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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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
作者：李永晓【完结】







　　　　　　　　　　　　　　　　　　　　　　　　　　　　　　　　　　自　　序　　　　　　我们熟悉毛泽东，也熟悉彭德怀：一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一位是统率三军的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防部长。他们　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我们也熟悉1959年的庐山会议，熟悉当两人的亲密关系即将结束时他们　对两人的关系所作的截然不同的评价——毛泽东说：　“三十年来，彭德怀和　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说，　“我彭德怀跟了你一辈子喽，垮　台，自己找的！”　　　　　　由此我们明白：我们还不熟悉毛泽东与彭德怀的个人性格，不熟悉他们　各自经历的成长道路，不熟悉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　　　　　　彭德怀，一位受蒋介石悬赏十万银洋、在　《西行漫记》中被埃德加·斯　诺描绘成他所见到的中国最豪爽的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或许还包括美国　人、日本人，都不是陌生者。自　1978年后，每年都要发表纪念彭德怀的文章，　提醒着没有忘记他的人们去怀念和思索。但是我们太年轻，头脑中几乎没有　他的任何具体形象，可他富有异彩的经历却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冲动：　一位革命者，从农村中赤脚走来，战功赫赫而列中国十大元帅的第二位，人　民共和国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一位受屈者，因在庐山顶撞权威，为民鼓呼，　倍受屈辱。三十年后回首，　“他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庐山会议发言　纪录和致毛泽东的信不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狂热的结果。那么，星星为什么　会消失在晴朗的夜空里呢？我们想知道，更多的人想知道。　　　　　　我们想更客观、更冷静地回视和认识历史，尤其是近期历史，历史对人　类很重要，却又常常被忽视。一位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人对我说：中国的希　望寄托在被世界和历史共同唤醒的中国人身上。是的，在横向坐标上，我们　已被世界唤醒，而在纵向坐标上，我们尚没有从历史中充分地吸取经验和教　训。横向与纵向的错位导致期望与现实的互相吸取经验和教训。横向与纵向　的错位导致期望与现实的互背，日本的　《选择》杂志证明：中国的年轻人对　　“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无法评价毛泽东而且也不知道新中国的开创者是　谁。而我们自己的新闻媒体调查也证实我国青少年中很多人不知卢沟侨事变　是怎么回事！自问，认识历史否？如何抓住看不到的历史精灵而且为之所唤　醒？！　　　　　　于是，我们感慨史学危机。兢兢治史者艰难而又应者寡，他山取经者多　产且和者众。不能指责年轻人不懂历史，不能埋怨历史没有盈盈的媚波和漂　亮的脸蛋吸引人们的目光，必须承认，史学本身及其传播体系和媒介也存在　一定缺陷。因此，刚刚涉入史学的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只能是壮大着胆　子寻找新生的条件。既然充满竞争又屡屡创新向前的奥林匹克精神中最重要　的不是金牌而是参予，那么我们所看重的无疑也是：身体力行。这本书是我　们进行的初次尝试。　　　　　　当然，我们更重要的目的是重新观看抹不掉的悲剧。确实，人们在思考，　在革命危急关头参加共产党，与毛泽东长期合作，战功卓硕的共和国国防部　长、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为什么只因在会上的发言就被夺去职务至含冤而　死。把这看作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有意之作显然站不住脚。但我们可以断言这　是毛泽东错误判断、错误认识和错误对待同志的必然发展结果。我们不得不　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去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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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他说，我们的兴趣和冲动不等于我们的能力。准确地评价彭德怀、　毛泽东和客观地阐述他们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迄今为止，全面　记录或评述毛泽东和彭德怀一生的传记性作品还比较少。但是，我们相信，　任何人和事情都处在不断的再评价之中，并且越来越接近真实。我们所做的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人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在更阔更远的角度回首历史。但　求事与愿不相违。　　　　　　　　　　　　　　　　　　　　　　　　　　　　　　　　　　　　　　　　　　　　　　　　　　　　　　　　　　　　作　者　　　　　　　　　　　　　　　　　　　　　　　　　　　　　　　　　　　　　　　　　　　　　　　　　　　　　1990年初稿于人民大学　　　　　　　　　　　　　　　　　　　　　　　　　　　　　　　　　　　　　　　　　　　　　　　　　　　　　1993年春修改于知春里　　　　　　　　　　　　　　　　　　　　　　　　　　　　　　　　　　　　　　　　　　　　　　　　　　　　　1996年夏定稿于紫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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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廖盖隆　　　　　　众所周知，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便成为饱受西方资本主义欺凌的国　家，众多的仁人志士为此扼腕捶叹，进而奋起救国。为了赢得中华民族的独　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不屈地奋斗了100多年，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终　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艰苦的革命和建设历程，锻炼出一批领袖人物，毛泽东和彭德怀是其突出代　表。　　　　　　