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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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官吏如同秦始皇一样迷恋刑法，滥用权力，鱼肉百姓，“刑人不能极”，比如前面第6节提到的范阳令。秦朝的灭亡，直接源于官吏的不得人心。
　　学者黄仁宇认为秦始皇开创的这套政治体系是一种“早熟”，这种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
　　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将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正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秦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秦始皇经济统一措施中着力最多的应该是统一度量衡，从历史考古见到的许多标准量、权刻诏器和反复强调“明一之”的诏文内容可以体察得出。秦始皇不仅颁行标准器，而且在许多标准器上刻出诏书，同时要求每年对标准器进行校验，还对有问题的衡量器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并进行市场监督，要求明码标价“各婴其贾”（《金布律》）。度量衡统一不仅是统一国家经济运行的要求，重要的是与皇室对财富的控制关系很大，统治者在上面下力气是不难理解的。
　　秦帝国大搞工程建设，修建皇宫，修建皇陵，修筑长城，修造驰道。这些工程规模浩大，必然要耗费惊人的财力、物力，这些都需要有强大的税收来源支撑。
　　《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中葬有数量巨大的珍奇宝物，并用水银制成百川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让墓中永久保持光明。面对如此奢靡情景，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贵族也不禁感慨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在这个“盛”字中，不知消融多少民脂民膏。
　　秦朝的赋税很重，是前朝的20倍。《汉书·食货志》：“（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而汉朝“收秦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秦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10′
　　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体制里，包括一条：就是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秦始皇为此而采取的“焚书坑儒”酿成了悲惨的文化浩劫，遭致后世无穷非议。“焚书”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焚烧秦记以外的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只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之类的技术性书籍，命令颁布后30日内不焚书者治罪。二是令下后若再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族，杜绝以历史反现实的行为。三是有愿意学习法令者，以吏为师。可见“焚书”的要点是剥夺人们学习知识的自由，剥夺人们政治思考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只有阅读某种书籍、学习某种知识的自由，知识和思想被强行拉入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集权统治所认可的轨道之中。
　　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坑儒”事件的血腥气息，进一步增强了“焚书”带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精神，将春秋战国以来生气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拦腰斩断，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法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晚唐诗人章碣《焚书坑》所言：“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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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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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世人皆曰秦亡于暴政，正所谓秦王无道，天下俱反。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下了一句名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费正清总结秦灭亡说“秦二世的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的沉重负担。”可见，秦朝失去的真是各个阶层的民心。
　　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以及后来大兴土木，沉重的徭役和兵役让平民百姓吃尽了苦头，“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钱穆语）。秦朝严酷的刑法，更使人民苦不堪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还没有哪个王朝的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得上秦朝末年。所以，秦朝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光到项羽刘邦，可谓经久。
　　◆秦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7′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胡亥也大致如此，子婴软弱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
　　“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语）。君主失去了外在的约束的压力，那么约束君主的只能是君主自身的修养和自制力了。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专制权力的极端维护，使秦始皇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他没有受过磨难，对手中权力更是恣意挥霍，“重之以无道，坏祖宗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能受恤”，从而使“天下苦秦久矣”。
　　对于秦始皇的深层认识，有史学家认为他过于追求完美，是“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激进政治家”。他迷信法家，试图用国家制度整合一切社会问题，大刀阔斧，规划宏伟。他过高估计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不懂得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综合工程，也严重忽视了当时人民的生存权利，忽视了人民是其需要协调的各种利益关系中最重要因素。他设计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伟大蓝图，并不顾社会承受能力，采取强制措施，驱使全体国民去实现这个蓝图。
　　◆秦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6′
　　秦朝统一全国，匈奴经常南下侵犯。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举兵作战，镇守边关。并且大规模修筑长城，在长城附近设立郡县，从中原地区迁徙3万多户人家在此定居。
