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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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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希望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石显极尽阿谀奉承，元帝称心如意。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交往甚密。
东汉时，继任皇帝完全摒弃了刘邦的训诫，常侍全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皇帝旨在利用宦官牵制外戚，没想到宦官却“不是省油的灯”，趁机作乱，异军突起。
翻开东汉年谱，很容易发现王朝皇族有一个不幸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有18岁，最小的还抱在怀中喂奶，殇帝、少帝、冲帝和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10岁生日。弱小的皇帝自然要寻求外力支持对付虎视眈眈的外戚。要么跟士大夫结合，要么跟宦官结合。跟士大夫结合可能性很小，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外戚圈子里的人物。惟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此外别无其他选择。
汉冲帝刘炳即位时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兄梁冀掌管朝政。冲帝在位只有半年便夭折。年仅8岁的汉质帝刘缵继位，朝政仍旧由梁氏家族把持。梁冀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甚至公开贪污、勒索。东汉政治从此开始进入最黑暗时代。
刘缵继位时虽不懂事，但这位少年皇帝却天性聪明伶俐，对梁冀的专横跋扈极为不满。某日上朝时，小皇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指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大为恼怒，担心质帝成年后难以控制，就想将他铲除。公元146年闰6月甲申，梁冀命令内侍把毒药掺进饼中，将汉质帝毒死。此时，质帝在位才一年多，年仅9岁。
梁冀毒死汉质帝后，不顾群臣的反对，拥立另一个少年皇族刘志做皇帝，即汉桓帝，继位时年仅15岁，梁太后继续临朝听政，大将军梁冀仍旧掌握朝政大权。公元159年8月，忍无可忍的桓帝刘志与宦官单超等5人合谋，发动御林军一千多人包围梁府，一举消灭了梁氏集团。桓帝依靠宦官消灭梁氏，为了报恩，上台后封单超等5个宦官为侯，史称“宦官五侯”。东汉政权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一个王朝一旦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它覆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因为宦官既无智慧也无德行独揽行政大权，宦官专政千篇一律地结出两样苦果：一是王朝的解体，导致尸横遍野的改朝换代大混战；一是宦官惨遭灭种式的大屠杀，给国家和宦官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有人说，宦官是儒家的克星。并非无稽之谈。“宦官五侯”当政时，“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他们比外戚更加贪纵，竞相奢侈，虐遍天下，搞得民不堪命，怨声载道。以司隶校尉李膺为首的儒臣，就与一班有才识的太学生联合起来，以整治天下、造福百姓为己任，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公元166年，宦官诬陷李膺与太学生勾结诽谤朝廷，昏庸的汉桓帝竟下诏将李膺等200多人逮捕下狱。第二年将李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另一个领袖范滂进监狱前对送行小儿子的这段话今天听起来仍令人心灵滴血：“我要是教你做坏事吧，坏事毕竟不是好人应当做的；我要是教你做好事吧，为父的结局就是做好事的下场。”
汉灵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信赖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一个皇帝说出如此没水平的话，可想这天下还能撑多久。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欲振兴刘氏天下，挽大厦于将倾，遂任太傅陈蕃主持朝政，并重新征用李膺等天下名贤参与政事，并准备消灭宦官腐朽势力。不料宦官得到情报，先发制人，于公元169年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夺取玺缓，诛杀陈蕃和外戚窦武。接着，宦官迫桓帝刘宏下诏大兴党狱，捕杀李膺、杜密等100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1000多人。这便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的胡作非为很快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公元184年，太平道教主张角鼓动几十万信徒武装暴动，全国笼罩在一片血光之中。此时帝国的根基已被宦官掏空，东汉政府既无财力军力又无统帅人才来平息这场暴乱。公元189年8月，袁绍、袁术起兵攻入宫中，大杀宦官2000多人。东汉历史上的宦官专权至此以惨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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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巾起义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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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教的，很顽劣。其实非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宗教的社会作用势不可挡。汉帝国末期发生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在宗教形式掩护下展开。这场带着宗教色彩的大运动，以震撼之势，“震”倒了腐蚀已久的帝国大厦，也直接成就了帝国流窜军阀们的“流氓三国史”。
