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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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际袭来。当时，韩信派使者来要齐王头衔时，刘邦怒不可遏，愤然拍案时把面前的酒樽都震倒了。张良、陈平及时踩了一下他的左脚和右脚，他才冷静了下来。那时，刘邦尚无力阻止韩信自立为王，担心稍有不慎，逼急了韩信去投靠项羽，后果不堪设想，才强忍住怒火。
　　在把韩信封为楚王后，刘邦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后采用谋士陈平的计谋，在陈地诱扣韩信，将他贬为淮阴侯。大臣田肯向刘邦道贺，建议刘邦在关中建都，那样就像站在高屋之上向下泼水一般势不可挡。刘邦十分高兴，大赏了田肯。这就是成语“高屋建瓴”的由来。
　　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七年之间，汉高祖借口他们谋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进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7个异姓王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吴芮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枉，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蒯通曾搬出“兔死狗烹”的典故警示过韩信，韩信却听不进去，依然如故。结果招致杀身之祸。而聪明的张良，就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饱读史书的张良学而习之，才得以终老安死。
　　刘邦同秦王嬴政一样，是个痴迷“血缘治国”的野心家。崇尚世袭制，采用加强血缘关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对自己的家族负无限责任，对天下子民只负有限责任。为了净化刘姓王权，达到帝业千秋的目的，也为了给自己的大屠杀寻找借口，刘邦在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十分强调秦始皇没有分封同姓王（即，没有分封具有血亲关系的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
　　公元前195年，刘邦感到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就决定分封同姓，他把群臣找到大殿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和大臣们歃血为盟。大臣们一起重复着刘邦的誓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声震屋瓦。在一片响声中，刘邦把全国二分之一的土地分给了刘家的9位子弟，每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诸侯国，刘家的9位子弟是诸侯国中的最高统治者——王，王是一个仅次于皇帝的等级。
　　至此，帝国的元老们，亡的亡，苟生的退居权力的二线，早期团队的威胁力可以说荡然无存了。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从客观效果上讲，刘邦杀了功臣后，加强了中央的实力，使得汉王朝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不过，刘邦大屠杀、种姓净化的做法，也直接导致了帝国的摇摆。他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致使吕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刘家人经过了艰难的争夺后，才再次执掌江山。而他搞的同姓分封制更是给帝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史学家公认，刘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的确如此，秦之后，分封制偶有复发，每次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东晋分封引发了“八王之乱”，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难之变”，洪秀全分封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后来，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刘邦的分封也没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分封之初，诸王大多是幼童，王国的重要官吏也是中央政府派去的，所以干弱枝强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封王对汉朝中央产生了严重地威胁。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结果引发了“七王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这个难题才得以缓和。
　　刘邦的清洗运动，使权力落在了自己人手里，这样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腐败退化。在靠世袭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手段、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就会进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新的国家动乱就产生了。这也就是从汉帝国开始宦官、外戚等各种历史角色都登上了舞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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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子民效忠的历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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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一：
　　公元前198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在宫中大宴群臣。席间，他起身向他的父亲太上皇敬酒时，志得意满地说：“从前您老人家总认为我不成材，是个无赖，不能创家业，比不上二哥能干。现在您看看，我所挣得的家业同二哥相比，谁更多呢？”老父亲甚是尴尬，还是群臣解的围，大伙欢呼万岁，纷纷赞扬刘邦：“陛下，你创下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份最大的家业！”
　　镜头二：
　　公元前195年十月，刘邦在会甀击败了英布的军队。在回京途中，路过沛县时停留下来。在沛宫置备酒席，把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请来一起纵情畅饮。挑选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酒喝得正痛快时，刘邦弹击着筑琴，唱起自己编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声充满了帝王诗人烈士暮年的忧叹。刘邦继而起舞，情绪激动心中感伤，洒下行行热泪。
　　刘邦的一生，与秦始皇无甚差别，既为开创帝业骄傲，更为基业永续操劳。
　　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对自己辛苦打来的江山倍加珍惜，他也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怎么保住他这份家业”就成了他一辈子劳心苦思的大事。值得庆幸的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刘家人，在几代人的辛苦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让子民效忠的历史密码：外儒内法，霸王道并用。
　　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一直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结果“百姓安居，国家大富”。刘邦接受谋臣“马上可得天下却不可治天下，治天下当以富国安民为第一要义”的建议，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意思是通过休息调养来达到延续繁衍生生不息的效果。在肃清政治隐患的同时，他对子民广施恩惠，轻徭薄税，大赦天下，鼓励生产生育，使经济和人口很快得到了恢复。
　　刘邦死后，继承人尚幼。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参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也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问惠帝：“陛下自己认为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参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三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到了汉武帝时，汉初所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发生了撞车。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向全国征求人才，求治国之道。董仲舒以他的“天人三策”脱颖而出。他的三通政策，以三句话著称：
　　其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他眼中，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差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
　　其二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
　　其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意思是说，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第三次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也就是上面的第三句话，受到了武帝的称许，于是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事件。原本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从此脱颖而出，取得了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公元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得到了独尊地位，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