　　很多人对秦皇神鞭北击匈奴赞不绝口，但是一些很有见地的史学家敏锐地指出：秦帝国对于匈奴入侵问题，一直是消极防御，很被动。学者邹牧仑就认为：“秦帝国短暂存在期间，虽然一时间解决了北患，但终秦始皇有生之年，匈奴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这些游牧人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秦始皇自己也一直慨叹：“灭秦者，胡也！”却无可奈何。
　　对于采取长城力求防御上一劳永逸的做法，一直遭后人质疑。事实上，长城的作用确实很有限，明朝的兵部尚书刘焘说：“长城之设，古为无策。是以修筑愈炽，而患虏愈炽；钱粮愈耗，而士马益疲。无一岁而不请修边之粮，而一秋有修边之效。”（《明经世文编》）
　　◆秦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抑洪水而天下平，驱猛兽而百姓宁。”中华早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古代传统上，习以治水业绩来品评王者英明度，比如大禹治水，流芳万年，因此秦始皇在这方面很是注重，而且也颇有卓迹。秦始皇派李冰修都江堰以治水，都江堰分流洪水，有效避免了下游的洪水灾害。
　　不过《剑桥中国史》在分析秦帝国崩溃原因时，尖锐地指出：秦朝失败不可避免，原因在于资源的过度紧张。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情况，只能在史料里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游时，有‘盗’惊驾，尽管在全国大索了10天，他们都逃之夭夭。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微服夜行时，又遭遇强盗，被卫兵所杀。这一次，在秦周围大索20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粮食值1600钱；虽然其他商品的价值不祥，但这无疑是个大数目。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可能不会大吃一惊了。”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发生天灾人祸的岁月，盗贼才会猖獗。物价之暴涨，也反映了当时资源储备的匮乏。
　　◆秦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秦朝祚命虽短，却已大演宦官乱政的把戏。秦始皇性疑，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宦官可靠。所以从秦朝开始，宦官就有了市场。秦始皇在位时，就很宠幸宦官赵高。秦始皇死后，赵高权倾朝野，指鹿为马。前文讲过，建设皇帝政治功劳最高的文官李斯和处于军事重要地位的武将蒙恬先后被赵高谗害，帝国文武两方并失依据，造成严重的内部衰乱。后来，赵高更是野心勃勃，极尽谗言，游说二世怠政，图谋有取而代之。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赵高极力对二世瞒天过海，致使因为情报的堵塞，帝国失去了及时平乱的时机。当二世责难赵高，赵高指示亲信在望夷宫逼杀秦二世，又以继任的秦贵族子婴“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取消帝号。因此，有人认为：秦朝非亡于六国旧势力，也非亡于秦统治者自身，而是亡于后院起火。
　　◆秦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战国时代，各国在纷争中都注重变法图强，惟独商鞅变法取得了明显效果，帮助半蛮荒的秦国惊奇胜出，一统天下。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成也变法，败也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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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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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法主张“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其一，强调“以法治国”；其二，“轻罪重刑”；其三，不赦不宥；其四，鼓励告奸；其五，实行连坐。这些主张在执行过程中，又被过分拉大。所谓“乱世用重典”，统一前期，这些严厉措施确实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利于巩固统治。但是，到了治世，民心思安，百业待兴，就应当采取积极政策，“广施仁政”，而不应当继续拿严刑酷法来约束天下。
　　老子《道德经》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商鞅变法过分强调法刑法，秦帝国的社会问题反而更多，因为，一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因此导致秦朝烙下了苛政的罪名。“主要的一点是，法治和政治修明不可分，一旦政府官员颟顸腐败，法律反而成为毒素，成为迫害善良守法人民的一种残酷工具，结果形成暴政，官逼民反。”（柏杨语）
　　◆秦帝国对地方的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7′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始于秦朝。秦王朝控制的是一个北起长城，南抵今越南北部，东达朝鲜半岛，西临澜沧江畔的辽阔版图。在农业社会落后的资讯交通环境下，如何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有效的治理，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课题。年轻的王朝和同样年轻的统治者在应对这个课题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老练和成熟，创造性地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政治统治资源。
　　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呢？陈胜吴广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控制的乏力。
　　有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大一统的消化不良”。秦始皇不遗余力把天下划分板块，分区治理，由于初创帝国，人民对大一统的依赖性还没有形成，所以和版图并没有和为一体。
　　◆秦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7′
　　在民族融合上，秦帝国大致采取了这一途径：征服＋移民。
　　北伐匈奴后，在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34个县，重设九原郡，并从内地移民3万户定居，对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
　　南征百越，经过大约六年的战争，占领了岭南，在那里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并向岭南大量移民，使落后闭塞的岭南得到开发。
　　在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秦统一六国后，修建了“五尺道”，加强了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秦还在这一地区任命官吏进行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大秦对各少数民族的融合是通过武力途径实现的。各民族更多的是屈服，民族融合刚刚开始而已。
　　结论：大秦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8′＋吏治腐败指数7′＋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10′＋人民痛苦指数10′＋帝王糊涂指数7′＋防御薄弱指数6′＋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7′＋民族不和谐指数7′=96分
　　（始皇继位）（统一全国）（胡亥继位）（胡亥）