汉王朝自和帝以后，年幼的皇帝受外戚、宦官轮番欺侮，政治日趋腐朽。比如，汉灵帝刘宏时竟然公开卖官鬻爵。汉灵帝和他信任的宦官们，因为只知道吃喝玩乐，库房里的钱很快糟光了。为了搜刮钱财，就在西园开了一个挺特别的卖官铺子。并且在鸿都门外张贴榜文，明码标价：郡太守定价二千万，县令定价四百万。一时付不出钱的可以暂时赊欠，等他上任以后加倍付款。这些花了钱买官的官吏，一上任当然更加起劲地搜刮民脂民膏。
自安帝以后，羌族兴起犯汉，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四百多亿，这一沉重负担又全部落到农民头上。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死者相枕于路。
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人民的愤怒情绪由此可以想像。黄巾起义前的七八十年间，先后爆发的农民起义有一百多次。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频繁。黄巾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发起人张角酝酿十年后有准备有组织地爆发了。
据后汉书卷六十记载，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布太平道为名，利用画符诵咒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
张角知道农民受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天灾的折磨，内心深处盼望有一个太平世界，能够安安乐乐过日子。于是，他决定利用宗教把群众组织起来，创立一个“太平道”，收了一些弟子，跟他一起传教。向贫苦的农民宣传“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加上他很会做人，给穷人治病，从来不要钱，所以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开始，东汉政府认为，太平道是劝人为善的“善道”，并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有一两个大臣倒是看出苗子，奏请灵帝下令禁止太平道。汉灵帝正忙着建造他的林园，就没把太平道放在心里，使太平道得以顺利的发展。经过组织扩张和渗透，参加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中原八个州，入道群众达几十万人之多。为了将分散在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张角把入道群众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立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
自度时机成熟，张角计划在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举行起义。为此，他提出了“苍天（指东汉政权）已死，黄天（指太平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让弟子们广泛传播，为起义做舆论准备。他们又派人在京城洛阳的寺门及州郡官府的墙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和标志。
但是在二月间，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唐周，起义计划泄密。东汉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首先在洛阳实行大搜捕，对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结果，信奉太平道的一千多名官兵、百姓，遭到了屠杀。同时，东汉政府又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人。张角被迫提前发动起义。几天内“八州并举”，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他们头裹黄巾，因而史称“黄巾军”。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统一指挥战斗。黄巾起义爆发后，声势十分浩大，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就是说，不到十天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京师为之震动。
黄巾起义军在对敌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主力部队：一支是张角亲自领导的队伍，活跃在河北一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战斗在南阳地区；另一支则由波才领导的，像一把尖刀直插东汉王朝的心脏颍川附近。他们互相配合，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这时，汉灵帝慌了手脚，惊呼：“万人一心，其害甚矣！”
在灾难面前，历代的腐败统治者都是同一个态度：天灾能不管则不管，听之任之；而对于兵变和民变这类政治灾难，则坚决予以歼灭，无论花多少代价。东汉末年的统治群体们，面对黄巾起义，一下子空前的团结起来。在一阵的惶恐不安之后，急忙调兵遣将镇压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御林五营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在函谷、太谷等八个险隘要冲设置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解除“党禁”，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拿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增设西园八校，以加强军队实力，尔后，东汉王朝派皇甫嵩、朱儁、董卓率领拼凑的几十万人队伍，向起义军猛扑过来。
