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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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肩舆上殿”，太上皇一样的排场。有一次，唐昭宗就他蓄养干儿子一事加以质问，杨复恭大言不惭：“我收养义子是为了捍卫朝廷，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既然是为了国家，为什么不让这些义子姓李反而姓杨？”昭宗一句反问，把他噎住。
　　在彻底处理掉杨复恭的做法上，唐昭宗也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帝王的睿智。他采用的是“父子离间计”。杨复恭义子杨守立拥有胡人血统，本名胡弘立，孔武力大，手中掌统一部内廷禁军。为了拉拢禁军势力，唐昭宗收为自己的义子，赐名李顺节，大加利用。李顺节得宠后，与从前的干爹争权，“尽以（杨）复恭阴事告上（昭宗）”。有了禁军“总司令”支持，唐昭宗逼迫杨复恭退休。杨大公公怒极，派人杀掉皇帝前来宣敕的使人。
　　唐昭宗亲自登上皇宫的安喜楼，命李顺节等人率兵进攻位于昭化里的杨复恭大宅邸。李顺节率领大批禁兵前来叫战，杨复恭望见对方势众，率数位干儿子马上逃出长安，奔往兴元，联合在外任职的干儿子们“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逐走了前干爹，李顺节“恃恩骄横，出入常以兵自随”，唐昭宗趁机铲除之。唐昭宗暗地里设计，两位掌兵的公公以议事为名，召李顺节入宫。三人寒暄坐定，刚刚端酒要喝，埋伏在堂内的一名将领突前，一剑就把李顺节脑袋砍落在地。
　　一计除二患，稳住了宫内宦官势力。唐昭宗的英明可见一斑，放置盛世，完全可以扛鼎天下。
　　但是唐昭宗总体来说，还是很不幸的，接手一个气息奄奄的断壁残垣，手下还严重匮乏能臣干将。一心想干点大事的唐昭宗，为了重立皇威，决定拿藩镇开刀，结果麻烦事接踵而来。事情似乎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简单。多年来，各地强藩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与朝廷百官、内廷宦官的关系盘根错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年轻气盛的昭宗想要毕全功于一役，不仅难以成功，而且还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头回倒霉是征讨李克用和李茂贞，皆失败而还，不仅没壮皇威，还露出自己的巨大缺陷。
　　朝内宰相张浚为了给自己立威，同时，又听说李克用到处对人讲：“张公（张浚）好虚谈而无实用，他日必乱天下。”愠怒之下，添油加醋，撺掇唐昭宗出兵。张浚蜜谏：“陛下如此英明睿智，竟内外受制于强臣，臣窃以此痛心！”唐昭宗听得爽心，下诏张浚为总司令，孙揆为副，统大队京城禁兵出发前去征讨李克用。张浚只善权术，自是指望不上，希望落在孙揆身上。这孙揆却也非放心之徒。
　　李克用义子李存孝率三百精兵埋伏于道，很快把孙揆先行一行人杀个精光，生擒了孙揆。李克用劝孙揆给自己干，孙揆倒有几分气节：“我乃天子大臣，怎能给一个节度使当属官。”李克用大怒，派兵士拿来大锯锯杀孙揆。两个大兵锯了好久，手忙脚乱，血流一地，也锯不死这位孙大人。
　　孙揆怒，大骂：“死狗奴，锯人要用木板夹上来锯，连这点技术也不懂，死笨的杀才！”军士忙把孙大人以木板夹捆，大锯一拉，果然生效。孙揆“至死，骂不绝声”。气节归气节，唐军一出师就丧掉“副总司令”，败局可想而知。
　　对于攻打藩镇李茂贞，唐昭宗显得意气用事。李茂贞在上表昭宗：“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指王环被杀）；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一竖。”藐视与揭丑，令唐昭宗盛怒，就促宰相杜让能将兵出讨李茂贞。杜让能是书生，泣谓皇帝说：“臣不敢避命不从。但此时情势与宪宗时代大异，臣恐日后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免七国之祸！”唐昭宗根本不审时度势，仍命杜让能安排调动军队。一战即溃，李茂贞大军乘捷直趋长安，要求诏杀宰相杜让能。杜让能马上入宫，说：“臣早知道有今日之事，请陛下牺牲我一人以救社稷。”唐昭宗下泣，不忍心斩杜让能，只是下诏贬其为梧州刺史，收斩西门君遂等三个太监来应付李茂贞。李茂贞仍勒兵不退，一定要杀杜让能才还镇。不得已，唐昭宗下诏赐死杜让能兄弟两人。
　　唐昭宗最大的倒霉来自于朱温。朱温可谓乱世枭雄。在看准时机，出卖黄巢后，僖宗重用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诸镇之师，皆受朱温节制。唐昭宗征讨李克用和李茂贞失败后，李克用和李茂贞相互纷争，朱温渔翁得利，越发坐大。后与宰相崔胤勾结，上挟朝廷，下制诸侯，废唐称帝成了朝夕之间的事。
　　朱温出身贫贱，砀山县午沟里人，因排行第三，小名叫朱阿三。朱温兄弟三人，在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携他们寄住在萧县人刘崇家里做佣工。朱温渐渐长大，好逸恶劳，以雄勇自负，乡人都很讨厌他。刘崇因为朱温懒惰，经常用鞭杖抽他。只有刘崇的母亲可怜朱温幼小，常常袒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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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昭宗壮志成空，枭雄朱温篡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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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朱温把刘崇家的饭锅偷着背走了。刘崇追住朱温，又准备狠狠地揍他。刘母又出来说好话，刘崇才罢手。刘母劝朱温说：“你都这么大了，不该再这样，你若不愿耕作的话，又能做什么呢？”朱温回答：“儿平生只会骑射。不如给我弓箭，到深山里猎些野味。”刘母取了旧时弓箭，交给朱温。从此朱温每天在深山里追逐野兽，练就了一身硬本事。投身黄巢起义后，朱温纵横沙场，有万人不敌之勇。
　　也许从小追杀野兽习惯所致，朱温残虐成性，杀人如草芥，但其妻被称为“五代第一贤后”的张氏聪敏贤惠，在世时以柔克刚，时加婉言规劝，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朱温动不动就处死将士，用兵法令严峻，每次出战，一个分队主帅若出战而不回来的，其余士兵一体处斩，称作“跋队斩”。因此战无不胜。手下士兵不耐酷法，多窜匿州郡，朱温疲于追捕，下令全军纹面，士兵纹面自此开了先河（据《五代史补》）。朱温暴怒杀戮过后，张氏加以救护，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得以保全。可惜张氏红颜薄命，临终遗言：“君人中英杰，妾无他虑，惟‘戒杀远色’四字，请君留意。”朱温性格使然，根本做不到。