毛泽东自幼立下宏伟救国之愿，并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成为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理论而不唯理论，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和创新精神　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尽管他被人骂为“山大王”、“农　民领袖”、　“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指引中国革　命走向胜利的领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　国革命还会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　略家和理论家。　　　　　　与毛泽东相比，彭德怀是从乡村走出，赤脚为穷人打天下的。在此过程　中，他找到了共产党，接受了共产主义，并长期与毛泽东合作共事。他对党　忠诚，善于作战，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硝烟散尽，他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是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可以说，毛泽东和彭德怀这两位湖南老乡，在不同的时间里先后走上革　命之路，并因此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标，即争取中国国家的独立和人　民的解放，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中国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共同的追求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毛泽东曾两次赠诗给彭德怀，表现了　对彭德怀的独特信任。而毛泽东也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高超的斗争艺术和　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彭德怀的敬佩和尊重。但是，他们也有许多不同，　如投身革命时的不同背景，成长过程中的不同经历，不同的文化水平、认识　水平，不同的脾气性格等。正是这些不同，影响他们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　并因此产生分歧。他们的分歧，有的属于正常争论，有的则造成双方误会，　还有的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不良影响。正确认识和评判他们之间的分歧，　有利于我们准确理解领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利于正确认识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为此，本书作者从他们二人间的相同与不同处记　述分析二人的关系，颇具新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　一分为二的观点，既承认他们间的不同曾给二人的关系带来极大的影响，又　承认他们的相同是根本上的一致，是革命者最崇高的标准。因而作者得出正　确的结论——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合作是不悔的合作。　　　　　　应该承认，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领导　层中风波最多的关系之一。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资料所证明。但是，多年　以来，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关系。在很多关键时候，　彭德怀都给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支持，如1930年至1931年的　“富田事变”，　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以及同年晚些时候与张国焘的斗争等。在40年代初　期党与王明主义的斗争中，彭德怀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可以说，他们　两人的主要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当然，从1928年到1959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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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这种紧张关系扩大了，　说他们的合作应该三七开，彭德怀和他是七分搞不来，只有三分是合作的。　　　　　　在他们共处的初期，由于受当时所处环境、文化程度和个性等原因的影　响，两个人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甚至激烈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在为生存而　战斗的方法上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再说，从资历上看，尽管彭德怀不同　于毛泽东，但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高层领导中，每个人几乎都是平等的，　他们二人彼此也以　“老毛”、“老彭”相称。使情况变得复杂的是，党内的　严格纪律使彭德怀不得不追随法定的领导人而反对毛泽东的观点——即使彭　德怀有感觉毛泽东可能正确的时候，也因为党的纪律而放弃支持毛泽东，因　为这时的毛泽东尚未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人。30年代李立三路线时的情况就　是这样。　　　　　　彭德怀与毛泽东发生分歧，并直率地说出他的不同意见，在革命时期并　不少见。但彭德怀身上存在的刚直粗鲁的性格也确实给他们二人的关系增添　了一种刺激。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大都是从有勇气和忠诚耿直等褒的角　度说彭德怀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但必须承认，正是这一点使彭德怀疏远了领　导层中的许多人，而毛泽东也恰恰是个不低头、不认输、脾气倔强的人，这　注定他们的关系中不时有种火药味，并由此导致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争吵。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分歧和争执只是他们合作过程中的几朵浪花，更没　有阻隔他们两人间的合作与友谊。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有浓厚的朋友味　道，说话举止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而且互相之间以　“老毛”、“老　彭”相称。在毛泽东面前，彭德怀从不唯唯诺诺，一直保持活的个性。但不　畏不等于不敬。彭德怀很崇敬毛泽东，他自己说过：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　了一个三步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大哥，以后认为他是自　己的老师，到抗日战争中逐渐坚定地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的英明领袖。可以看出来，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彭德怀确实没想过与毛泽东抗衡，更没想过超于毛泽东之上。　　　　　　