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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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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历代帝国留给历史的剪影都无一例外：在积极抵抗中走向国势式微。
法则8：天灾人祸火上加油，帝国在储备赈济中加速度坠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灾之国。天灾人祸是导致王朝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学者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难和歉饥就有5079年次。其中，水、旱灾最多，还有蝗、雹、风、疫、地震、霜雪奇寒等灾害。
频繁的灾荒给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尽管诸帝国在救灾过程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姿态，甚至不乏有塌实措施，但是帝国末年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往往是致命性的打击。每次大范围的严重灾荒，随之而来的是饿殍遍野，流民涌动，“盗贼窃发”，直至扯旗造反，抢粮抗官。
帝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同天灾人祸有关。秦朝末年，大雨成灾，道路不通，触发陈胜吴广起义。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六省特大旱灾，引发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法则9：宫廷乱政，帝国在后院灭火中失火
理论上讲，后宫是无权干政的，开国帝王们也都竭力防范王后与宦官过问政事。但是在帝国的运行演变中，历史总喜欢违背开国大帝的初衷。朱元璋最讨厌阉党干政，但是明朝的宦官乱政偏偏最为汹涌。
而很多史学家认为后宫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惟一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惟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法则10：变革成恨，帝国在振衰起废中无力回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末世，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
正如心理学家弗罗姆所说：“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人们害怕没有把握和不确定的事物，所以避免接近这些事物。”
从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产生之日起，每一个朝代的开创者所制定的治国策略就成为祖宗之法，不允许任何继承者加以修正、调整和改良；而改革或者改良的行为成为国家的最高禁忌，触犯者从来没有好下场。王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以儒家理想改造现实，却都在儒家群体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王莽身首离异，王安石败走金陵，张居正死后成大狱。
不敢改革，缺乏改革；一旦改革又阻力重重，这就使得帝国在内外矛盾交侵时，注定大局危如累卵。
法则11：夷族兴乱，帝国在民族融合中失衡
儒家提倡“华夷之辨”，同时又主张“以夏变夷”，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且重点不在华夷之辨，而在以夏变夷。
民族融合得力，落后的少数民族就会泯然于汉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国就会少去很多不稳定因素；民族融合不力，崛起的夷族就会趁机作乱，侵蚀中原。匈奴、鲜卑、羯、氐、羌就曾经趁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恩格斯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要注重民族融合才行。元朝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结果像风暴一样倏忽而去。
法则12：地方坐大，帝国在加强中央集权中失控
中央同地方势力能否均衡对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央权力过分强大形成地方势力疲弱无法对抗外强；如地方势力过强，则会令地方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最终同中央政府抗衡，严重损害中央权益，令野心家有机可乘。
史学大家范文澜指出：“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
纵观历史，真正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有三种势力：一是封王，历史上的削藩，就是因为此；一是豪强，汉帝国中衰正是豪强势力膨胀的结果，而其复兴又是凭借地方豪强的支持才得以实现；一是边帅，以唐朝最为典型，安史之乱发韧于藩将实力的坐大。
梅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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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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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葛剑雄在其名作《统一与分裂》中感叹过，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惟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
这份伟大的遗产正是源自大秦，源自千古一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以一抵六，结束了混乱的战国闹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自此揭开了王朝时代的扉页。
这里需要还原一个事实。传统的作史者在总结秦灭六国的历史意义时总是习惯说：“华夏文明从此进入了封建时代。”学者樊树志在其《国学十六讲》上指出，事实上，这是一种颠倒的说法。大秦建立，是封建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
所谓“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周朝一共“封建”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system”或“feudalism”，（feudal的本义是“封地的、领地的”），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
史学家吕思勉从“封建”的本意出发，在《中国制度史》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今人习以为常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吕思勉所指的郡县时代。