　　昭宗征讨受挫后，锐气消失殆尽，终日饮酒麻痹自己，脾气也变得喜怒无常，这引起了宦官的恐惧。有一天，昭宗在禁苑中打猎，大醉而归。当天夜间，手杀宦官、侍女数人。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借机要挟宰相召百官署状同意“废昏立明”，随即带兵突入宫中。昭宗交出传国宝玺，被囚禁东宫，刘季述迎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之命自称太上皇，并令皇太子登皇帝位。
　　宰相崔胤在朱温的支持下，发兵打败了刘季述，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昭宗“反正”。朱全忠随后与凤翔的李茂贞围绕争夺昭宗展开了激战。朱全忠大军围困凤翔一年多，凤翔孤立无援，城中百姓多饿死，昭宗也不得不在行宫自磨粮食以求生存。最终，凤翔城破，昭宗成为朱全忠的战利品。天复三年（903年），昭宗在朱全忠的押解下还京。他赐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并亲解玉带相赐。
　　据《五代史阙文》，朱温迎昭宗于凤翔时，昭宗曾有过一次杀之以除后患的行动，不过失败了。昭宗假装鞋带脱落，对朱温说：“全忠（朱温归唐时赐命）为吾系鞋。”朱温不得已，跪下系结，汗流浃背。当时昭宗身边还有卫兵，昭宗的意思是让左右擒朱温而杀之，但左右没有敢动手的。
　　昭宗返回长安以后，朱全忠很快发兵将朝中宦官全部杀死，同时下令各地藩镇将担任监军的宦官一律杀死。多年来宦官专权的局面因宦官肉体上被消灭而结束了，但是唐朝政治腐败黑暗的局面并不能得到扭转。朱温为了更有利于控制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提出要皇帝迁都洛阳。为了杜绝唐朝故旧对长安的念想，朱全忠令长安居民按户籍迁居，宫室和民居被毁，房屋被拆后的木材扔在渭河当中，顺河而下，月余不息。数百年古都经过这一浩劫，元气大伤。长安城哭声一片，关中百姓在道路之上大骂崔胤是“国贼”，斥责他引来朱温倾覆社稷，连累众生。
　　唐昭宗一举一动，都处于朱温心腹蒋玄晖的严密监视之下。当时，李茂贞、王建、刘仁恭、杨行密等朱温的敌对势力往来信使繁切，“皆以兴复为辞”。朱全忠又怕唐昭宗在洛阳生变，便下令蒋玄晖等人见机干掉唐昭宗。
　　公元904年夜，蒋玄晖率龙武牙宫史太等一行兵卒入宫。昭宗正饮得大醉，闻声而起，“单衣绕柱走”。兵卒追上昭宗，把他捅个透心凉。杀完人，蒋玄晖矫诏称李、裴二妃弑逆，立昭宗第九子辉王李祚为帝，是为唐哀帝，时年十三。
　　天祐二年（905年）十二月，朱温借故处死了枢密使蒋玄晖，又借口“玄晖私侍积善宫皇太后何氏，又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求兴唐祚”，将哀帝母后何氏杀死，并废黜为庶人。谋士李振，绰号“猫头鹰”，因考进士不成，十分痛恨朝臣。他对朱温说：“这些人平时自命清高，自称‘清流’，不如扔到浊流里去。”朱温便在一个深夜，把三十多名朝臣扔到了黄河里。
　　朱温生杀予夺，大权在握。天祐四年（907年）三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接受了哀帝的“禅位”。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从此，唐帝国不复存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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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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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唐前期，军队以府兵为主体。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加之士兵逃散，府兵制急剧衰落，府兵土崩瓦解。
　　到了唐中期，唐玄宗穷兵黩武，用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原来的府兵制。这样一来，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各地节度使的权力也随之膨胀，这导致了地方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祸根。
　　唐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藩镇，各藩镇节度使都拥有军队，少则数千，多至10万人。如河北三镇牙军，长期父子世袭，互通婚姻，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动辄发起兵变，驱逐将帅，或支持节度使窃地割据，反抗朝廷，危害极为严重。
　　◆唐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8′
　　武则天时期开始使用酷吏。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guǐ），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
　　唐德宗贪财物，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
　　唐朝规定做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
　　◆唐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盛唐时期，国家殷富，长安、洛阳以及地方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布匹。唐玄宗被这种繁荣冲昏头脑，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资治通鉴》说他“使金帛如粪土，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例如，把全国各地一年进贡的物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加上连年战争，军费开支浩大。从唐玄宗时，帝国已经出现了财政危机。据《新唐书》记载：“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不能节。田坏而为兼并，租用调之法坏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借商、进俸、献助，无所不为也。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9世纪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220000缗。但这比通常和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亏空。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的下降。
