西巡张掖、三驾辽东，是后人对他一生所为的精练概括。隋炀帝还是一位大文豪。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
隋炀帝也自负才学，常常认为他自己的诗文天下第一，他曾对侍臣讲：“天下都讲朕是因为父皇余烈而有四海，假设让朕与士大夫以文章竞争，朕也应该为天子。”
隋炀帝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万国博览会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已成为千古名篇。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另一首隋炀帝写的《春江花月夜》被认为“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也足以显示他的文采：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遗憾的是，就是这位与秦皇汉武有着相似资质、与后朝太宗有着相似经历和功业的罕世英才，最终却沦为与前朝昏庸之君齐后主、陈后主等辈为伍，落魄自戕，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616年，隋炀帝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乘着新龙舟第三次巡游江都。在路上有个地方官冒死拦路劝阻说：“如果你到了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了。”隋炀帝觉得晦气，把他杀了。到了江都，继续醉生梦死，日夜沉浸在声色酒宴之中。
其实，杨广是知道江山在闹地震的，只是他不明白自己殚精竭虑一心成仁义，怎么就招惹谁了？或者说他不愿意去相信这样一个事实。
不管杨广不屑还是掩耳盗铃，天下大乱已成事实，超负荷的隋子民们纷纷造反。鲜卑皇族宇文家族的两个后代宇文智及、宇文化及乘乱复辟，密议发动宫变，废掉隋炀帝。他们先散布谣言，讲炀帝听闻禁卫军想叛乱，正酿毒酒，尽杀关东人，只留南人在身边。禁卫军大相惊骇，互相转告。兵士惊惧惶恐之下都豁出去决定造反。
炀帝发觉有变，逃入西阁。其宠妃魏妃为兵士开门。炀帝忙逃入永巷躲藏，又有一位恨透了他的美人告诉兵士其所躲藏之处。
面对环立提刀的兵士，炀帝叹道：“我何罪落到这个地步？”
有个名叫马文举的，善于辞令，答道：“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怎能说无罪呢？”
炀帝仍不解：“即便我有负天下百姓，可是你们这些人，荣禄兼及，怎会干出这种事来？今天之事，谁是带头人呢？”
另一人司马德戡答道：“普天同怨，何止一人！”
当时，炀帝爱子杨杲是个12岁的小孩子，一直跟在炀帝身边，看见如此剑拔弩张的场面，吓得嚎哭不止。隋炀帝昔日的贴身侍将裴虔通火起，一刀砍掉小孩子的脑袋，鲜血溅满炀帝一身。
事已至此，众人一拥上前，想砍杀炀帝。杨广仍不失天子威仪，厉声说：“天子自有死法，何得加以锋刃！拿鸩酒给我！”事起仓促，一时间也没找到毒药。炀帝就自己解下白练巾交给一人，众人合力绞死，时年五十。
可怜杨广文武双全，想不到，一腔热血、几年艰辛，竟成了天下小人的笑柄。少年壮志和一生功名都化为泡影。后人对此，褒贬莫衷。
唐太宗就瞧不起隋炀帝，在《贞观政要》里多处可见他直指隋炀帝的言论，但无一处是好话，全是说他昏庸。新王朝的缔造者为了突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免要对推翻它的王朝大加贬斥，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唐太宗的某些评论还是很中肯的：
“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隋炀帝仗恃自己富足，不考虑后患，不顾及百姓。他常常以天子自居，处处表现自己的最高权威，喜欢挥霍性的“赏赐”。为了在外国人面前显示本国的高度富足，竟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证明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多得无处可放了。他还让人领着外国人进饭馆大吃大喝，当客人酒足饭饱要付钱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我们这里吃喝向来是不要钱的。”
“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女，求远方之奇异。”隋炀帝不但不思国事，而且还极端纵欲。在王土之内划拉美女，满天之下寻找珍宝，以满足私欲。在杨坚末年，隋朝臣子就有好多人讲林邑（今越南中部）有许多中原罕见的奇异珍宝。隋炀帝继位之始，一边大营东都，造船制舟，一面下令平定交州的大将刘方进击林邑。缴获林邑国王家庙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在林邑刻石记功而还。虽然大胜，但由于水土不服，士卒在返程路上死掉近一半，大将刘方也在半路病死。
“宫苑是饰，台榭是崇，罄徭役无时，干戈不戢。”隋炀帝大动土木，搞一些楼堂馆所等供观赏享乐的“形象工程”，广征民工劳作却欠发民工工资，还无休止地用兵打仗，劳民伤财。一日，隋炀帝驾幸甘泉宫，对泉水山石等“美化”工程很称心，但责怪没有搞“亮化”。那时没有电，但开动脑筋一想，萤火虫可以“亮化”，于是下令“捉取多少宫中照夜”。结果派几千人去抓萤火虫，共计抓了五百多箱。隋炀帝统治的十多年间，前后服德役、兵役的超过一千万人。当时全国的人口是四千六百多万人，若男子占一半，是二千三百万人，除去老弱病残，也不过一千多万人。成年男子不足以服役，就由妇女充当，无休止的徭役和兵役，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农村的劳动力所剩无几，土地荒芜，农民无以为生，只得吃树皮、树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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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末世之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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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邪者必受其祸，忠诚者莫保其生。”杀害忠臣，重用小人。上下相象，君臣道隔。隋炀帝杀死忠贞规谏的崔象、元善达不说，他派於土澄去追捕一桩盗窃案的罪犯。於土澄怀疑谁就抓谁并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结果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在案发那天行踪不清，其中有四人官吏中有人认识，根本不是贼。隋炀帝下令全部处死，最终将两千多人全部杀掉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由此而来。