黄巾军面对野蛮凶暴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搏斗，连续打了许多胜仗。四月，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在围攻京师洛阳的战斗中，击败了皇甫嵩和朱儁的4万多东汉主力军。六月，南阳黄巾军攻击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赶走了新任太守秦颉。张角兄弟亲自领导的河北黄巾军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等地。八月，东汉政府被迫发出最后一张王牌，把皇甫嵩调到河北前线来，两军在广宗相持。
在这紧要关头，张角不幸病死。黄巾军由他的弟弟张宝、张梁率领，继续与敌人作战。农民军打得皇甫嵩不敢出营应战。后来，由于缺乏战斗经验，骄傲轻敌，放松了戒备，遭到了敌人突然袭击。十一月，张梁与3万勇士战死，5万多黄巾军将士舍身投河，壮烈牺牲，许多随军家属遭到敌人惨杀。与此同时，张宝指挥的10万大军，与皇甫嵩在下曲阳决战，全部牺牲。张角被剖棺戮尸。其他几路黄巾主力军也被敌人孤立包围，分别镇压。
虽然黄巾大起义失败了，可是经过的冲击，东汉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名存实亡了。“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深入人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比起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近一层，足以响彻历史的天空。
黄巾起义也促使了东汉末军阀势力的壮大，开启了乱世之门。有史学家尖锐指出，那些被《三国演义》津津乐道的英雄人物，其实也不过一群趁乱打劫的流氓罢了。在黄巾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些后来的所谓英雄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曾联合向农民军施加压力，其中就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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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末代之劫——协游天下委屈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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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是十分地道的倒霉皇帝。他9岁时被立为皇帝，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一天真正的天子。刚即位时，董卓把握朝政；董卓死后，李傕、郭汜争斗不已，献帝成了他们争来夺去的战利品；逃到洛阳，又落到曹操手里，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最后被迫“禅位”给曹操的儿子曹丕，还要奉献出自己的两个女儿给曹丕享乐。
在《谥法》中，“献”的解释是“聪明睿智曰献”，可见献帝不是一个糊涂皇帝，甚至可以说他极为聪明睿智。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是：董卓马前叙乱。十常侍之乱的时候，刘协和少帝刘辫逃出宫外，正仓皇间，迎面遇上董卓率领的十万陇西大军奔腾而来。小皇帝刘辫见这情况，吓得哆哆嗦嗦，双股战栗，口不能言。小皇帝刘辫手下的内侍太监和一众文官没人敢出口大气，只怕稍有闪失，便惹来杀身之祸。此时，刘协挺身而出道：“你是来劫驾，还是来救驾？”董卓见是一个小孩，不由一愣道：“当然是来救驾！”刘协高声道：“既然是来救驾，为何见了圣上不跪！”遂朝少帝刘辫指了指说：“这就是当今天子，你还不下跪！”当时的刘协才9岁。能以稚龄之年面对这么大的阵仗而毫不慌乱，实属胆识过人。这次大胆的应答，既是他一生中惟一的最亮点，也是使他走向悲惨命运的转折点。
（十常侍指汉灵帝时期操纵朝政的宦官集团。实际上有12人。当时宦官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高望、栗嵩、段珪、张恭、韩悝、宋典12人都任中常侍，封侯贵宠。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团的黑暗腐败，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正是十常侍为所欲为逼出来的。）
在后来的李郭混战，汉献帝被各路军阀抢来抢去，又追又杀，受尽了逃亡之苦。这一两年里，汉献帝在军阀战乱的海洋里漂来荡去，完全不能自主。一番周折之后，汉献帝好不容易率领百官回到了帝都洛阳，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他开始封赏有功的大臣、将军们。10岁出头的他已经非常懂得怎样为自己巩固势力。当时，洛阳已被乱军烧劫一空，物质基础非常薄弱。不过汉献帝并没有气馁，而是和百官一道出城采野谷，找野菜，以渡过眼前最危难的时期。可是命运偏偏和他作对，就在汉献帝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爬上政治的拳击台，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时，便遇上了气势正旺、不可一世的超重量级人物曹操。正是刚离狼窝，又进虎口。
汉献帝不同于白痴皇帝晋惠帝，也不同于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有时还显得颇有一点才干。如：194年天大旱，长安城内谷一斛值钱30万（而梁武帝天监四年时米斛30钱），人相食。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开仓济民，饿死者如旧，献帝怀疑侯汶作弊，于是亲自检验，用米、豆各5升于殿熬粥，竟有两大盆之多，和平时大不相同，轻而易举地弄清了侯汶的假公济私，结果是“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济”。（《资治通鉴》卷61）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是这样评价汉献帝的：汉献帝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之所以在他手里终结东汉一朝，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空头皇帝而已，“威权去已”。