这种对毛泽东敬而不畏的反差体现在彭德怀身上，是因为他不同于毛泽　东而受下层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则更多地接受了精典文化。所谓下层文化，　实质上是自然文化，它的特点就是世俗性与民众性。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人往　往忠诚于自己的选择，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具体到彭德怀，他自幼尝受被　压迫者的苦难，以一种为百姓创世界的心理走上反抗之路。在这个过程中，　他信奉了马列主义并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领路人毛泽东。渐渐地，他把自己对　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对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愿意为此付出自己所有的一　切。但是，他还有民主思想，更何况他信仰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世界受苦的　人们，要为中国工农大众谋福利。他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人人平等，反对搞　特殊化。如果总结彭德怀的特点的话，力求使自己象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也是　其中一点。所以。他大骂在抗战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去看望他的妻子浦安修　是搞特殊，扰乱军心；他能走上作战最前线，能吃野菜，能与士兵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能去田地收割庄稼、挖井、挑水，吃穿住行上尽量缩小与百姓的　差别。当然，他也从不特殊看待任何人，包括毛泽东。这就是他在毛泽东面　前毫不掩饰自我的心理基础。　　　　　　但是，我们不认为彭德怀对民主的了解就完全正确，也不认为他对毛泽　东的直言不讳都起好结果。但这足以证明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他们　团结合作，打破蒋介石对红军的五次重兵　“围剿”；他们共同走过二万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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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漫漫长征路，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们一起指挥打日军、　抗美军，迎来了新中国的崛起；他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繁荣富强　而努力。　　　　　　　　　　　　　　　　　　　　　　　　　　　　　　　　　　　　　　　　　　　　　　　　　　　　　　　1996年9月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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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书献给所有为中国人民付出牺牲和作出贡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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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悔　的　合　作　──毛泽东与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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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英国外交大臣在议院会议上声明：“对中国，只能先揍它一顿再说”。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人强迫中国生下怪胎。　　　　　　●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为自己取名　“子任”。　　　　　　●彭德怀饱尝苦难，讨饭、砍柴、挖煤、当堤工……　　　　　　1907年。秋天。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深夜。　　　　　　满天繁星眨着眼睛俯视大地，万籁俱静。　　　　　　辛勤劳作一天的农民们，沿袭着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日没而息。　　　　　　有一个少年，他没有日落而眠，而在油灯下读书。书的名字叫　《盛世危　言》。为了不被人发现和打扰，他把门窗都遮得严严实实，防止灯光漏出，　否则，他那一心想发财的父亲就会冲进来把书夺走，再扔给他几本经书。这　位爱读书的少年就是毛泽东。　　　　　　他虽然没能亲身经历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中所描述的一切，但已致力　于了解中国并且感受到国运的衰落。　　　　　　其实，中国的衰落在十四、五世纪时就开始了，直到清朝老将陈化成战　死在吴淞炮台，英国人的军舰突破高墙进入黄埔江时，中国人才感受到切肤　之痛。　　　　　　中国社会自此改变了方向。　　　　　　许多人都熟知马克思哲学中的范畴论，对其“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话更能几乎背诵。但是众多的中国人走上反抗和革　命之路却更主要的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贪婪而不是别的原因。　为此，毛泽东曾在1949年专门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来反驳美国的白皮　公告，说美国国务卿艾其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因为他认为中国所以发生革　命的原因是人口太多，粮食太少，而且中国人爱斗。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只是改变了中国，想想中国的铁路、银行、　机器等源于何方便可以意识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意义深　远的剧变，只是中国人体会到的痛苦更多更深——资本主义国家迫使中国生　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　　　　　　压迫便孕育着反抗，因此西方入侵者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面对着一代又　一代的反抗者。　　　　　　英国的触角到处伸展，在它占领的殖民地上可以始终看到太阳，英国被　称为　“日不落帝国”。　　　　　　首先是商品贸易——实际上主要是英国一国的对华贸易，在中国遇到了　强烈的抵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　禁止和老百姓的排外，因而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上处于入超地位而没有获取巨　额利润的机会，为得到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大豆等，他们不得不把大批的银　元运往中国。　　　　　　