“仁义不修，群下怨叛，民不堪命，率士分崩。”由于隋炀帝自身要求不严，作不了表率，因此道义相背，百姓怨恨，不能忍受暴政，国土分崩离析。永济渠的运粮船，首尾相接，长达一千多里，走在路上运粮的民工和士兵有几十万人，很多人死在路上，尸体丢弃在路旁腐烂发臭。农民无法忍受如此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不少人忍痛砍伤自己的手足，还说是“福手”、“福足”。
“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得法。”隋炀帝好做文章，并命臣子将其文章编辑成集到处乱发。对于文人名士，隋炀帝心有嫉妒。大臣薛道衡被赐死后，他恨恨而言：“还能作‘空梁落燕泥’的诗句吗？”王胄被杀，炀帝又背诵这位臣下的佳句，并阴狠地嘲弄：“‘芳草无人随意绿’，王胄再也作不了吧。”隋炀帝这个人，做人很不讲究。外表很威严持重，内心却充满狠毒与猜忌，一味迷信邪道。居然还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唐朝史官魏徵寿在其《隋书》更是义愤填膺，旁征博引，如此作结——
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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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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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7′
杨坚出身军事贵族，又凭借军政权力攫取了帝位，深知集中军权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北周末年，地方豪族拥有私兵的情况增多，为消除这些地方割据因素，杨坚把这些豪强升迁为兵府的下级将领。把他们的私兵、乡兵改编为国家的府兵。隋初兵府各级将领的数目比北周时增多，而品位则普遍降低二、三级。全国统一后，为加强山东旧齐地区、江南旧陈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统治，杨坚在并、扬、荆、益四州设四大总管府，分派自己的儿子和亲信领重兵镇守。并且一再下令，禁止民间私造武器、大船。
府兵是当时的职业军人，兵士都由军府统领，并不列入各州县户籍，其家属也随营居住，居不定所。改革后，军人除仍保留原有军籍、隶属军府外，同时与其家属一起编入各州民户，可以按均田令分得土地，平时从事生产；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他任务。
学者黄冬云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隋二世而亡，与文、炀二帝的军事改革关系密切。“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但由于炀帝的为所欲为使其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弊端却暴露无遗。废地方总管府制、降府兵将帅名位、分十二府和兵部之权、内重外轻的兵力部署等举措虽能使军权高度集中，但在实施中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冲突，亦为政权的巩固留下了隐患，最终导致隋政权土崩瓦解，隋朝最终直接灭亡于军阀兵变。
◆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8′
隋炀帝杨广以科举和酷吏制度并举。“谗邪者必受其祸，忠诚者莫保其生。”忠臣不重用，酷吏很吃香。酷吏一方面协助隋炀帝厉行统治。隋炀帝曾派於土澄去追捕一桩盗窃案的罪犯。於土澄怀疑谁就抓谁并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结果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在案发那天行踪不清，其中有四人官吏中有人认识，根本不是贼。两千多人全部处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充当了盘剥人民财富的抽水泵。隋炀帝每年远出巡游，从行的有大批士兵、官吏和宫女，大业三年有一次竟达到五十万人。沿途郡县长官要负责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品。为了隋炀帝的挥霍，很多郡县官吏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另外，炀帝时恢复酷刑，官吏在执行过程更是为所欲为。隋朝子民深受吏乱之苦。
◆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隋朝是一个国计富足的朝代，钱穆称“隋室虽然短暂，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令治史者所盛赞。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有史学家却认为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加速隋灭亡的又一因素，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认为“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魏承思等也认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只是一味追求增加财政收入，而不顾封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对人民的剥削是比较苛重的。农民一夫一妇，每年要交租三石，和北齐、北周时期的租税额大致相等。从开皇十六年（596年）起，政府又借口防备灾年荒歉，强令百姓在租税以外按照每户的贫富等差，每年再交纳一石到四斗的粮食，实际上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夺。“资储遍于天下”的富足景象背后，尽是全国人民被无情搜刮。于是，在“帑藏充实”的同时，隋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却逐渐尖锐起来。
《剑桥中国史》指出，隋朝实行均田制，全面征税，在技术上也存在困难。纳税的义务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司马迁在总结秦王朝灭亡和西汉王朝建立的经验教训时说，在一个分裂战乱时期结束后，统治者一定要连续实行五十年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才能使经济发展。隋朝就是一个刚刚结束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割据动乱状态的时代。但是，从隋开始，就赋重役勤，没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特别到了隋炀帝统治时，更是苛暴无比。这就把全国阶级矛盾推到了极端尖锐的境地。
