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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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部下必须保证他的坐机能随时起飞并从云南、四川等地调兵护驾。然而　红军只是虚晃一枪，转而奔向云南，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昆明，主力则向金沙　江边迅速推进，用七天时间从从容容过江，从而摆脱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　的被动局面。　　　　　　四渡赤水，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以运动战术隐蔽了自己的意图而　使敌人捉摸不透，从而不断调动敌军，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是毛泽东为首的　新领导指挥的得意之作。虽然它未能实现在黔北开辟新根据地的目标，也有　一些失误之处，但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使蒋介石聚歼红军的计划归于破　产。这在战略上是个奇迹，它的成功，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打法却使红军吃尽了苦头，红军不得不多走路，甚　至走冤枉路，连续行军和连续作战，使每个红军指战员都处于极度疲劳的境　地。跟随红军长征的德国人李德曾作了下面的回忆。　　　　　　　“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前进。道路漫　长，没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　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　战斗部队少走一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就走了七十公里。行军大多是在夜　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　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它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出来而没有一点　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先头部队、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　部队，往往要历经几十次遭遇战，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有时甚至几处　同时遭遇敌人。　　　　　　　“当我军翻过云贵边界陡峭的大山时，形势变得更困难了。崎岖的羊肠　小路通过直上直下的深谷，许多马摔倒在地跌断了腿，只有骡子勉强能支撑　过来。我军越是继续深入云南境内，给养情况也越来越糟，大山里几乎找不　到什么可吃的东西。红军战士们从死马尸体上割下一块块肉来充饥，最后只　剩下一具具骨骸……　　　　　　　“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白　天行军，总是以小部队为单位，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树枝和野草伪　装起来。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　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有一天夜里，当我们　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　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我才醒了过来。　　　　　　　“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　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　团还是明显地缩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　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对此，彭德怀也深有感触，他回忆说：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　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　山关。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　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　　　　　　更为严重的是，红军并不是每战必胜，几次作战失利不仅削弱了红军的　实力，影响了指战员的士气，还造成了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使红军经历了　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这一点在周恩来写的　《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谈得很　清楚，他说：从　1月2月出发，到3月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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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连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　　　　　　整个四渡赤水间红军伤亡人数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具体数字，但从有　关的材料中我们能感知一二。索尔兹伯里著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认　为土城之战红军伤亡4000人左右，占当时红军总人数的1/8，接近长征以来　红军扩军的总数　（约5000人）。红军渡过湘江、进入贵州时，当时约有　3　万余人，但过金沙江后只剩2万余人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领导层内出现了不同意见，一些人对直接军事指挥　者毛泽东有不满情绪。如鲁班场作战失利后，张闻天就认为此次行动考虑不　周。彭德怀也因此烦闷，建议中央军委今后应　“避免与相等兵力敌人决战，　不要攻坚乱碰。”在这些不同意见者中，尤以一军团长林彪最为积极。　　　　　　李德　《中国纪事》载：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　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甫　（张闻天）和林彪　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　在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整个领导小组　“在　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　　　　　　应该指出，李德夸大了毛泽东及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对立，他们决不是在　进行旨在让毛泽东下台的派别斗争，而是提醒毛泽东注意军事指挥员的困　难，注意部队的极度疲劳。但言语和方式可能过头了，特别是林彪，竟公然　打电话，写信让毛泽东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以便他能集中精力考虑全　面计划。这惹恼了毛泽东。　　　　　　林彪所报怨的问题主要是部队太疲劳。认为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　走弓弦才对。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指毛泽东——作者）这样领导　指挥还行！？”到达会理后，林彪更积极活动，把对毛泽东的不满公开化，　他打电话给彭德怀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　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林彪的电话是当着聂荣臻　（一军团政委）、左权（一军团参谋长）、朱　瑞　（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军团保卫局长）等人的面打的，聂荣　臻当即表示了他的反对意见，批评林彪说：　“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　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　办不到！如果你擅自命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　队不执行。”　　　　　　林彪打电话的行为受到聂荣臻的批评，也被彭德怀所拒绝，但他继续申　明自己的观点，又向中央三人小组写了封信，认为四渡赤水指挥不当，红军　损失过大，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下台，主要是毛泽东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中央　红军北进。