　　汉武帝“独尊儒术”所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虽然为汉朝统治者找到了马下治天下的工具，但是从儒家和人民的角度来看，有人称他是“儒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国外汉学家约翰·密尔就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
　　尽管汉武帝是“霸王道杂之”的实践家，但是把“霸王道并用”5个字郑重提出的却是汉宣帝。宣帝所立太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心里边全是仁义道德，于是觉得父亲所为很不合圣人之道，常在宣帝身边劝谏，有一次忍不住正面进言说：“陛下对刑法太重视，我看还是得多用些儒生才是。”宣帝感到太子太不像自己，恐怕日后生祸，于是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汉家朝廷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并用而治天下，怎么能够纯粹用儒家的一套呢？何况俗儒不识时务，喜好赞扬古代而非议当朝，使人搞不清事实与表面的界线，不知道如何行事，怎么能够委以重任？！”
　　霸王道并用，但霸道最好闭口不提；换句话说，即强力统治不妨大胆做去，口头上则一定只能谈王道。这是汉代统治者通过对兴亡思索以及政治实践得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的成功之本。所以说，汉朝打开了王朝统治的历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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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武大帝武功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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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不多，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秦皇汉武，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征讨匈奴，他们两人在中国人心里占有很高的位置。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评价：“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关于“中国企业领导人素描”的调查中，研究者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领导者分为4种类型：先进型领导、成长型领导、威权型领导、隐匿型领导。汉武帝属于典型的“威权型领导”：由领导者发号施令，追随者遵照执行。“威权型领导”在“展示权威”上得分高于平均分，而在阐述远景、监控运营、创新和冒险、联络沟通、体恤关怀上低于平均分。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指出，“威权型领导”常犯的六个错误是：第一，我要胜过别人；第二，不愿意听别人数落我的过失；第三，喜欢辩论；第四，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第五，逞自己的威严；第六，拒绝别人的谏言，刚愎自用。
　　汉武帝非常强调“大赌大赢”的策略。在武帝时期，最有名的就是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了4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予县官”。公元前90年，汉武帝66岁，他再派将军李广利率领6万大军出塞进攻匈奴，结果全军战败，李广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消息传来，汉武帝中止了与匈奴的战争，此后汉不复出兵。《汉书》上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汉武帝的自以为是表现为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400余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21观、1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汉武帝抢了民间工商业者的财富，这些举措极大的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当时仅16岁，在他21岁前后，马上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于是告发一发不可收拾，《汉书》上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财产以上家庭都被告发了，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家庭全都破产了。汉武帝仅仅是通过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就“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到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
　　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汉武帝晚年开始悔过，下罪己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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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世纪的帝国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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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公元纪年终于摆脱一个“前”字，汉帝国迎来了它的新世纪时，刘邦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刘姓天下易手了。“双面人兽”王莽以他的乖戾权术，不使兵刃的“拿”走了汉王朝。尽管王莽的新帝国昙花一现，历史闹剧一般，但是，它的可怕意义在于，它直接导致了汉帝国的摇摆。
　　王莽出身豪门，父辈人在汉成帝时代出将入相、封侯受赏，王氏一门显赫之极。王莽因为父亲早逝，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亲戚周济生活。因此王莽从小练就了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可谓少年老成。喜怒哀乐隐于形，在亲戚长辈或外人面前，始终表现出乐观平和的样子，颇为宗族人赏识。
　　有一次，王莽的一个伯父病重，他得知后立马跑来，守候在病人床前，端药送水，守夜看护，一连几个月衣不解带，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看上去“比病人还病人”，比“亲儿子还亲儿子”。这件事感动了宗族上下，再加上平时的刻意表现，他的伯父决定上书皇上，为他请求封赏。王莽的讨巧卖乖终于得到了回报，从此走上权贵之途。
　　汉成帝封他一个新都侯称号，并命他任宫中侍卫，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位近臣。王莽这人的确具有帝王风格。尽管地位不断增高，权力不断变大，王莽从不露出半点骄矜懈怠神色，反而越发谦恭有礼，把讨巧的一贯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广为结交公卿将相、名士大儒，一方面又赈济贫穷、轻财好施。自己的生活作风也相当讲究。粗茶淡饭，素衣短装，十分俭朴。于是赢得了好口碑，朝野众人一致以一个“贤”字称赞他。后来，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逝，临终推举他“接班”。朝廷上下全票通过，年仅38岁的王莽，凭着自己做人的老道，爬上了军权的巅峰：掌握全国最高军权的大司马。
　　好景不长，汉成帝很快去世，汉哀帝上台。汉朝从此开始飞速下滑。哀帝有治国之志却无治国之才，因为有“断袖之癖”，他只知道宠信一位男宠董贤，赏赐田，令限田变赐田。董贤除贪婪、善媚外一无本事，却位居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之职。汉哀帝继位后，哀帝祖母为首的傅家人、哀帝之母为首的丁家人地位窜升，排挤掉了王氏家族。为了避祸全身，王莽忍痛辞官家居，那一段时间，他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动辄怒骂、暴跳、哭嚎、惨笑，把隐忍了大半生的真性情尽情宣泄，整天为多年用心付之流水而痛苦不已。
　　好在汉哀帝薄命，不久就去世了。因为皇族无后，连个主持丧事的男人也找不到。于是，当时已是太皇太后的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就把王莽宣进朝来，让他主持丧事，而且重新任命他为大司马兼任尚书。司马掌最高军权，尚书掌最高行政权。两职加于一身，王莽顿时又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重新掌权的王莽心里很不平静：汉朝自开国以来，已历十一个皇帝、二百余年。近几十年内，几个皇帝都是庸才，大臣又多贪鄙，国困民穷、怨声四起，可见大汉气运将尽了。王莽决心利用这次时机，大显身手。他第一步是拥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为新皇帝，由他总揽朝政。他趁机诛灭异己，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
　　公元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由于多少年来，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剥削农民，逢到灾荒，老百姓没法活下去，都骚动起来。
　　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建议公家节约粮食和布帛。他自己先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样一起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钱来。
　　太皇太后曾把新野（今河南新野）的两万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推辞了。王莽派八个心腹大臣分头到各地方去观察风土人情。他们把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到处进行舆论宣扬，说王莽怎样谦让厚道。当时，中小地主都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王莽连封给他的土地都不要，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