◆隋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皇帝是古代社会的最高代表，他们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为了维护九五之尊，冒犯皇帝的言论，自然没有好下场。隋炀帝时，大臣薛道衡因为一篇《高祖颂》而被诛。
隋炀帝曾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裴矩、宇文述、郭衍等佞臣，皆以谄媚得宠。以佞为忠，怎能长治？司隶大夫薛道衡“不识时务”，上书《高祖颂》，对隋文帝杨坚大嘉称颂，杀父以立的杨广听着逆耳，怅然道：“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小雅》篇名，诗序谓刺周幽王。炀帝以道衡隐喻讥刺，已伏杀机。
又有一次，朝廷讨论新法令，久不能决。道衡对人道：“向使高颍不死，令决当久行。”官拜太常卿的高颍执政二十年，朝野推服，后来因为议论隋炀帝荒淫侈靡，被人告发，被杀。有人将道衡之言告诉炀帝。佞臣裴蕴趁机弹劾道衡负才怨望，目无君上。炀帝立即令道衡自尽，其妻被发配到新疆且末，天下称冤。
重臣如此，庶民自然噤若寒蝉。
◆隋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史载唐太宗曾问魏征，为什么隋炀帝仅仅动用了全国一半左右的人力和财力去经营辽东就导致民怨沸腾，而大禹竭尽九州之财、力治天下山川，前后达十年之久，竟没有遭致反对和抱怨？魏征的回答是，大禹与隋炀帝的差别在于“与民同利，故天下虽竭而民不怨”。隋炀帝修建了各项巨大工程，发动了对高丽的三次战争，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无休止的赋役、徭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人民再也无法忍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611年，山东人王薄在长白山率众起义，点燃了全国农民战争的燎原之火。以后瓦岗起义、河北起义和淮南起义三支农民起义军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同时，军阀趁机兵变。618年，隋王朝就在全国人民的讨伐中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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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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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史界一般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隋文帝在灭陈之后，由于由俭入奢，恣意享乐；听信谗言，重用奸佞；又严刑峻法，淫刑滥杀，制造冤狱，废立太子加剧了统治高层的内部矛盾，隋朝的短命而亡，其严重过失也不可否认。唐太宗时大臣魏征就曾一针见血地说，隋朝的灭亡，是自始就酝酿下的，“祸起于炀帝，而根于隋文”。
暴君和圣君的根本区别在于心中是否存有百姓，是否对人民实行仁政。隋炀帝是典型的暴君，他不是那种贪图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人，他很有才能，想成就帝王之业，但是以滥用权力而演变成暴政。隋炀帝兴办的每一项工程，包括营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行等，表面上看对国家有利，但实际后果却是不顾民众死活的暴政。作为帝王，过于看重自己的功业，而忽略了其统治下的生存状态，这是有才无德者成为暴君的一条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越是主观上想成为圣君的人，越是具备大英雄资质的人，就越能搅动天下，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隋炀帝就是这样一种帝王，想干好事、干大事，乘圣王之业，但干好事的心太大，结果走向了反面，成了亡国之君。
◆隋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4′
隋朝一代，可称得上入侵者的只有突厥族。隋朝对之防御算是有效。
隋初，天下初定，不易动武。隋文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突厥汗国开国后不久，爆发内斗。隋文帝杨坚对突厥采取和亲政策，但他的目的不是和解而是分化。杨坚把安义公主嫁给小可汗之一的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偏向中国。599年，当大可汗都蓝可汗准备攻击中国大同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时，突利可汗向中国报信告警。都蓝大可汗大怒，跟另一小可汗达头可汗，联合攻击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部众溃散，投奔隋朝。杨坚改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安义公主去世，杨坚再把义城公主嫁给他，又在朔方地区（河套）筑大利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划出河套地区三万平方公里，安置启民可汗陆续来归的部众。另派边防军驻屯黄河北岸，防御都蓝大可汗和达头小可汗的攻击。隋炀帝时，多次到启民可汗牙帐巡视，突厥始终归附隋朝。
◆隋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8′
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不过，正如王夫之一针见血的指言：“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并深刻指出“义仓”是“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并非真正“爱养天下”。比如，开皇十四年大旱，当时仓廪丰盈，“乃不放赈，令民逐粮”。而隋炀帝更不消说，只知道放任自己奢华极欲，而一任天下饥民饿殍遍野。纵观隋朝，国家储备并没有使人民得到好处，文帝用它满足了囤积嗜好，炀帝用它穷奢极欲。
◆隋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史学家张鸣说：“皇帝怕老婆，以隋唐为最。”原因在于独孤皇后和武则天这两位“母仪天下”的顶级河东狮吼。独孤皇后的奇妒和武则天的专制有一拼。
正文前文揭示，独孤皇后积极干政，在这一方面，并无大的过失，王朝政治没有因此浑浊，也没有酿成外戚弄权的大祸。另一方面，独孤皇后不遗余力地干预皇帝丈夫和太子们的私生活，不允许他们亲近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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