信送出之前，林彪把信念给别人听并要聂荣臻签字，再次被聂荣　臻所拒绝，他对林彪说：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　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　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　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　“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　多胜仗，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　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　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尽管如此，林彪还是把信送上去了。　　　　　　值得强调的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依据同彭德怀的谈话内容起草　了一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　（他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强调创造新根据地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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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要求中央军委领导照顾红军中的实际困难，不要让红军太疲劳。　　　　　　遵义会议时，彭德怀才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毛泽东为他们作了介绍。会　议后，刘少奇接替袁国平的职务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彭德怀向他介绍了部　队的情况，说部队现在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　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　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现在部队比　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　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　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靠近贺龙的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实现　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　　　　　　一、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但领导人竟和毛泽东意见不一致。为此，　毛泽东建议利用合理休整的几天时间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认识和决定　下一步行动方针。5月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外叫铁场的地方举行，　18位中央和军事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　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　（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　洛甫　（张闻夭）、彭德怀、李卓然、邓小平、董振堂、邓发。会议集中讨论　了林彪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林彪等人代表的是右倾情绪，缺乏革命进取精神。　特别对彭德怀很不满，认为是他在背后捣乱，他是后台，林彪的信是他鼓动　起来的。会议最后统一了认识，认为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　多走点路还是必要的，有好处的。诸位领导有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中央　团结的义务，责成林彪向有关人员亲自传达对他的批评。会议也未采取彭德　怀的意见，决定继续北过长江，和四方面军汇合。责成刘伯承率领先遣队扫　清北上道路。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回忆了这次会议，他说：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　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　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　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　配合把敌人打败的。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　动起来的，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　过，心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一定要注意些，可　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而且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　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　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　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　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　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　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　与我无关。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庄严申明了：　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　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　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　以避免挑拨者利用　（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　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这件事本来是属于领导层之间的不同意见分歧，在那种情况下说过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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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视之为极严重的问题。他刚在几个月前担任军　事领导，而现在有人却要他放弃最实质的军事指挥权，这是无法接受的，因　此他在会理会议上给予反击并把重点放在彭德怀身上。他认为年轻而又内向　的林彪写这封信一定是直率的彭德怀的鼓动。这件事中，个性和出身都对彭　德怀不利。林彪属于年轻领导——当时他27岁　（而彭德怀37岁）。他一直　视毛泽东为老师，求得毛泽东的教导而没有与其平起平坐，这和直爽而脾气　坏的彭德怀不一样，他常同毛泽东进行激烈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林彪成了　毛泽东喜爱的人。彭德怀没有解释他与林彪写的信无关，加重了他的困境。　由于这种批评对彭德怀不公正，他很苦恼，就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在　庐山仍未向毛泽东作出解释。这两件事，虽然都不像毛泽东所想的那样，但　实际上他把二者等同起来：彭德怀在这两件事上都是与他对立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第三次较大的分歧是1936年的渡黄河东征问题，实　际上是关于对陕北根据地是采取　“巩固中求发展”还是“发展中求巩固”的　不同意见，最后，彭德怀同意了毛泽东的东征主张，共同领导了东征山西的　行动。　　　　　　1935年　10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一部分中央红军——它的名称叫　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共有　7000　多人，他们本来和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等同属于北上抗日的右路军，　后因张国焘制造分裂危险而单独北上——和徐海东、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　军在吴旗镇、甘泉一带会师，疲惫的红军终于有了个歇脚的地方，但问题马　上提了出来：偏远、贫穷的陕北根据地究竟能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大的希望？　红军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陕西省特别是陕北历来是中国最贫穷而又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多少世纪　以来，它只能供养很少且极为贫穷的人口。1936年周恩来就说：陕北的农民　太穷了。他们的土地非常贫瘠……江西苏维埃的人口有300万，而这里最多　的不过60万人口。在江西和福建，人们是打着包袱参加红军的，而这里的人　民参加红军连双筷子都不带，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穷的了。　　　　　　陕北的荒凉与衰败景象确实使很多人有种压抑和悲观，特别是它所处的　不利地理环境，造成党内领导层关于红军战略方针上的意见分歧。