这种状况对追求利润的英国人来说是再糟糕不过的了，她们敦促政府采　取有效措施，于是，英国派往中国的马夏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先后到了　北京。　　　　　　马夏尔尼在北京呆了两个多月，其目的是通过外交方式减轻广州以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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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贸易的自由，但是在热河行宫万树园接见马氏的乾隆皇帝只把他当成来自　远域异国诚心进贡的使者而拒绝了他的所有其他要求。　　　　　　阿美士德使团再赴北京，他的结果比马戛尔尼更惨。嘉庆皇帝因阿美士　德拒绝见他时行跪叩之礼而震惊，将他即日遣回。　　　　　　英国依然无法达到目的。　　　　　　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终于有了机会，就在使团赴京前后，鸦片——一种　麻醉毒品对改变英方在商品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越来越显效果。它不仅换走了　中国的大量白银　（鸦片战争前22年中国共出超白银5539万两），而且摧残　着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吸食者越来越多，流入量越来越大。　　　　　　清政府也看到了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祸害。1729年，雍正发布中国的第一　道禁烟令。1821年，道光皇帝再次严厉重申禁烟令，均因鸦片的巨额利润和　多方得益而收效甚微，甚至越禁越多。当道光下决心起用主张严禁鸦片的林　则徐赴广州禁烟后，英国以此为借口派出了远航舰队。　　　　　　仅仅因为林则徐的禁烟，英国就派出军队到遥远的东方对比它的版图大　39倍的中国开战。　　　　　　确实，中国创造过文明，拥有过灿烂，但从理性说，它不是唯一的文明，　也不是永久的灿烂。　　　　　　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给中国带来震动世界的礼物：四大发明，长城，大　运河，众多的人口等。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创造的超越个体和群体力量的　机器、炮舰和新思想新文化出现在中国沿海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失去了抵抗　力。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重要性已被历史学者们提到很高的程度，毫无疑问，　它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但在当时，中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感到震动性影响，　就连眼光先进的文人们也因沉浸在乾嘉以来的论古考据之中，　“束发就学，　皓首穷经”而视而不见变化，趋而避之国难。　　　　　　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动荡却愈来愈明显，它终于警醒了一批主张今文　经学的人，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包世臣、黄爵滋、徐宝善等。　他们被认为是地主阶级中主张变革的思想家，也是当时掌握真理的少数派。　除林则徐为封疆大吏外，这些人都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强烈的忧患意识　和参与意识使他们大谈治国之道。他们承认清政府在君臣关系、上下关系、　中外关系中存在的弊病，反对当权者沿用旧的治国之术，要求改变政策和学　习外国。尤其是聪明敏锐的龚自珍，言语生动，笔锋犀利，他写的　《己亥杂　诗》仍为现在的人们熟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　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不愿再像热衷于考据的前辈们那样远避现实，　厚古薄今，呼吁同行们勿再　“避席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还在　　《古今钓沉论》中巧妙地抨击现实和王权，指责能干的皇帝建国后往往以一　人之力而仇天下之士，一人为纲万夫为柔而不尊众人所愿。他警告人们世风　动荡，已是秋风将至，日薄西山。总之，他们都力求证明眼前的清朝是　“一　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要倒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继承他们事业的人究竟是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不论如何，启蒙者们的主　张已经变成实际行动，并且扩展了内容的覆盖面：19世纪60年代，西方的　机器开始在中国运转。不久，首批赴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者回到中国，他们　和国内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一起要求在中国发展商业，改变皇帝专制和实现　君主立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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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中国人挽救祖国的热情是在英法联合对中国的第二次打击后积　聚起来的。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使英国打开中国大门一条缝的话，那么第　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才得以进入中国。不过，英国人确实为它的　5000名士兵在中国轻而易举的胜利而欣喜若狂。璞鼎查——在汉华丽号军舰　上与清政府签订　《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回国后说：整个兰开夏工厂的所有　产品都不及中国一省的日常需要。所以，雄心勃勃的商人们运来了大量的钢　琴、刀叉、织绒帽等。结果他们大赔其本，中国人不需要这些，确切地说，　他们没有这种购买能力。　　　　　　马克思说：1842年的条约对促进英国的对华贸易丝毫没起作用。　　　　　　英国要想走入中国，必须扫除三大障碍，清政府对英依然采取的对抗状　态、中国百姓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坚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1856年，中西方第二次交锋，法国帮助了英国，清朝再次吞尝失败之苦。　　　　　　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中国找到了谅解者和朋友，清朝重臣奕等为洋　人对情朝采取的保留态度而要政府　“外敦信睦”，对外妥协。作为回报，英　法俄等国公使保证以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维护清朝的权威。1861年，那　拉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