　　前246年前221年前209年前206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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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0′96′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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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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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华大历史，不乏让后世人千古敬仰的朝代。周朝以仁义而兴起，秦朝以法治立国，唐以文治武功一统天下。然而，它们没有刷新我们民族的称谓，惟独汉朝的出现，使中国人在“华夏子孙”之外又多了一个称谓——汉人。由此开始，“汉”与“华夏”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并行、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古人向来崇尚大物伟物、崇尚具有阳刚之气和壮美气象的事物。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黄帝、尧舜等人之所以受万民敬仰，也恰恰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业绩太大，因而才可以与天地相媲美。华夏民族尚“大”情结，在“汉”字的本义里也有所体现。
　　“华夏”在远古时的意义为：华者，花也；夏者，大地；华夏者，花之大地。“汉”字的本义是“国之大水”，来源于汉水，汉水古称夏水（大水），因为汉江水是天上的银河。因此，“汉”字上继承华夏之“夏”字，也包含着大的意思。这样，天上的大水银河借用地上的汉水，崇“大”的心理内涵就接进了“汉”字之中。
　　汉族、汉字、汉语，这些称谓乍一听起来，就容易让人联想起汉朝。它们确实和汉朝有关系，而且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经过逐渐融合而形成的，春秋战国大融合时期已经基本完成。秦统一六国，但是秦王朝太短暂，直到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并发扬光大，中国的版图才确定下来。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基本融合完成。后世的人们就习惯称逐渐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为汉族，到后来，其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也就叫汉语、汉字了。
　　把汉与华夏相提并论，也不夸张。我们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处处离不开汉帝国的影响。
　　现在，还有很多农民依旧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犁，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车，住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屋舍，吃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饭食……
　　春节如今成了我们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那为什么一年非得从正月开始呢？这与司马迁主持制定的历法有关。新制定的《太初历》虽然只使用了189年就被《四分历》代替，但是《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也就是以正月为一年中的开头，这一制度，后来被一直沿袭。
　　世界女权主义研究者一向对中国当代女性的相对高地位大为赞叹。其实，在汉代，女性的地位也很高。只是后来的王朝又把她们束缚起来罢了。汉代的女性有很多的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样可以封侯。对女性的伦理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女性可以再嫁，有的公主就嫁了好几个男人。卫青和公主结婚时，公主比他大了十来岁，原来还有丈夫。包括汉武帝本身，他的母亲也是再嫁的，而且有过孩子的。
　　在鉴赏汉代铜镜时，鲁迅对汉代文化特征曾有过一番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独独对于汉代之“豁达闳大之风”深嘉赞赏。
　　不过鲁迅的“遥想”二字，也不由警醒我们去对比，同是汉人，现在与汉时，时空玄变，我们到底有无遗失？
　　有史学家考证，当时的汉人，要比后来一些历史时期有更多的率真。比如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考古曾出土了一系列文字瓦当，如汉长安城遗址采集到的“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文字瓦当；陕西华县汉京师仓遗址出土的“大富”文字瓦当；西安南郊春临村采集到的“富贵毋央”文字瓦当等等，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对金钱的炙热追求，这种热望，其实是历代人们共同的心理，只是汉代人表露的更为坦然，更为直接，更为公开罢了。
　　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汉朝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少年的纯真和质朴，真是汉代主流文化风格的特征。
　　汉朝让我们如此地骄傲与遐想，然而，这一切辉煌的来临，却是由一位出身相当卑微的贱民开拓出来，而且，帝国也曾经剧烈的摇摆过，因此史学家习惯地把汉帝国硬性拆分为西汉、东汉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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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邦摆平部下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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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夺得天下更多是靠团队。打下天下后，团队的潜在问题就出现了。团队的优秀分子，在打天下的时候，个个都是一把好手；太平盛世，就容易成为造反的怀疑对象。犹如抗日战争时期纷纷埋下的地雷，当时为了炸掉更多的敌人，当然是多多益善，解放后，遗留的地雷立马就成了隐患，谁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响呢？
　　对于那些历代开国皇帝来说如何对待开国元勋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尤其是像刘邦这样从底层一步登天的皇帝对于这个问题更是觉得棘手。因为是从底层上来的，皇室的势力不大，甚至不及那些开国元勋，就无力荫蔽天下。在历史上，皇室势力不及开国元勋的情况下，对待功臣的方法有两个典型：一是大屠杀；二是厚待却不给实权。刘邦就是第一种做法的开创者。韩信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就准确概括了刘邦对待“危险分子”的态度。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不宜再起干戈，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刘邦采用了西周的分封制，“分而治之”。分封了七个功臣战将为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长沙王吴芮、越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韩王韩公子信。这七个王所辖的领土几乎占了全国之半，对于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巩固造成很大的障碍和威胁。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猜忌——削权——杀头，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早有防范之心。当年，韩信扫荡北方如风卷残云，到处都在绘声绘色地传说着他神奇用兵的故事，刘邦联想到自己的一连串惨败的狼狈相，心如刀绞：彭城大逃亡，在楚军追杀中，三次将自己的一对亲生骨肉推下车去；荥阳突围，让纪信去假扮汉王从东门降楚，自己由西门仓皇逃遁；成皋被围，他又单独与夏侯婴乘一辆车从北门逃到了小修武……相形之下，他显得无能和渺小。“说不定有一天，他也会成为自己的催命鬼。”想到此，刘邦顿时打了一个寒噤，像朗朗晴空，一片阴云从天际袭来。当时，韩信派使者来要齐王头衔时，刘邦怒不可遏，愤然拍案时把面前的酒樽都震倒了。张良、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