例如林彪，　他认为在陕北没前途，要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前，中央曾　就战略问题征求军团领导干部的意见，林彪便在信中正式提出到陕南打游　击，认为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要求中央调出一批干部，由　他带领去陕南创立根据地。林彪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他与中央不一致，　要他改变主意。但林彪依然期待中央批准他的计划，直到东征前还坚持他的　看法。　　　　　彭德怀的意见与林彪不同，他认为陕北根据地来之不易，刚站住脚，不　能轻意丢失，同时该地四周自然环境恶劣，不易形成敌人的包围。主张大力　巩固，不放心毛泽东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意见。否则会像1929年的井冈山撤退　一样，不仅没能扩大根据地，而且丢失了井冈山根据地，警告毛泽东慎重行　事，丢了陕北根据地问题就大了。这种看法毛泽东也不同意。　　　　　彭德怀为什么提出这个意见呢？陕北根据地的面积虽然不算小，但的确　太穷了。人口有限，物产不丰，即便是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也养活不起　这么多的部队。再说，革命力量要向外扩大，不能老蹲在陕北吃老米呀！要　北上抗日，也得有巩固的后方和前进的基地吧！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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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去也是沙漠边界，又是回族聚居区，没　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正在向该地区集结嫡系部队。向南也没有好地方去，　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若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就有把蒋军嫡系　引进西北的可能。向东也困难很大，从清朝末年任山西都督到民国任省主席　和绥靖主任的阎锡山，已经统治山西几十年，这个土皇帝有他强大的社会基　础和军事力量。鉴于此，彭德怀主张先巩固后发展，在巩固中求发展。　　　　　　毛泽东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这种意见很快为大家所接受。接　下来的问题是向什么方向、什么地方发展，对此，又有多种不同的主张。想　从苏联得到物质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思想重新抬头，张闻天建议经宁夏过内蒙　古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推进，虽有沙漠和草原等障碍，但路程较近，敌人也只　是地方军，是与苏联联系的可行之路。他的建议既未被肯定也未被否定；彭　德怀、周恩来等人主张向宁夏进军，但不同意推向内蒙古，而在宁夏、甘肃　方向扩大陕北苏区，以便建立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大根据地；也有的人提议　让四方面军进攻新疆。毛泽东认为红军应争取直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向　山西省进军，在那里取得立足点后可以经绥远、河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　这样可以一下子解决两大任务：既保证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又能进行抗日宣　传活动，使红军成为抗日先锋，亦即毛泽东所说的　“我们的军事行动应放在　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之上。”　　　　　　1936年　1月17日，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主要目的是巩固发展　苏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他计划的第一步是巩固陕北苏区，准备渡黄河　向山西挺进，决定2月中旬东征，并作了人事安排；第二步是消灭军阀阎锡　山的省军，在山西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是向北进军，经绥远或察哈　尔指向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取得联系。　　　　　　这个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原则同意，但都又担心黄河是天险，渡过去后　有回不来的可能。特别是彭德怀，认为东征阎锡山是以不足的兵力继续长征，　如果途中敌人采取措施牵制我军，红军主力可能不能返回，这是对陕北苏区　的存在构成威胁。　　　　　　彭德怀回忆说：1936年，大约是1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　河，夺取吕粱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　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　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000余人。　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　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　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　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应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　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　不能绝对保证的。　　　　　　对于东征，原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激烈反对，他给毛泽　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名曰　《对战略的意见书》，认为红军东征将损害　苏联的和平政策，客观上成为日本侵略蒙古的借口，甚至导致苏日战争。也　会重新点燃内战的火焰，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向华北扩大侵略的借口。据此，　他声明拒绝参加东征的红军部队。　　　　　　为了统一大家认识，毛泽东在1936年1月27日主持召开了东征军事会　议，尽管会议上争论很大，但经毛泽东的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东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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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举行。1936年2月20日20时东征正式开始，装满红军的近百只小船悄　悄地划向黄河东岸。东征军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政　委，亲自领导指挥　（彭德怀说：毛主席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　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制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　　　　　　至4月中旬，蒋介石派出嫡系部队10个师，由陈诚率领分两路进入山西。　阎锡山也派了5个师和2个旅从7个方向扑向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在蒋　介石的压力下派兵向黄河渡口前进，控制红军的退路。同时，蒋介石下令东　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威胁红军根据地。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决　战，利于团结抗日，毛泽东下令红军迅速撤回陕北。他带着一部电台，坚持　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到最后。　　　　　　东征军取得的战果是令人鼓舞的，75天的战斗共歼敌17000余人，自己　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备了40万元左右的现金和数量可观的粮、油、盐等　物资，大大补充了辽军的供应。更重要的是迫使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的4个旅　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当然，最主要的收获还在政治上：　它宣传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的抗日主张，把红军抗日的大旗插到黄河以　东，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高潮。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　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红军东征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目光和指挥能力。而彭德怀则强调了　军事困难，没能及时跟上毛泽东的认识，对此不应苛求，他毕竟是个军事领　导人。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倾向肯定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仍然