易中天对此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中，他认为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就不“封建”了。因为中华大地上的国家状态，由“许多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原来那些各自独立分散的“国”和“家”，则变成了这个统一国家的“郡”和“县”。他进一步指出了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区别：第一，封建时代的国和家是封给诸侯和大夫的，土地和人民归诸侯和大夫所有，诸侯和大夫对他们的国和家拥有主权。郡县时代的郡和县却是统一王朝的，土地和人民归统一国家所有，郡守和县令对他们的郡和县决不拥有主权。第二，诸侯和大夫是世袭的，也是终身的，因为国或家原本就是他们的。郡守和县令则是任命的，也是流动的，因为郡和县原本不是他们的。第三，诸侯和诸侯，国与国，虽然也有等级（公侯伯子男），却相互独立，并不从属。郡和县与最高当局则是从属关系。县从属于郡，郡从属于朝廷，它们又都从属于皇帝。皇帝的命令朝廷要听，朝廷的命令郡县要听。皇帝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最高领袖，同时也是惟一的领袖。总之，这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家的象征不再是诸侯而是皇帝，国家的实体也不再是诸侯的封国，而是由皇帝统一起来的天下。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好再叫“邦国制”，只能叫做“帝国制”。“所以秦灭六国，实在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
促诞这一新时代，可谓代价重重。尽管秦始皇一生殚精竭虑，他一心想递延千秋的秦王朝却只有15年寿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秦始皇的严于律己从皇冠的设计可以反映出来。皇冠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些珠串在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用意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这也作为一个传统为后来者继承了下来。
秦始皇的最大贡献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的最紧迫需求：政治统一和经济、生活的标准化。这些成就凭借被史家称为“自杀政策”的残暴手段实现。这些政策的霸道，我们同样可以从一个细节管窥。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秦嬴政统一天下后，规定：“天子自称曰朕。”从此，一般人不能自称“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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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疲倦让秦王拣了个大便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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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六国论》里，苏洵认为：六国破灭在于六国本身，而非秦国。其实，导致战国结束的，不是秦国，不是六国，而在于历史的疲倦。决定历史的主角，是被史家偏好封杀了的失语大众。经过春秋战国数世纪刀光剑影的洗礼，人民厌恶混战，渴望统一，正是在这样一股强大的暗流作用下，秦国才讨了一个大便宜。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说：“秦并六国，中国历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为秦国地势之险要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重要的还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本为地处偏远的一个西方部落，其远祖多以驯兽驾车见长，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后来相当强大，但还是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没有参与盟会的资格。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作“蚕食”。
被孤立者总是容易放卫星，诚如历史学家柏杨所形容的：“这个最落后、最不惹人注目的偏僻小国……就像一条闯进瓷器店的蛮牛一样的闯进了国际社会，令各国惊骇失措。”
七雄征战初期，韩、赵、魏三家结成联盟，打败了齐、秦、楚等大国，成为较强盛的国家。后来起了内讧，不仅联盟破裂，成员国也自相残杀起来。
魏国是战国前期的“大哥大”。在没有建立王国之前便以霸主的姿态出现，称雄国际舞台六十余年。魏国占有地利优势，位于中国之心、中原的中央，拥有最肥沃的耕地，国民收入因而位于各国之上。开国国君魏斯对此也很为得意：“山川如此险要，正是魏国的珍宝。”魏国的强大还得益于三位杰出人士：一位是宰相李俚；一位是西门豹；一位是吴起。李俚当宰相期间，制定法律，调整赋税，使社会治安长时间稳定如磐。西门豹兴办灌溉工程，使经济更富上加富。吴起镇守西河，像泰山压顶一样，紧压住秦国的北疆，如果再多给他十年时间，没准儿秦国会被他片片蚕食。然而，魏君敏感度不够发达，频频选中其他诸国攻打，独独不把秦国放在眼里，致使一个疏忽，不仅给了秦国膨胀的机会，还毁了自己。
魏国军队先瞄准了赵国。赵国请齐国帮助退兵。大军事家孙膑带领军队直接去打魏国的首都。魏国军队本已攻破赵国首都，听见自己的国家情况危急，便急忙从赵国撤军去救魏国，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埋伏的齐国军队，齐国军队堵住魏国军队，打了个大胜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
两年后魏国进攻韩国，齐国又充当了“维和”角色。孙膑故伎重演，指挥齐军围魏救韩。齐军假装后退。第一天撤出后营地留下的炉灶足够做10万人的饭；第二天留下的炉灶只够做5万人的饭；第三天留下的炉灶减少到只够做3万人的饭。魏军从炉灶的数量推测，以为齐军大量逃亡，于是挑选了精锐的士兵，追赶齐军，一直追到马陵（今河南省境内），结果被埋伏在这里的齐军彻底打败。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其实，魏国是很倒霉的，因为它启用了一位历史小人——庞涓。庞涓和孙膑同是鬼谷子的门徒，学生时代关系相当不错。庞涓先离开老师，当了魏国的大将，最初还怀着纯洁的友情向魏国国君魏斯推荐孙膑。可是庞涓不久就发现孙膑的才干远超过自己，可能被国君赏识而夺取自己的位置，他决心采用冤狱手段，排除孙膑。于是，他命人告发孙膑谋反，相当“证据确凿”，然后自己虚情假意的一再哀求，国君魏斯才勉强赦免孙膑一死，但仍砍断他的双足，以防逃亡。从此孙膑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行。庞涓所以没有杀他，是为了要他写出记忆中鬼谷子所传授的一部兵法。孙膑感激老友的救命之恩，当然愿意写出。但写了一半，他发现了被陷害的真相，就伪装疯狂，啼笑无常，有时候连屎尿都吃下去。等到庞涓的防范稍为松懈，孙膑就逃回他的祖国——齐国，成了齐国军师，作战时他不能骑马，就坐在特制的车子上指挥。