献帝也曾经尝试着挣脱“傀儡”的命运，但没有成功。与曹操的其中一次交锋就是名扬后世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四年（199年），献帝18岁，任命外戚董承为车骑将军，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授意董承联络汉室大臣诸侯，联合铲除曹操。可他最终却无功而败，如此机密之事竟然被曹操获悉，以至于“除曹”尚未开始，与谋者董承、吴子兰、种辑等人就在次年被灭三族了。
综上，汉献帝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低能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表现了一定才干，但最终无力回天。他想有一番作为，但最后一事无成；他不想成为傀儡，却先后作了别人政治斗争的工具。汉献帝的一生空有大志却抑郁难舒，空有帝号却被人视如儿戏；没有穷奢极侈，也没有暴戾专横，却一样被人灭国。从他被董卓推上帝位到被曹丕拉下帝位，从头到底都是一幕傀儡的悲剧。天时、地利、人和，他不占其一，悲惨的命运也就注定是必然的结局。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袭爵为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自己就可亲政，于是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其实这早已是个美丽的不可实现的梦想。曹操死后不久，曹丕就让手下人捏造出种种祥瑞来，说汉代的气数已尽，将由魏来代替。曹丕还命华歆等人先行到许都，胁迫献帝让位。华歆已经起草好了退位的诏书，逼迫献帝颁布。献帝含糊答应，派御史大夫张音将诏书送给曹丕。曹丕正在曲蠡，得到诏书，心中大喜，但表面上不肯接受，上表推辞，如此再三。华歆等人连忙致书劝曹丕登位，一面胁迫献帝交出玉玺。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而在控制政权的王霸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
献帝“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汉朝400余年命运的终结。如今，经历了1800年风雨，作为这一历史事件重要见证的受禅坛和“三绝”碑，仍然存世。受禅坛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境内，距许昌市仅15公里。据考证，原来的受禅坛有三层，非常高大，十分壮观。当年汉献帝刘协在坛上请魏王曹丕受禅，亲手将玉玺奉上，坛下有400余名大小官僚和30余万禁军将士目睹了这一事件。当时，接受“禅让”后的魏文帝曹丕说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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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帝国与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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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与罗马”这个话题如今被广泛探讨的程度，超乎想像。它甚至被做成了电脑游戏。的确，作为东西方的两大非凡帝国，当时相对封闭的信息传播条件下，竟然能产生出相像的两极，后来人不能不慨叹历史的大巧合。伟大的事物总有其相似的地方。虽然东方和西方互相隔绝善，但面对永久性的问题时，人类的举动却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行动者们做的是类似的事业，思想者们思考的问题也大致相同。
从王朝寿命上看，汉帝国繁荣了将近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就辽阔的领土疆域来看，汉帝国也与罗马相似。汉初，帝国主要集中精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汉武帝时期，帝国的疆域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中国的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
就人口数量上，汉帝国也可以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数据来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西方学者墨菲在《亚洲史》中写道：“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
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在武器方面就追上了世界的步伐，到了汉代，武器装备更是领先于世界，中国冶金术令罗马人自愧不如。武器的种类也十分繁多。从攻城类到野战类划分极为详细。随着车战的消失，适用于马战的武器繁盛起来，从骑兵用的槊到步兵的弓弩，无不是针对马战产生的。而且出现了用于迟滞敌人的武器。
罗马的冶金术虽然逊于汉朝，但罗马军队的武器以沉重著称，这表明罗马军的体力要胜于汉朝的农兵。罗马的威力同样在于野战，不过罗马人是以步兵闻名的，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作用似乎只是突袭和追击。罗马的主要武器是剑，远程武器主要是标枪和飞镖。罗马军的主体在共和时代是普通的公民，政府不必提供武器。到了帝国时代，雇佣军是罗马军的主体。罗马拥有大量的常规部队，在早期，费用可以由战败国来补偿，而到了中后期就成为国家的极大负担。不过物有所值，雇佣军的战斗能力比起一般的公民要强许多。
关于汉朝和罗马有没有可能发生过直接的交锋，墨菲对此持肯定态度，他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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