　　◆唐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唐朝并无文字狱之类的冤狱事件。但是，在思想控制上，唐采取了新的措施，那就是利用宗教。唐朝初期，佛教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后来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唐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9′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哪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他的后继者做到这些的却很少。
　　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史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安史之乱以后，政局多混乱，国体不安，人民所受苦痛在所难免。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
　　◆唐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范文澜说：“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表现在言莫予违，侈表现在贪立边功，轻易用武。
　　而唐肃宗以后基本上都是昏君。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昏君。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信赖宦官，本人却被宦官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就此开始。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
　　唐文宗有心铲除宦官，结果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
　　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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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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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昭宗，倒是壮志不小，为时已晚，无力回天。
　　◆唐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8′
　　唐代的抵御外侵史可从唐代的边塞诗中窥出几斑。初唐时期，国力正强，抵御外敌，那时期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充满着自信，对民族充满着自豪。社会中人人都想投笔从戎，立功塞外，故成就了许多英雄壮美的诗歌。盛唐时期，国力极强，积极拓边，许多诗人慷慨出塞，造就了边塞诗的黄金时代。此时的诗人更是拔剑而起，存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回”最具代表。但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盛而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诗人身经战乱，目睹战乱所造成的惨状，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而被诗人对社稷华胄沦为夷狄的爱国情绪，以及悯恤无辜厌战的反战情绪所取代。这从王昌龄的《塞下曲》以及李颀《古从军行》中可见。
　　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大军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避难。结果唐朝首都长安不止被吐蕃攻陷而且吐蕃人还立了伪皇帝，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唐朝和吐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唐蕃清水盟约》。
　　◆唐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唐朝末年，发生严重的干旱和饥荒，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为仆人。贤臣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赈济不力引发大规模的盗贼活动。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流为盗匪。
　　◆唐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10′
　　宦官弄权是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明显依附宦官，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德宗在位期间，废除租庸调制，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由于措置失当，猜忌将领，不但未收成效，中兴梦断，反而使战祸日益扩大。顺宗继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领导改革，起用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史称永贞革新。顺帝做皇帝时间不长，致使永贞革新中途失败。宪宗继位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平定河北三镇，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唐一派中兴气象。不过宪宗对宦官的信任有增无减，宦官大大得势，宪宗也因此不明不白死于后宫，令人惋叹。之后大唐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帝国末年，唐昭宗也有心图新，却壮志成空。
　　◆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地方割据直接断送了大唐。唐中期自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共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安史之乱表面上被平定了，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呢？学者樊树志说：“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