在魏国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战争中，庞涓和孙膑作为双方的军师相遇了。魏军大败后，指挥官魏申被俘自杀，庞涓在黑夜中被引到一棵上面写着“庞涓死此”的大树之下，当他命卫士燃起火把，察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时，伏兵万箭俱发，把他射死。庞涓临死都没有丝毫对他的负义行为感到惭愧，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两次战役后齐国取代了魏国称霸中原。得了势的齐国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是喜欢对邻国虎视眈眈。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之际，出兵进略。燕王国的内乱源自对禅让制度的东施效颦。燕国国王姬哙是一个糊涂虫，他非常谦卑地走下宝座，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大臣子之，自甘为臣。子之虽夺取了王位，却不能控制局势。另一位大臣市被和姬哙的儿子姬平先后起兵反抗，首都蓟城陷于混战。子之在位三年，内战就打了三年，死亡数万人。
齐兵团侵入燕王国本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蓟城，把混战的各派军队击溃，姬哙、子之一齐死在乱军之中。齐宣王当下得意洋洋地宣称：“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攻击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只五十天工夫，就全部征服。”
然而燕国人民偏偏爱国心极强。两年后，新崛起的民间武力把齐军驱逐出境，拥立太子姬平继任国王。这位燕昭王为报一箭之仇，任乐毅为大将，联合秦、楚等国大举伐齐，联军只用半年时间便攻占了齐国除莒和即墨两城外的大部分国土，险些亡国。此后，齐国大将田单以此两城为基础，以少胜多，大败燕军于城下，才使齐国免遭亡国之祸。田单是用他新发明的秘密武器“火牛阵”吓跑敌人的。火牛阵是将利刃绑到牛角上，然后燃烧它的尾巴，这一群尾巴着了火的牛群，就成了无数坦克车，排山倒海般地冲进燕军阵营，燕军被这种从没有见过的武器吓坏了，霎时间大败。燕军这一败像一场连锁的雪崩，齐王国人民群起响应，向燕军攻击，只几天工夫，就把所有的燕王国占领军全部赶走。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奇迹胜利，但在这五年的战争中，齐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从超级强国的地位上跌下来。从此，只剩下一个霸权——秦王国霸权。只因齐国远离秦国，才不致立即灭亡。
被魏国一直压制、蔑视的秦国，于默默无闻中憋足一股气：坐大！坐大！郁闷的秦王赢渠梁主持的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小国，但他始终保持雄心勃勃的状态。他秉信“人才决定命运”，求贤若渴。很庆幸，他遇到了政治知音公孙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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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疲倦让秦王拣了个大便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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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鞅是卫国人，但卫国池小，根本容不下这条大鱼。所以就到魏国“漂”，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很赏识他，可惜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公叔痤却一病不起。魏王亲自前往探望，公叔痤说：“公孙鞅的才干，高我十倍，我死之后，请把国政交给他。魏国前途，在他身上。”魏王不禁大吃一惊。迟了一会，公叔痤又说：“大王如果不能用公孙鞅，那么请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境。一旦被别的国家延揽，将成为魏国第一大患。”魏王告辞出门后，对左右说：“公叔痤病势沉重，已经语无伦次了，竟然教我把国家大权交给公孙鞅。而且一会工夫，又教我杀了他。”大臣魏昂深知公孙鞅的才能，也向魏王推荐，魏王一笑置之。
失业后的公孙鞅决定前往秦国闯一闯。这时，碰巧看到了秦王的招聘启事，就应聘了。面试时，赢渠梁对公孙鞅可谓相见恨晚。公孙鞅告诉赢渠梁说：“对一项学问怀疑，绝对不能成功。对一件措施怀疑，也绝不能成功。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必被世人排斥。不可跟愚昧的人讨论进取开创，只可使他们看到丰富的收获。高度智慧的见解，跟世俗不同。成大功的人只跟少数人相谋，不去征求多数人的意见。要国家强盛，只有彻底地改革。”赢渠梁把大权交给这位新人，命他依照他的计划和步骤，进行变法。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逐渐摆脱了半野蛮状态，从一个侏儒演变成一个巨人。大约用了十九年时间，秦国就雄厚百倍于一向藐视它的魏国。
被战乱蹂躏太久的大量逃亡农民和中原各国具有知识技能的有志之士，在对混战厌倦和无奈中，纷纷投靠了悄悄绽放的秦国。无论这里是天堂也罢，地狱也罢，在这最后的栖息之所或者说是立足之处，疲惫的乱世子民渴盼最后了断。人口众多，人才济济，兵源充足，使得秦国瞬间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同时，多年的厮杀屠戮，使得各国已经似“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战国后期，其他六国都不能单独抵抗秦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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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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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代经济学家为自己发明一个新术语——博弈能够诠释市场竞争而沾沾自喜时，早在战国后期，我们的先知祖先们已经对其大加运用了。六国采取合纵战略，弱弱联盟，却因为众心不齐，关键时候分崩离析，屡屡挫败；独秦采取连横战略，离间左右，灵活合作，相机拆桥，频频得手。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场分分合合的博弈，使秦国成了历史大赢家。
面对突然强大的秦国，六国断然没有像欣赏施瓦辛格健美肌肉的心情，因为他们的耳边充斥仿佛拳击前噼噼啪啪的热身骨骼声。六国对自己之前毫无警觉于秦国的磨刀霍霍而懊悔不已。
痛定思痛，六国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在六国首脑决策过程中，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战略家苏秦、张仪提出。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苏秦字季子，出身寒门，少有大志。曾追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史记》有记载：“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学成之后，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都不为所用，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装作没有听见。妻嫂暗地责怪他不务正业：“东周人的风俗，都是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受了很大刺激。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所好的奥秘，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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